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拆旧建新”的房地产开发

我国的传统城市大多是以旧城区为中心渐渐发展形成的，城市历史街区一般都是一座城市社会生活和经济活动的中心，有着较好的区位。同时，多数城市居民已经习惯在城市中心消费，对旧城区有着难以割舍的感情，因此，越是靠近城市中心的地方，人气越旺，房地产开发就越能获得较高的回报，历史街区也因此成为房地产开发商竞相出高价争夺的黄金地段。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早期的“旧城改造”渐渐变成了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旧城区成为了城市建设的重点。大拆大建式的“旧城改造”是一种以高投入来换取高回报的改造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其主要依靠大型商业性房地产开发项目来提供所需的巨额资金，在这种具有明显趋利性特征的开发中，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往往就无从谈起。而一旦房地产开发商对经济效益的追求和地方政府急于改造的愿望结合起来，更是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对历史街区的传统建筑、文化形态和城市记忆的保护与延续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许多城市的历史街区，就是在这样的房地产开发中，被全部推倒、全面更新，代之以高楼大厦，或豪华小区，传统街巷变成了大广场和宽马路^[19]。

这种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甚至也在我国的不少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出现。2013年，柳肃等建筑学专家指出，我国不少历史文化名城存在严重的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为了发展旅游业或者进行城市营销，很多城市千方百计地挤进历史文化名城名单，但是在申报成功之后，对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却往往随心所欲。某些城市一边扛着“历史文化名城”的金字招牌自吹自擂，一边却大肆拆除历史文化街区，成片的历史文化街区就在房地产开发热潮中沦为废墟。如岳阳的原翰林街是晚清风格的老街区，长约200米，宽4米，因为清朝岳阳籍翰林学士黄秀曾在此居住而得名，但由于翰林街原址在某开发商地产项目的开发范围内，街道内原来的建筑已经被拆除殆尽，青石板路也被沥青路所取代，而异址重建的新翰林街不新不古、不中不洋，少人问津^[20]。

（二）拆旧建假古董的房地产开发

与拆旧建新同时出现的，却是另一种同样恶劣的破坏，那就是拆古街区建新古董，许多不伦不类、花里胡哨的仿古街道不时地在历史名城中拔地而起。如山东聊城就是一个“推倒重来”的极端例子，2010年，这座北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就启动了雄心勃勃的古城重建计划，但是并没有遵守阮仪三教授领衔编制的保护规划，大片的老街区被拆除，同时又大量建起了青砖灰瓦、檐牙高啄的仿古宅院，只留下街巷的基本格局，里面的建筑全是假古董^[21]。(www.daowen.com)

在全球化语境下，通过资本的自由移动，全球经济已经彻底地重新配置时空格局。在哈维（1996）看来，作为全球化的主要力量——资本，是移动的；而地方（如城市）是“恒常”的，是固着的；资本的移动性与地方的固着性总是处于紧张状态。当资本的移动性与地方的固定性发生普遍危机时，地方必然要发生变迁与重构。

这种变迁与重构并不必然带来地方的同质化，因为这种普遍危机会加速地方之间的竞争。当地方彼此竞争一部分的（或有限的）移动资本——如鼓励跨国公司投资在他们特殊的固定形式里时，“地方必须自我推销是适合居住、工作及投资的好地方”^[22]；因此，地方必须区别他们的地方与其他地方，并且需要变得更有竞争力，以便获得或保住资本投资。于是“投资于消费奇观、推销地方意象、竞争文化资本和象征资本的定义，与塑造吸引消费者的地方有关的乡土传统振兴，全都卷入了地方之间的竞争”^[23]。

而这种竞争正在当前我国的许多城市中上演。于是，本该是传承地方文化传统、增加地方归属感与自豪感、塑造城市精神、安放漂泊的灵魂的地方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街区、传统社区、传统生活方式等，统统都变成了城市竞争的资本。在这些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的竞争和开发中，往往只重视“物质躯壳”而忽视了城市的内涵、特色和活力，以及创造城市特色和活动的人——城市居民，出现了许多没有文化内涵的仿古街区和迁走原居民的“传统社区”。许多城市打着建设地方文化产业、开发文化旅游、弘扬文化传统等旗号，大建仿古新城、仿古一条街、仿古旅游区等假古董，让城市历史街区“重现”。从“北京复建地安门雁翅楼等6大古都地标性建筑”到“南京复建老城南，再现明清时期风土原貌”，从“开封拟投千亿重造北宋汴京”再到“山西投百亿再造大同古城”……还有更多的城市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正准备“重返现代”^[24]。

这些遍及全国各地的假古董、假历史街区，其建筑的设计、建造方法、建筑材料、开发方式、商业模式等正越来越同质化和标准化，于是全国各地的古城也变得越来越相似，以至于有人发出了“全国古城一个样”的感慨。这种脱离了历史起源的空间关系，脱离了地方性，一座座新建起来的现代“假古董”，更是一种建设性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