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潮州城里的庙宇系统
在我国的传统社会生活中,庙宇是以神灵崇拜为中心建设起来的宗教场所。但同时,庙宇又不仅仅是人们求神拜佛的场所,既涉及民众的宗教生活,更涉及他们的世俗生活。作为各种宗教活动天然场所的庙宇,具有对人口的汇聚特点,在我国的传统社会生活中,是最具公众性的活动场所,从而成为综合性的公共活动场所,独特的城市公共空间。在其世俗化和民间化的过程中,“由于充分利用了民间文化的资源,能够吸引众多的商家,形成了我国古代特殊的商业与宗教相结合的地域特点”[60](如庙会)。
从庄义青、黄挺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可见,从宋代至明清,潮州城里寺庙宫观很多,按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官方性质的:如孔庙、城隍庙等,“有固定的田产收入,有严格的规制,由官方致祭,功能较单一,主要在于国家正统的显扬与神道设教,往往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没有多少关系;在空间分布上,与官员权贵的居住空间一致”[61],集中在古城北部。
半官方性质的:如开元寺、玄妙观等,属于半官方的寺观,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关系较密切,对老百姓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官方也努力想控制这类寺观。
民间性质的:如青龙庙(即安济王庙)、天后宫、文昌庙、双忠宫、关帝宫等,是民间的崇拜中心,但在清代以后的方志也列入祀典,每年也由官府致祀。
民间地方小庙:数量众多,一般规模较小,“列入方志祀典的就有玄天上帝庙、药王庙、东岳庙、三山国王庙、真君庙、渔沧庙、马王庙、龙母庙、清水庙、三妃庙”[62],以及一些不见文字记载的各种地头庙(如福德祠),分属街巷里社或者坊境。
潮州城在历史上创建过的民间信仰场所多达89座,其中城北城南的官署衙门和官宦商贾的宅邸周边分布的庙宇不仅数量较多,而且类型丰富,“既有像关帝庙、真武庙等级别较高、有官府参与祭拜的大型庙宇,又有象征庇佑街区平安的福德庙;而城东的商业区和城西的手工业作坊区则大多以行业守护神为主,如鱼沧庙、药王庙、天后宫等,也有一定数量的福德庙”[63]。可见民间信仰场所的分布也与潮州城区域性质的不同有一定的联系。
目前,潮州古城内仍有23座庙宇,包括11座佛教寺庙,11座民间庙宇,文庙(即学宫,已开发成旅游景点)一座。另有韩文公祠位于古城对岸的笔架山,青龙古庙位于古城外南堤边。
(二)岭东佛教胜地——开元寺
潮州开元寺位于古城区开元路,是我国著名的佛教寺院,始建于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是我国现存的四大开元寺之一。原占地一百多亩,现存约三分之一(现占地面积78000平方米),但主要建筑物尚存,是一座唐代宫殿式的寺庙四合院建筑群(如图4-7)。
开元寺全寺分五进,分别为金刚殿(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藏经楼、玉佛楼(1998年建)。山门外有照壁,嵌有“梵天香界”石刻。大院两侧均以长廊联系,长廊外建有观音阁、六祖堂、地藏阁、斋堂等;西边还有岭东佛学院(1996年建),东边有大悲殿(2001年建),所有建筑均带有宋代和明清的建筑风格和艺术特点。
图4-7 潮州开元寺大雄宝殿
在开元寺建筑群中最有建筑科学价值的是天王殿。天王殿面阔11间,进深4间,是全国汉族佛教寺院同类殿宇中最大的天王殿,也是国内现存较少的早期木构建筑。
当代著名建筑学家龙庆忠教授经过缜密研究,断定天王殿至迟为“宋代遗构”[64]。而另一著名建筑学家路秉杰教授还认为,在日本有一种被称为“大佛样”的建筑模式,如号称世界现存最大木构建筑的日本奈良东大寺大佛殿,是由南宋宁波人陈和卿带到日本的,曾引起日本建筑界的第二次革命,其源头就在潮州开元寺天王殿[65]。
