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之间存在不平等观念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在阶级社会产生以前，没有人剥削人、人奴役人的现象，一切人都是平等的。把自己同种同族的人看作文明人，把非我族类看作野蛮人，是阶级社会产生以后才逐渐形成的概念。严格来说，真正的种族歧视，还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产物。

近代种族主义的产生与适应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需要有密切的关联，欧洲殖民国家为了掩饰他们奴役和消灭其他种族或民族的殖民地人民的行为，不惜把种族主义作为遮羞布，利用人类各种族间的生物学上的自然差异，炮制出形形色色的种族主义理论，为其罪恶行径辩护。

近代的五花八门的各种种族主义理论，究其实质，大致包括下列几点内容：

其一，近代种族主义的特点除了继承自奴隶社会以来族类不平等的旧传统思想体系外，往往还披上新的“科学”的外衣。一些种族主义者把被奴役的不同种族的人，当作奴隶和会说话的牲口，甚至赤裸裸地直接将有色人种，特别是非洲黑人，不当作人类来看待，而与动物相联系。美国的种族主义分子曾写过一本书《黑人——即兽类》。西欧各国的资产阶级学者用人类学的资料，打着“科学”的幌子，宣扬人类起源的多元论，借口各种族间个别体质形态的细节，如表情肌（包括口轮匝肌和眼轮匝肌）的发达程度及头形等，来区分“优等”和“劣等”人种，把种族特征提高到种或属的差别，人为地夸大人类种族间的差异，提出不同的种族与猿的关系有远近之别，各种族来源于不同的猿类，因而具有不同的天赋才能。黄种人是从猩猩变化来的；黑种人由大猩猩变化而来；白种人是从黑猩猩变化来的，力图证明殖民地的“劣等”有色人种与殖民地统治者的“优等”白种人不同源，人类起源的多元论对种族主义起了推波助澜和支持辩护的作用。远在1819年，英国的劳伦斯就企图证明黑人近于猿猴。英国的史密斯、诺克斯及达尔文的论敌美国的路易士·阿加西斯都曾先后给种族主义理论的拥护者以很大的支持。英国著名的民族学家之一、伦敦人类学学会创办人詹姆士·亨特1863年在伦敦人类学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论黑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的报告，把人间一切坏的禀性都赋予了黑人，企图证明黑人不能吸收文明，黑人比白人近于猿猴。

19世纪中叶，美国贩卖黑人奴隶的罪恶活动十分猖獗，种族主义的宣传相应地甚嚣尘上。1844年美国国务卿卡尔贡求教于当时著名的人类学家、《美洲人头骨》一书的作者莫尔顿后，对欧洲列强虚假地抗议贩卖黑人的照会的答复是拒绝考虑给予黑人以应有的权利，理由是：科学证明，黑人与白人根本不同，黑人属于“低级”类型，只是人类一个特殊品种。1854年美国人类学家诺特医生和一个所谓埃及学家格利顿出版了合著的《人类的类型》一书，为了证明黑人接近于猿猴，故意制造科学上的伪证，把黑人的头骨画得极其向后倾斜，以便造成黑人下颚骨向外突出度异常大的印象。

其二，种族主义者把种族外表征状当作决定种族高低和社会优劣的条件，认为种族的区别是带有遗传性的，遗传的素质不能在外部条件下加以改变，种族的属性与生俱来决定人们的地位。他们断言：成为帝国主义殖民对象的各国人民属“低等”的“原始”的种族，不能独立发展本种族的经济和文化，应当永远服从于“优等”的种族和民族。

