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外关于全球化的研究进展

毫无疑问，全球化问题是当今国际问题研究的最热门课题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学术界逐渐掀起了一股全球化问题的研究热潮，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人类学家等对此都进行了多学科、跨领域、广角度的研究，并于20世纪末将全球化研究推至高潮，关于全球化研究的文章、著作不断推出。1995年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出版了《全球化：人类的结果》；1996年托尼·斯拜比（Tony Spybey）推出了《全球化和世界社会》；1997年有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的《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贝安琪·胡格威特（Ankie Hoogveh）的《全球化和后殖民世界：发展中的新政治经济》，托马斯·克拉克（Thomas Klak）的《全球化新自由主义》；1998年有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全球化的文化》，罗伯特·霍顿（Robert Holton）的《全球化和民族国家》；1999年迪恩·贝克（Dean Baker）的《全球化和进步的经济政策》，彼得·沃特曼（Peter Waterman）的《全球化、社会运动和新国际主义》，比伊特·迈耶（Birgit Meyer）和彼得·盖塞希尔（Peter Gesehiere）的《全球化和认同：流动和关闭的辩证法》，雷蒙·万里尼（Raimo Vayrynen）的论文集《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阿伏特·布莱（Avtar Brah）等人的《全球未来：移民、环境和全球化》，等等。

从总体上看，国外学术界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4]：

第一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主要研究重点集中在全球化的概念、全球化的起源和发展、全球化的现状等方面。

第二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初至90年代中后期。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全球化的本质、全球化的后果、全球化与现代化和后现代化、全球化与民族性、全球化与文化等，核心是全球化的评价问题。

第三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重点开始集中到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秩序问题以及对全球化的反思上，具体包括全球化条件下的国家关系、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多边制度安排、全球化与发展中国家策略、全球化与反全球化等。

从内容上看，外国学术界关于全球化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8个方面^[5]：

（1）全球化的界定

关于到底“什么是全球化”，理论界的定义各不相同。

从生产力尤其是科学技术和全球交往活动方面来看，全球化是人类利用先进的通信技术，克服自然地理因素的限制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早在1960年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 Mcluhan）在其出版的《传播探索》（Explorations in communication）一书中提出“全球村”（globalvillage）的概念，就已经包含这种认识；近年来，随着国际互联网的发展，这种认识更加具有代表性。

从经济角度来理解，全球化是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是世界市场和国际劳动分工的全面形成，是金融资本、物质财富和人员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其显著标志就是众多跨国公司的存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从经济学的角度把全球化看成经济活动在世界范围内的相互依赖。

从政治意识形态或社会体制方面来理解，全球化是全球资本主义化，是晚期资本主义。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的本质就是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美国学者德里克（Dirik）、英国学者斯克莱尔（Sklair）以及左翼学者阿尔博（G.Albo）等把全球化看成是市场、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阿尔布劳（Albrow），2001）、曼德尔（Mandel）和詹姆逊（Jameson）也认为全球化是“晚期资本主义”状态。

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全球化是西方化甚至美国化。新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S.Amin），A.卡利尼科斯（A.Callinicos）和S.吉尔（S.Gill）从批判的角度看，认为全球化就是帝国主义化，代表了反动的全球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其结果必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两极分化，而国家和政府已经沦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

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2000）从时空压缩和整体意识的角度解释全球化：“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compression），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英国学者斯图尔特（J.A.Scholte，2003）从人类生存方式的根本转变来阐述全球化，认为全球化是“非地域化”，“人们之间‘超地域关系’的增强”。

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和哈贝马斯（Habermas）从现代性角度看全球化，把全球化看作现代性的全球扩展，全球化的历史展开过程，就是现代性不断彰显的过程。

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在全球范围的一体化。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生态主义者则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人类的共同利益来说明全球化。