但开元寺在建筑上的地方性却主要表现在屋顶的嵌瓷和殿内梁架的金漆木雕及彩绘上(如图4-8)。
开元寺地藏阁屋顶面的嵌瓷装饰以动物为设计主体,以“双龙戏珠”装饰屋脊,龙珠的图案由云纹、龙珠、水纹构成图形,寓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观音阁屋面嵌瓷以花卉为主体设计,以“正午牡丹”为主图案,整幅图案的主题为三阳开泰,比拟事业繁荣昌盛,又喻富贵吉祥。整座观音阁屋顶面的嵌瓷花卉艺术是全寺最精彩、最细致、最生动、最具艺术魅力的装饰。一殿两阁的艺术装饰,风格古朴敦厚,造型秀美,色彩俏丽,淋漓尽致地渲发了佛教文化的内涵以及地方传统技艺(如图4-9)。
图4-8 开元寺天王殿
图4-9 开元寺的嵌瓷
天王殿梁枋间不用木雕花块装饰,只有檐柱雀替用金漆木雕(如图4-10)。脊檩以彩画绘着双龙戏珠,子孙梁中段写着修复日期,两端绘着潮式藻头。在神像顶采用仿八角形藻井,以莲花围绕,中央绘有龙状彩云。天王殿跟山门的局部天花均为大格长方形(历史上天花的方格越早越大,而且不一定是方形,迟至清代天花才被规范成现今常见的较小方格),郑红博士(2012)认为“这种造型较有可能是开元寺很久以前在这些位置上已经有的,而非潮州匠师在修建时参考古籍或北方古迹,近代修建此寺的当地匠师在缺乏类似的当地天花案例参考之下,遵照了原来形态重修”[66]。
图4-10 开元寺的金漆木雕
改革开放以后,潮州开元寺的重建,则再次见证了海外潮人对家乡的无私奉献,也证明了开元寺在广大潮人心中的地位。改革开放初期,潮籍的海外侨胞怀着拳拳的报国之心,回到潮州,希望重修开元寺。1981年,潮州市成立“修建潮州开元寺筹委会”,开始向华侨募捐重修开元寺,中国香港、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潮籍侨胞捐资修建大雄宝殿,重塑佛像;香港的陈弼臣、庄静庵先生等合资修建地藏阁;李嘉诚先生为母亲李庄碧琴老居士敬建观音阁,重现菩萨金身。重建的开元寺于1982年举行落成开光典礼。此后,李嘉诚先生又再为其母李庄碧琴老居士敬建天王殿;其他侨胞也纷纷捐资,修建藏经楼、山门、照壁、大悲殿等项目[67]。
(三)佛教地方化的代表——叩齿古寺
叩齿古寺(潮州人又称为叩齿庵)位于潮州城下西平路南段道后巷,西邻城南小学,原名济生庵(又名大隐庵)。始建于唐代,历代有修建,是潮州城仅次于开元寺的第二大寺庙。1947年修建后改称“叩齿古寺”,并由两广监察使刘侯武书匾。1987年至2003年由方丈释宏生募巨资全面重建并扩建东院。寺院以其规模宏伟及韩愈大颠会晤圣地、“八一”南昌起义军师部驻所、少见的仿唐建筑而著名(如图4-11)。
图4-11 潮州古城叩齿古寺
清乾隆《潮州府志·寺观》载,“叩齿庵,在城南道后,韩文公招大颠来潮之日住此”。清咸丰林大川《韩江记》中也有载:“叩齿庵在城南书院左,即韩昌黎大颠至郡所住处也”。
庵内有大颠堂,额写:“聪明宏博”四字。中为大雄宝殿,阶前有两古榕,不假泥土,骑阶前石而生,呈黑铁色,极其古致,据说已有数百年历史。宋广东转运判官周敦颐留堂壁云:“退之自谓如夫子,原道低排佛老非,不识大颠何似者,数书珍重更留衣”。
现在的古寺坐南向北,分三进,总建筑面积3900平方米(其中新建东院1300平方米)。首进为金刚殿,正面供奉准提菩萨白玉圣像,两旁为金刚力士白玉雕像,背面供奉韦驮菩萨像。二进为大雄宝殿,依唐代风格复原,屋顶呈歇山式,坡度平缓,出檐深远,斗拱大而支柱粗,板门窗棂,庄重古朴、典雅大方;宝殿正中供奉释迦如来,旁有两尊者,皆为玉雕;韦驮菩萨、关圣菩萨脱沙立像位于两侧。三进为藏经楼,分三层,每层三间,顶部四垂飞翘,琉瓦双叠,檐系铜钟,楼外栏杆,可以凭栏远眺;下层中间为祖师堂,供奉大颠祖师,东间为方丈室,西间为报恩堂;第二层为藏经楼;第三层中间为玉佛阁,东间为药师阁,西间为弥陀阁。
