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潮州市历史沿革

潮州市位于广东省东部，是粤东潮汕地区三个地级市之一，北接梅州市、西南接揭阳市与汕头市，东与福建省接壤，全市总面积3614平方公里。潮州市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潮州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唐宋以来至20世纪20年代一直是粤东的政治文化中心，素有“海滨邹鲁”“岭海名邦”“岭东首邑”等美誉，以其丰富的文化遗产在潮汕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

根据饶宗颐先生的《潮州志》和《潮州市志》的相关记载，可见潮州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秦朝。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统一岭南，建立南海郡、桂林郡和象郡，今潮州一带便属南海郡；同年迁50万中原人到南方戍守五岭，其中部分人到达五岭之一的揭阳岭（在今潮汕地区西北部）^[27]。

汉高祖三年（公元前204年），赵佗自称南越武王，在岭南割据一方，潮州一带归南越国辖下。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南越国亡，汉朝沿秦制，设郡县，开南海郡六县，潮州属揭阳县。

晋成帝咸和六年（331年）南海郡析出部分地域设东官郡，原揭阳县分析成4个县：海阳（今潮州市）、绥安（今福建漳浦）、海宁（今揭阳惠来）和潮阳，均属东官郡，这是海阳置县之始。晋安帝义熙九年（413年），又从东官郡中析出义安郡，便是潮州的前身；义安郡领海阳、潮阳、绥安、海宁、义招（今梅州大埔）5县，其郡治设在海阳县，即后来的潮安县，郡所就在今天的潮州古城区。

隋文帝开皇十年（590年），废郡设州，废义安郡，设义安县，属循州。翌年，立州制，在原义安郡地新建州一级的行政机构，因“潮水往复”之故，命州名为“潮”，领义安、绥安、海宁、潮阳、义招、程乡（今梅州）6县，潮州得名自此始。

其后，随着朝代的更迭，潮州一名又几经变化，至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恢复州制，潮阳郡复名潮州，隶岭南节度使，领海阳、潮阳、程乡3县，州治仍在海阳县，潮州地名从此固定下来。

潮州在唐“贞观之治”时取得了较大发展，自唐代起，中原文化开始在潮州广泛传播，开古城风气之先。唐太宗贞观十八年（644年），张玄素任潮州刺史，是唐代第一个出任潮州刺史的京官。唐玄宗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始建潮州开元寺。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年），常衮贬任潮州刺史，在潮期间“兴学教士”。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贬任潮州刺史，治潮期间，驱鳄办学，兴修水利，广得潮州人民爱戴，纪念至今。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年），宰相李宗闵贬任潮州司户。唐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宰相杨嗣复贬任潮州刺史，到潮后“不以迁谪介意，勤于吏治，民称神明”。唐宣宗大中元年（847年），少保分司李德裕贬任潮州司马……其中，常衮、李宗闵、杨嗣复、李德裕便是潮州史称“十相留声”中的唐代四相。可见当时的潮州开发程度仍然很低，自然环境恶劣，因而在唐代，潮州一直是中原有罪官宦的贬斥地；但正是这些中原被贬的官员为潮州带来汉文化，加上来自中原的移民逐渐增多，潮州的经济开发程度也不断提高，水稻、蕉麻、蚕桑开始成片种植，陶瓷业开始兴起，海上航运也开始发展，佛教和道教在本地广为流播。到晚唐时，潮州在广东的地位已日见提高，唐文宗开成五年（840年）的敕旨已经说“潮州是岭南大郡，与韶州略同”了^[28]。

以后历经宋、元、明、清各朝，潮州相沿为郡、州、路、府的治所，成为粤东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宋朝的社会稳定奠定了潮州古城的基本格局，经济的繁荣带来了交通、文化、宗教各方面建设的进展，城市建设出现了新的飞跃。明代潮州府进一步兴旺发达，人口增长迅速，形成规模宏大的坊里格局，此时修筑的石砌城墙其形制保持至近代。清末潮州开埠为通商口岸，对外交流频繁，成为粤东地区主要商埠和著名侨乡。

20世纪初，汕头埠逐渐成为潮州府属的滨海重镇，崛起成为连接穗、港、沪及海外的新兴港口。1921年之后，汕头建市，归广东省政府领导，成为粤东地区继潮州城之后的另一地域亮点。直至1949年，潮州的疆域仍然比较大，包括了现在的汕头市和揭阳市；从管辖上，还包括了梅州市和汕尾市的部分地区。

1951年，广东省政府在潮安彩塘设立粤东办事处，下辖潮汕专区、兴梅、东江专区和汕头市，这个时候的汕头归潮安的粤东办事处管辖，汕头还是潮州区域的汕头。1955年9月23日，粤东行政公署由潮州市迁往汕头市，从此，一直是历代州、路、府以至民国的专署一级行政机构的所在地的潮州城变成了以汕头市为中心的汕头地区（市）区域，潮州被限定在潮州城（镇）的含义。

