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方与记忆

记忆是指人脑对经验过的事物的识记、保持、再现或再认，代表着一个人对过去活动、感受、经验的印象累积。记忆看似私事——我们记得某些人某些事，遗忘其他人其他事；但记忆也有社会性，我们让某些记忆消逝，不给予任何支持，而有些记忆却获得宣扬，用以表征某些事物。

记忆与地方总是纠缠在一起，建构记忆的主要方式之一，就是透过地方的生产。匾额、碑刻、纪念物、博物馆、特定建筑物（而非其他建筑物）的保存，以及将整个城市里的某处指定为“历史街区”等，都是将记忆安置于地方的例子。地方的物质性，意味着记忆并非听任心理过程的反复无常，而是可以铭记于地景之中，成为集体记忆^[1]。

集体记忆是指一个具有自己特定文化内聚性和同一性的群体对自己过去的记忆。这个群体可以是一个宗教集团、一个地域文化共同体，也可以是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这种记忆可以是分散的、零碎的、口头的，也可以是集中的、官方的、文字的，可以是对最近一个事件的回忆，也可以是对远古祖先事迹的追溯。

地方常常被视为“集体记忆的所在”——透过连结一群人与过往的记忆建构来创造认同的场址。地方的重构可以揭露隐藏的记忆，替不同的未来提供前景。集体记忆往往透过创造特定地方而得以具体化，但是这种地方记忆的创造，往往试图牺牲其他记忆来铭刻某些记忆。地方不是一出现就自然具有某些记忆依附其上，相反地，地方是“竞逐定义的争论场域”（Harvey，1996），因此地方成了争论召唤那些记忆的位址。地方有能力透过记忆的物质性存在，迫使隐匿且痛苦的记忆显现。这类地方的残酷事实，迫使人们对地方的意义，以及该拿地方怎么办的问题，展开了争辩。

法国历史学家皮埃尔·诺拉在1978年提出“记忆场所”的概念，意在概括在某一特定地点或人物上所凝结的一个社会族群的集体记忆。在这里，“场所”不仅仅指在地理学意义上的地点，还指某种神秘的人物、事件等，是一个被抽象化、象征化的名词，与一个民族、社会族群的身份认同紧密相关。记忆场所不仅见证变迁中的集体记忆，还可以持续性地叙事与传播，维系与促进地域文化认同感的建构。

记忆场所往往是保留和繁衍集体记忆的地方，由于人们的意愿或者时间的洗礼而变成一个群体记忆中代表性的场所；通常包括国家、民族、群体三个不同层面。这些记忆场所可以是物质的或象征性的，也可以是功能性的，例如举行仪式/庆祝活动/公证契约的场所、圣贤祠、公墓、集市、码头、学校、有特殊意义的树木、有故事的池塘等^[2]。显然，城市历史街区就是一个典型的记忆场所。

（二）官方的记忆

地方有能力使过往在今天复生，从而促进社会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然而地方显然拥有许多记忆，哪些记忆应该宣扬，哪些却根本就不再是记忆的问题，其实是个政治问题，“记忆地方主要是用来纪念历史的胜利者”（Tim Cresswell，2006）。世界各地城市里不计其数的议会大厦、博物馆、公共纪念碑等，都确保了记忆的特殊史观——历史胜利者的英雄事迹。

十多年来，潮州市依托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在地方可支配财力有限的条件下，想方设法加大对文化旅游的投入，进一步擦亮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两块招牌，积极探索文化旅游发展路子，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修复古城墙，修复广济桥、建设金山大桥，修复牌坊街，建设博物馆新馆，创建中国园林城市……这些大多正是官方的记忆。

1.修复潮州古城墙

1999年10月，潮州市投资2.4亿元修复明代广济门城楼、古城墙与韩江北堤、城堤，建设了一条全长5.5公里，集水利、城建、交通、旅游、文物保护于一体的滨江文化长廊。古城墙纵轴线布置基本按原线走向，局部修顺；城墙面料采用仿明代青砖；城墙南端增建城角楼；城墙原位修复敌台；整修重建上水门、下水门、竹木门、广济门城楼，恢复了古城墙古朴凝重雄伟壮观的历史风貌。

