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月，由海关总税务司署直接管辖的雷州关成立。这是设在租借界外的海关，进出租借地的货物按照进出国境办理手续，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的产物，在世界海关史上是少有的。它的成立，重点是加强缉私，以麻章分卡为中心，沿广州湾租借地边界建立“缉私警戒线”。这条警戒线从雷州半岛的双溪开始，把雷州城沈塘、城月、库竹、麻章、福建、大埠、石门、莫村、西涌尾等地连结起来，形成对广州湾租界的半月形的包围圈，以有效地制止广州湾沿边的走私活动。大埠分卡人员配备关员3人，杂项人员11名；大埠趸船分卡配备关员3人，杂项人员11名（主要包括关警、还有办事员、巡役）。但成立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广州湾的走私问题形势更是错综复杂，它同民族斗争联系起来。

抗战开始不久，我国沿海城市和港口相继沦陷，日本军舰对我国沿海进行封锁。雷州关所在的广州湾成为我国唯一可以利用的海上对外通道，我国军需民用的许多物资通过广州湾赤坎、西营的港口运进来。1942年雷州关共设有3个办事处、26个分卡。1940年和1941年的进出口贸易额和税收在重庆国民政府统治区各海关中分别排第一和第二位，仅次于沦陷区的上海和天津两关。这时走私问题起了奇异的变化。对法国人来说的出口走私，成为我方各个边关的合法进口。当时赤坎沿着界线一带的商店，存放着大量的煤油等类物资，一有机会就越界进入我方地界。在这里，走私已根深蒂固，有很强的生命力。

这一时期危害最大的是出口走私。首先是战略物资走私，其中最主要的是钨矿和铜元。据雷州关1944年的调查，广州湾赤坎有专为日本人收购钨矿、铜元的商店。铜元一项，多是由小贩零星收集，然后向商店兑换。钨矿则用船从阳江、阳春、电白等地偷运到广州湾，也有由陆路从广西经安铺到赤坎的。还有贸易物资走私出口，其中主要一项是桐油。走私商人从沿海各地化整为零，陆续运入赤坎和西营，再转卖给日本人。

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名义上禁鸦片烟。但明禁暗不禁，烟土专卖局垄断鸦片买卖，所谓戒烟所就是合法吸食鸦片的地方。赤坎更是贩毒吸毒者的天堂。这期间“洋药”走私更加复杂，既有出口走私，又有进口走私。从广州湾进口烟土然后走私入内地的，赤坎就有三有公司等店铺。

走私与反走私一直是矛盾的双方。双方各自有社会力量。因此，斗争十分残酷。

在南路任广东省民从抗日自卫团第十一区统率委员会主任的张炎将军是个缉私不留情面的人。他派兵驻雷州关、寸金桥一带的重要关口，在寸金桥附近安设木栏栅，还在法租界毗连寸金桥处筑起铁丝网，实行许可证制度，对出入赤坎的货物加以严格的限制，展开缉私活动，使许多走私分子受到震慑。1938年，张炎逮住了走私军用物资济敌的豪绅林绳武，立即以汉奸罪把他处决。次年，张炎又处决了电白县偷运钨矿的许宝石、许伯伦父子（许伯伦曾任国民党军团长）。1940年，张炎将军离职后，换上戴朝恩的南特部队。这些人不但不反走私，还故意为走私者放行。复杂化的赤坎埠的走私活动，和敌伪土匪勾结。他们一依靠自身的武装，二依靠国民党官吏和广州湾“公局”“局绅”支持，走私越货，特别猖狂。他们将整件货物拆开，化整为零，雇人分散随身携带闯过木栏栅、铁丝网，或在附近小道闯出租界进入寸金桥。走私贩子每次出动之前，还公开招揽各方私货，搭运、结伙，利用夜间起行，浩浩荡荡，肩挑货的有一千多人，自行车也有一百多辆，武装护送者达四五百人，还有押运等管理人员合计有二千人之多。