此后至1988年底，潮州先后归属粤东行政区、汕头专区、汕头地区及汕头市。1989年1月潮州市改由广东省直辖，1990年1月定为副地级市。1991年底，经国务院批准，潮州市升格为地级市，管辖新设置的湘桥区、枫溪区和潮安县、饶平县至今。

（二）潮州古城的形成与演变

黄挺教授（2008）根据明《永乐大典》的考证，对北宋到晚清时期的潮州城市史做了深入的研究，整理出了公元1000—1900年间潮州古城的形成与演变过程^[29]。

1.汉晋时期

据《汉书·高帝纪》载：“六年（公元前201年）冬十月，令天下县邑城。”辑录于《永乐大典》的《三阳志·州县总叙》载：“潮州于禹贡为扬州之域……南越未灭，已有揭阳之名矣；武帝……复南海郡，乃以揭阳为属县。王莽时，更为南海亭。世祖中兴，名既复旧，不曰县，时曰城。”^[30]

可见汉时粤东地区可能已建有揭阳城，只是旧城址在哪儿，已不可知。

据清光绪卢蔚猷《海阳县志》载，“（知府署）旧在金山之麓，本晋义安郡署。隋唐以来，虽州郡名屡易，署皆因之”。可知，东晋义熙九年（413年），义安郡设郡署于海阳县的金山。

但是，清嘉庆郑昌时在《韩江闻见录》中记载，“城北隔河上流二十里许，有彩凤岭……然志称，海阳故城在城北二十里海阳山，亦号凤山，是彩凤岭也”。

但是海阳山究竟在什么地方，至今仍不能确定。

2.唐宋时期

潮州置郡虽然较早，但当时的开发程度却较低，唐代的潮州大致仍处于荒凉落后的状态。“潮州底处所，有罪乃窜流”（韩愈诗《泷吏》），在当时中原的仕宦们看来，潮州就是一个仕途没落后流放的蛮荒之地，唐代赴潮州的多任刺史也确实都是贬谪至此。

因此，从汉代到宋代以前，潮州城市的发展建设比较缓慢。尽管唐开元年间，潮州已建成了占地约百亩的开元寺，寺庙的建造，丰富了城市风貌，但当时的潮州人口仍然稀少，“城中除宫署及各种手工作坊外，空闲地仍很多，居民都种植水稻或农桑等农作物，城市性质单一，结构关系也很简单”^[31]。

潮州古城城垣筑于何时，并无明文记载，只知道宋代以前就有子城，而真正关于潮州城建设的详细记载也是从北宋开始的。

据《三阳志》的记载，宋代的潮州城建有子城和外城，子城“依金山为固，前俯而后仰。由南面北，绕以壕，东则溪也”^[32]。同时，子城还是潮州州治的所在地，并在子城内设有西理院、“甲、仗二库”、“米、盐二仓”、阅武堂等官方机构；州治的东北面则开辟为风景区，亭台楼阁，举目转盼，“金山诸境，间见层出，盖前后应接之不暇者”。

后经南宋理宗绍定（1228年）至端平（1237年）的十年时间，潮州城终于修成当时的外城垣，城墙高5米，女墙高1.7米，城南、西、北三面共长3167米，西北环绕金山，“城东因临韩江，既易受上游海盗的扰袭，又易受江讯泛滥，是全城要害所在，于是沿溪傍岸，筑砌以石，首尾与南北城垣相接”^[33]。州城外墙共辟11门，其中东面有州学门、上水门、竹木门、浮桥门、下水门等，除浮桥门在明代改建为广济门外，其余四门位置和名称均沿袭至今。

3.明清时期

元初，潮州城被毁。设潮州路，官署向南扩展，“元代总管府、经历司署和司狱厅仍在原来的子城里重建，海阳县署位于子城外南宋时期旧治址，录事司和廉访分司都设在原来子城的外面”^[34]。

明洪武二年（1369年）指挥俞良辅统兵来潮，结束了元朝在潮州的统治，改“潮州路”为“潮州府”，府治仍旧设在潮州城中。据明嘉靖年郭春震所撰《潮州府志》记载，明洪武五年（1372年），俞良辅主持修复潮州外城工程，城墙全长5870米，西、南、北各辟一门，东城辟四门，仍为上水门、竹木门、广济门（原浮桥门）、下水门。明代时，金山子城不再修复，许多行政官署都向南迁出了子城，外城轮廓形成后，便奠定了此后几百年的潮州城市格局。

清代的潮州城是在明城的基础上修建而成的，变化不大，不同的只是康熙十七年（1678年），在潮州城外的西湖山修筑了腰城。此后，西湖山腰城又经历两次大规模重修，跨过城濠，连接了外城。