（2）全球化的起源

西方理论界有关全球化起源的论述和争论，主要集中在全球化发生的时间和全球化的动因两大问题上。

关于全球化开始的时间：有的学者认为全球化从人类早期就开始了，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和安东尼·麦克格鲁（Anthony McGrew）等人合著的《全球大变革》中把全球化的起源追溯到人类早期，即前现代的全球化（大约开始于9000—11000年前）；有的认为全球化始于近代，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认为全球化大约从15世纪初期到18世纪中期就开始发生在欧洲，詹姆逊（Jameson）认为全球化的进程与资本主义发展相重叠，沃勒斯坦也认为全球化开始于15世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吉登斯则认为全球化就是现代性的展开，大约开始于18世纪；也有的认为全球化是20世纪末期的经济一体化，加拿大的罗伯特·考克斯认为全球化源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西方发达国家的危机，危机促使了流水线式的生产方式的建立、市场和金融的联合、人口的流动，从而促成全球化的形成。

关于全球化形成和发展的动因，可分为必然论和怀疑论两派。持必然论动因说的是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如法国学者弗朗索瓦·沙奈（Francois Shane）和美国学者保尔·库格曼（Paul Kugman）等，认为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历史的、自然的发展过程，是生产社会化的继续和深入，是不可抗拒和不可逆转的，当代全球化的发展结果是建立了金融资本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积累制度。而持怀疑论动因说的学者则认为，新自由主义成为全球化单一的或首要的动力，信息技术的变革或资本主义是全球化的动因，比全球化更好的用语是新自由主义，如英国学者克里斯·哈曼（Chris Harman）、美国学者麦克切斯尼（Mcchesney）；英国学者大卫·哈维（David Harvey）也明确指出，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当代全球化是新自由主义帮助资本打破资本积累中的一切空间障碍的努力。

（3）全球化的影响

西方理论界对全球化的影响，有持肯定态度的，认为全球化主要带来积极的影响；也有持否定、批判态度的，认为全球化带来的主要是消极影响。

前者的主要代表是新自由派，代表人物大前研一（K.Ohmae）和格里德（W.Grieder），认为全球化主要是指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是人类进步的先驱，绝大多数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都将得到比较长远的利益，他们强调，全球化下的信息流动是跨国界的、无阶级的，任何国家和民族都可享用并从中受益。新左派部分学者如英国学者戴维·赫尔德（David Held）也认为当今的全球化是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并正在重组现代社会和世界秩序，全球化正在产生一种强大的“转型力量”，促使世界秩序中的社会、经济和制度产生“剧变”。

后者则认为全球化带来的主要是消极影响，主要代表是新左派和怀疑派。新左派认为全球化使发展中国家的主权遭到破坏，因为发达国家利用信息技术、WTO和IMF以及联合国来向外推行霸权和强权，使全体发展中国家再度丧失经济、政治、文化的自主权，重新沦为发达国家的“殖民地”。怀疑派如赫斯特（P.Hirst）和格雷厄姆·汤普森（G.Thompson），认为全球化只能导致新的全球不公和制造新的动乱，只能导致更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导致文明的分解、对立和冲突；所谓全球化，只是西方发达国家所臆想并企图强加于别人的强权国家的口号^[6]。

（4）全球化与政治

经济活动的全球化必然要求政治活动的全球化。由于跨国公司的活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本国政府的管理权限，并造成经济全球化处于无政府状态，为解决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各国政府之间需要不断加强交涉，传统的政府间关系正在向现代政府关系转化。为此，许多学者也做了探讨，1996年保罗·赫希（Paul Hirsth）和格雷厄姆·汤普森（Grahame F.Thompson）合作出版了《问题中的全球化：国际经济和治理的可能性》，1996年Jong S.Jun编辑出版了《全球化和解中心：制度关联，政策问题和日—美政府间关系》，都力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有的学者还对此作了更深入的分析。如英国学者苏·斯特兰奇（Sue Strange）在1997年第11期的美国《当代》杂志发表文章《全球化与国家的销蚀》，指出全球化使国家权威日益衰落，即在防务、金融和提供福利三方面不断衰落。1998年，罗伯特·霍顿（Robert Holton）出版《全球化和民族国家》，也力图全面分析这些问题。

