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中的地方

地方一向是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地理学家把地表各地域之间的常识性经验差异当成其主要研究对象。

人文主义地理学研究中的“地方”有其独特含义，它既不同于抽象的几何空间，也不同于强调社会关系的区域，而是一个充满意义的空间。人文主义地理学中的“地方理论”（place theory）就是从人的感觉、心理、社会文化、伦理和道德的角度来认识人与地方的关系的理论。

人文地理学中地方研究的兴起，与1960年代空间科学的发展有关。19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的发展，有部分就是了为回应空间科学对空间的过分重视。人文主义地理学以“地方”为研究核心，也是“地方首度明确成为地理探究的核心概念”^[39]。在这里，地方表达了面对世界态度的概念，强调的是主体性和经验，而非冷酷无情的空间科学逻辑。

段义孚（1977）最早将“地方”作为人文主义地理学的研究中心，他认为，地方是“在世界中活动的人的反映，通过人的活动，空间被赋予意义……地方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在提供所有的人类生活背景的同时，给予个人或集体以安全感或身份感”^[40]。于是，通过人们的感知和经验，人们得以透过地方来认识世界。段义孚通过“地方之爱”（Topophilia）一词的阐释，指出了“人与地方的情感联系”，这种联系，这种依附感，就是地方作为“关照场域”（field of care）的基础。

瑞尔夫（1976）从海德格尔的“寓居”（dwelling）概念出发，指出地方对于人类“存有”（being）深刻的意义。“地方的基本意义（本质）不因此源于区位，或是地方所提供的琐碎功能，也不来自占据地方的社区，或是肤浅世俗的经验……地方的本质在于大体上没有自我意识的意向性，这种意向性将地方界定为深刻的人类存在中心”^[41]。

现象学家主张，我们无法在不意识到某物的情况下具有意识，意识建构了自我和世界的关系。瑞尔夫的主张就在于，意识不只是某物的意识，还是“安适其所”（in its place）的某物，人之所以为人的唯一方式，就是“位居地方”（in place），地方决定了我们的经验。

提姆·克瑞斯威尔（Tim Cresswell，2006）认为，这种研究地方的现象学方法，确认了人类就是要“位居地方”。对于人文主义者而言，具有存有论上的优先地位的，就是人类浸润于地方的状况，而非几何空间的抽象化。因此，地方哲学家凯西（1996）说，“生活就是在地方上过活，认识就是首先认识我们所在的地方”^[42]。

（二）作为社会建构的地方

1980年代晚期以来，批判的文化地理学者认为，地方是个必须透过社会和文化冲突的透镜来理解的概念，这种分析的核心在于种族、阶级、性别，以及许多其他社会关系等议题。地方不只是社会过程的结果，地方一经建立，就成了创造、维系和转变各种支配、压迫及剥削关系的工具。(www.daowen.com)

最早关注地方的社会性的是一些激进人文地理学者，主要是一些受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启发的地理学者，他们关注地方的某些政治议题，指出地方如何为社会所建构，以及这种建构是如何基于排外的行为上。

提姆·克瑞斯威尔（Tim Cresswell，1996）在其著作《安适其位/不得其所》中指出，地方并不具有自然而明显的意义，反而是“有某些比其他人更有权势的人，定义了何谓适当、何谓不适当，从而创造出地方的意义”。介绍了人们如何以颠覆的方式利用地方及其既定的意义，来抗拒这种透过地方来建构对实践的期待的做法。“年龄、性别、阶级、生活方式、性欲特质和种族等议题，一直都是焦点所在”^[43]。

当代批判人文地理学者主张地方是社会的建构，就是说地方并非自然天成，而且如果人类力量能够塑造地方，那么人类力量也同样可以毁灭地方。

社会建构了地方的什么东西？有两样东西最为明显，意义（significance）和物质性（materiality）。地方是如何被建构的呢？多数学者的著作表明，地方是透过反复的社会实践而构成的，地方是在每日活动的基础上建造和重建的。地方为实践提供了模板，那是个不稳定的操演舞台，人群不断透过实践来争斗和重新想象地方。“地方是认同的创造性生产原料，而不是先验的认同标签，地方替创造性社会实践提供了可能性的条件。在这个意义下，地方变成了一种事件，而不是根植于真实性观念的稳固存有论事物。作为事件的地方，其特征是开放和改变，而不是界限和永恒”^[44]。

（三）人类学研究中的地方

与人文地理学中的地方概念不同，人类学领域中的地方，是将“地方”作为一个研究单位，将“地方研究”作为一种新的范式。在现代性与后现代语境中，人类学领域中的“地方”已演化成为一种认知系统。彭兆荣（2009）指出，“地方作为一种观念、认知，通常都是指一个开放的、变化的、过程性的空间，凝结了群体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归属，因而这一空间的社会边界比自然边界更为重要”^[45]。

挪威社会人类学家埃里克森的《小地方与大事物》从人类学的方法论问题出发，通过对具体的小地方的调查和研究，得出具有超越某个地方的意义^[46]。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则强调的是，在后现代背景下对权力化知识体系的反思，强调认知的具体性、穿透性和阐释性。后殖民理论家霍米·巴巴的《文化的定位》，则将文化定位在“处于中心之外”的非主流的文化疆界，是一种边缘文化立场，强调“在当今的全球化背景下，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成为新的中心和一个新的认识世界的窗口”^[47]。

彭兆荣（2011）指出，“当代大多数的人类学家都把视野集中于‘一个地方’，把目光集中在一个小规模的地方，便于对具体的现象做诠释，也有助于通过一个具有明确目标的研究，在参与观察的基础上达到对对象的深度理解和解释”^[48]；并可以以此为基点，向更加广泛的领域延伸，建立起关系网络或以一个特定的地方与外界形成密切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