陈济棠在1931—1936年主政广东时，同样也进行走私活动。“操纵在陈济棠的胞兄陈维周手里。他与烟赌捐商霍之庭勾结，组织走私，利用盐运使的缉私舰，以缉私为名公开走私，把内地土特产运出香港，把洋货运进内地，特别是贩运鸦片烟土由云南经海防、广州湾运来广州转卖给烟土商人，这笔收入之大，更难估计。”“陈维周的账，是不公开的。”^[8]可以看出作为广东省国民政府的最高统治者，都是这样公开走私，可想而知，其他的官僚买办不走私才怪呢？官商勾结也是广州湾走私活动的一大特点。这里仅仅披露在广州湾政治舞台上活动长34年，对广州湾政治、经济、社会发展较大影响的人物陈学谈走私鸦片的一些情况。三有公司是他在广州湾贩毒、走私而开办的公司。下属经营鸦片的烟馆、烟店有20多家。所谓“三有公司”则专营鸦片和全权管理广州湾鸦片经营，在行政上隶属法国殖民当局管理，在经济上以香港东方汇理银行为后盾的敛财公司。三有公司虽然是股份制，但大权掌握在陈学谈手中。三有公司为了保证（鸦片）货源充足，便通过广东禁烟局允准，派人专程往云南等产地采购鸦片，采取“白米与黑米”怪术和“轮船放予”的办法，神不知鬼不觉走私毒品，从云南经海上运回广州湾。因为有越南保大及驻越法人的保护，他们又与云贵种烟的军阀官僚互相勾结，公司派人常驻昆明，设立庄铺直接在产区交易。继后又在海防设一间米庄来掩护经营鸦片。仅有数可据的，（三有公司）靠贩毒走私发财，从1935年起，由云南运烟土到广州湾，每年约有120万两。每年分四季缴给广州湾法当局的烟税就达一亿多元西贡币。1938年广州湾沦陷时，法人和三有公司的股东们估计受到战争的影响，便将三有公司盈利款3000万元大洋，用走私轮船“天成号”运往香港，存入东方汇理银行。三有公司靠贩毒、走私在经济上发了大财。^[9]陈学谈这样肆无忌惮走私，广州湾的恶霸戴朝恩更是明目张胆地走私了。戴朝恩由于联结广州湾“公局”，下边有流氓、恶霸和爪牙，自然看不起上面派来的宪、警、特，继续疯狂走私、贩私，戴朝恩不但不被捕杀，而且摇身一变成了县长。1947年3月，这个私枭、殖民地的流氓头，终于在麻章附近被人民击毙。

从目前所收集的资料来看，真实、全面记录广州湾走私内幕的材料并不多，但作为当时广州湾一段历史的见证者林乐明先生，他从民国三十年（1941）八月初，由江海关奉调雷州关接任署理制税务局职务至民国三十四年（1945）抗战胜利这五年之中，在他的专著《海关服务三十五年回忆录》（香港龙门书店1994年出版）真实地记录战时雷州关的重要性及对国家的贡献；雷州关辖区走私的形式和缉私的难度及其惊险的故事；关员认真和艰苦的工作作风，以及执法上兼顾原则和照顾难民的灵活处理，关员缉私与走私者斗法，智胜诬告走私者的过程，在回忆录都作了真实的记录。广州湾被日军侵占后，雷州关惊心动魄撤退过程都也有生动的追忆。这是林乐明先生在雷州关任职时，目睹广州湾走私与缉私而记载的可信史料，对后人深入研究这段历史很有参考价值。现将林乐明撰写的回忆录有关章节摘录如下^[10]：

