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早在1935年，费先生偕同新婚妻子前往广西大瑶山，做民族调查，王同惠献出生命。根据这次调查考察，费先生写成了《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这是他从事民族研究工作的开始。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汇总登记的民族名称有400多个，国家为了落实民族政策，急需摸底弄清有多少个民族，每个民族有多少人？于是民族识别工作就提到议事日程上了。费先生是民族识别工作主持人之一。1953年他在研究部中南研究室主持指导畲民的识别研究，派出施联朱、黄淑娉和我到闽、浙两省调查畲民。我们在福建罗源县八井乡、漳平县山羊隔村及浙江景宁县东衕村对畲民进行识别调查。1955年又派出杨成志教授、黄淑娉和我参加广东畲民识别调查组，在广东凤凰山区的潮安、饶平、丰顺，莲花山区的海丰、惠阳，罗浮山区的博罗、龙门、增城等八个县进行识别调查。

费先生认为对民族识别工作应用历史唯物观点来研究，不能完全照搬斯大林（Stalin）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一书中给民族下定义的四个要素：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的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他认为这四个要素是指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发展的“近代”民族，但这些要素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以前属于萌芽状态。而我国各少数民族有的处在早期封建农奴制、初期奴隶制，甚至有的处在浓厚原始公社所有制残余的发展阶段。四个要素在各族中有不同程度的萌芽状态，加上历史上各族长期相处，互相影响，在发展中不断发生许多变化，因而不能孤立地用某一要素作为民族识别的唯一标准。语言也是可以变动的，畲族讲的语言是统一的，近似汉语客家话的一种语言，但畲族崇拜盘瓠，并且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认为自己不同于汉人，所以在民族识别时要把四个要素综合起来全面地进行历史分析。1956年费先生向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做了详细的汇报，提出畲族是既不同于汉族、又不同于瑶族的一个民族实体，得到民委的支持，后来畲族正式被承认，成为我国少数民族之一。

1955年费先生参加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他顶着压力，坚持实事求是，认为穿青人是早期迁入贵州的汉人，受到后来迁入的穿蓝的汉人歧视，应采取措施予以适当照顾，帮助他们更快地发展，从根本上消除他们的心理隔阂。

1978年9月，他在全国政协民族组会议上的发言，（后载于《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关于我国民族的识别问题》的论文）全面总结我国民族识别工作取得的成绩及一些遗留问题，对进一步深入完成遗留的民族识别工作，起到促进和推动的作用。(www.daowen.com)

费先生对民族研究最重大的贡献，体现在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特纳（Tanner）讲座上发表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的学术论文中，他运用大量的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资料，从理论上总结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的历史演变过程、特点和发展趋势。他指出：“我国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他们虽则都称‘民族’，但层次不同。”“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于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这也许是世界各地民族形成的共同过程。”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提供了我国各民族联系团结发展的认同基础，增强了中华民族巨大的凝聚力，从而有利于祖国更加巩固和统一。

著名的人类学家台湾世新大学传播研究所教授乔健认为，费先生在恢复工作20多年的广博浩瀚的著述，无疑地已形成了一个学派，所建立的理论，可以叫做历史功能论（Historical Functionalism）。功能论的重点在于把文化视作一个整体，费先生认为西方功能论者观念中的整体是平面的，应加入历史的因素，把它转换成垂直的。乔健教授认为经这一转换，再融入中国文化洗礼之后，功能论在包容度与诠释力方面都同时增厚与加强，犹如脱胎换骨，从而在建立人类学、社会学方面，奠定了费先生永恒的历史地位，可与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Brown）、马林诺夫斯基（Malinowski）、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等并列为12位建构现代文化理论的主要贡献者，是文化理论的世界级大师之一。

费先生对少数民族怀着深厚的感情，并热衷于田野调查实践，晚年八九十岁高龄，仍坚持行行重行行，几乎走遍全国的千山万水。探讨新形势下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方向，在现代化发展的加速过程中，各民族如何更好地适应，保持自身的传统文化；利用民族优势，形成一些多民族的经济协作区，共同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他深切关怀西部贫困地区的少数民族更快地脱贫。他特别强调“小民族大问题”，提倡对人口较少民族的问题要研究并解决好，给予他们特殊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