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5月9日清晨，玉仙的女儿建中从上海打来电话，泣告我玉仙于5月6日晚仙逝，她已经没有了妈妈。惊闻噩耗，我简直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5月5日晚，玉仙还远从上海打来电话关心我，询问北京SARS肆虐后我的生活状况，没料到这是我们最后一次通话，电话的余音还在耳际，而第二天她就撒手人寰，永远离开了我们。她走得那么意外，那么匆忙，使亲友备感难过与悲痛。五六十位各地岭南大学同学闻讯后，从美国、澳大利亚，中国的香港、澳门、北京、广州、杭州、南京、上海等地，纷纷打来长途电话、唁电、寄来唁函，送上帛金或鲜花花篮，以各种方式表达自己的哀思与慰问，可见玉仙人缘很好，朋友遍天下。她在岭南大学同学中颇有名气，得到全球许多“岭南人”的哀悼与怀念。

我与玉仙少小同窗。1939年我考入澳门协和中学初中。与玉仙同级不同班，她在甲班，我在乙班。当时与她同班后来又在岭南大学上学的同学有关玉贞、董惠意、李福淇、黄妙婉、容瑞芬、黄贵珍、关柳珍、陈浩沄等。玉仙平易近人，待人亲切，笑容可掬，善交朋友，这些个性特点与优点，当时已显现出来，用我们当年的话来说，她很Social，很活跃，常来我们班走动。

当时我们少不更事，很“调皮”，喜欢给老师和同学“起花名”（改绰号）。往往根据个人的形体特点，广东话发音不准确或性格作风来改外号。如对老师戏称“鸭嘴兽”“猪头”“方法”“特别”“辣椒仔”等。同级同学外号有“麻姑”“瘦子”“阿鱼”“阿爷”“阿B”等。玉仙的绰号是“老胖”，从中学一直叫到岭南大学，缘起不知，语义不详，至今已无从查考。玉仙并不胖，为什么绰号叫“老胖”？我常想不通，猜不透，不明所以，我只能在心中作我自己的解读，是不是可能因为玉仙经常笑口常开，有如弥勒佛，也许这就是她得此雅号的由来吧。

我初入岭南大学时，在历史系学习，大学二年级下学期才转系到社会系，与玉仙同系同班。当时就读于社会系的男同学很少。除了岑似棉外，就只有低我们一班的男生刘立道了。立道新入校不大习惯和适应，玉仙对他关怀备至，以致使立道至今说起，仍未能忘怀。

大学时期的玉仙，组织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都得到很好的发展和表现。她担任岭南大学青年会会长，本着基督教的精神，富有爱心和奉献精神；勇于服务社会和人群；热心公益事业；开办青年会夜校。夜校班次由小学一年级至初中一年级。夜校主要接纳康乐附近农村无力入学的孩子；并且对岭南大学校内文化较低的职工，也免费帮助他们提高文化。夜校为普及小学教育及提高成人文化贡献了一份力所能及的力量。

此外，青年会还组织了15个基督教小团契（“家”）的活动，如路加家、约翰家、雅各家、阿伯拉罕家等小团契，各小团契各自进行一些宗教聚会及联欢活动。随着政局的变化，解放军节节胜利，地下学联等革命进步组织开始在岭南校园内开展活动，他们利用部分基督团契小家庭聚会的同时，宣传革命道理，传阅进步文件和书籍。作为青年会会长，玉仙对这些从事进步革命活动的同学很友好并积极支持。

玉仙参加过全国大学基督教青年会（简称S·C·M）组织的活动。这个组织是比较开明和进步的。新中国成立前夕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她与广州市基督教女青年会一些进步的工作人员（林锦儒、孙竞娟、林璇等）联系比较密切。她乐于接受新生事物，因而她的革命思想与时俱进，向往革命和进步。玉仙的父辈是广东开平华侨，许多亲戚都居美国，1949年夏大学毕业后，如果她选择出国，也并不是没有条件的，她之所以选择留在国内及后来北上之举，未始不与她的爱国思想和要求进步有关。