这种理论以法国贵族出身的社会学家戈比诺为典型代表，1853—1855年戈比诺出版了臭名远扬的《人类种族不平等论》一书，系统地捏造出一套种族主义的理论，声称殖民地民族与白种人不同源不同人种，不应把他们当作人来看待，黑人不能包括在《圣经》上所说的人的范围之内。他把社会兴衰归因于种族的优劣，认为世界上最“高等”的“优秀”种族是白种人中北欧的金发雅利安人，高度的文明是这种人创造出来的，其余的“劣等”种族即使有优良的环境，也不能使他们机体的贫乏变为丰富。一些伟大文明的衰颓是由于雅利安种的创造者同“劣等”的被征服的种族通婚混合所致，这些“劣等”种族是支撑不了与他们的天性不相容的文明的。德国人是“优等”的雅利安种族后裔，据说也仅仅是以世袭贵族为代表。同出一辙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创始人法国的瓦舍·德·拉坡热，力图证明短头型的人都是天生的奴隶，长头型的人该管教他们。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曾一度成为世界种族主义的中心，反动的种族主义理论成了美国种族歧视的基础。美国生物学家梅迪逊·格兰特1916年出版的《伟大种族的消逝》，是“北方种族”优越论在美国的变种，他把高个子长头型的金发人的“北方种族”看作是人类的最高类型，把“北方种族”说成是世界历史上起领导作用的种族，具有“高级”的特性。美国著名的古生物学家亨利·费尔菲德·奥斯本在为此书所写的序言中说：“在决定人类命运方面，种族比之语言和民族特性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种族决定着遗传性，而遗传性又决定着一切道德、社会和知识的品质和特点。”“遗传性和种族素质，比之环境和教育要强烈得多和稳定得多。”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柏尔吉斯曾经鼓吹，亚非各族人民如果不接受“高级”民族，首先是条顿民族的领导，便建立不了稳定的政治组织。曾受到列宁批判的英国学者卡尔·皮尔逊，1892年在他的著作《科学典范》中更进一步宣扬所谓“能干的和强大的白种人应当取黑色皮肤部落的地位而代之，因为黑人完全不能利用自己的领土为全人类造福，也不能向全人类知识的总资本投入自己的一份”。

其三，种族主义竭力把社会历史发展进程归结为生物学上的规律，把整个社会历史看作是种族竞争的历史，认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不在于生产方式和阶级斗争，而在于种族竞争，荒谬地把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混为一谈。(www.daowen.com)

19世纪末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后，各国列强为了瓜分世界发生激烈的斗争，反映在为其服务的种族主义理论上，共同一致之点是把西欧白人的老祖宗所属的长头型金发“北欧种族”列为“高等”种族类型，不同之处是对于世界上最“精选种族”持有不同的意见，各自把自己所属的种族或民族列为得天独厚人类种族的“最优种”。德国法西斯分子认为“精选种族”是日耳曼人德意志人；美国人如梅迪逊·格兰特之流主张“北方种族”是人类的最高典型，包括日耳曼人，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及他们在美国的后裔；也有认为二者皆然，反映出欧洲列强共同统治称霸世界的意愿，曾任英国殖民地大臣的保守党领袖约瑟夫·张伯伦，自称深受本札明·基德所写的《热带控制》一书的影响，1897年他在勒斯德广场发表演说，号召盎格鲁—撒克逊人同日耳曼人联合起来，以达到英、美、德三强共同统治世界的目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种族主义思想同反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密切交织在一起。把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是有机界进化因素的作用的基本原理，及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学上的学说，硬套搬用到人类社会上，用以解释历史的发展过程，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按照自然选择和生存斗争的规律进行。于是自然选择被宣布为历史的主要动力，决定一切生物差别和社会差别，而欧洲白人种族则是通过自然选择的最高产品，统治的资产阶级是生存斗争中的伟大优胜者。社会达尔文主义鼓吹弱肉强食，抹杀阶级斗争，为帝国主义实行残暴的殖民政策消灭有色人种和弱小民族服务。著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有法国的瓦舍·德·拉坡热及德国籍的英国人豪斯顿·张伯伦、德国人海克尔、安蒙、沃尔特曼等。拉坡热声言阶级斗争是种族斗争，散布“低等”种族及下等阶层人民威胁着文明的谰言。号召采取人工选择，以培养出高级人种，拯救文明和创造出半神性的人种，将有赖于把希望寄托于盎格鲁—撒克逊人身上。^[14]英国的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等人也参加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及优生学种族主义的队伍，他认为饥饿与贫困并非由于社会制度所致，而是穷人迅速繁殖所造成的，因而主张限制最低阶层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的繁殖，采取预防的措施或用政府的力量去“消灭”他们，以符合“人口规律”。英国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本札明·基德曾写《热带控制》一书，力图证明社会进步是生物学上最善于适应的选择，欧洲民族首先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较之殖民地附属国各族人民具有种族优越性。

