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和最杰出的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之一，蜚声国内外，是世界级的大师。他学以致用，理论结合实践，一贯坚持深入从事社会调查，在本土研究中实现“中国化”。他着重关注社会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动向，为中国社会的改革进步和民族的繁荣发展，提出了许多独到的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起到促进和推动的作用，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最初认识费先生是1951年，当时我是燕京大学研究院社会系研究生，学校派我参加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组织的少数民族中南地区的中央访问团。总团团长是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团长兼第一分团广西分团团长是费孝通，我分配在广西分团联络组（调查组）工作，这是我初次见到费先生。在赴广西南宁的火车上，费团长与团员们说说笑笑，打成一片，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访问团到广西后，从桂林进军龙胜的路上，道路崎岖，翻山越岭，费先生坠马腰腿受伤，这是他为民族工作第二次受伤。到达龙胜后，访问团协助政府建立广西第一个区域自治地方——龙胜各族联合自治县，当地各族人民实现了当家做主的权利。在三江县，访问团除了在侗族地区进行访问外，还曾组织运送粮食，解决山上群众闹灾荒断炊之危。费先生虽然受伤没能前往大瑶山，但仍继续领导中央访问团在大瑶山瑶族地区的工作。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协助瑶族各支系共同订立《大瑶山团结公约》，并以传统的民族形式镌刻在石碑上；演出文艺节目、播放电影慰问当地的群众；为群众治病；发放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并进行调查研究，反映群众的要求和意见，促进和加强了民族团结，完成了任务。

费孝通先生不仅是民族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而且还是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他曾先后任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学院（今中央民族大学）、北京大学教授，而且还曾任清华大学副教务长、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燕京大学民族学系及清华大学社会系大部分师生调整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工作或学习，费先生调到中央民族学院任副院长。同时国家十分重视在中央民族学院成立一个全国性的民族研究中心，由费先生负责组建研究部，他要求集中聘请一批新中国成立前研究少数民族的全国一流的历史学、民族学、语言学的专家学者。当时研究部由翦伯赞任西南研究室主任，林耀华任藏彝研究室主任，冯家昇任西北研究室主任，翁独健任东北研究室主任，费孝通任中南研究室主任，还有吴文藻、潘光旦、杨成志、王静如、闻宥等一批著名的学者，研究部专家云集，人才荟萃，实力雄厚。(www.daowen.com)

我分配在费先生领导的中南研究室工作，费先生在院务百忙中，仍常抽空召集中南研究室开会讨论工作。他毫无架子，不板面孔，不打官腔，平等待人，有如师长。他观点明确，不留一手，对年轻人谆谆善诱。和他一起工作，十分愉快，如沐春风，在轻松的气氛下，就已学到许多东西。费先生聪颖睿智，才思敏捷，善于高度概括，具有总体观念、全局观点，还从微观、微型结合宏观研究问题。他主张不能只研究一个民族，要作民族的比较研究等等，我受他启发，获益良多。

1952—1956年，费先生任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主持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他的办学思想理念是以母校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为蓝本，拟将中央民族学院办成以民族学科为主的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当时有些领导不顾新中国成立后与抗战时期历史背景不同，而照搬旧的经验，主张把中央民族学院办成延安时代的民族学院，以短期训练班为主。后来“反右”时开展所谓办学的两条路线斗争，批判办多科性的综合性大学是资产阶级路线，批判依靠专家“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客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历史证明了费孝通教授的办学思路是正确的。教育的现代化与世界接轨，把中央民族大学办成世界一流大学，现在已成为我们努力的目标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