“余于三十年八月初旬，由江海关奉调雷州接任署理副税务司职务，乘船由香港至广州湾（是时尚系法国租借地），而往遂溪县之麻章，向该关税务司和普S.Hopstock（瑙威籍），报到上任。自日军占据华北、华中、华南沿海各地后，唯一最便利之路，乃先经由香港至广州湾，是以各项进口物资，均由此轮运至粤之南路各县（如遂溪、茂名、化州、吴川、信宜等），桂之玉林、南宁、柳州、桂林等县市。湘之长沙、衡阳、渝之重庆，成都及滇之昆明等城市。各项出口土产亦需运至广州湾再转运至香港及其他各国推销；因此之故，雷州关之税收，日见倍增。该关所管辖之分卡、分所，除沿广州湾地区以外，设有麻章、麻章墟、莫村、福建村、大埠、大埠趸船、海康、西涌尾、乌泥、城月、城月路、沈塘等分卡所外，尚有安铺、廉江、化州、茂名、黄坡、梅菉、水东、阳江、阳春、三埠、新昌、荻海、台山、单水口等卡所。其范围之广阔，为其他关区所不及，而走私情形，尤难应付。兹将所能忆及者，略述之如下：

（甲）广州湾边界走私情形

凡曾到过广州湾租借地者，均悉该地在法人统治下，全赖捐税以维持政费，所谓捐税者，则以不正当之收入为大宗，尤以赌博、鸦片两种包捐为最巨。其次则为暗中出售货物及进出口许可证。在赤坎及西营之商人，为著减轻成本起见而不愿购领出口证，或为难于购得出口证，则利用男女老幼之辈，以化整为零方法偷运至华界。不幸者，常被驻守该地边界之法籍队伍枪击，而至死伤。闻说如遇该队伍时，授以贿赂则可获放行。有些走私商包运大批洋货，以煤油、棉布、棉织品、西药等居多数，偷运入华界，以图不缴进口税、附加税等。亦有些华界商人，为避免缴纳出口税及领取出口证件，常将土产（如桐油、铜元、茶叶等）由华界偷运至广州湾。当私运之洋土货物系属大宗时，则不惜铤而走险，以武装维护之。是以为自护计，海关各卡所，均备有机关枪、长短枪及火箭枪等等，并派有内外勤关员警驻守之。各驻卡官员分班日夜巡缉守候，或凭线人报告，而缉获大量私货者，不在少数。但遇有以武器抵抗者，每以夜间行之，颇为危险。所幸者，海关所用之枪械，是新式者。尚有不敌时，则放火箭求救，附近之关卡巡视员，惊闻讯号，立即前来援助协缉之，其结果多数完满也。

（乙）沿海一带走私情形

由梅菉至台山一带沿海，因水浅关系，不适于大轮船之进出，是以虽用电扒偷运，亦非易事。故其走私工具，则凡例帆船为多，而海关应付方法则以小电船追捕，颇见成效。

余于每季，或遇有要事发生，则奉命至各卡所巡视及调查。惟因各卡所设在各镇内，有位元于偏僻地区者，而公路及各桥梁因恐日军侵扰，均已破坏，交通极为不便。余出巡时，由麻章至大埠、黄坡、梅菉、化州、茂名、阳江、阳春、三埠、台山等卡，则须自乘脚踏车。距离最远之卡所，有百华里之遥，上山时则需以手推车。公路上遇有水深处，或过河溪时，又须自负车涉水而过。尤以南路乃属半热带地区，旅行中之艰辛，不言可喻也。

民国三十一年春间，阳春分卡外勤职员郭功宪，因缉获私货，被货主在地方法院，诬告殴打情事，由法院传讯后，被扣数日徵查不放。雷州关税司和普，据该卡主任呈报后，立即派馀前往交涉，始获释放。然扰该员报称，在被扣期间，曾受种种不便及辛苦。(www.daowen.com)