与开元寺相比,叩齿古寺的规模和地位要小得多,但正是这地位不同,使叩齿古寺具有更明显的地方性。开元寺自建成以来,就一直带着官方的色彩,与城内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仍有着一定的距离;而叩齿古寺自建成以后一直为民间自治的庙宇,其功能已经类似于本地社区的保护神;且供奉的主神正是潮汕地区最受崇拜的大颠和尚,其人“性刚强,不畏强权”,又关心民疾,且有“法力神功”,因而更得潮人信仰。尤其是明清时期,潮州民间与官府之间的关系并不融洽,受其官方背景影响,开元寺在民间的威望有时还不如叩齿古寺。
(四)影响千年的儒文化代表——韩文公祠
潮汕地区有不少祭祀先贤名宦的祠宇,当中以韩文公祠的历史最为久远。
唐元和十四年(819年),时任刑部侍郎的韩愈因谏迎佛骨,触怒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韩愈在潮时间不长,治潮仅8个月,但对潮汕文化的发展影响巨大。他的名字在潮汕地区妇孺皆知,民间还有不少关于他的传说,对他的庙祀也发生得很早。明《永乐大典·三阳志》记载:“(潮)州之有祠堂,自昌黎韩公始也。公刺潮凡八月,就有袁州之除,德泽在人,久而不磨,于是邦人祠之”。
最早的韩文公祠建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由当时的潮州通判陈尧佐在金山南麓夫子庙正室东厢辟建的“韩吏部祠”。宋元佑五年(1090年),知州王涤将其迁至城南七里,苏轼还为他撰写了《潮州韩文公庙碑》,随着苏轼这篇文章的广泛传播,潮州韩文公祠也开始广为人知。
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知军州事丁允元认为韩公当年常游于笔架山,并在此手植橡木,韩公之祠应建于笔架山,因此将城南七里的韩文公祠迁至今址,笔架山也从此改名韩山(如图4-12)。
图4-12 潮州韩文公祠(www.daowen.com)
元代以后,韩文公祠曾经多次毁废,又多次维修或重建,清代的最后一次大修,是在光绪十三年(1887年),现在韩文公祠的主体建筑,大致就保留着当时的形态。
据黄挺《潮汕文化源流》(1997)记载,韩文公祠从宋代就被列入潮州的祀典,在潮州历代方志中,记载不断。但韩文公祠始终是地方性的祠祀,其建筑并不像庙学那样,要被国家根据不同的等级严格限制,因而有了自由发挥的余地,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
黄挺认为这种个性主要是“通过选址和空间组织的完美结合来体现的”,因为韩文公祠建在韩山的半山腰,倚山临江,江对岸便是潮州古城,一出城,“祠宇便在望中”;而韩祠利用山坡天然高山营建而起,以高度上的气势,“强制性地让谒祠者感受到韩文公使学者仰之如泰山北斗的崇高”;一旦登上韩祠,“从祠里回眸,或在祠外凭栏,视野变得非常宽阔,韩江舟楫、湘桥车马、隆崇城郭、扑地闾阎,万种风流毕呈于眼前,偌大的一个潮州城,竟就像是韩文公祠的外庭”[68]。因而,韩文公祠既使人感觉到韩文公的崇高,也使人感受到韩文公与潮人的接近(如图4-13)。
图4-13 从韩文公祠看潮州古城
千余年来,韩愈一直是潮州文教的象征,在大多数潮人的心目中,韩文公的地位甚至远高于孔夫子。相传当年韩愈所植的橡木,就在韩文公祠前,据宋礼部尚书王大宝《韩木赞》的描写,橡树形如华盖,遮蔽屋檐,其外皮作鱼鳞状,叶细而长,叶脉凸起,作棱角状,春夏之交开花,红白相间,甚是美丽。但花不常开,潮州人因崇尚韩愈,以至于“以花之繁稀卜科名盛衰”,甚至《潮州府志》也有“乾隆九年调堂橡木花,科名大盛”的记载。于是,祠吊先哲,木卜科名,“韩祠橡木”便成了古代的潮州八景之一。潮州古代的学子,科考之前,竟是不拜文庙拜韩祠。
1984年,广东省政府拨款对韩文公祠进行全面修缮,并新建“韩文公祠”坊。此后,又新建侍郎阁于祠后,新修允元亭于祠右,在祠宇的左前侧增辟“天南碑胜”庑廊,韩文公祠因此成为潮州旅游的主要景点之一,是后人怀古追思的地方,其原有的祭拜功能已经基本消失了。
(五)潮州城的“大老爷”——安济圣王与青龙古庙