2.修复广济桥

2001年，潮州市决定以“修旧复旧”的方法全面修复广济桥，并邀请全国文物、古建专家和海内外德高望重的潮籍乡亲为顾问，共襄修桥大计。重修方案总体以明代风格为修复依据，功能定位为旅游观光步行桥。

2003年10月，潮州市动工维修我国古代四大名桥之一的广济桥，工程总投资为9800万元，分二期实施。一期工程主要是加固、维修现存的21座古桥墩；以历史照片和文字记载为依据恢复中段18梭船启闭式浮桥；恢复使用大石梁作桥面并以隐含的预应力钢束作安全防护措施。二期工程为修复桥上的楼台亭阁。2007年6月，全面修复后的广济桥，再现了其梁舟结合、重瓴联阁的华丽风姿。

3.修复太平路牌坊群

2006年，潮州市启动牌坊街修复工程。工程将修复古牌坊22座（其中太平路20座，东门街2座），以准步行街的形式进行规划设计，整修沿街历史建筑，同时实施沿街古井保护、路面和地下管网改造和公用设施配套，是一项集古牌坊修复、沿街历史建筑整修、沿街古井保护、路面改造和公用设施配套为一体的综合性工程。

至2009年修复工程全面完成，重新修复的潮州牌坊街总长1948米，其中太平路1742米，东门街206米，成为能够充分展示潮州古城文化内涵及历史风貌，激发古城区经济活力，带动名城旅游发展的历史文化街区。

4.建设潮州市博物馆新馆

2009年11月12日，潮州市委市政府举行潮州博物馆新馆落成庆典仪式。潮州博物馆新馆的落成，结束了潮州博物馆长年“驻宫宿庙”的历史（1980年，潮州市博物馆设在古城区文庙内）。(www.daowen.com)

潮州博物馆新馆位于潮州市区人民广场西南角，占地面积1万平方米，由圆形主体楼和方形附属楼构成。新馆建筑面积1321.5平方米，地上4层，地下一层，分为贵宾招待厅、观众服务区、多功能展厅、文物库房和办公区，学术报告厅等功能区。潮州市博物馆现收藏的各类文物1万多件，其中一级文物9件；二级文物87件，三级文物1107件，另外还收藏古籍1.1万册，在广东省地级市博物馆中是收藏数量较多的单位之一。

2010年，潮州博物馆借助新馆良好的展出环境，精心布置了《潮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成果展》《馆藏明清瓷器展览》《馆藏潮州木雕展览》《馆藏书画展览》以及《潮人摄影大师陈复礼摄影展》，五大展览同时向广大观众展示，是建馆以来档次最高的展览。副楼首层展厅的《潮州市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成果展》以图片的形式，分祠堂建筑、府第建筑、潮州土楼、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和综合类五大类，向市民展示普查队经过一年实地调查，新发现的不可移动文物点。主楼二层设置了《馆藏明清瓷器展览》《馆藏潮州木雕展览》和《馆藏书画展览》三个展厅，展示了140多件馆藏珍品，其中包括国家二、三级珍贵文物。

5.规划建设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公园

“十二五”期间，潮州市政府计划建设笔架山潮州窑遗址公园（首期工程），计划投资额2亿元。建设项目包括：十号窑遗址保护修复、出土瓷器陈列厅、瓷器生产展示区、陶吧游玩制作区、公园管理处。其中主体工程建筑面积约3000平方米，投资额为4000万元；整治永安街，拆迁赔偿及改造投资额8000万元；旅游区道路建设，投资额为1000万元；排水系统、供电、供水、通信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额为2000万元；遗址公园内石牌坊、石板路面、石台阶、石护栏等景区石作工程，投资额为4500万元；园林绿化、景观亮化工程，投资额为2000万元；配套停车场建设，投资额为500万元。

6.规划修建潮州旧府衙

2015年，经潮州市政府同意，潮州市城乡规划局委托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开展了潮州旧府衙片区的规划编制工作，并于2016年3月通过专家评审。

