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后现代主义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具有反西方近现代体系哲学倾向的思潮。后现代主义是一个从理论上难以精准下定论的概念，因为后现代主要理论家，均反对以各种约定俗成的形式，来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

但是，从其发展历程看，后现代主义一开始是用来指称20世纪60年代以纽约为中心的一场超越现代主义艺术的运动。随后，它被一些研究后现代艺术家的艺术作品和实践与后结构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同源性关系的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拾掇起来（迈克·费瑟斯通，2009）。目前，在建筑学、文学批评、心理分析学、法律学、教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均就当下的后现代境况，提出了自成体系的论述。

从内容上看，后现代主义可以划分为^[8]：否定性（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建设性（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简单化（迪斯尼式）的后现代主义。从时间上看，20世纪60至80年代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流行的年代；进入80年代后，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开始崛起，其主要表现形态有建构性的后现代主义、有根据的后现代主义、生态的后现代主义、重构的后现代主义等。

毫无疑问，后现代主义是起源于现代主义内部的一种逆动，是对现代主义纯理性的反叛。“现代主义”在时间上主要指17世纪到1945年间，其最突出的特征在于用“科学和理性的支配方式”去理解和解释世界。但是，这种理念和方式在当代社会越来越受到质疑，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后现代主义”反叛和解构的依据。“后现代主义”认为，以科学和理性为依据的现代主义并不能使世界变得更好，特别是“二战”和“大屠杀”的悲惨使人看到科学和理性主义统治下的“唯物主义”和“普世精神”的“理想破灭”。因此，作为对现代主义的回应，后现代主义排斥“整体”的观念，强调异质性、特殊性和唯一性。哈桑在《后现代主义转向》中对二者的部分进行了比较：

（1）哲学上：现代主义是以理性主义、现实主义作为哲学基础；而后现代主义则是以浪漫主义、个人主义为哲学基础。（2）思想上：现代主义强调对技术的崇拜，功能的合理性与逻辑性；后现代主义则推崇高技术，高情感，强调以人为本。（3）方法上：现代主义遵循物性的绝对作用，标准化，一体化，产业化和高效率、高技术；后现代主义则遵循人性经验的主导作用，时空的统一性与延续性，历史的互渗性及个性化、散漫化、自由化。（4）设计语言上：现代主义遵循功能决定形式，“少就是多”（Less is more），“无用的装饰就是犯罪”（洛斯语）；后现代主义遵循形式的多元化、模糊化、不规则化，非此非彼、亦此亦彼，此中有彼、彼中有此的双重译码，强调历史文脉、意象及隐喻主义和“少令人生厌”（Less is bore）。

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在其著作《消解文化——全球化、后现代主义与认同》中，归纳了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首先，它是一场运动，从强调整体、系统和统一的宏大叙事的普遍主义抱负，转向强调地方性知识、碎片、融合、他者性与差异。其次，它是对象征等级的消解，使得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区别在民粹主义当中坍塌。第三，它是一个日常生活美学化的趋势，这种趋势的能量来自于艺术内部的努力与一场所谓的具有模仿性的消费文化运动，前者是要力图消除艺术与生活之间的界限，后者则使得符号不断复制的虚幻面遮盖了表象与真实之间的区别。第四，它是对主体的去中心化，主体的认同感和传记般的连续性被碎片以及符号、感觉、“多重精神强度”的表面性展示所取代^[9]。

（二）全球化与后现代性

全球化是现代化的延续，是现代性的激进化和普遍化，全球化使得现代性叙事更加充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反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也是反全球化的。

然而，全球化也带来（或加速）了各种文化与观念在全球范围的传播和发展，正如后现代主义思潮在第三世界国家的传播一样。后现代主义传入第三世界国家后，又衍生出所谓“第三世界后现代主义”，如拉丁美洲的右派后现代主义、拉丁美洲的左派后现代主义、印度的后现代主义、东南亚的后现代主义等。在这些第三世界后现代主义中，有的主张用本土文化取代以欧洲为中心的现代性，有的试图将后现代主义转化成一种“反抗文化”。不管政治色彩如何，地域色彩如何，在反本质主义、反对宏大叙事、倡导多元论上，这些后现代主义是一致的，接受的大致也是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10]。从这个意义上讲，正是全球化促进了后现代主义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展开，随着后现代主义影响的日益扩大，一种新的“后现代的全球意识”也出现了。所谓“后现代的全球意识”是一种自觉超越狭隘阶级、民族、国家界限的意识，是后现代思潮的产物。(www.daowen.com)

