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时汉族的大量南迁，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文化，促进了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岭南交、广地区不同程度的开发。唐初对岭南民族地区实行轻税政策，以户为单位征收赋税，比中原地区以丁口计算收税轻，从而有利于岭南地区少数民族生产发展及人口增殖。加上冼夫人及其孙子冯盎又先后保障岭南地区的安定局面达110余年之久，政治社会稳定，经济文化必然得到发展。

在广东西部当时较为落后的俚僚地区，从秦汉至南北朝，由中原传来铁器、犁耕和牛马使用等方法，至唐代时已广泛使用铁器和耕牛进行大量开荒。农业技术逐步提高，种植水稻已懂得利用开荒待种的水田养鱼，使之加速变为熟地。据唐人刘恂《岭表录异》载“新（今广东新兴）、泷（今广东罗定）等州山田，揀荒平处锄为町畦，伺春雨，丘中聚水，即先买鲩鱼子，散于田内，一二年后，鱼儿长大，食草根并尽。既为熟田，又收渔利；及种稻，且无稗草。乃养民之术”。这种促进荒地熟化的养鱼技术，应是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但俚僚仍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仍然是刀耕火种。总的来说，隋唐时农业技术较以前进步，耕地面积和产量逐步提高。据记载：岭南一带稻谷一年两熟，种“白田”“赤田”，收获“白谷”“赤谷”。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十六《温水》载此地“米不外散，恒为丰国”。

农业生产发展，社会安定，人民得以休养生息，人口也随之增长。据《宋书·州郡志》载：刘宋时广州领郡17（实18）户49726，人口266694（宋时，广州十八郡中尚有宁浦、晋兴、乐昌三郡未注户口数）。至隋时，在相当于刘宋时广州境地共设九郡，即南海、苍梧、信安、永熙、永平、郁林、高凉、龙川和义安，总户数为185818。^[48]隋距宋约160余年，户籍增长3.7倍。这除了汉人移居广州增加的户数外，俚人户籍及自然人口增长也从中可见。又海南岛据不完全统计，在唐以前只有二万人，唐代为七万人^[49]，人口激增一方面与汉族移民日多有关；另一方面也由于当地生活安定，俚、僚人口日益繁衍的缘故。

史载萧梁时“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50]。一则因交、广是当时对外贸易的港口，外商多用金银；再则大概因为当时金银的产量多，所以用金银作为货币。^[51]笔者对唐代岭南地区以金银作为土贡的郡粗略做了一个统计，以金作为土贡的有晋康、新兴、南陵、云浮、恩平、珠崖、琼山、延德、昌化、万安、朗宁、贺永、宁浦、浔江、宁越、郁林、连山、合浦等十余郡。产银作土贡的有晋康、高要、新兴、临封、南潘、阳春、云浮、石城、陵水、高凉、恩平、珠崖、万安、朗宁、贺永、宁浦、浔江、宁越、郁林、苍梧、连山、南昌、合浦等二十余郡。岭南产金银的郡如此之多，可见产量不少。冯盎的侄儿冯子猷在唐太宗贞观中时入朝“载金一舸自随”^[52]。子猷拥有如此多金，可以推断当时岭南地区产金量不少。

海外贸易方面岭南一带拥有我国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自西汉汉武帝时始，中国航路已从徐闻（今海康）、合浦向南海、印度洋与海外发展友好往来，进行贸易。刘宋以后，海上交通更为发展，通商的国家远至波斯（今伊朗）、天竺（今印度）、狮子（今锡兰）等国，和南海各国的往来尤为频繁。以番禺（广州）一地而论，梁时海舶“每岁数至”，有时甚至“岁十余至”^[53]。至唐代时，广州的对外贸易更加发展繁荣，当时在广州设立市舶使^[54]，以波斯、大食为主的外国商人在广州居住的人数传说唐末曾达12万—20万人^[55]。(www.daowen.com)

南朝著名制造兵器的冶所是会稽郡（浙江绍兴）所属的剡县（今浙江嵊州）三白山。东晋初年，会稽郡群众避重役，从海道逃到广州，刺史邓岳大开鼓铸，岭南地区一些少数民族群众得以学会制造兵器。岭南地区青铜冶铸的历史相当悠久，技术高超。铜鼓铸造多在南朝。《隋书·地理志》载“自岭以南，二十余郡……并铸铜为大鼓”^[56]，“俚僚贵铜鼓，惟高大为贵，面阔丈余，方以为奇”^[57]。至唐代岭南地区俚僚青铜的冶炼和铸造技术水平已高度发达。据唐人刘恂《岭表录异》记述唐代俚僚铸造的铜鼓十分精美，“其身遍有虫、鱼、花、草之状，通体均匀，厚二分以外，炉铸之妙，实为奇巧”。

隋唐之际，岭南地区陶瓷制作技术也有显著进步。广东在隋代烧造的瓷器比南北朝时的闪黄釉色制作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隋代广东出土不少青绿釉。岭南地区的陶瓷工匠不但继承了过去的传统，而且又研发出许多新工艺。唐代以后广东石湾的陶瓷器以青黄釉和酱褐釉为主，也有少量淡青釉。^[58]佛山市石湾镇的陶瓷产品，“遍二广，旁及海外之国”^[59]。佛山市石湾陶瓷器产量及出口量，也曾仅次于江西景德镇而居全国第二位。

冼夫人的功绩，主要在于顺应历史潮流的发展；坚持维护和巩固祖国的统一；增强各民族的团结；保障岭南地区各族人民安居乐业；促进各族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她毕生的活动，基本上符合人民的利益，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原载于《冼夫人文化与当代中国——冼夫人文化研讨会论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