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随着对全球化过程的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注意到，全球化过程远非一个去地方化的过程，而是地方性在一个全新的关系体系中得到重新定义，并产生新的地方意义的新过程”^[20]。首先，全球化在世界各地的发展进程是不均匀的，对于世界上的许多地区来说（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地方性的意义依然是建构社会关系更为重要的基础”^[21]；其次，全球化的发展往往不是简单地导致地方性的直接消亡，而是带来地方意义的重构。“在这一过程中，地方差异的内容得到重构，而基于地方的文化特质与社会关系也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呈现出新的特征”^[22]。

郑威（2006）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地方化”正是对“全球化”霸权的一种“解构”，因此强调“地方性表述”，“保护文化多元性，尊重和平等对待弱势群体的意义远比什么政治意义要大得多，其具有更加长远的价值”^[23]。所以在当代人类学研究中，要将“地方中的全球”与“全球中的地方”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要把“地方化”放在“全球化”的语境当中去看待和对待。

哈维（Harway，1996）指出，地方作为一种固定资本（fixed capital）的形式，受到了弹性资本、大众传播与运输的超级移动性（hypermobility）的威胁，于是与其他流动资本形式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因此，有关地方的政治斗争，往往替抵抗资本主义的移动力量提供了机会。但同时，“争取地方认同的斗争也会诉诸偏执顽固与民族主义的狭隘排外力量，因为地方的认同化通常涉及‘我们’与‘他们’之分，而‘他者’总是遭到贬抑”^[24]。

对此，玛西（Massey，1993）则提倡一种“进步的地方感”，她认为“一个地方的本地社会不应该陷入一个固定的、僵化的对于地方意义与身份认同的想象中，而应该积极地拥抱全球化时代的多样性，承认一个由多样化的地方认同构成的地方和地方意义”^[25]。这种开放而进步的全球地方感应该具有以下特征：地方是一个建构的过程；地方是由外界来定义的；地方是多元认同与历史的位址；地方之间的互动界定了地方的独特性。(www.daowen.com)

面对全球化给中国地方文化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费孝通先生则提出了一种“文化自觉论”。他指出，20世纪是一个世界性的战国世纪，未来的21世纪将是由一个个分裂的文化集团联合起来，形成一个文化共同体，一个多元一体的国际社会。而我们现在的文化就处在这种形成的过程中。当今世界上，各地不同的文化都已被纳入到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中，已经“不存在化外之地”。全球化潮流发端于西方世界，非西方世界在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应当通过发扬自身的文化个性来对全球化潮流予以回应，“文化自觉”就是这种回应。“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所以，“当代中国文化必须经过文化自觉的艰巨过程，才能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26]。

马歇尔·萨林斯则在《甜蜜的悲哀》一书中指出，“‘文化自觉’的真实含义就是，不同的民族要求在世界文化秩序中得到自己的空间……它所代表的方案，就是现代性的本土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