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文鼎盛的“海滨邹鲁”

唐代时，地处蛮荒之地的潮州人烟稀少、开发程度低，接纳了不少来自中原的人，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加上不断有来自中原的贬官，潮汕地区的社会经济在唐代中期有了长足的进步，在中原移民及中原贬官的努力下，儒家文化对潮汕地区产生了空前的影响。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便是韩愈。韩愈于元和十四年（819年）贬潮，治潮仅8个月，却为潮州人做了不少好事：驱鳄、兴学、关心民瘼、释放奴隶。其中，“兴学”就是为了在潮州推行儒学和天子的教化，此后潮州人口文化素质不断得到提高，至北宋初年就在科举上有所成就。

从潮州历代志书统计可见，唐代时潮州中进士者仅有2人，宋代时，潮州所属各县登进士第者达139人（正奏95人，特奏44人）^[24]，是当时全省乃至全国进士及第较多的州府之一，办学和科举总人数仅次于广州。

因此，宋代大学者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记》中讲，“（韩愈贬潮之前）潮人之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人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认为韩愈是开始向社会中下层普及儒家文化的代表、转变潮州社会风气的百世之师。此后，宋代仕潮官员也多以韩愈为榜样，大力提倡韩学，宣扬韩愈在潮的所作所为，并进行一系列的尊韩活动，首倡者便是陈尧佐。

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在朝廷任秘书郎、开封府推官的陈尧佐，因上书忤逆皇帝旨意，被贬谪为潮州通判。年仅37岁的陈尧佐在潮虽不满二年，却关心民瘼、重视教化，“修孔庙、韩祠，率州民之秀者就于学”（《潮州府志》），深受潮民赞誉。陈尧佐治潮爱潮，被召回京后逐步由谏议大夫迁升为宰相，在京师时仍眷恋关心潮州，写诗勉励和祝贺潮州上京赴试的士子。后潮州有一王姓举人上京考试，榜上有名，陈尧佐便写了《送王生及第归潮阳》的诗赠予他：“休嗟城邑住天荒，已得仙枝耀故乡。从此方舆载人物，海滨邹鲁是潮阳”^[25]。诗中的“潮阳”就是指潮州，从此“海滨邹鲁”就成了潮州的美称。

两宋时期，潮汕地区的大量移民主要来自福建，带来了先进的闽文化；仕潮官师十之七八也来自福建，在潮大力倡导闽学，闽学从此成为潮汕地区的主流文化。宋时，福建是全国的文化发达地区，以朱熹理学为代表的闽学是当时全国影响最大的学派。因此，宋代时，潮汕地区读书风气盛行。《永乐大典》卷五三四三《潮州府一·风俗形胜》中载，“孝宗尝问大宝潮风如何，大宝对曰：‘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习尚至今然。”^[26]（王大宝为唐宋潮州八贤之一，南宋建炎二年的进士，孝宗时官至右谏议大夫）据《永乐大典·三阳志》相关记载，可知南宋时潮州人口高峰最多不超过70万，而参加科考的人数常有几千，甚至过万，也就是说不到十人中就有一人参加科考，可见当时勤学苦读已成为社会风气。

至明代时，潮汕地区读书之风依然盛行，科举兴盛。“正德元年（1506年）至嘉靖三十年（1551年），潮州中了进士的有45人，占广东进士总数187人的24.1%。其中，嘉靖十一年（1532年）海阳林大钦高中状元，是潮汕史上唯一一位文科状元；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广东进士10人中潮州占了7人”^[27]，可见明代时潮州科举之兴盛。

不过，与宋时相比，明时潮州科举兴盛的原因已多有务实之源。由于海禁政策，明代时又有大量福建移民进入潮州，潮地从此也成为人多地少、竞争激烈的地方。耕地不足，里甲赋役繁重，使潮地乡民不堪其苦，普通农家子弟往往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偷偷出海，从事商贸活动；要么通过进学，求取功名，以获得进入社会上层的地位，既可减轻赋役负担，也能使整个家族的社会经济地位跟着上升，宗族意识也随着强化。

