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世纪以前，国外的高等教育分流主要出现在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和古罗马地区。

（一）古埃及的寺庙对高级僧侣的培养

在历史发展的悠悠长河中，古埃及农业逐渐发达，城市开始出现，文明日益繁荣。公元前3787年到公元前1580年间，尼罗河流域已经形成了比较有计划、有系统的教育制度[1]。后来其教育制度日趋完善。传授高级学问的高等教育承担机构主要是寺庙，如海力浦里斯神庙、卡拉克庙和孟菲斯庙等。在古埃及，寺庙是集中进行最高层次教育的地方。由于古埃及的神权政治，僧侣阶层垄断了一切文化教育活动，此时的高等教育具有较明显的等级性和宗教性，高等教育分流目的单一，主要是为了培养高级僧侣。

（二）古印度的“塔克西拉”和“那烂陀”传播宗教教义

据史料记载，古印度从公元前16世纪开始形成传授高级学问的中心，其任务主要是传播宗教教义。古印度较有代表性的高等教育中心有两个，一个是“塔克西拉”（公元前1000—公元前500年），另一个是“那烂陀”（公元425—公元1205年）。“塔克西拉”最初以传播婆罗门教教义为主，公元前6世纪以后，随着佛教的兴起，“塔克西拉”发展成为著名的传授和研究佛教教义的学术中心。在“塔克西拉”，围绕着著名学者和教师形成了许多学习或研究某一特定领域的学术中心。公元5世纪中期后，古印度的高等教育活动中心转移到“那烂陀”，传播佛教文化和高深学术。国王、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相继在“那烂陀”建立了大批校舍。到公元11世纪，“那烂陀”逐渐发展成为南亚乃至整个亚洲著名的高等学术中心，众多印度教、婆罗门教和其他教派的学者纷纷聚集于此，设坛讲道，招纳门徒，成为当时传授高级学问的著名学府。

古印度高等教育分流主要是按照种姓制度进行选择的，如在“塔克西拉”，只有属于上层的“婆罗门”、“刹帝利”和中层的“吠舍”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在这三个阶层中，唯有“婆罗门”阶层的人才有权利学习《吠陀经》。从某种意义上说，“婆罗门”阶层几乎完全垄断了高等教育中的道德和文学教育，低于“婆罗门”的其他两个阶层只能学习实用的职业性内容，以便将来成为从事专门行业或职业的艺人或工匠。后来的“那烂陀”在高等教育对象的选择上有了较大的进步，即通过入学考试招收学生，考生年龄不能低于20岁。由于考试严格，一般只有20％的考生能通过入学考试进入“那烂陀”学习[2]。入学后，“那烂陀”为学生免费提供住宿和学习用品，免收学费。

从高等教育对象分流的流域结构来看，“塔克西拉”和“那烂陀”由于负有盛名，吸引了许多来自中国及中南亚的大批学生和学者，当时的高等教育分流对象甚至出现国际化的苗头。

（三）古希腊形式多样的高等教育分流机构

古希腊的教育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为希腊古典时期，即公元前6世纪中叶至公元前4世纪初；后期为希腊化时期，即公元前338年到公元30年。古典时期，希腊经历了由专制转向民主、学术达到空前繁荣的阶段。希腊化时期是古希腊文明发展史上的最后阶段，也是古希腊文明发展史上的集大成时期。由于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建立的横跨亚、非、欧的庞大帝国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与希腊古典时期相比，希腊化时期的雅典已经出现了上下衔接、比较正规的学校教育体系。这一时期，西方高等教育在教学内容和组织机构方面粗具规模。希腊化时期，哲学和雄辩术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内容，出现了正规的、固定的高等教育机构。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变化，不同阶段的高等教育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出现一定规模的高教分流。

此时，古希腊出现了若干形式的高等教育分流机构。公元前5世纪后半叶出现了一批以新形式进行高等教育的智者派。他们并不在固定的教育场所传道授业，而是从一个城邦流向另一个城邦灵活办学，他们进行的高等教育没有特定的教育对象，而是面向一切社会阶层，并通过收取授课费筹集经费。公元前393年苏格拉底开办修辞学校。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创办“学园”。这所“学园”既是当时哲学研究的中心，也是柏拉图通过系统的教学手段，传授自己的学说，培养未来城邦领导者的高等教育机构。除此之外，还有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伊壁鸠鲁和芝诺的哲学学校等。直到古罗马时期，上述高等教育机构一直作为古代西方世界传授哲学和修辞学的高等学府，培养了大批人才。(www.daowen.com)