可见，潮州城从宋代筑城一直到近代，其基本位置和规模都变化不大。黄挺（2008）把这个过程划分为3个阶段：“宋代（1230年）外城的兴筑，奠定了此后近700年城市空间的规模和基本格局；元代，子城的毁弃和东面滨江堤城的重建，商业中心东移出现端倪；明清时，外城全部重筑，东城区成为商业中心，西南和南城区居民迁入，里巷建成。至此，潮州城市空间完全定型，城内‘不务农业’的居民达十万户，成为闽粤赣三省交界最大的都市。”^[35]

4.民国时期

民国时期，潮州从政治格局到城市格局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城墙已渐渐丧失其军事防御的作用，随着交通运输的发展和城市的西扩，城墙的南、北、西面相继被拆毁（后来在拆毁城墙的基础上修建了今天的环城南路、环城西路和环城北路），仅保留北自金山麓、南至竹铺滨江一带长2公里多的城墙作为防洪堤坝之用（即今天的潮州古城墙）。

民国二年（1913年），全国撤府归县，潮州行政中心仍在海阳县城，民国时期实行中心县城制，中心县城是行政中心，下设县市，这里仍称潮州。1914年，海阳县改称潮安县，但原潮州府属仍称潮州。

民国九至十四年（1920—1935年），为适应机动车行驶需要，“潮安县政府向商户摊派资金，全面拓建城区马路，将太平路、中山路、北马路等16条城区街道全面拓宽，总长6000多米”^[36]。拓宽后的太平路车行道有9米，两侧人行道各2.7米，其余各路均为车行道6米、两侧人行道各1.8米。竣工之后，主要道路骑楼成行，市容大为改观。

（三）潮州古城的空间形态演变

1.城市的空间形态与地方特色(www.daowen.com)

武进（1990）认为，“城市形态是指一个城市的全面实体组成，或实体环境以及各类活动的空间结构和形成”^[37]。

张松（2008）认为，城市形态是“人类社会、经济和自然三种环境系统构成的复杂空间系统，反映了过去和现在城市文化、技术和社会行为的历史过程，是城市历史文化的综合表征”^[38]。

可见，城市的空间形态一方面受城市所在区域自然环境的约束，另一方面也受到历史发展、文化宗教和城市规划等的影响。因此，特定的城市形态必然是特定社会的各种经济、文化因素作用在特定城市地域上的空间反映，彰显着城市的地方特色。城市形态往往代表着一个城市的成长与演变，也代表着具体城市的地理与空间特色。

当然，城市形态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现存的城市形态总是不同历史阶段城市形态积累而来的结果。因此，城市形态具有连续性，历史上形成的形态将对其后的发展长期产生重要影响。而城市形态的这种连续性，主要就体现在城市历史街区上。

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我们才可以从城市历史街区的布局和建筑形式中看出城市的历史；甚至可以从一些历史城市的平面图中看出早期集市的雏形、连续的封闭围墙以及分岔的道路。这些依然存在的城市形态布局、建筑以及文字和图形记载，能够帮助我们重新发现过去的图景。

由于地域辽阔、气候多样，以及千百年来中国人所持有的理想聚居理念，我国各地留下了丰富的城镇类型与空间肌理，北京胡同、上海里弄、广东骑楼、徽州村落、江南古镇等，这些个性化的城镇空间形态，正是城镇的特色所在。因此，保护城市的历史形态，也就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城市的地方特色。

然而今天，我国城市的许多富有历史意义的平面结构、城市意象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已经被破坏，或者正在被破坏，张松（2008）认为“这是现代城市建设的失误”。

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到快速工业化、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在新的社会经济背景的作用下，我国城市形态演变的速度快、规模大，出现了新的发展动力和演变规律。熊国平等（2010）指出，一方面，原先不合理的城市工业布局逐渐向边缘迁移，城市空间增长形式主要表现为外延式增长；另一方面，在我国城市中心区的规模集聚效应并没有发挥出最大效应，仍然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内涵式增长在各个城市也相当普遍，表现为城市用地结构的‘退二进三’，商业金融、办公、会展、商务等服务业的进一步向中心区集聚，使城市垂直生长”^[39]。

其中，向城市中心区集聚的内涵式增长方式往往就是在拆除或破坏城市原有空间形态的基础上进行的。这种情况在我国的许多大中城市表现得尤为明显，出现了“千城一面”的景象，也就意味着原有的城市特色的消失。因此，保护城市的地方特色，首先应该从保护城市的传统形态开始，从保护城市历史街区的原有空间形态开始。