与社会达尔文主义相近的学术流派是反动的种族主义优生学。优生学从诞生开始就有与种族不平等理论联系起来的明显倾向，创始人弗兰西斯·哥尔敦提倡采取积极措施去对付“低劣”分子，不让他们迅速繁殖，否则欧洲文化将有被毁的威胁。并且一再鼓吹推行强迫“低劣”人民消除生殖力的绝育措施。这些计划在一些国家曾得到部分的实施。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希特勒为了发动侵略战争，独霸世界，开动宣传机器，宣扬种族主义的狂热达到高潮。德国法西斯匪徒把种族主义变成了德国国家思想的基础，不仅宣传有色人种是“低等”种族，而且竭力宣传就是在白人中，德国日耳曼人也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主人种族”，理当统治全世界。希特勒的亲信卢森堡胡说每个种族有其特殊的灵魂与宗教，表现出深刻的个性和血统特质所产生的优能。“北方种族”是富于创造力的“高等”种族，而日耳曼人又是“北方种族”中最完善的代表，居人类种族的最高层，有统治世界的权利。最下层的则是犹太人和黑人，这些“劣等”种族该受“优等”种族的宰割和奴役。纳粹种族主义者也把天赋才能与长头型联系起来，标榜以长头型著称的“北方种族”类型富有创造天才。为了保护所谓“种族的纯洁性”，法西斯提出全人类为之震惊的“种族卫生学”，对“低等”种族强制消灭生殖机能及残酷屠杀。然而事实证明，长头型并非是欧洲白人“北方种族”所专有，非洲大多数尼格罗种（黑种）苏丹人和班图人同样都具有长头型；而且不论任何种族与民族都并非是纯粹的血统，甚至连希特勒纳粹的御用权威作家君特在其1929年出版的《欧洲种族学》中也不敢说德国人是百分之百纯“北方种族”，他也不得不承认在德国人中“北方种族”血统成分只不过占百分之五十。

其四，为了统治阶级的需要，种族主义的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内容，除了被帝国主义作为进行掠夺殖民地和奴役有色人种的思想武器外，还被用以作为对国内劳动人民进行阶级压迫和剥削的工具。种族主义者把种族的区分推而广之，进一步扩展应用到同一种族同一民族的不同阶级中，强调阶级分化，即社会上的阶级区分由种族的差别所决定，剥削阶级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是“合法”的。

19世纪末以来，帝国主义的垄断资产阶级加深了对工人阶级的压榨，进一步激化了工人阶级的反抗斗争，导致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于是种族主义的理论由过去主张贵族“高贵化”，扩大到资产阶级“高贵化”。无产阶级被列为“劣等种族”，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与贵族被认为具有“雅利安种的血液”，属于“高等种族”。瓦舍·德·拉坡热就是主张“社会选择”，力图证明统治阶级与“高级”种族相同，劳动人民与人类的“低级类型”相同。^[15]梅迪逊·格兰特把一切时代和国家的统治阶级同“高等种族”以及社会上的“精选分子”等同起来。他说“真正的贵族统治方式或真正的共和，这是最聪明和最优秀的人物的统治，他们总是居民中的微弱少数”。^[16]为了防止工人阶级起来革命，他扬言“民主的胜利意味着种族类型的毁灭，文化的衰落和社会的退化”^[17]。社会主义是“政权由高级种族向低级种族，由智慧阶级向庶民阶级的转化”^[18]。

总之，种族主义的理论家，从张伯伦、戈比诺到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御用人类学家均故意混淆视听，极力吹捧北方血统或大雅利安血统的“优越”，大肆宣扬盎格鲁—撒克逊人或日耳曼种是具有高度天赋的“优秀”种族和“优秀”民族，而把其他有色人种说成是“劣等”种族。把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归因于种族生理禀赋的悬殊和心理品质的差异。为“北欧种族优秀”的神话涂上科学色彩。

马克思列宁主义从来坚持种族平等的原则，认为种族无优劣之分。种族主义的谎言掩盖不了事实的真相，即如黑人在遭受殖民主义者400多年惨无人道的奴役和摧残，在“三K党”百年来迫害屠杀下，也并不能摧毁他们的心灵，不能削弱他们生理禀赋的基本品质，黑人在科学、文学、历史、艺术、体育等领域都取得了不少卓越的成就，作出了许多重要的贡献，更是对种族主义理论最有力的回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