（5）世界劳工问题和新国际主义

由于经济全球化使落后国家的廉价劳动力越来越多地参与到跨国公司的生产之中，加大了劳动竞争压力，对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因此，各个国家的劳动者之间的矛盾也不断升级。为此，西方学者们尤其是左翼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有的提出，应当建立“全球公民社会”，或推行新社会运动，或进行新的阶级斗争。1998年，彼得·沃特曼出版《全球化，社会运动和新国际主义》，提出并论证了“新国际主义”的思想，指出全球化使社会经济日益国际化，劳动者的利益也日益国际化，在这种情况下，劳动者应当建立“新国际主义”（the new internationalism）组织，推行新的社会运动，实现“全球团结”（global solidarity），促成“全球公民社会”（global civil-society）的形成，共同反对全球资本主义和现代国家主义，实现新的民主和劳动解放。(www.daowen.com)

（6）文化全球化问题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扩展，文化全球化也在进行中，跨国文化的出现，完全是由人们的全球化活动所决定的。于是便出现了“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文化间主义”（inter-culturalism）、“跨文化主义”（cross-culturalism）等概念和思想；也就出现了相应的“多元文化教育”“文化间知识”“跨文化教育”等研究，甚至还形成了相关的新兴文化产业。爱德华·斯图尔特（Edward C.Stewart）和密尔顿·班尼特（Milton J.Bennett）于1991年出版了《美国文化模式：跨文化前景》，1994年罗伯特·科奥斯（L.Robert Kohls）和约翰·奈特（John M.Knight）出版了《发展中的文化间视野：跨文化训练手册》，阿基拉·爱里亚（Akira Iriye）于1997年出版了《文化国际主义和世界秩序》，米切尔·普罗瑟（Miehael H.Prosser）和西塔拉姆（K.S.Sitaram）于1999年编辑出版了《公民话语：文化间的、国际化的和全球的媒介》。

（7）文化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关系

由于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在推行其经济全球化的同时，也推行着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如美国不仅对落后国家进行文化侵略，也对加拿大、法国等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因此，以萨伊德为代表的西方学者也认为，这种文化的“全球化”和“西方化”，实际上就是“美国化”，并对此提出强烈抗议。近年来的后殖民主义和新民族主义的兴起也与此相关。1991年，英国学者汤林森（Tomlinson）也写出专著《文化帝国主义》，对这种文化帝国主义进行揭露和批判。大部分学者都力图反对“西方中心主义”，认为要找到适合自己民族特色的文化发展道路，用普拉卡什和印度历史学派的话说，就是要“编写自己文化的历史”。也有的学者认为，应当坚持文化问题上的辩证法，在文化交流中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民族文化，同时抵制文化帝国主义。

（8）全球化的前途问题

不少人都认为全球化的前景是美好的，有可能在经济全球化的基础上促成政治、文化的一体化，形成世界政府，消解全球性矛盾，制止和消灭战争，并最终达到世界大同。

但也有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全球化不会消除战争，也不会消灭冲突。有人从社会制度方面来考虑，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化，而且是永恒的，社会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多数已经失败，在今天和未来全球化的大趋势中更没有存在和发展的机会了。但不少左翼学者认为，全球化不仅不会使社会主义终结，相反会使社会主义复兴，正如詹姆逊所说“社会主义始终意味着对人类从出生到死亡的全方位的保护：彻底的保障体系，它为每个人提供自由的存在和发展真实的个性所必需的基本条件，使得人们能够无忧无虑的生活”。