同年夏间，该卡职员，又发生缉私案，被控事，缘某日五更时分，外勤稽查员吴兆棠，接获密报，有竹排一大批，已由上游偷过卡前外运，立即随同密报人追踪而去。当至天甫明时，则远见竹排顺水而下，乃向天鸣枪二响示警，及赶至时，立予查验确属私运，即将竹排扣留拖返卡前，报请主任核办。岂知翌日下午，则有所称苦主，将浮尸拖至卡前，请由法院检验尸体后，即由法院定期传讯该卡主任及吴稽查员，并控其枪杀人命。当经该主任将缉案发生之始末，呈报和普税务司，并以此案全属诬告，因如在一日之内确枪伤或枪死任何人，为何该尸体已浮肿腐烂不堪，当即表示不愿出庭应讯，因有郭功宪在前案所受痛苦，可以殷鉴。但和氏既以此案，系属诬告，被告人应依时出庭辩护，即命馀赴阳春陪同出庭，如有被扣情事，著由余代表海关签何随传随到。当余经过三日路程赶达目的地时，将上峰谕令传达，并嘱遵办。但该两职员，仍坚持原意，倘迫不得已，为免受眼前亏计，宁可弃职不干，馀以在此局面僵持不下，复以出庭期颇近，虽和电报向和氏请示，亦已不及，迫于开形势乃先将该两员调往阳江分卡任职，同时行文法院，请延期传讯，又将各情电呈和氏核示办理。当时和氏获悉此种事急马行田步骤，极为不满，在大发雷霆之下，几度以余违抗命令论处！幸有暂时派调雷州关任职之副税务司杜士威Andre d’Ozouville（法籍）在旁劝阻，始免于难。余在阳江即与当地律师研究，依照刑法规定，向高等法院申请移地审讯此案，几经磋商，及搜集各项证据（如当地报纸之攻击海关缉私论调等）送院审查，幸获批准，搬由遂溪县地方法院审讯。当审讯之日，所称苦主（原告）并未到庭。经过数次传讯后，法院始宣判“无罪”。及后，和氏深认馀处理此案之办法较为妥善，而得令嘉奖。

是年（三十一年）夏秋冬间，各处同胞，（携有眷属者居多）经香港广州湾，而入内地者，络绎不绝，其中常有中等以上之难胞，抵赤坎，已将旅费用罄，不获己，只得向当地亲友求援，无法获得援助者，惟有将携有之衣物等件，在街上公开出售，将所得之款以作旅费之用。亦有以现金购得应有货品（如西药、棉织品等）运入内地以图利者。故赤坎忽成一大市场，而旅店、茶楼、酒肆之建立，如雨后春笋也。

若以名符其实而言，雷州关关址本应设于雷州半岛之雷州县（后改称为海康县），但该县位处偏僻，距离沿海各卡所甚远，故为易于管制出入口货，以裕税收起见，乃设关于麻章之一小山上，而麻章与赤坎，只有一“寸金桥”之隔，雷州关因而成为吐纳要区，其重要性比之其他接近智敌区各关及所属各卡所尤大焉。

余以副税务司职责，秉承税务司指示，处理一切徵缉事务，对于协助难胞之过境手续，更在可能范围内，予以进行之。且余闻有修函介绍沿途各卡；帮助舒旅，遇有确因旅费不足前来求助者，余亦尽棉力助之。其中，曾有由港赴渝之一位老侨胞，经余协助之后，幸免于难云云？

当余在麻章处理关务期间，曾与广东省政府驻广州湾特派员（熊佐）、党政机关及银行主管、当地绅商父老（陈学谈、许爱周、庞鼎元、陈翰华等），及文化界人士，互相联系以利关务之推行。

从林乐明的回忆录中，感受到当时广州湾及其沿海地区走私的真实情况，较为客观地记述了他任职雷州关时，对缉私工作负责任的表现。也看出当时查缉走私的艰难，海关关员为把守国门而负伤甚至献出宝贵生命的史迹。

另外，法国人在广州湾经营了近半个世纪的“客邮”也是从事走私活动的另一渠道。“客邮”是19世纪后半期，英、法、美、德、俄、日等帝国主义国家，侵犯中国主权，非法在中国开办的邮政机构。这些邮政机构就是人们所称的“客邮”。法当局在广州湾“客邮”的邮票，则使用由法属安南发行的，上面加盖法文KOANGTCHE—OU（广州湾）印度支那邮票。他们疯狂排挤和压制中国原有的邮政，并利用邮路从事毒品贩卖和贵重物质走私等罪恶活动。笔者在2009年7月采访回乡省亲的湛江籍台湾兵冯录先生，时年90岁的他谈到在赤坎邮政所，目睹法国人通过邮件将我国景德镇的瓷器打包装走私寄回法国的过程。