从高等教育任务的分流角度讲，柏拉图创办的“学园”和苏格拉底创办的修辞学校分别代表了当时两种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以柏拉图的“学园”为代表的古希腊高等教育主要进行哲学教育；以苏格拉底的修辞学校为代表的教育主要进行修辞学教育。

古希腊的高等教育分流对象不像古印度那样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但仍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和明显的阶级性。例如柏拉图的“学园”严格限制学生的家庭出身。不过其他许多高等教育机构则没有严格的限制，如苏格拉底的修辞学校，基本面向所有社会阶层开放，招收十六七岁的学生入学，学生交纳学费后即可入学学习3至4年。伊壁鸠鲁的学校也是面向社会所有阶层开放，而且对弟子是否接受过严格的中等教育并没有严格要求，平民百姓、妇女甚至奴隶、妓女等都可以在他的学校接受有关哲学的教育。

这一时期，高等教育资源主要是靠个人筹集，因此高等教育资源的分流尚未真正形成。如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是由国王亚历山大里亚所建，因此获得了大量的高等教育资源，聚集了来自东西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精英，不仅有诗人、文学家、历史学家、语法学家和哲学家，还有几何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等研究自然科学的专家与学者，此外，博物馆还拥有附属的植物园、动物园、解剖室、天文观测台以及其他可供科学研究的仪器设备，也吸引了东西方大批学生前来就读。而“学园”和其他修辞学校也都依靠个人财力办学。

（四）古罗马的教会大学和世俗大学

公元前3世纪，罗马帝国在征服古希腊雅典之后，开始接受希腊文化教育，但他们并不是全盘吸收，而是根据自己的民族特色，有选择地吸收，形成了一套具有古罗马特色的高等教育。古罗马的高等教育分流主要表现在教会高等教育与世俗高等教育之间的分流上。

公元338年，罗马帝国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随着基督教的兴起，西罗马帝国的世俗学校教育，特别是建立在希腊文化传统基础上的罗马高等教育受到极大打击。后来西罗马的世俗高等教育日益衰退，基督教神学逐渐取代了世俗的三级学校教育。公元4世纪开始，罗马的高等教育中心逐渐转移到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的高等教育分流表现得较为明显。首先，拜占庭教会比较重视教育，开办了许多教会学校。教会学校进行分层次培养人才，其中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机构是附设于诸教堂里的座堂学校。座堂学校是培养神职人员的学校，教学内容主要是神学，也有世俗学科。拜占庭最高级的教会学校是君士坦丁堡大座堂学校，得到帝国的支持和人民的捐赠，大座堂学校的教师需经过严格考试方可胜任。其次，拜占庭的封建统治者和城市商人为了处理世俗政务和管理工商业及贸易活动的需要，也很关心发展世俗性教育，因此世俗高等教育中的法律教育、医学教育、哲学教育等都受到重视。于是，教会高等教育与世俗高等教育都有了一定的发展，然而，在宗教至上的年代，还是教会高等教育的发展更为完备。

在罗马共和时期，国家为了培养法官成立了两所法律学校，专门拨款设立讲授法律课程的教师职位。由此，古罗马出现了一些新型的高等教育分流机构——单科学校。此后，古罗马既有为培养国家高级官吏的综合性大学，如君士坦丁堡大学；又有单科性大学，如亚历山大里亚的医学和哲学学校、贝鲁特的法律学校和各地的修辞学校等。在首都君士坦丁堡和其他一些城市中还有其他一些高等世俗学校，如雅典大学、亚历山大里亚的医学和哲学学校、贝鲁特的法律学校和各地的修辞学校等。

古罗马时期，高等教育分流主要体现在教会高等教育与世俗高等教育之间。尽管当时世俗高等教育得到一定的发展，出现了新兴的高等教育分流机构，但由于当时的宗教原因，高等教育流向主要倾斜于教会高等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