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是阐释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lz）提出的一个学术用词。在这里，“‘地方性知识’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是认知世界的一种角度”^[49]。

吉尔兹认为，“地方性知识”就是一种特定的看待问题的方式，而不再仅仅是一种知识系统，而在更大意义上是一种认识方法。“地方性知识”强调的是，知识总是在特定的情境中生成，在特定的群体中流传和认同；“地方性”与特定的地域或地理特征无关，而是与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形成的文化，或文化群体的价值观，以及这种由特定的利益群体所认可和实践的立场有关。

因此，“地方性知识”并不局限于某一地理范围，它指的是一种比较的结果——任何知识系统在与比它包含范围更广的知识系统相比时都是地方性的。“地方性知识”的地方性或局域性也不意味着封闭，刚好相反，“知识的地方性同时也意味着开放性”。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在地方性意义上，知识的构造是正在途中（on going）的，即它始终是未完成的，有待于完成的，或者正在完成中的工作”^[50]。

彭兆荣（2011）认为，地方性知识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要素：“人群共同体、空间、知识体系——某一地方的人群共同体共同拥有的知识体系和价值取向”^[5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于“地方性知识”的相关解释则是这样的：“地方性知识”，指的是人们在历史进程里与自然环境的长期互动中所逐渐积累形成的一整套的包括知识、经验、实践和表述等在内的复杂的知识系统。这个复杂的知识体系还包括由语言、依附之地、精神和世界观所组成的认知系统。由于这一概念涉及社会、政治和科学等多个领域，因而还有另外一些术语也用来指称这一概念，如传统生态知识（TEK）、本土知识（IK）、乡土知识、民族生态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人种学、民俗学、本土学等^[52]。(www.daowen.com)

一般认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西方进入后现代社会，后现代思潮横扫了所有的人文社会学科，对人类的知识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地方性知识”正是这种知识观念变革的产物。“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学界在理论上有一种贪大求全的倾向。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也一度时兴‘整合’趋势，强调宏观、全方位，注意共性，追求寻找‘规律’而抹煞了个性，导致了学术研究在某种程度上的肤浅化倾向”^[53]。吉尔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标新立异，提出了独树一帜的“地方性知识”。

平锋（2010）也认为，“地方性知识”的提出，是与后现代意识共生的。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与经济全球化和现代化相伴随的是西方文化的强势传播，冲击并不断摧毁着世界上不同形态的其他文明和人类文化的多样性，这种意识形态的全球化给世界文化与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对全球化理念的质疑引出一系列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对社会化问题的审视，因此，“为了矫正现代化及全球化进程中的弊端，‘求异’的‘地方性’这一后现代性意识随之出现了”^[54]。所以，杨念群先生（2004）说，“‘地方性知识’其实是‘后现代主义’话语的一种表述，是用以对抗‘全球化逻辑’的一种工具和武器”^[55]。

叶舒宪先生（2001）指出，地方性知识强调任何人文知识，它们的生存、辩护都必须依托知识产生的特定环境。地方性知识的确认对于传统的一元化知识观和科学观具有潜在的解构和颠覆作用。因此，“‘地方性知识’命题的意义就不仅仅局限在文化人类学的知识观和方法论方面，由于它对正统学院式思维的解构作用同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批判、后殖民主义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批判是相互呼应的，所以很自然地成为经历‘后学’洗礼的知识分子所认同的一种立场和倾向，成为挣脱欧洲中心主义和白人优越论的一种契机，成为反思自身的偏执与盲点的一种捷径”^[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