此外，有的学者还从哲学方面对全球化进行研究，分析了全球化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关系；有的从伦理学方面分析全球化，提出了“全球伦理”的概念和思想；有的还从哲学本体论和认识论的高度对全球化进行分析，提出了“全球观念”“全球思维”的思想，并对全球社会本体作了全球空间和全球时间的分析，提出了“全球发展”的思想等。例如，社会学家鲍曼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社会的“时间在加速，空间在缩短”，因此需要对全球社会及其秩序作现代分析、进行“全球思维”^[7]。

（二）国外关于“地方”的研究进展

“地方”一直是地理学研究的对象甚至是核心，国外学术界对于“地方”的研究，最早也是从区域地理学（regional geography）开始的。20世纪初，法国人文地理学家白兰士（1971）最早将“地方”研究的重点放在特殊区域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善于掌握法国特殊区域中自然与文化世界之复杂互动的卓越研究，成功强调了特殊地方的独特性^[8]。美国文化地理学家索尔也是较早赋予地方“文化解释的力量”的西方学者，随后华格纳与麦可塞尔提出，文化地理学的核心主题应该是文化、文化区、文化地景、文化历史和文化生态，强调了地方作为一个“共享的文化空间”。然而最早尝试定义“地方”概念的是地理学家鲁克曼（1964），他认为“地方是在特定区位发展的自然与文化的整合，借由货物和人员的移动，而与其他地方连结”^[9]。

到了1970年代，人文主义地理学者开始发展地方概念，研究取向具有普遍性和理论野心，最具有代表性的两位地理学者是段义孚和瑞尔夫。段义孚的两本著作《地方之爱》（Topophilia，1974）和《空间与地方》（Space and Place，1977），对人文地理学史影响极大，尤其影响了地方概念的发展。而瑞尔夫的地方研究取向，则比较明白地揭示对现象学的哲学关注；在其著作《地方与无地方性》（Place and Placelessness，1976）中，基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指出地方是个先于科学的生活事实，以我们经验世界的方式为基础，地方决定了我们的经验。

1980年代晚期，地理学家开始认真探索更广泛的社会理论和文化研究场域，开始关注地方、意义和权力之间的复杂关联；批判的文化地理学者认为，地方是个必须透过社会和文化冲突的透镜来理解的概念，涉及许多其他社会关系等议题。主要代表作有提姆·克瑞斯威尔（Tim Cresswell）的《安适其位/不得其所》（In Place/Out of Place，1996），哈维（David Harvey）的《正义、自然与差异地理》（Justice，Nature and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1996），玛西（Doreen Massey）的《空间、地方和性别》　（Space，Place and Gender，1994），萨克（Robert Sack）的《地理人》（Homo Geographicus，1997），李帕德（Lucy Lippard）的《地域的诱惑》（The Lure of Local，1997）等。

具体从研究内容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面：

（1）地方的描述取向：最接近常识观点，认为世界是由一组地方构成，每个地方都可以当做独特的实体来研究，关注的是地方的独特性和特殊性。

（2）地方的社会建构论取向：虽然关注地方的特殊性，但只是将其作为更普遍而基本的社会过程的实例；探讨地方的社会建构，涉及解释地方的独特属性，指出这些地方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父权体制、异性恋体制、后殖民主义，以及一大堆其他结构条件下，更广大的一般性地方建构过程（Tim Cresswell，2004）。

（3）地方的现象学取向：不特别关心特定地方的独特属性，也不太涉及特殊地方建构的社会力量，尝试将人类存在的本质，界定为必然且重要的是“处于地方”；这种研究取向比较不关心复数的地方（Places），而比较专注于单一的地方（Place）。

（4）地方的人类学取向：与地理学中的“地方”概念不同，人类学研究领域中的“地方”，是将“地方”作为一个研究单位，将“地方研究”作为一种新的范式。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美国的文化人类学家吉尔兹（Clifford Geertz）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1983），吉尔兹的“地方性知识”，就不是指任何特定的、具有地方特征的知识，而是一种新型的知识观念，是认知世界的一种角度。在现代性与后现代语境中，人类学领域中的“地方”已演化成为一种认知系统。

