高等教育分流同其他教育社会活动一样，在任何社会制度中都不可能超越特定的政治环境的制约，不可能不体现某一时代、某一社会的政治要求。政治环境可能有许多因素会影响高等教育分流模式的构成，但是，最重要的是代表着一定社会利益的政府对分流价值目标的认定，并主要通过政府的政策导向来实现。因此，政府认识与政策导向是制约分流模式构成的关键性因素。

政府对高等教育分流的认识，主要体现在对高等教育分流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分流等的认识上，如政府对高校自主选择分流对象、确定招生数量的认识等，对高校自主设置专业、课程的认识等。政府认识首先通过影响分流的价值目标，进而影响分流模式的整体构成或局部改变。如果政府主体要求各高校按照其统一的价值目标来分流培养人才，即要求按照社会规定目标来分流，这样各高校内部的分流结构、运行机制和操作策略也会按照政府主体的价值目标统一起来，形成某种具有“统一性”特征的分流模式。如果政府认为高校主体可以自主分流，就有可能促使高校按照社会各类主体的需要来分流培养各类人才，就会导致高校内部的分流结构、分流策略等发生改变，从而使分流模式多样。政府认识对于高等教育分流模式构成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控制着强大的社会经济资源，也控制着管理社会的政治权力，可以左右或控制高校主体的分流价值目标与行为取向。政府认识对高等教育分流模式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政策导向来起作用的。“政策导向”是指政府以一定的政策或法规指导、调控或控制分流模式的形成或改变。政策导向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财政政策导向，即政府通过拨款方式和投资倾向来影响分流主体的行为；二是管理政策导向，即政府通过一定的管理体制或管理措施来影响或控制分流主体的行为。政策导向对分流模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一）政府的财政政策影响分流模式的结构功能

政府为了调控高等教育分流，往往会制定一定的财政政策来施加其影响，其中投资倾向对高等教育分流模式的结构功能具有很大的影响。例如19世纪中后期，英国为发展科学技术教育专业流向，通过科学艺术署推行“按成绩拨款”制度，为进行科学教育并参加该署年度考试的高校提供中央拨款，到19世纪90年代，攻读该署考试课程的学生超过万人。科学艺术署还为“科学学校”提供拨款，到1867年这样的高校有212所，学生达一万多人。19世纪70年代该署还特别捐助三年制的“有组织的科学学校”。1890年英国政府又颁布了《地方税收法》，该法使地方当局能通过增收酒税来发展科学技术教育专业流向。到1900年地方用于资助发展技术教育的开支超过了百万英镑。通过这些财政与拨款政策，英国的科学技术教育流向得到大大发展，从而促使剑桥、牛津两校最终也增加了科学技术教育流向的设置[2]。财政政策及其投资倾向是政府指导和调控高等教育分流结构的形成与改变的有效手段。(www.daowen.com)

（二）政府的管理政策影响分流模式的运行机制和操作策略

就世界范围来看，主要有两种类型的管理政策，即中央集权型（如日本、法国、中国）和地方分权型（如美国、德国），不同类型的管理政策对分流模式构成要素的影响是不同的。一般来说，集权型强调早期分流、统考策略、学年策略和必修策略等。日本高等教育标准的设置，政策、经费、人事乃至学科专业设置，学位制度、招生考试等，无论国立、公立还是私立高校，都在中央政府文部省的直接领导或控制下。法国的“大学校”采取统一考试，并两次分流到位，“大学校”内部都为必修课，不实行学分制。我国从大学设置、课程设置、招生考试到学位制度等也都是在教育部的统一安排下进行的。而美国则不同，在学位制度、招生考试等方面，不但联邦政府不参与，州政府也不参与，完全由高校自主分流；在大学设置以及学科专业设置方面，美国私立大学不需政府部门审批，即使需要政府部门审批公立大学，政府也只审批学校章程，而不审批学科专业设置。这表明，分权型管理政策较强调高校自主的分流模式。当然，近年来随着各国政府认识水平的提高，各国高校内部分流的运行机制和操作策略都有向着注重延缓分流、多次性分流、综合性选择策略和培养策略等方面发展的趋同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