后现代全球意识强调，面对当今的严峻形势，应该从全人类和全球的角度出来考虑问题，在充分尊重差异的同时，努力形成人类共同的认识、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实践。王治河（2003）指出，后现代全球意识的理论主张包括：主张重新认识边缘的价值，倡导一种全球伦理，主张克服二元对立思维，强调可持续发展，推崇相互受益性的共生概念，推崇创新等。

在英国社会学家迈克·费瑟斯通那里，对后现代的解读，需要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中才能讲得透，“要理解后现代主义，停留在民族、国家的社会层面是远远不够的。这不仅意味着民族国家无法自拔地陷入了国际经济体系或者世界体系当中。这一点毋庸置疑是正确的，然而不同民族、政治集团和文明之间持续不断的政治斗争，以及这个过程中的文化内涵，却经常被人忽视。由此产生的问题，如文化间的交流、在日常实践中处理与他者的关系、理解他者对我们的想象、在复杂的实体中建构恰当的自我形象等都是逐渐浮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征兆，而且已经在理论上被解释为难以应对多样性和文化的无序。在愈加复杂的全球实体中面对其变幻莫测的权力平衡关系，如何从理论上对复杂性做出解释，正是后现代主义的出现与西方现代性的基础和价值体系越来越明显的相对化所面临的核心问题”。

（三）全球化与反全球化

尽管全球化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发展已得到基本公认，但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反全球化”现象。反全球化抗议活动大概始于1995年，到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演变成一种有组织的、群众性的社会运动。

反全球化者的动机多样、言论不一、行为怪异，甚至诉诸非理性和极端暴力的手段。反全球化者的成分复杂，其主要组织形式是形形色色的非政府组织和抗议联盟。很多情况下，人们把反全球化与反经济自由化、反全球资本主义、反全球经济、反自由贸易、反美国化等同起来。而西方的主流媒体把那些质疑甚至反对正统全球化意识形态与推动全球化政策的行为也都描述为反全球化。

多数学者认为，反全球化运动的兴起主要与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矛盾和问题直接相关，这些矛盾和问题主要包括：国家经济主权的独立性面临严峻挑战、南北利益冲突及发达国家内部利益冲突加剧、全球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金融全球化带来金融风险的增加、全球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全球性问题凸显：全球化使国际性恐怖活动、贩毒活动、走私活动等增多，成为威胁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公害^[11]。

在反全球化运动中，“谁的全球化”是常被提出的一个问题，可见，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公是反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原因。韩德强指出，“全球化”“少数人主导的全球化”“资本主义全球化”是三个外延逐渐缩小、内涵逐渐丰富的递进概念，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是最狭义的全球化，可更准确称为“资本流动全球化”。对全球化的限定越多，其必然性越弱，被逆转的可能性也越大。石河认为，只有少数资本家分“红利”的全球化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而是社会解体的力量。资本主导的全球化使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不平等、不公正进一步加剧。垄断资本的膨胀，完全是建立在既剥削本国人民，又剥削发展中国家人民基础上的，这正是反全球化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12]。

从其实质上看，反全球化与全球化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另一种全球化。诺贝尔经济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指出，反全球化人士其实并不是真正地反对全球化，他们是在反对某种同他们本身信念、价值观相背离的全球化，其中有对世界南北差距拉大、分配不均的忧虑，有对几个大国主宰世界的不平，也有对目前这个缺少意义、只重经济效率的日益世俗世界的不满，以及为了维护自身的狭隘民族利益甚至是无政府主义。肖童（2001）认为，反全球化是全球化的必然伴生物，不仅包括围绕着国际经济会议展开的抗议示威，还有各种反全球化的言论。李道胜（2001）认为，反全球化浪潮是西方“新左派”思潮的延伸，是发达国家弱势群体的呐喊，现代科技手段和各种非政府组织对反全球化浪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指出，全球化进程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不同，对一个国家中不同阶层的影响也不同，反全球化的要求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对世界经济不利的一面。

可见，反全球化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包括对全球化的否定，对全球化的片面性的批评，对全球化的担心，对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回击，对全球化加剧的贫富鸿沟、社会分裂、环境灾难的抗议和不满等。多数学者认为反全球化不是反对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等以及由不平等带来的种种人为弊端。同时，反全球化运动的积极意义是有限的，反全球化运动也不可能改变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这种反全球化的思潮目前还缺乏现实支持而忽视其中的合理成分，无论全球化的反对者是出于何种动机、何种目的，他们提出的一些反全球化思潮确实提出了目前我们难以准确回答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推进全球化过程中我们必须正视的问题^[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