新中国成立后，玉仙参加抗美援朝志愿军，后转业至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沈阳），在托儿所工作。她在岭南社会系学的是儿童福利专业，恰好对口，我正为她高兴，以为她学以致用，可以大显身手，施展才能。岂料不久，1957年夏天，一场政治风暴席卷神州大地，玉仙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她虽然历经坎坷，而难能可贵的是仍始终对党满怀信心，乐观面对，一如既往，热爱祖国，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自己一份力量，不改初衷。

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玉仙初在长春后调上海。我和玉仙虽然不在一起工作，但无论她有机会来北京或我到上海，哪怕时间再匆忙，我们都会想办法去探望对方，欢聚一番，互诉衷肠。“文化大革命”中，我下放到湖北潜江干校血吸虫地区劳动，条件很艰苦，栽种棉花的劳动又特别繁重。干校规定劳动满一年可以休假，1970年休假时，我到庐山散心后转道上海探望玉仙与浩然。(www.daowen.com)

玉仙和浩然性格迥异，玉仙是外向型，浩然内向。他们一起生活几十年，历经风雨，相濡以沫，互相补充，相得益彰。还记得当年拜访他们，那晚他们夫妇热情招待我吃火锅，在座的还有他们的长子光中及光中的好友，热气腾腾的火锅，老友相聚，天南地北，无话不谈；加上风华正茂的青年人，高谈阔论，欢声笑语弥漫室内，这是一个充满幸福与温暖的家庭，伉俪情深，亲慈子孝，我突然意识到玉仙被错划右派心灵上的伤痕已渐平复了；同时我也感受到友谊的温暖。我们相聚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却十分愉快，此情此景，长留我心。

玉仙待人和蔼可亲，坦诚热情，乐于助人，是岭南同学众口一词赞誉的。“文化大革命”中，我丢失了1949年我在岭南大学格兰堂前照的岭南大学第30届毕业生的毕业照，这张照片对我来说十分重要，且有纪念意义。后台湾“中央研究院”曹安邦院士和黄妙婉学长伉俪曾为玉仙复印了一张毕业照。我得知，托玉仙以妙婉复印的照片为底片翻印一张给我，玉仙不负所托，请她的女婿乐嘉勇不辞劳苦，翻拍底片，使我失而复得，能再度保有这张富有特殊意义的照片永留纪念。现在每逢我见到这张照片，都感念玉仙至深。

玉仙热爱母校，珍惜岭南情。她任上海岭南校友会副会长以来，倾注她的全部热情，任劳任怨，全身心投入上海校友会工作，她的去世对上海岭南校友会是一大损失。

作为北京的岭南校友，在我的印象中，上海校友会的工作开展得很好，很出色，很有活力，充满干劲，《岭南简讯》已出版了17期。应该说上海校友会的工作难度大，校友会由两部分校友组成：主要的、大部分的校友是原来上海岭南中学同学；另一部分是广州康乐岭南大学同学。虽然同是岭南人，到底过去是互不相识相熟，但经上海校友会领导班子及上海两部分岭南同学的努力，在岭南一家亲精神的感召下，上海校友互相团结得很好，同心同德，协力合作，共创成绩，其中也有副会长玉仙的一份辛劳、努力和贡献。

对于全球十多个岭南的同学会，过去相互联系较少。经玉仙的努力，开创了上海校友会与美国加州旧金山、洛杉矶校友会密切联系的局面，从而互相促进了两地校友会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玉仙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两地校友会间播下了深情厚谊的种子，今后还将继续开花结果。

玉仙，你走了，离我们而去了。我再也接不到你打来的关心电话了，再也听不到你的笑声和滔滔不绝的话语了，再也看不到你绽开的笑容了。但你的音容笑貌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将永远怀念你，安息吧！玉仙。

（原载于上海《岭南简讯》第18期增刊，2003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