历史上，潮州府衙“一府管九县”，是当仁不让的潮汕地区政治中心，但旧府衙早已不在。重新规划的潮州旧府衙片区位于潮州古城东北部，是旧府衙、旧城隍庙所在地，范围北至金山、东滨韩江、南抵昌黎路、西至文星路儒学宫，面积约33公顷。通过修建旧府衙，潮州市希望能重现潮州府“一府管九县”的辉煌，展示源远流长的潮文化，营造海内外潮人共有的精神家园，成为新的公共记忆场所。

（三）民间的记忆

与官方认定的、纪念碑式的建筑遗产或文物保护单位相比，民间的记忆和民间的记忆场所更具普遍性和多样性，更贴近百姓的社会生活与文化情感。正如美国社会学家米歇尔·尹·博尔在《从集体记忆到集体想象》一文中指出，尽管这些记忆场所与城市的整体意象并非一致，或者还没能进入城市的档案馆或者博物馆，但正是它们构成了城镇社区文化的认同性与多样性。通过保护利用具有群体记忆的多层次的记忆场所网络，可以使不同群体之间、群体与以往社会生活之间建立关联，获得情感依恋与价值认同，同时在社会变迁中感受到现有生活的丰富与美满。

在潮州城区，民间最不愿意忘记的并一直在悄悄延续的却是其民间信仰。

1.作为城市记忆的民间信仰场所

潮州古城内大部分民间信仰场所都曾多次重建或改建，它们的地理位置、建筑规模都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产生变化，大部分庙宇本身与其周边的城市空间都已失去了其原有风貌，然而，无论是扩建还是减损，无论其周边街区如何改变，这些大大小小的庙宇神龛却一直被看作为潮州城特有的精神空间，其自身的信仰功能、社会职能和历史感与其作为民众共同的城市记忆一同植根于潮州城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并以其特殊的方式稳固地在现代化的城市大潮中生存，如潮州古城内的天后宫。

位于潮州城东的天后宫，是供奉海洋守护神“妈祖”的庙宇，始建于元世祖至元廿五年（1288年），原位于城东浮桥门（即东门广济楼）北侧堤城外，东临韩江；明清时期东城外拓，天后宫位置已在城墙范围之内。当时潮州城东居民大多依托韩江航运为生，对妈祖有着极强的崇拜心理。清乾隆《潮州府志·祭典》有载：“天妃庙在东门内……凡乡人有祷辄应，航海者奉之尤虔。”

这座建于元代的妈祖庙一直流传到现代，2002年修复古城墙时才被拆毁重建。由于重修城墙时拓宽了城墙西侧的街道，重修了东门街的沿街建筑，为了获得更大的门前广场空间，重建后的天后宫大门便由原来的南向改为东向。但是无论城墙如何变迁，天后宫本身及周边的城市空间如何改变，甚至潮州人也早已不再以韩江航运作为主要运输和对外交通方式，天后宫作为一个历史坐标，却被潮州人民视为共同的城市记忆。

2.悄悄延续的“拜老爷”

以潮州大老爷庙青龙古庙为例，潮州人一直对青龙古庙和青龙庙会怀有特殊的感情，每年正月的“府城营大老爷”，全民欢庆，盛况空前，比过年还热闹。1949年以后，在整个国家大气候的影响下，潮州各地的民俗活动受到官方禁止，因此有人认为，这些东西日渐式微，甚至消失不见了。

其实，无论是潮州府城大老爷的祭拜，还是各社区、各乡村的游神，数十年来并没有中断过。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政府严厉禁止祭拜神明、老爷，严厉禁止举办游神活动。这些民间习俗受到极大的冲击，但并不代表它们消失匿迹^[3]。

到了19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府有意识地纠正过去某些过激的做法，逐渐放宽政策，默许这些民俗活动的存在。于是，这些民俗活动又在民间公开亮相。

1980年代以后，随着政治气候的改变，人们再也不用悄悄地去青龙古庙，至于每年的游神赛会，除了没有抬着大老爷大规模游行之外，其他一切照常进行着。而在周边乡镇，每逢游神，村民抬着老爷大规模游行已持续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