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乐士牧师是第一位到广州湾的传教士。他是英国人,于1860年1月出生。时师母(Mrs.Josephine Hebinnger Snuggs)于1863年在匈牙利出生,自小随同父母移民美国。他们育有两子一女。1904年,他们接受美南浸信会差派,来到广东传教。[16]
图1 北海区信笺上所印传教士肖像
(上排从左至右:时俊光师母、时俊光牧师、时俊英女士;下排:时乐士牧师夫妇)
1914年,时牧师因与美南浸信会华南区传教士不合拍,[17]调派至北海传教。[18]他于同年8月到达北海,成立了美南浸信会北海区(Pakhoi China Mission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时牧师思想比较狭窄,北海又偏处一隅,画地为牢,与美南浸信会华南区分割。[19]他也少与其他基督教团体交往,故此在全国性的基督教年报或调查中见不到他的踪影。[20]1920年代初,他扩阔传教范围至雷州城、安铺、遂溪、麻章。1923年尝试把北海区总部搬往广州湾,但未能买地建立宣教楼。他于1924年在雷州城建造传教楼,作为传教士居所、学校、诊疗所。[21]他的女儿时俊英(Faith Mary Snuggs)于1922年来到北海协助他。[22]儿子时俊光(Harold H.Snuggs)[23]牧师也于1924年中至1925年中到雷州城短期协助。
时乐士牧师夫妇于1928年7月尾听从医生劝告移居到广州湾西营,租住一间民房。时师母长期患病,不宜居住在炎热的雷州城,广州湾比较清凉和较容易购买适合时师母的食物。他留下时俊英主持雷州城教务,自己定期驾车到安铺、麻章传教。[24]可能由于1923年的挫折,他并没有打算在广州湾传教。
时牧师一家于1930年秋从美国述职回到西营,开始建造教堂。他在美国期间收到特别奉献指定在广州湾买地建堂。[25]1931年10月,他购入今延安路1850平方尺的空地建筑教堂。[26]又于1931年11月迁入空地附近民治路[27]。[28]其间他在赤坎租一间店铺作传教站,聘请一位中国传道人,派发单张、举行聚会、售卖基督教书籍,广州湾公使署于几个月后下令关闭传教站。[29]为此,他向法属印度支那总督申诉,要求法国政府实践宗教自由。[30]
1932年2月,时牧师邀得白得胜牧师夫妇协助时俊英。1932年5月28日,他陪同病重的太太回美国疗养,然而师母在途中病逝,举行庄严海葬。[31]与此同时,法属印度支那总督批准建堂。[32](www.daowen.com)
1932年尾,时乐士回到西营,时俊英也自此与父亲一同工作,把雷州城的工作完全交给白得胜牧师。在建堂期间,时牧师负责监督工程,时俊英在家中花园的小屋,赠医施药,向妇女儿童传教,星期日又在家中举行聚会,时牧师讲道,时俊英领唱,约10位朋友参加。[33]
1935年7月18日(星期日)教堂举行第一崇拜。[34]
有说因为法国政府阻挠,从买地到教堂落成用上三年半时间。幸好,法国全权大臣到广州湾视察,时牧师威胁向世界公布法国政府阻碍宗教自由,教堂才得以建成。[35]笔者以为这是以讹传讹之说。时牧师向美南浸信会报告教堂的兴建进度,提出购买物料和兴建费时,并没有投诉法国政府阻挠。[36]笔者认为法国政府是容许或容忍基督教在法国管治地区传播,实行时容或涉及长官意志,有法不依。法国虽然是天主教国家,但是法国于1905年开始实施政教分离。[37]天津法租界早已让基督教建立教堂。[38]法属印度支那于1910年代初容许基督教传播,不过在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与法国交战,法国政府要求姓名上疑似德国人的基督教传教士离开越南,留意这是政治军事理由,不是宗教原因。那时,基督教组织与印度支那总督商讨,以交情而不是以法律说项,取得到默许继续在安南传道。[39]广州湾由印度支那总督管辖,若果印度支那容得下基督教,为何广州湾不可以?会否是当年的行政总公使作梗,当换了总公使就没有问题?[40]
说回西营教堂。教堂名字为西营浸信会福音堂,[41]附设幼儿园。教堂是一层建筑,可容纳200多人。建筑材料来自越南,十分耐用,至今仍保存原貌屹立在延安路,只是原本的花园变成空地而已。教堂内讲台前有个浸池,每次举行浸礼都由管堂男工从井里打水,约需100担水。[42]
建堂后,时牧师负责教会的工作,时俊英负责幼儿园。不过,1936年1月时牧师与女儿正式脱离美南浸信会,成立中国浸信布道差会(China Baptist Evangelization Mission)。美南浸信会也把广州湾地契送给他们,其实美南浸信会没有为这幅土地支付一点金钱。[43]他们失去了稳定的薪酬,也不会有从美南浸信会的传教士接棒。但时牧师年纪老迈实在要找接班人,一位接受没有薪酬保障的接班人。
1938年2月,有毛瑾(Jaymes Paul Morgan)一家三口来到西营接棒。然而,时牧师却于接棒人到埗后不久,于6月1日病逝,葬于香港跑马地。此后,时俊英主持教会工作,她指导两位中国传道人负责大部分讲道。其中一位姓李的传道人只是受浸了半年。[44]
至1940年,西营教堂出席每周聚会的有30人,当中有一半人的生活费来自传教士,如传教士的佣人、传道人及其家人。[45]当太平洋战争爆发,时俊英身处香港,被日军囚于赤柱集中营。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俊英获释,返回西营主持教会。[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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