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的宗族观念

宗族，指同宗同族的人，是拥有共同祖先的人群集合，通常在同一聚居地，形成大的聚落，类似于现代意义上的族群概念。宗族更多地体现为有血亲纽带的利益共同体，是一个“在血缘的名义下整合起来的有规条约束、有利益联系的社会群体”，其出现伴随着一系列可以观察到的活动表征，如“撰族谱、建宗祠、修祖墓、置祭田”^[4]等。

宗族作为一种社会群体或者社会组织，长期存在于我国的古代社会，甚至在1949年之前，宗族都一直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而存在，还以一种政治和社会治理机制而存在于广大的农村。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持续性政治运动的冲击下，“土改”“人民公社”等对宗族有着强烈的瓦解作用，宗族势力作为一种反动的封建势力被逐步取缔和清除。然而，“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已沉寂多年的宗族势力在我国许多农村有复兴的势头”^[5]。农村宗族再次成为官方和学界关注和讨论的问题。

杨念群先生（2004）指出，“宗族在宋明以后逐渐成为我国南方具有支配力的乡村社会组织；宗族的存在是与集权政治保持距离的结果。只有在远离政治中心控制的情况下宗族才有广泛生存的可能，因为宗族产生时，在基层社会中所具有的自治作用，正是其远离正统统治模式后造成的结果”^[6]。我国明清以来宗族活动最为活跃的广东、福建两省（自然包括潮汕地区），正是这样远离中原政治中心的地方。

（二）潮汕地区的宗族意识

1.宋明时期宗族观念的兴起

据黄挺教授的《潮汕史》介绍，潮汕地区宗族意识的兴起，大约源自宋代移居至潮的世家望族。宋代时，大量的中原汉人经闽赣（主要是福建）移民至潮汕地区，其中就有不少是来自中原的世家望族，这些世族多以科举入仕起家，或是仕潮官宦秩满后落籍潮州，一般政治经济地位优越，为稳固既得地位，往往在家族内实施宗法教育，强化宗族观念。

林凯龙（2013）也提出，潮汕先民，因大多来自“中原遗族，到潮后，往往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建起家祠，放上祖宗的神位，定居下来”。因此，一直以来，潮汕人顽固地维护着宗法观念，（在乡村）“继续沿用祖先以宗祠为中心的向心围合、合族而居的方式”^[7]。可见，宗族观念宋代时在潮汕地区的兴起，主要是源自移民者的情怀以及聚族自强。

至明代，宗族活动在潮汕地区已经非常普遍，许多大家族纷纷修族谱、建宗祠、修祖墓、买祭田。宗族活动的主导者主要是士大夫，其目的仍在于“尊祖、敬宗、收族”，以建立起一个自己的社会网络。

2.明清之际宗族意识的加强

明清之际，潮汕地区长时间动乱不安，地方经济崩溃，海上匪盗侵袭，地方官府腐败无能，先勾结外商谋利，后因事败则诿过于民，引发全面海禁。“卫所官兵对于当地百姓是一大危害，轻则见死不救，重则杀良冒功……（百姓）其时基本上把御寇保家的希望寄托于组织乡兵上”^[8]。因此，当地百姓已经无法信任地方官吏，乱世之中，只能依靠宗族自保，甚至依附于地方权势之宗族乡绅。“所以心须将群体认同，扩大以血缘关系为主的宗族……来保障自身的利益或社会地位”^[9]。

可见，明清之际潮汕地区宗族意识的加强主要源于乱世的自保。宗族成为乱世中自我保护最可靠的力量，为了自保，宗族需要高度的组织化，需要足够的资源，于是便需要有更多的男丁，需要更多的公共财产（公田、族田），需要有组织的场所（宗祠），需要有严密的组织领导（族长）等，这些都在潮汕地区以后的发展中不断被强化和完善。

因此，光绪时《潮州志》记载，潮人“营宫室，必先祠堂，明宗法，继绝嗣，重祀田”，以达到敬宗收族的目的。清人张海珊《聚民论》中也言：“闽广之间，其俗尤重聚居，多或万余家，少亦数百家……皆聚族而居，族皆有祠，此古风也。”(www.daowen.com)

3.华侨与商业文化对宗族意识的强化

近代以来，宗族观念在潮汕地区的强化则与华侨和商业文化相关。潮汕地区是著名的侨乡，海外潮人远离故土、漂洋过海，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中，“非团结不足以图生存，非互助不足以言发展”，其凝聚性是举世公认的，这种凝聚性正是“浓重的宗族观念和认同情结的产物”^[10]。因此，宗族成为海外潮人的纽带，也有力促进了潮汕地区海外移民规模的不断扩大。

在商业发展上也是如此，利用宗族纽带互相帮衬，相互信任，有着天然的信用系统，长者意见极受重视，行动易统一，正是潮州商帮成功的主要因素。外出经商的潮汕人，正是通过宗族、同乡聚集，获得集体的力量，然后依靠集体的力量谋求生存，获得竞争优势。

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国各地宗族力量被大力消解的时候，海外华侨强烈的宗族归属感并没有受到国内政治氛围的影响，“当国内政治环境相对宽松的时候，华侨便成为潮汕地区宗族复兴的支持者，并为宗族的载体——宗祠的重建提供了物质支持”^[11]。因此，潮汕地区成为“文化大革命”后全国最先实现宗族重建的地区之一。

也正是在宗族意识的影响下，潮汕人的地域认同和族群认同感非常强烈，内聚性很强，传统的地方文化也因此得到较完好的保留。

（三）潮汕地区宗族观念的影响与表现

人情社会

我国的传统社会就是人情社会，即是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熟人社会”“差序格局”，更通俗地讲就是“小圈子”社会，这个社会中有一张复杂庞大的关系网，人熟就是一宝。

人情社会在我国许多地方依然盛行，但在潮汕地区尤盛。在潮州这个小城市中，如果想要找到某一个人，往往只需要通过自己的一个熟人就可以间接找到。在这个人情社会中，“谁的关系多，谁就能从社会网中获得更多的资源，能在人多地少的潮汕社会中获得竞争优势，因此潮汕人的社会行事规则大多依靠人情，而非契约”^[12]。

人情社会虽然让潮汕人显得恭谦有礼，也确实尊老爱幼，有着全国最出名的民间救助体系（以各种善堂为依托）。但也带来了更多的负面影响，如任人唯亲、徇私舞弊的裙带关系，如论资排辈、重男轻女、多子多福的观念（潮汕地区一直是我国超生率最高的地区之一），如排挤外来人才的集体无意识等。

潮州古城就是一个典型的熟人社会，住在潮州古城内的居民相互之间多少都带有一点亲戚关系，不管做什么事情，首先想到的都是找城里的熟人帮忙。就连日常的生活消费，也都在熟人那里购买，为的是“方便、放心”。潮州城内大大小小的商铺，几乎都不做广告，靠的就是“熟人帮衬”以及口碑（老顾客带来新顾客），这也是为什么在全国其他城市经营得很好的“苏宁”和“国美”两大电器商城在潮州开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因经营不善面临倒闭，而潮州街边的小电器店却能经营多年而不倒。至今，潮州市区也仍然没有一家大型的百货商场，只有两家大型超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