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法西斯覆灭前后，原来赤裸裸形式的种族主义受到了世界人民的谴责，而所谓“天选的德意志人种”成了举世痛恨的对象。各帝国主义反动的统治集团为了继续维持对殖民地附属国有色人种的统治，不得不采用形式上较为隐蔽的新种族主义，从各种族、各民族内部心理素质及精神因素等等去找根据，以达到继续维持和巩固统治的目的。有的心理学家、遗传学家也参加到种族主义的行列。新种族主义的理论体系在本质上和过去的种族主义没有什么区别，只是策略上有所不同。美国盛行的所谓应用心理学的研究，对不同种族的人的智力进行比较研究，以论证欧洲人，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智力上优越于其他有色人种。1947年美国人类学家胡顿的伪科学巨著《为什么人的举动像猴子，猴子的举动像人》，大谈其种族的心理差异，说人类种族和个人的体形特点对于人的心理和动作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个时期美国民族学中的“种族心理学派”崭露头角，以宾涅地特（今译：本尼迪克特）、米德、林顿、卡丁勒等人为代表，提出“文化模式”“基本个性”学说，是德国纳粹法西斯“种族灵魂”学说的复活。宾涅地特著有《文化模式》《种族、科学与政治》《人类的种族》等著作，广泛散布“文化模式”的理论，主张“劣等”种族和民族具有不正常的心理素质及性格结构，不能使自己适应“文化模式”。

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种族主义者主张文化不是生物的转移，而是心理的转移。每个民族有自己的“心理侧面”“基本性格”，有它自己“根本的”“平均的”或“标准的”人格。他们宣扬自己的“心理侧面”是美好的，夸耀美国生活方式，并且认为每个种族或民族对于自己的“心理侧面”是无可奈何、无法改变的。如果要改变它就“正如一只皮鞋想自己上升到耳朵”^[19]一定要依靠拥有“优秀”“性格结构”的白色人种的民族的帮助，接受他们“心理侧面”的特征。到了20世纪60年代后期，美国的一些心理学者如詹森仍坚持捏造大量不可靠的心理测验数据和所谓智力测验的资料，用以证明黑人的平均智力低于白人，实际是在科学实验的幌子下，贩卖种族主义的货色。美国的新种族主义者们虽然表面上建议改善黑人生活，但又认为要从心理及文化方面改变黑人的历史习惯和生活方式入手，主张控制黑人生育和实行种族杂婚，实质上是以美国文明为中心，实行种族同化，企图在文化和体质上彻底消灭美国尼格罗种族的黑人。

自法西斯纳粹主义崩溃以后，种族主义理论表面上似已销声匿迹，实际上转为潜伏的暗流，近年来种族主义又以新的形式复活。1975年爱德华·奥·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一个新的综合》一书在美国问世。社会生物学的内容是现代动物生态学的一个综合，从对于动物的观察出发来解释人类社会生活，用荒唐的假设代替科学的材料，因而只能得出臆造的结论。他把基因视为“至高无上”，宣扬基因先天性决定生物不平等理论，歪曲达尔文的生存竞争概念，变成了基因的生存斗争，即“好”基因和“坏”基因之间的竞争，这种竞争贯穿着整个进化。据说“好”基因和“坏”基因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是不变的，“好”的基因产生利他主义；“坏”的基因产生利己主义。传播基因就意味着具有不同基因的各个种族、民族和国家、个人之间的竞争，而战争不过是各个种族、各个民族和各国人民之间的遗传差异的产物。^[20]这种反动的观点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社会生物学自出现以来，遭到各国进步学者的激烈抨击，他们揭露这种伪科学的腐朽的观点和丑恶的面目，并且直言不讳地指出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是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新翻版。(www.daowen.com)

社会生物学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新形式的种族主义，它的危险性不亚于几十年前的种族主义。近年来科学的辉煌成就证明生物学遗传组织的统一性，事实上基因的适应性是由环境来决定的，每个种族是在某种特定环境、条件下进化的产物，每个种族由于周围环境的不同，因而各自具有某些不同的形态学和生理学的特点。所有的人类种族同属于一个种——智人种，整个人类的进化史是一部不同种族类型混合的历史，世上并没有纯粹的种族，因而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