1940年后，广州湾桐油走私出口也相当猖獗，桐油属国家战略物资。日本从正常贸易渠道得不到桐油，便通过广州湾搜购。走私分子通过从广西一带武装押运桐油经雷州关辖区走私到广州湾，遇海关查缉时以武力抗拒。此外，还有钨矿和铜元走私也很活跃。据雷州关1944年调查，广州湾有专为日本人收购钨矿、铜元的商店数家。铜元多是由小商贩零星搜集，然后向商号兑换。因为阳江南鹏岛产钨矿，日本占领该岛后，强迫“华工”采矿，日本掠夺的钨矿达7246吨。用船从阳江、阳春、电白等地偷运广州湾，也有广西的钨矿由陆路从广西经安铺运到赤坎。

抗战时期，耕牛禁出口，但广州湾地区和香港需要大量牛肉供应，因而耕牛走私也很严重。雷州关对此采取责令边境的牛主把耕牛带到海关登记，由海关发给金属制的“盒式封志”，穿在牛鼻上以资辨认，在监管上直到一定作用。

钞票也是一种特殊的走私物品。当时，雷州关区一个显著的贸易方式是上海生产的棉纱和棉布有一大批经广州湾复运进口，经营这两种商品的商人发了大财。但交易付款遇到困难，从内地汇款至广州湾行不通，商人采取现金转移触犯政府限制货币出口的禁令。他们需要运送大量钞票到广州湾买货，不得不采取各种办法越过关卡，如雇人携带，分散藏匿。曾有密报遂溪邮政局利用邮包走私出口钞票，海关据此开拆邮包检查，但查不到钞票，十分被动。在海关查扣钞票后，案件处理也繁琐，每个案件海关都要反复向上级申述检查扣留经过和处理依据。

此外，鸭毛、生猪、家禽、竹、木排等走私出口常见，防不胜防。雷州关在《贸易年报》也承认：“毫无疑问，有大批货物逃避管制，而未出现在我们的统计之内。”

雷州关在广州湾周边的查缉走私主要采取三种方法：一是加强分卡闸口检查。例如麻章分卡对进出人员检查严厉，还增设专为检查女性用的检查房，配备女检察员，严查女性夹带走私。二是加强武装巡逻，每天都到各个分卡巡逻。三是兑现奖金，每案发给告密人和移交私货给海关处理的地方查缉单位高达变卖走私货总值（扣除费用）的百分之五十的奖金。

雷州关在缉私工作中，经常与武装走私分子发生对抗。乌坭、博贺、福建村、西埇尾等分卡、分所都受过走私分子武装袭击，关警被打死打伤，枪支被抢。在雷州的白石嘴和双溪，经常发生武装走私船只开枪抗拒的事情。海关人员也是九死一生。如1941年，关员张福礼带两名关警在白石嘴缉私，被船上走私分子杀害。分管缉私的副税务司袁福昌在广州湾赤坎被黑势力枪击重伤。黑恶势力首脑人物黄铿，由安铺私运大批贵重货物到广州湾，中央税警在查缉时，黄铿仰仗人多势众，残忍地生擒中央税警13人，绑上大石沉下大海。^[11]新加坡英文报纸《海峡时报》1937年1月7日第11页，据路透社报道，一名在广州湾中国海关（指雷州关）工作的英国官员page被走私者杀死。

广州湾一带走私船的数量日渐增多，有些船的火力甚至超过了法国当局的巡逻艇。即便法国当局有能力清剿走私，他们也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很多走私的物资都是供应广州湾赌场的，法国人会从中提取更丰厚的收入。^[12]除了走私带来的可观利润外，国统区的城市（例如首都重庆）需要依赖广州湾来输入补给，特别是在华南沿海城市陷落和法国殖民当局关闭了印度支那与中国边界的情况下。“广州湾的走私生意中，人们关注的是利润和地方政治网络。”^[13]这也是广州湾走私不断出现的社会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