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维职业能力观涉及对前面两种过于个人主义的以行为为中心的观点的扬弃，其目的在于在各种现象的背后探究那些隐藏的和最不明显的职业能力形式。源于工业2.0与3.0时代的个人行为主义的职业能力，过分强调单一岗位下的封闭性工作任务完成能力，即“人是工业机器的延伸”这一论题，但忽视了更为正式的制度化关系，如家庭、社团、政府乃至联合国这样的社会政治组织，以及“法无禁止即可为”等约定俗成的规则所要求的社会需求与个人需求。其次，前两种职业能力观长于描述特定时期的能力现状，但难以表现不同时空条件下职业能力的变化，更无法解释这种能力变化的动力。摆脱“深入不下的技能、深化不了的知识、深藏不显的态度”的困境。有鉴于此，三维职业能力观试图发展更为宽泛和深入的职业能力说，突破以往学者通过所谓个人“技能”的研究而在客观性与能动性之间制造鸿沟，超越短期的、着眼于任务结果的简单功利标准。因此，职业能力发展和变化的真正动力和意义在于人的价值化、扩大化、多元化，以及人的社会责任感与成员之间的互动增强化。从根本上讲，三维职业能力观就是塑造各种信仰、偏好与愿望的职业能力。通过这样的职业能力，行动者将自身处于支配地位看作是有益的，相信没有其他可供选择的方案，因而在价值理念、心理认知与行为模式等方面接受既定的安排。三维职业能力观涉及构建价值规范的问题：它体现为塑造他人内心的信仰、偏好与愿望的过程，并且通过这样的过程预先防止他人心怀怨恨或愤恨，避免引起冲突。在一个普遍性地焦虑于技能短缺、期求速效药方的时代环境中，创造出有凝聚力的价值和认同，培植更为深厚的技能文明根基，远比一时的方式路线选择和学徒模式重要。

大多时候，人们脱离个体的本征状态来讨论职业能力，而抽象的概念与冰冷的数字往往会模糊职业能力的道德意涵，因此，贴近个体的生命本征，是恢复职业能力之道义温度的必要方式。民国时期，由于局势动荡，工厂制师徒制有名无实，企业普遍采取“满一批、散一批”的策略，在滚动式雇工中攫取利润。但自晚清官办工艺局对传统学徒制培养变封闭为开放，变排他为融溶，纳入行会或商会对民间学徒实施管理以来，发展实业，鼓励志业，时兴创业，重视厂内学徒的人格再造，并意外地使徒工们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促成了小业主阶层的逐渐形成，其中，学徒出身的占有很大比重。以1913年的上海民族机器厂为例，学徒出身者创办的占63.7%，至1931年仍达63%，另据对1925年以前出生的100名“宁波帮”企业家所做的统计，40%以上属于学徒出身。著名的无锡荣氏家族，最早是从铁匠铺学徒、铁锚厂学徒、钱庄学徒做起，一点一点发展起来。大量满徒出厂后的徒工自己创业，为民族资产阶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社会基础；也为改革开放初期需要的资本、管理、技术孕育了捷足先登者。

行为主义研究者认为，人存在一个固态的、统一的职业能力，而事实是职业能力更像一种液态的事物，其形状由容纳它的容器所决定，而这个容器很大程度就是一个人所置身的制度与文化，体现为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及社会公共服务的需要。

社会心理学家费斯廷格的“认知冲突理论”也许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职业能力如何转化道德信念。当人的行为与思想出现不一致时，追求一致性的生物性本能会让人们感到“认知冲突”制造的压力，人们或调整自己的行为或调整自己的观念来达至认知的一致性。

就人们的心理机制而言，三维职业能力的恰切之处在于，通过塑造他人内心的信仰、偏好与愿望来塑造人的行为，而行为的改变带来普通人的激烈认知冲突，为缓解冲突，人们改变其观念——强化信仰。这一“行为改变导致观念改变”的逻辑，在认知冲突理论中，被称为“诱导服从范式”。(www.daowen.com)

对职业能力的反思在不同层面上发生。最直接的是保全生活质量、寻求个人发展的愿望及寻求个人价值的渴望，使绝大多数普通人不得不选择改变，或抛弃原有的岗位，寻求更高性价比的岗位；或抛弃原有的企业，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制度越健全，社会越开放，它所能诱导的改变就越有力。

但这种改变不是职业能力发展逻辑的终点，而是其起点。行为上的改变与思想上的疑虑会导致无限的焦虑。一方面，他们兢兢业业地学习工作，试图以表现得到社会认可；另一方面，发生在以往同学同事身上的生活困扰也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生存现实，这又令其对整个制度产生深深的怀疑。如费斯廷格所言，人们缓解认知冲突的努力程度取决于认知冲突的规模，而认知冲突的规模取决于事情的重要性。在涉及职业能力的事情上，通过塑造他人内心的信仰、偏好与愿望来缓解人们的认知冲突，理论上人们可以改变自己的行为，或者改变自己的世界观，让追求生活卓越的年轻人全方位培养所需的职业能力——个人的生活质量保全、发展前途及社会关系都维系“服从”这一行为模式。人们积极改造观念，使思想合乎自己的行为，从而使认知达至和谐状态。换言之，人们的思维被自己的行为困住，只有将行为合理化，个人才能获得内心平静。即使是相对薪资少的人，也需要合理化自己的沉默与低能。如果这个合理化过程存在“塑造”的成分，也首先是一种心理自我塑造机制，而如果它已经完成了自我塑造，它的三维职业能力观也就形成了。

如何合理化那些行为？意识形态提供了现成的合理化工具——职业不再是职业，能力不再是能力，如果赋予它“意义”，赋予它“大国工匠”的情怀。意识形态不但提供了一个缓解认知的工具，而且提升着每一个服从者的自我形象，极大地减少了“与社会、单位、学校及个人对冲”的心理成本。

构建“大国工匠”所需要的薪资、社会保障维度，促进人们行为的改变，行为的改变引发认知冲突，继而引发“价值观改造”。价值观被改造之后，普通人作为生产、建设、管理、服务一线的劳动者变得更加容易，普通人做工强化了社会伦理价值。至此，终点回到起点，制度之美与人性之美完成了一次循环，塑造各种信仰、偏好与愿望的三维职业能力观终被社会与市场这只“无形之眼”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