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潘先生百年诞辰纪念会，我是怀着对潘先生无限崇敬与怀念的心情来参加的。潘先生是我国和国际的著名学者，名满天下。20世纪40年代我在澳门读中学时，在图书馆里就曾见到潘先生的著作，知道潘先生的大名。新中国成立后，我在燕京大学读研究生，1952年毕业后院系调整时分配到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中南研究室，特别荣幸有机会与先生在同一研究室工作，学到了很多东西。

过去传统对知识分子的评价，总是习惯评论他的道德、文章，也就是德和才，潘先生无论在德和才方面，都堪称我们的楷模。

先生为人忠厚诚恳，平易近人，谦虚和气，正直爱国，勇于追求真理，期盼社会进步。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已经积极参加“抗日反蒋”的爱国民主运动，成为当时有名的进步教授之一。

先生桃李满天下，任教于清华。我虽在燕京读书，未能作他的亲传弟子，但我仍视自己是潘先生的学生。古人有“一字之师”，指点一个字尚且可以视为老师，更何况我与潘先生一起工作多年，受潘先生的教益很多，应该说也是他的学生。潘先生诲人不倦，研究室内年轻人有疑问请教时，潘先生总是耐心解答、启发、指导，帮助年轻人。有如春风化雨，与当时个别老先生垄断学术资料及留一手的陋习形成强烈的对比。所以，他深受年轻人的欢迎并赢得大家的敬重。在研究室内，潘先生从来不用学术权威或老前辈身份压人。任研究室主任时，他总是尽量调动室内每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让大家充分发表意见，各抒己见，和潘先生一起工作使人感到心情舒畅。

先生还把清华大学师生关系密切的优良传统带到中央民族学院。由于潘先生行动不大方便，所以许多时候中南研究室开会都在潘先生家。当时我们室的年轻人多半家不在北京，所以很喜欢到潘先生家。潘先生和潘师母对我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亲切关怀，盛情款待，充满温馨的家庭气氛，使大家都感到很温暖。

在做学问方面，潘先生学贯中西，国学基础深厚，英语造诣很高。学识渊博，研究领域广阔，涉及社会学、优生学、心理学、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教育学等许多学科。潘先生学问博大精深，但仍十分勤奋努力，不论何时路过他的家门，总可以见到先生躬身伏案的身影。他坐在窗前，博览群书或伏案书写，这一情景和形象深深印在我脑海中，至今记忆犹新，永远难忘。潘先生的身教言传，给我的启迪是学海无涯，唯勤做舟，只有踏踏实实地工作钻研，才能攀登学术高峰。正因为孜孜不倦，潘先生一生著述丰富，著作等身，达600万字之多。

先生治学严谨，在学术上卓有建树，有自己独到的精辟见解。1952年他到中央民族学院从事民族研究工作后，对土家族的识别研究，作出过重大的贡献。他运用史料学、历史地理学、民族学和语言学等多学科结合，对土家族进行识别研究；潘先生以大量史料，深入证明土家族及其祖先是长期生活在湘西、鄂西北、川东南、黔东北这一地区的一个族体。他不只是孤立地识别研究土家族，而是把土家族长期自下而上的这个历史民族区内的各族的分布、活动、迁徙、相互关系及来龙去脉都一一弄清，甚至不仅局限于这一历史民族区，而扩展涉猎土家族与历代中央封建王朝的关系，把微观与宏观、局部与整体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在识别研究中，他还运用了比较法，逐个排除。一一加以否定。提出“土家”不应与“瑶”相混，“土家”不是“苗”，“土家”也不是“僚”，而是汉代居住在武陵地区的一种“蛮人”，南北朝时属“五溪蛮”的一种。(www.daowen.com)

在识别土家族之前，我和许多人一样，只知道湖南省是苗族的主要聚居地之一，而巴蜀似乎仅局限于四川。潘先生的研究成果，扩大了我的视野，使我了解到两湖地区（湖南、湖北）是巴人族系与苗瑶族系的交错、接触、拉锯地带，改变了我的旧观念。

潘先生还进一步旁征博引，深入研究“土家”与巴人的关系，从“土家”自称“比兹卡”，与族称有关的地名、地理分布、白虎图腾崇拜、姓氏、语言词汇等方面来论证。他特别指出“土家”信奉白帝天王，白帝天王就是巴人起源的先祖，就是相传死后魂魄世为白虎的巴人之子廪君巴务相。潘先生把“土家”信奉白帝天王与古代巴人祀白虎挂钩串联，认为巴人“廪君蛮”祭祀白虎，后发展为崇拜白虎，最后演变为信奉白帝大王，一脉相承，因而推论“土家”是巴人后裔的一部分。“土家”应是一个单一民族。

这使我联想到历史上巴人长期生活的部分地区，如鄂、川交界的神农架，是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地区，这片原始森林地区有些谜至今仍未能解。除了传说有“野人”（世界上现有的四种类人猿以外的一种高级灵长类动物）生存之谜，至今未能破解外，神农架还存在神秘的基因变异的“白化现象”，是我国白色动物存在最多的地方，现已发现的白色动物就有13种，如白猴、白熊、白麂、白苏门羚、白狐狸、白水獭、白鼠狼、白鹰、白喜鹊、白乌鸦、白蛇，白蛤蟆、白蜘蛛等。至于什么原因导致该地区存在如此多的白色动物，尚有待科学的进一步研究。既然这一带是白色动物存在最多的地区，史书方志也屡有白虎在这个地区出现的记载，可见是白虎的主要分布地区。而长期生息繁衍在这个地区的“土家”及古代的巴人都同样崇拜白虎，因而说“土家”的先祖是巴人是有根据的，潘先生的论证是可以使人信服的。

在识别土家族的过程中，为了更多地掌握资料，身患残疾、腿脚不便的潘先生仍主动要求深入到“土家”地区作田野调查。新中国成立初期，民族地区条件较差，山路崎岖难行，可以想象潘先生遇到的困难，远比常人大得多。潘先生以工作为重，不畏艰难险阻，跋山涉水，知难而进，献身事业，不屈不挠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今天我们纪念潘先生百年诞辰，作为后学晚辈，我们缅怀一代宗师，就要学习他的优良品质，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高尚的道德情操、光荣的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精神，要继往开来，努力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新的贡献，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腾飞努力奋斗。

（原载于《潘光旦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