潮汕地区重视礼仪、崇尚文化的情况可从原潮州城内的牌坊群见得一斑。潮州城历史上是粤东的政治中心，州、路、府治所在，达官贵族多集于此。入宋以后，人才辈出，人文荟萃，因此明清二代，在潮州城内建立了众多牌坊。

据黄梅岑先生《潮州石牌坊纪略》记载可知，潮州“牌坊，唐宋时已有，惟是木制。后仿用此型式，改为石条、石柱竖立起来”，用作表彰记志，俗称“石亭”（如图4-1）。主要为缅怀地方先贤、表彰治潮官员的功绩，有纪念府治、县治的“昌黎旧治坊”、“岭东首邑坊”，纪念府学、县学的“儒林坊”、“圣域坊”，表彰科考英才与文臣武将的“状元坊”“秋台坊”“理学儒宗坊”“大总制坊”，赞扬忠烈的“忠节坊”“十相留声坊”，表彰乐善好施的“急公好义坊”，记录名山胜迹与祠宇的“东南最胜坊”“韩祠坊”，旌表节孝贞寿的“贞寿之门坊”“天褒节孝坊”，还有许多因子孙有了功绩后追封其先人的“恩光洊锡坊”。至民国时期，潮州城内还有牌坊94座，其中仅大街（太平路）就有45座，乡镇间尚有49座，总计共143座^[28]。

图4-1　潮州城大街古牌坊老照片

图片来源：潮州市博物馆

（二）源自海洋的商业传统

潮汕地区背山面海，地处“省尾国角”，海上季风冬去夏归，与海外的交通便利，拥有海洋贸易的优越地理条件，商业开发很早。唐代时，潮州已有海上航运，“巨舰大舶可以乘潮上溯到潮州城下”；陶瓷业已经兴起，“潮州城西北的北关窑上埔，到城南洪厝埔、竹园墩，集中了成片的瓷窑群，这里出产的青釉瓷器远销东南亚”^[29]。

而潮汕人善于经商，则大致源于宋代时的福建移民。福建人善于经商，在北宋时就已经很有名，苏轼曾说，“惟福建一路，多以海商为业”；欧阳修也说，“闽商海贾，风帆浪舶，出入于江涛浩渺、烟云杳霭之间”^[30]。宋代时大量福建移民的进入，促使潮汕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水平大大提高，海上运输和贸易活跃，尤以瓷器的生产与外销著称。

潮州城东郊的笔架山，是宋代时潮州最大的窑场，素有“百窑村”之称。从考古发现看，宋代潮州生产的大量瓷器，主要销往国外，出土的器物中有许多西洋人头像、西洋狗、西洋麻姑等专为外国人设计的产品，被称为是我国最早的“来样生产”；日本、菲律宾、印尼、巴基斯坦等国都出土过宋元时期的潮州窑瓷器。1955年，饶宗颐先生曾撰写《潮瓷说略》，介绍了宋代笔架山潮州窑，肯定了其在中国陶瓷史上的地位。本地陶瓷等商品的外销，必须借助海上航运业，因此至南宋后期，潮州已经有了制造海舶的能力，拥有规模庞大的远洋船队。

明代时，由于实施锁海政策，福建又有大量移民迁入潮汕地区，在人口大量增长的刺激下，潮汕地区农业商品化的倾向明显加强，手工业和商业日益繁荣。到了明代中叶，整个中国的社会经济已经开始向商品经济倾斜；16世纪初叶，葡萄牙人与西班牙人的相继东来，又刺激了东南沿海的民间私人海上贸易活动^[31]。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潮州海商集团也开始以走私贸易的形式，与欧洲人接触，后又涉足东南亚，进行海外贸易，与欧洲人争利。“由于民间贸易的日益活跃，商人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潮汕地区从事手工业生产和商业活动的人口急剧增加”^[32]，重商主义传统开始出现。