2.潮州古城的空间形态特点

城市形成的先决条件必然与其所在的自然地理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潮州位于我国大陆的东南隅，广东省的最东端，与福建省相毗邻，多山而面海。清代的蓝鼎元在《鹿洲初集·潮州府总图说》中就曾如此描述过潮州的地理环境，“潮为郡，当闽广之冲，上控漳汀，下临百粤，右连循赣，左瞰汪洋，广袤四五百里，固岭东第一雄藩也”^[40]。

潮州古城的风貌，传世的仅有宋代古城图和清初古城图，但这两幅图只能部分了解古城平面布局和城市建设的历史变迁。现藏于潮州市博物馆的清末《古城图》，才是一幅能较全面反映古城风貌的画卷，该图“由四幅大宣组成，长400厘米、宽180厘米，是一幅从俯视的角度，以虚实结合的手法描绘潮州古城立体风貌的国画”^[41]（如图3-1）。

图3-1　清代潮州古城鸟瞰图《古城图》（图画）

图片来源：潮州市博物馆

从《古城图》可见，潮州古城“笔架山列于东、葫芦山卧在西，金山峙其北，韩水绕郭南流”（即“三山一水护城郭”）的自然风貌，椭圆形外城和井字形街道的“外圆内方”建筑布局，由三山、城墙、牌坊、大建筑物（开元寺、学宫、镇海楼）、民房和韩江等，组成了高低错落有序的空间轮廓线^[42]。

但是要具体地了解潮州古城空间形态的历史演变及其地方特色，还是需要从传世的两幅潮州古城图说起。

（1）宋代潮州古城图

根据《永乐大典·“潮”字号》残卷保存下来的宋代潮州古城图（如图3-2）可以看出，当时的潮州城北倚金山子城，为全城核心；子城南接“大街”，为城内南北轴线；城中布局井然有序，“街巷纵横，里坊相接，井泉遍布”。

图3-2　宋代潮州古城图

资料来源：潮州市城乡规划局，图片描自《永乐大典·卷5343·“潮”字号》

根据史书记载，南宋时，外城依照故基兴筑起来之后，潮州城可以划分为4个不同功能的区域：

城北是行政中心，集中分布着州、县行政机构、官署，校场和禁军等防卫场所，以及驸马府等权贵住宅。城西是商业中心，主要是各种农副产品的交易场所。城东也是重要的商贸区，是韩江江堤所在，原是海船停泊的地方。城南在宋代还没有成片的里坊，大多是田园和池塘^[43]。

由此可见，宋代的潮州城已经有了相当的城市建设，其城市空间形态具有以下特点：①城市以子城为核心，呈南北轴线规整的空间结构，反映了我国古代严格的封建等级制度；②城市建设符合堪舆学与传统礼制；③文化机构在布局上占较大比重^[44]。

据庄义青（1997）介绍，宋代时潮州城里还设有官办的贫民福利救济机构，包括安济院、养济院、安乐庐等。“其中养济院址在开元寺后，利用废弃庵寺修辟而成，专门安置一些孤寡废疾无靠以及过往贫民病患者，由官方供给衣粮柴薪，死亡的就给钱一千作葬埋费，这也是古代的一项市政建设”^[45]。

（2）清代潮州古城图

明清两代是潮州经济发展的鼎盛时期，潮州城市空间形态也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调整和发展。清代的潮州城在明代城市的基础上修建而成，据清代乾隆年间郭禄明所绘《清代潮州古城图》（如图3-3）所示，当时的潮州城仍沿用宋代的城市格局，以官署寺庙为重心进行城市规划。

从清初的古城图能够清晰地了解当时潮州古城的平面布局及其特点：

①城市轮廓外圆内方，呈现不规则的长方形，城市布局重其自然，巧于因应；②城市格局严整有序，经纬分明，城内布局主要按功能进行划分，根据传统的职业具体划分为“北贵、南富、东财、西丁”；③街坊形成以民居为组合单元的坊巷制，全城共有90多个街坊；④城市空间丰富而有意境，古城北依金山、东临韩水、北高南低，错落有致，层次丰富^[46]。

图3-3　清代潮州古城图

资料来源：潮州市城乡规划局，原图为清代乾隆年间郭禄明所绘

富裕的经济基础和留恋山林的审美观念，使城居的士大夫们热衷于城市环境的美化，于是，明清时期的潮州城西南出现了不少庭园建筑。第三街最南端的庵巷内，有翁鮀峰所建的“菠萝房”，是当时城里最出名的园林，“庭院池台，无出其右”，“尤以假山奇石胜”。附近又有林熙春的别业“城南书庄”，“较之菠萝房，在伯仲之间”。在道后巷到芒巷一带，有黄锦的“西园”别墅，“台榭无多”，也以“假山独胜”^[47]。西门内偏南的十八曲巷，还有辜朝荐的辜家花园。

可见，从宋代到清代（直至民国时期），潮州的城市空间形态一直延续了下来，没有太大的变化。城内的大街小巷基本上有所修整，但变化仍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