青龙古庙,又称安济圣王庙,位于旧南门城外,建于南堤,面临韩江,祀有安济圣王、三仙师公、福德老爷等18位神明。
青龙古庙建于何时,“现已无法考证,但据《潮州府志》载,原为祭祀青蛇而建”[69]。蛇图腾崇拜是古代闽越人的信仰,潮州祭蛇之俗应是此地闽越原住民的信仰,“史志记载宋已有之,且以人为牺牲,地方官为革除此陋俗颇费周折”[70]。从沈括的《彭蠡小龙记》推测,它也应该始建于宋代。
安济王庙至迟在南宋也已有之,王象之《舆地纪胜》中有载,“梅州有安济王行祠,在城东隅。其庙在恶溪之滨。崇宁三年赐额”。恶溪为韩江古称,可见宋代在韩江流域已有安济王庙,只是安济王的功能是“以溪流险恶而求安济”,是为水神,其庙内是否已祀青蛇,不得而知。
潮州地处江海之交,古时水患频发,将本地最传统的蛇神与伏波镇水的安济王联系起来,于一庙共祀,应是可能的。对此,陈泽泓先生说,“民间神系的形成过程,也反映了政治势力的消长。南宋发生在潮州的地方官斗蛇神之举,实质上是儒教文化与俗文化的较量,最终的结果是一种融合,让蛇神披上‘安济圣王’的官服,反映了民间崇拜的韧性以及封建秩序对其承认和利用”[71]。
安济王庙后来供奉的神明是三国蜀汉时的永昌太守王伉,则相传始于明代。青龙古庙内安济圣王的两侧,有着陪祀王伉神像的二位舍人,庙内的敕封牌上刻着谢銮和谢少沧的名字(他们生活的年代是在明成化至万历年间)。因此,谢岳雄(2012)认为,王伉神像至迟应是明成化至万历年间被奉请到潮州的[72]。民间也相传,王伉像是城南谢氏先祖在云南当官后要回潮州时所奉请的。
另有一传,则是说滇人施所学宦于潮时奉家乡神像至此。清乾隆《潮州府志》载:“前明滇人,有宦于潮者,奉神像至此,号安济灵王,立庙镇水患,遂荻安澜,殆传所称有功于民,则祀者欤……”也可见在明时,潮州已建有庙。因此,潮州民谚说“先有青龙庙,后有安济王”。
安济圣王成为潮州的“大老爷”,则大概始于清代。民间传说,清康熙年间,康熙皇帝的御弟受命到潮州安南庙一带韩江边督造战船作征服台湾之用,期间曾到青龙古庙祈王伉神佑,但连得三“罚油”签,后战事失利。康熙深感民心不可侮,以汉治汉之重要,便在加封关羽为关帝后,又加封王伉为“灵感安济圣王”[73]。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青龙庙被列入官祭庙宇,春秋二季由官方象征性出资祭祀,此时的青龙庙会已经非常出名了。
当然,潮州民众对安济王的崇拜之情,更多地源自王伉入主青龙庙后的多次显灵,清代人林大川在《韩江记·青龙王寿诞》中记载,“王极灵爽,郡人称为活佛”。民间相传,安济圣王不仅是潮城潮人的保护神,而且有求必应、法力无边,能预测未来吉凶,保佑海外赤子,是一个“万能”的神,能“赐福咸民”。总之,清代以后,安济圣王就成为了潮州城的“大老爷”。我国著名潮商庄静庵先生、李嘉诚先生、陈伟南先生等,民国时期赴港,临行前都到青龙庙求“香灰”保佑平安,许多旅居东南亚的潮人,还把安济圣王带到当地建庙供奉(如图4-14)。
图4-14 潮州青龙古庙
在20世纪的“破四旧”运动中,和潮州其他名胜古迹一样,青龙古庙也于1966年遭到人为破坏,香火被禁。“直到上世纪80年代,是在香港潮籍爱国实业家庄静庵、李嘉诚等人的倡议和捐助下,青龙古庙才作为潮州地方古迹重新得到修复”[74]。1992年,香港潮安同乡会向潮州市政府发出了“重建潮郡安济圣庙缘起”;1996年于原址重建的青龙古庙首期工程完成,2004年第二期工程完成,所有建设资金均来自香港潮籍侨胞的捐资,以及潮州本地的商户和民众的捐款。
重建后的青龙古庙,占地面积约9000平方米,其中庙区占地约3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650平方米,仍继承老庙的传统格局。其建筑工艺则汇集了潮州传统建筑装饰工艺之大成:庙体、拜亭的所有木构件,布满了精美的潮州木雕,题材以龙为主;拜亭、门楼和天公亭,是精致的石雕装饰,题材也以龙凤为主;主庙和拜亭的屋脊、垂带,布满了华丽的嵌瓷,是潮州著名工艺美术大师卢芝高的得意之作;青龙古庙两侧厢房外墙上,是大型的瓷版壁画“安济圣王出游图”;庙宇内梁枋、瓜坯、门扇等部位,画着富丽堂皇的金漆画。