到了清康熙年间，海禁初驰，潮州海商开始在中国—东南亚—日本之间营造起一个海上贸易网络。乾隆以后，清廷的开放政策、本土的海上贸易传统、优良的港口和船只、农业的商品等因素，使潮州商人的海上贸易活动规模越来越大，“海舶往来，货通南北，主要有大米、陶瓷、蔗糖、大豆、棉花、棉布，还有纸张、烟丝等”^[33]。潮州商人的商品经营，在环中国海域周边的埠市之间，编织出一个庞大的商业网络，此时以“红头船”为标志的“潮州商帮”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近代中国著名的三大商帮之一。为了更好地发展海外贸易，大批潮汕人开始移民东南亚，形成第一次移民高潮。同时，以韩江为运输动脉，海外与潮汕内地、梅州、龙岩长汀等地的经济联系发展起来，韩江上百舸争流，潮州城是最重要的货物中转中心、港口城市，成为韩江流域的经济中心，城东一带，商铺毗连，会馆云集，是当时广东的第二大城市。

清末民初时知名文人徐珂曾编过一本《清稗类钞》，里面专门辑录清代掌故逸闻，其中对各大商帮故事多有记载和点评。他认为“潮人善经商”，通常年少时便只身出洋，先受雇打工，一有机会即谋独立，“再越数年，几无一不作海外巨商矣”。他最赞赏潮州人的商业冒险精神，因为他们一旦发现有利可图之机，就会全力投资，成功了获利丰厚，失败了从头再来，所以在商场上往往气势逼人。(www.daowen.com)

1860年汕头开埠之后，潮汕人更多地接触了外来文化与外界事物，加上潮籍海外侨商众多，影响所及，“往往比身处内陆的人眼界更为开阔，心思更为活络，社会网络更为广泛，甚至连一些生活习惯也更为西化，商业上也因此比较容易取得成功了”^[34]，商业氛围进一步强化。

清末至民国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读书人无用武之地，经商也许还可以保生存，习武、投靠宗族或海商集团才能自保，至此，整个潮汕地区的社会风气已完全改变，实用主义的商业文化成为主流，成功的商人成为本地区最受尊敬和崇拜的人，“一切向钱看”的风气也开始蔓延。其实，早在清雍正以后，潮州就再没有出过文科进士了，“家贫子读书”的风气早已不在了。直至今天，“读书无用论”仍然在一些地区流行。

（三）潮汕文化价值观的二重性

潮汕地区偏隅于我国东南沿海一角，但自唐代起就受到韩愈等大儒熏染，来自中原的儒文化逐渐成为主流，从宋代起就以“海滨邹鲁”而自豪，明清时期也依然是人文之风甚盛，民风民俗不乏儒雅之风。人多地少、竞争激烈，也培养了潮汕人精耕细作（“种田如绣花”）、善于运营、低调务实的性格。然而，远离政治统治中心，三面背山、一面向海的自然地理环境又造就了潮汕人勇于开拓、顽强坚韧、强悍粗放、计较功利的精神。长期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潮汕人，形成了独特的二重性民性，“将安逸悠乐与铤而走险、讲究诗书与计较实利、宣传正统与不受拘羁，如此不和谐的两端有机地融入民性之中”^[35]。

1.尊儒与重商

自唐代以来，在漫长的岁月中，潮汕地区保留了不少传统儒学文化，渗透到民间礼俗和大众心理，乃至言行之中。潮汕人一向奉传统的儒学为正宗，主张“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在民间，以学而优则仕为出路的观念已家喻户晓并付诸行动。潮人尊儒的思想及影响，主要表现在重视教育和尊韩之上。潮人尊韩，本质上是以韩愈为开启潮地文风的偶像。从宋代开始，韩愈就已为潮人所独钟，“从此山水皆姓韩”，员水（又称恶溪）改名韩江，笔架山成为韩山，韩祠前的橡木也改称韩木，韩祠则长祀不衰，士人学子、民间农工皆尊韩，就连商界也不例外，潮商在外地所建的潮州会馆，除祀关公、妈祖、观世音外，也有祀韩文公者（如苏州辟于清康熙初年的潮州会馆）。

