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当局为了进一步加强对广州湾的殖民统治，在政府机构在西营安定下来后，开始筹办一些法华学校，如“安碧沙罗”学校和赤坎法华学校。但是这些学校主要是为当局者服务的，对华人子女多加限制。

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民办学校的兴起，法华学校逐渐放宽了入学条件。在法华学校里，有中文班和法文专修班之分。但是“无论什么班都要学习法语，中文班每周也要开设二至四节法语课，从小学一年级开始”。^[17]对于法国在广州湾的教育，法国人有这样的描述：“到现在为此，我们已经拥有7间学校并提供免费教育，而且来上课的学生还能够享有学习用品的完全免费使用以及可以免费借教育书籍。”^[18]虽然，作为殖民者创办的学校，他们的真正目的并不是提高中国人的科学文化素养，而是推行奴化教育，将中国居民培养成“顺民”和“奴才”，但从客观的角度看接受了这些教育后这些中国人，大多数人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成为顺民或奴才，而是成为建设国家的人才。

对此，在法国人在广州湾办教育的影响下，一些爱国乡绅或商人团体出于维护民族尊严，创办属于华人自己的学校。“1923年秋，由乡绅陈耀明、陈学谈、吴玉瑞、吴经修、黄衡初等倡办的益智小学开学，1926年又扩办为中学。这是广州湾第一间按照中国学制和教育法规办学的新型学校。”^[19]除了益智小学外，还有一些民办学校。由于特殊的办学背景，这些学校具有明显的反殖民爱国特色，同时也为广州湾后来文教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可以说这是法国文化的影响，客观上加强了中法之间的文化接触与交流。(www.daowen.com)

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广州湾的特殊地位，成为偏安一隅的战乱避风港，全国各地人口不断涌向广州湾，或找商机，或避难等，广州湾人口急剧增多，经济上出现了畸形繁荣。人口的增加和经济的繁荣进一步刺激了文教事业的发展。广州湾的教育事业迎来了短暂的春天，一大批学校如雨后春笋，迅速兴办起来。主要原因是“一批教师、教授、专家、学者以及有各种专业知识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因为逃难而来到广州”，他们“为办学校提供了一只数量足和质量高的教师队伍”。^[20]随着学校的兴办和文教事业的发展，图书文具业有了相应的发展。由于广州湾相对安定的环境，成为书籍流通的重要中转站。当时我国三大出版商——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纷纷来广州湾开设支店”。^[21]同时，广州湾也有不少人抓住了这个契机，开设私人书店。由此可见，抗日战争时期，广州湾为中法文化交流提供了安定的环境。

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广州湾文教事业的勃兴，与时代背景是息息相关的。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后，文教事业在宣传爱国思想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虽然，就如广州湾经济上的短暂春天一样，文教事业也只是“昙花一现”。“1940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反共高潮波及高雷、广州湾”^[22]。中共为主导的抗日救亡宣传如报刊、戏剧活动等招致打压。但在客观上说，广州湾文教事业的发展与法占时期在文教方面的工作是有一定关系的，只是很可惜，在这混乱的局势中，广州湾不少人口外逃，文教事业逐渐走向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