(六)海洋贸易的保护神——天后宫
天后宫,又称妈祖宫,是纪念妈祖的庙宇。妈祖原是来自福建莆田的林默娘,而潮人先民中就有不少是从福建莆田移居而来的,因而对妈祖也倍加爱戴,信仰妈祖的民众很多。
潮汕位于沿海地区,江河众多,许多人靠出海捕鱼为生,或从事水上航运,都特别需要海上保护神——妈祖的保佑,于是纷纷从莆田请来妈祖的神像和香案,立庙祭祀;同时,潮汕地区华侨众多,侨胞们漂洋过海,也希望能得到妈祖的保佑[75]。
由于地域接近,人缘紧密,妈祖文化很早就传入潮州,大约始于宋代,成为具有特色的潮州文化组成部分。据林素芳(2010)介绍,自宋代以来,潮州府就建有不少妈祖宫,仅韩江北堤、东城墙及南堤顶江边一带就有10多座[76]。
位于潮州城东的天后宫,始建于元世祖至元廿五年(1288年),是潮州郡城唯一一座春秋二祭的天后宫。原位于城东浮桥门(即东门广济楼)北侧堤城外,东临韩江,民众和往来船工商贾在此祭拜妈祖祈求佑护后登船而去,平安归来登岸拜谢妈祖之后再入城。到了明清时期东城外拓,天后宫已在城墙范围之内,而当时其所在的生融坊依托韩江水运,形成当时潮州城重要的农具、竹木制品及农副产品贸易区,坊内居民大多依托韩江航运为生,对妈祖极为崇拜[77]。
现在能看到的东门天后宫,是2002年重修古城墙的时候,由于防洪通道建设的需要,拆迁后在原位置的北面重建而成的。天后宫前为二进二层木石砖瓦结构的潮式庙宇建筑物,宫门正对东门城楼西北侧,宫与城楼仅隔几米。建筑装饰以潮州嵌瓷为特色,是目前潮州城内香火最旺的庙宇之一(如图4-15)。
图4-15 潮州古城东门内天后宫
虽然现在的潮州人早已不再以韩江航运作为主要运输和对外交通方式,但是天后宫作为一个历史坐标,却仍然被潮州民众,特别是世代依托韩江为生的居民们视为共同的城市记忆,祭祀妈祖也成为许多潮州人生活中的一部分。可见,民间信仰场所对于潮州城和潮州城的民众来说,其意义已经不在于建筑的本身,而更多的是这些信仰场所为城市和民众生活所带来的意义。
(七)社区的保护神——地方小庙
陈怿生(2013)以《乾隆末年潮州镇群图》为依据,统计得出,清代乾隆末年民间信仰场所占潮州城内信仰场所总数量的一半以上。按其官方性质的强弱又可分为两小类[78]:
(1)安济圣王、天后宫、文昌庙等属于一类,这是对于曾经造福当地百姓的官员及人物的纪念,是潮州民间信仰的中心,祠庙往往规模较大,有固定的祭拜场所,每年由官府致祭,有固定的经费。
(2)另一类是分布在潮州城街头巷尾的各种小庙,如三山国王庙、玄天上帝庙、关帝宫、真君宫、三妃宫及数量繁多的福德祠(土地爷庙),一般规模较小,祭拜空间较灵活,每年虽有固定节庆,但都由民间团体或附近居民出资致祭,属于社区的保护神(如图4-16)。
图4-16 潮州古城里的福德庙
潮州城区内的地方小庙通常只是一间小屋子,甚至可以只由一个神龛组成;建筑内部只摆放神像和祭品,民众根据需要自由地创造祭拜空间,节日期间一般会搭建临时棚架,悬挂横幅等以扩大祭拜空间。
然而不管这些小庙的形式如何简单,社区居民的祭拜热情却不会消减。在特定的节日里,如传统节日、神诞或每月农历的初一、十五,小庙周围的街巷空间就成为庙会的好去处,唱戏酬神,小摊贩也汇集至此。
这些地方小庙也因此成为其所在街区的公共空间,街区的一些重要通知会粘贴在那里,附近居民也将小庙作为商议事务的场所,甚至组织民众组成治安巡逻队;有些小庙还作为“老年之家”,供社区老人聚集在一起活动;附近居民在闲暇时,也会聚集到这些小庙消磨时间,顺便上一炷香,对神的拜祭就这样不知不觉、理所当然地完成[79]。
这种自发性的信仰行为,正反映了在潮州城内,对民间信仰的崇拜其实已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而这些小庙也以朴素而灵活的方式存活在潮州城的街头巷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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