朱竑等（2010）指出，当前欧美的人文地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分支学科，都在经历“文化转向”的深刻变革，其研究重点也逐渐从基于“空间”的经济行为转向基于“地方”的社会文化行为。这种研究转向，彰显了一种新的学术理念，即“地理研究不仅要关注宏观的空间现象，更要关注微观的社会文化过程，探索地方在个人或社会的重构过程中的意义”^[10]。

在应用研究中，地方研究中的“地方感”和“地方依恋”理论则“被广泛应用于自然资源管理研究中，如国家公园、自然遗产地、户外游憩地等”^[11]，以及与城市环境变化有关的社区认同的相关研究中。

此外，在生态学和环境伦理领域，“地方”被设想为区域及其资源、动植物群落之间的紧密连结。生态学地方研究取向使用的主要概念术语是“生物区”（bioregion），是指“在土壤、流域、气候、原生动植物方面有共同特征的地理区，在整个地球生物圈里是独特而具有固有贡献的地方”。生物区域学家认为，我们当前的地方体系多半是人为产物，现行政治地方的安排扰乱了生物区系统，使得生态问题的解决益加困难。

还有一个经常考虑“地方传统”的领域，是建筑与城市规划领域。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被认为是创造“物质地方”的人，不过也有不少书论及建筑和城市规划过程造成了“地方的死亡”。

（三）国外关于城市历史街区的研究进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洲的许多传统城市受到了严重的破坏，战后进行了大规模的重建，由于战后世界经济的复苏以及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世界各地（以欧美为主）开始了对城市的大规模的综合性开发，出现了许多以功能为主导的现代化工业城市。

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西方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对以大规模改造为主要形式的“城市更新”运动进行反思。其中最著名的有L.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城市发展史》（1961）、J.雅各布（J.Jacob）的《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1961）、P.达维多夫（P.Davydov）的《倡导规划与多元社会》（1965）、C.亚历山大（C.Alexander）的《城市不是一棵树》（1965）与《俄勒冈校园实验》（1975）、E.F.舒马赫（E.F.Schumacher）的《小的就是美的》（1973）以及A.雅各布（A.Jacob）与D.阿普尔亚德（D.Appleyard）的《城市设计宣言》（1987）等。

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学者才开始注重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复兴问题，并把历史街区作为一项城市遗产进行保护与开发研究。至今，西方对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经历了三次保护思潮：“第一次保护思潮，注意力集中在保护单体建筑上；第二次保护思潮，保护范围扩大到历史建筑群、城市景观和建筑环境上；第三次保护思潮，具有针对性的地方化保护政策的制定成为主角”^[12]，这些保护政策更注重遗产的未来。

从总体上看，国外对城市历史街区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在城市规划、建筑设计等研究领域，后期才有旅游、商业、经济等领域的学者介入，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3]：（1）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政策研究；（2）城市历史街区的保护与开发关系研究；（3）城市历史街区开发中的社区参与研究；（4）城市历史街区的价值重估研究；（5）城市历史街区的环境保护研究；（6）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研究。

英国城市规划师史蒂文·蒂耶斯德尔（Steven Tiesdell）等人的著作《城市历史街区的复兴》（2006），就通过对一系列历史街区振兴案例的分析，展示出多样性的城市振兴策略及其成果，将城市设计与城市更新予以综合考虑；指出振兴城市历史街区，要对有重要历史特征和场所感的街区进行保护，使其恢复有效的功能，并获得新的活力。书中还专门用了一章的篇幅介绍“以旅游和文化产业为先导的振兴”，通过三个案例展示了许多工业衰退的城镇和城市如何改善历史街区和开发旅游业：把注意力集中在独特的或令人感兴趣的历史资产整合上，并提供必要的设施以增加吸引力^[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