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私的货物中，鸦片走私一直猖獗。广州湾鸦片走私使得经拱北海关的纳税的鸦片量锐减，对此1900年的拱北海关报告指出：所有专由澳门购买洋药之埠，本年销售略增，惟可以由广州湾转运之埠，均行锐减……本年下半年由香港直抵广州湾之洋药多至五百九十二担，其必由该处往邻近内地私售无疑。由此推之，本年洋药私运内地，至少亦有一千担，以致国课短征约十七万元之谱。^[15]广州湾的鸦片除了走私进来外，也有生产烟膏的公司，香港某土商在广州湾建煮烟公司，本声明只运往南洋发售，但是还是走私至内地，“雷州三属则有沈塘乡悍匪包运私销，高廉各属则由渔船运至安埔港，再由私枭接应运销”。^[16]由于利益所驱，鸦片走私有从外地运来，也有本地生产运出去，鸦片走私一直是广州湾的痼疾。

但是广州湾的其他货物走私随着时局变迁而呈现出时段特征，出口走私与进口走私也有区别，对此不能一概而论，而要具体分析。在抗日战争前，广州湾被走私的大多是生活用品，有米、油，煤油等。如“现查香港出口统计，九月份运赴广州湾之洋米达十余万担，据报系由该处私运内地倾销”^[17]，有种滩生油在广州湾所榨，偷运入雷州，再由雷转运水东各地。^[18]1929年上半年由广州湾走私进入北海的煤油35000罐，计70万加仑，比北海口岸全年报关进口41.9万加仑多67%。^[19]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汽油、布匹、洋酒、肥皂、火柴等货物。

抗战前期，1938年广州陷落后，广州湾便成为了“硕果仅存之密输路线要冲”^[20]，“西行海道，大多数已改由广州湾赤坎登陆”^[21]，大量的军需物资通过广州湾运进西南大后方和华南等沦陷区。在日本压力下，法国当局阻挠物资运进内地，但是商贩还是以各种方式将棉布、棉纱、煤油、火柴、药品运进大后方，支持着大后方的物资供应。当时还有不法分子高价收买白银走私出口，“窃查近数月来奸宄在广州湾尽力高价收买白银，低折国币毫劵”，“一般无国家观念之民众于是纷纷由内地将白银偷运出口，惟利是图，因此每次由广州湾出口船只辄运去白银三四十万元至雷州各县”。^[22]这使我国的金融体系受到打击。(www.daowen.com)

抗战后期，广州湾为日本所控制，日本便在广州湾利用走私服务日本，打击中国。日本国家资源贫乏，各种物资多依赖海外进口，而且在抗战后期中日对峙，拖耗日本。日本政府决定“即使在计算盈亏上要忍受多少不利，也要确保不足的重要资源（的供应）”。^[23]于是日本在中国大量搜刮战略物资，1943年初，日本曾一次将法币5000万元运到广州湾，以高价收购大后方的各种物资。^[24]其中较重要的战略物资就是特矿，钨矿就是其中一种，据载走私者从电白用汽车偷运钨砂，往往装满一车，乘夜直达目的地。^[25]可见钨砂走私问题极严重。这些特矿既是军工生产的原料，又是中国用以偿还苏美等国贷款的物品，因此一直被国民政府严控，但是抗战时期，时局混乱，给许多不法分子有机可乘，走私特矿以资敌，使中国的抗战更为困难。

近代广州湾还有一个奇特的走私“货物”——“猪仔”（即被拐卖出国的华工）。当时广州湾的西营、赤坎开设十多间贩卖人口的商行。在人数上，根据《中国农民》1926年的记载：“高州方面（特别是信宜化县）每年都有五六千人到南洋去，今年一二月之间，已有五千余人入广州湾经西营奸商锦纶泰号（高州人设）手买到南阳去的。”^[26]据省政府的文件，“每月被卖者约三千两百人”^[27]由于是非法走私，数据难以确切而全面统计，但是还是可知广州湾地区的被贩卖出洋的人口是相当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