潮汕人虽遵古礼，但现实生活中，经商才是大多数潮汕家庭的主要事业，或主要经济来源。海上交通的便利，使潮汕地区的贸易活动很早就发展起来；人多地少，务农苦而收益薄，又使潮汕人趋向于经商、乐于经商。清代时，潮汕地区整个社会的商业气氛就已经很浓烈，侨乡和移居地生活经验的双重叠加，改变了潮汕人的观念，更多人愿意从商了。潮州俗语说“小小生意会发家”，潮汕人相信，只要能吃苦拼搏，从小生意做起，将来就可能出人头地。

2.保守与开放

潮汕地区僻居东南一隅，远离中原政治中心，中原南迁的移民到此后，少与外界交流，尤其是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很少，因而反倒保留了许多古中原文化，如潮州方言、民居、音乐等。潮汕人的保守主要表现在“重乡崇祖”之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本位和乡土色彩，在潮汕人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林华东教授（2013）认为，闽南人历来强调自己是中原士族的后裔，十分重视儒家文化的传承和推广，积极举办书院，努力推行文化教育，特别重视寻根认祖，其主要原因在于其“边缘性”，害怕“被边沿化”^[36]。这种分析也完全适用于潮汕地区，潮汕人的固守传承，正是因为地处边缘，不仅于中原是边缘，于广东省也是边缘，害怕被遗忘，因此更要强调其自身文化的正统性。而清代以来海外潮人在文化上的保守，则更多是源于对族群文化的强烈认同，是身在海外的潮人抱团发展的需要；因此，华侨文化往往比本土文化保留得还要完整，本土文化与华侨文化之间的交流，不仅没有让潮汕文化变得西化、洋化，反而更强调了传统文化和地方古典特色。

潮汕地区开发较晚，地处海滨，又有商业的传统，与外界、海外的交流频繁，潮汕地域文化的形成，本身就是建立在吸纳外来文化教育的基础上，因此又呈现出主动的、活跃的开放性。潮汕人的开放性首先表现在敢于挑战权威，为了生存，潮汕人敢于一反重农轻商的传统观念，积极从商，开辟海上贸易路线，有着积极外向的拓展意识，因此才会是一个“海外的潮州”。同时，在海外华侨的影响下，近代以来的潮汕地区首先接受了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成为近代思潮的根据地与革命的策源地之一，既有帮助孙中山先生发动武装起义的海外华侨，也有出版《性史》的民国三大博士之一的张竞生。潮汕文化的开放性还在于其兼容性，主要表现在潮州方言、潮州菜、抽纱工艺、潮州陶瓷等要素的发展和创新。

3.团结与排斥

潮汕人的团结，源自其宗族观念和家乡观念，凝聚力很强，尤以海外的潮人更为团结互助。走出本地的潮汕人，不仅团结一致、抱团发展，十分注重“五缘”（即亲缘、地缘、业缘、神缘、物缘），宗亲会、同乡会、同业公会等社团组织数量众多；而且特别关心和支持家乡建设，对于建学校、办医院、起宗祠、修路修桥等公共福利事业和救灾特别热心，常能慷慨解囊。在本土的潮汕人，对于建设家乡，也往往责无旁贷、义不容辞，有着悠久的民间慈善史，本地复杂的裙带关系其实也正是潮汕人团结的另一种表现。对此，英国人在《1882—1891年潮海关十年报告》中讲，“全帝国公认，汕头人非凡的联合本领和维护其一旦获得的地位所表现的顽强固执精神使他们的国内同胞望尘莫及”^[37]。

然而，潮汕人的这种团结，有时带有很强的狭隘性和排他性，其特点是：越是向外延扩展，圈子越大，越团结，越有凝聚力；越往内层收缩，圈子越小，越有排斥力。因此，潮汕人在外很团结，对外时也很团结，表现为对非潮汕人的排斥；同时对内却经常内哄。早在清代，潮汕地区宗族、邻里之间的械斗就已经很出名。

4.务实与虚荣

潮汕人是坚定的实用主义者，坚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反对空谈，务实而不务虚。陈晓东（2011）认为，潮汕人这种实用主义精神的形成，源自潮汕特殊的地理环境，对于许多靠海谋生的潮汕人来说，来自内地的农耕文化对其海洋生活缺乏现实的指导意义，因此“潮汕人坚信从书本获得的知识远不如从现实中来的知识实用”^[38]。杜松年先生（1994）也讲，“自明代中期以来，潮汕人大至当朝的尚书，中状元的大人物，小至普通老百姓的种田农民和抽纱姑娘，几乎个个都是充满务实精神的实干家”^[39]。甚至在做学问方面也表现出强烈的务实性，如王阳明学说在当时潮州的流行，就主要在于王学是实践哲学；潮州学者薛侃是王阳明儿子的老师，辞官回潮后讲学十余年，宣扬“实践”之理学，推行“修乡约”活动，也强化了潮汕人的“尚实”观念。

潮汕人在务实的同时，却又虚荣而喜炫耀。多数潮汕人在家可以十分节俭，但出了家门又十分注重赶潮流，摆门面，喜热闹，讲排场。这种奢华之风大致始于明代中后期，当时的潮州商品经济发达，物质繁荣，浮夸奢华成为社会风尚，弘治十三年（1500年）的《潮州府志》记载，“士习浮夸，商竞刀锥，工趋淫巧”^[40]。上层社会的官绅士子以豪华享受的方式展示特权，下层社会的暴发户也群起效尤，夸豪斗富，整个社会奢侈成风，乡绅强豪以僭越为荣、炫耀财势为尚，这种风气最明显地表现在建筑规模及建筑装饰上，如建筑规模宏大，图纹和色彩敢于采用麒麟图纹或泥金画工艺等。潮汕民间有“潮州厝、皇宫起”以及“京华帝王府、潮山百姓家”的说法，其实就是潮汕人对潮汕民居建筑装饰的一种自夸的表现。

潮汕文化中的这种复合性和特殊性，不少学者都作过分析，如王英姿博士（2011）就曾将“潮汕文化中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中具有地域特点的心态特质”（她将其称为“源”文化）提取为四个方面^[41]：人生态度——精耕细作以求生存；情感方式——崇宗排外以聚力量；思维模式——执着信仰以保吉祥；价值尺度——务实亲商以图发展。从中，也可看出潮汕文化价值观中的矛盾之处。也正是这种文化的二重性，使潮汕人在外地人的心目中，成为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群，常有迷惑之感，就连在潮州工作了十几年的外地人也常对潮汕地区的一些现象表示不解。

笔者认为，潮汕文化中这种二重性正是基于农耕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融与博弈，社会稳定时则以农耕文化为主流，社会动荡时则以海洋文化为优先；在山区与平原地区则更多受农耕文化影响，越靠近海洋的地方则越受海洋文化影响，交织而行。因此，潮汕人既保守又开放，既富于凝聚力又勇于向外开拓，既温文尔雅也灵活强悍，既爱面子又十分务实，既勤俭朴实又十分奢侈喜炫耀。这种表现突出的二重文化心态已经渗透在潮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潮州古城来说，由于长期作为粤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受中原文化影响更多，城内外民众的生活也相对稳定，因此更多地表现出保守、谨慎、儒雅、机巧、虚荣等种种小市民意识，也更多地表现出儒雅精致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