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地，商会的主要社会功能包括：公益事业、社区秩序的维持、不平等待遇的抗争等，以之维护自己的商业利益。产生于近代的广州湾商会与传统的会馆略有区别，就是减少宗教的功能，扩大自己的内部组织，促使自己可以涉足更多的商业事务，通过更多地参与商事运作，与当地的权力系统建立更大的联系网络，^[72]积极地参与到区域政治事务中去，努力地扩大自己的权力范围，发展自己的权力势力。此外，在新的形势下，商会还出现与新的权力者形成一定的态势，以之维持自己的权力运作。这就是在日本对广州湾商业禁运环境下，广州湾商会出现的禁运、合作与抗争的权力维持态势。

1940年，随着中国沿海口岸的相继沦陷，日本人认为，“广州湾作为重庆方面物资的补给道路发展起来”^[73]，大批战略物资通过广州湾而输送到西南大后方。于是日本与法国协定，日本向广州湾派遣监督员，对进出口广州湾的货物进行检查。“日本大本营海军部十二日发表派遣海军大佐圆山英助、海军少佐日高信作等十余名为监视员，前往广州湾，担任监视货物过境事宜，情形与越南相似。”^[74]监视货物过境，自然是对往来物资进行统制、禁运，“广州湾与越南各地，同时实施禁止货物向中国境内运输，水陆交通均受限制。最近广州湾总公使罗庇和斯规定，各项货物除行李外及少许食粮外，一律严禁运往中国境内，亦不准复运出口。火油、电油、机油运到本湾，即须存于西营各火油公司之货仓，不准用可调换之器具零购。至存有棉纱者，由布告日起，在四十八小时内，将所贮之货呈报。货车运输棉纱，每车只准运载二包，多则禁止。棉纱出仓及输运，虽属一包之微，亦须赤坎市长或总公使发给通过证，方得放行。输运货物之大车，须停于距离边界二百米突之地点，并禁止挑伕住宿于警察局长所指地点周围之外，挑担到寸金桥路口，放下行李后，即须返回原处。同时海湾亦规定禁例，泊在西营海湾之轮船，上午六时前不准起卸货物，下午六时起，亦制止起运工作。如未经转运港口检查处统计前，不能即交收货人。赤坎港口不准轮船驶入，来往赤坎西营之帆船，须向当地警局领取通过证，注明所驶路线与限定时间，及所载货物种类与到达地方，如欲越过特呈、黑沙村、石头村海港进口处，前往沿海岛□及港口，伺受限制”。^[75]日本禁运、监视举措，对广州湾造成至少两大影响：一是商业，二社会秩序。“广州湾实施禁运货物后，商业大受打击，各大商号多办结束，且时局又动荡不定，人心浮静无常，故西营、赤坎市面，萧条如故。日方所派出之日‘检查员’，仍驻西营，监视货运”。^[76]相关报纸对监视、禁运带来的商业影响，接二连三地报道。“越南及广州湾当局，在日方威迫之下，尽俯首恭顺之能事。我国与上述两地之货物运输，业已停止……（大有公司）行走本港与广州湾航线之永和轮，近由港开赴广州湾□轮上载有大量洋纱、匹头、汽油、电机、咸鱼及杂粮等，抵埗后，当地政府只准许将咸鱼及杂粮起卸登岸，其余洋纱、匹头、汽油、电机等货物，一概禁止入口，迫得原轮载运返港。原拟在广州湾停泊多天，接载货物返港，今因此故，仅在当地停留两天，即行开返本港。此次由广州湾载回之货物，计有生猪一千六百九十九头，牛三百头，鸡鸭蛋数百箩。”“广州湾实施禁止货运后，日方派出之‘检查员’经乘日鱼雷第十八号舰来湾监视，并在西营设立‘检查支部’，分派工作人员分赴西营、赤坎交通要点，监视禁运，随时报告返河内之‘检查本部’。……现广州湾地方情形如常，人心渐告镇静，惟以此次禁运货物，范围忒广，致百商无业可营，形同死埠。”^[77]“广州湾自禁运货物后，各出入口商业均陷停顿状态，市况萧条；以日‘检查员’陆续由越南来湾，大作其所谓‘监视’工作，货物运输，益增困难。一般囤积大帮货物如棉纱、布匹、花柴等在租界者，以血本关系，多采用抢运方式，运入华界，因之广州湾赤坎市区包运货物者，充斥于途，麻寸段路（由麻章至寸金桥）货运，络绎不绝。”^[78]面对如此的困境，如何保护自身的利益与维持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商会具有不可推托的责任。于是一方面向租借地政府寻求力量，迫使租借地政府作出相应的努力，另一方面，自身也作出部分利益的退让与合作的态势，寻求自身权力的变通，以使社会秩序得以正常进行。“现赤坎市商民感于当局禁运范围太广，致百商停顿，为维持生计，二十六日下午一时在广州湾市商会礼堂召开市民大会，讨论解救办法。是日到会者有一百五十余家商号代表，公推代商会主席霍子常为大会主席，宣布开会理由后，即讨论提案。经多番研讨后，决定：1.为维持本湾商业计，请求法当局提前公布禁运货物种类。2.对于裹存湾内之货物，请求法当局准予在湾内自由运输，以应市需。3.此后由沪港运来之货物，请准许自由进口及买卖，或改善办法。4.对于现在境内被禁出口，或未许运入内地之不合本市销售货物，请求法当局指示拳皇处置办法。即席推出霍子常、李庆新、叶福山、汪其明、张鸣西、梁日新、林惠中、陈体五、陈卓材、吴永庆、李梦如、许允孚、林华奎、陈渊如、罗阴庭等十五人为市民代表，负责办理请愿事宜。讨论至下午三时，始行散会。现各代表已定二十八日下午一时再召开代表会议，讨论进行事宜。”^[79]在计划协商的解决的同时，甚至亦存在着冲突的抗争的倾向：“日前侨商特召集市民大会，决定举派代表面谒罗庇和斯，请求改善运输，及公布禁运种类，并为表示力争决心，且有一部分商民酝酿局部罢市，静候此事解决。将来倘无善后办法，将再有扩大之趋势。”^[80]虽然，请愿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广州湾商会昨接总公使罗庇和斯来函，略谓‘由中国运来本湾各项货物，刻下一律禁止，请贵主席转知各商户，偷运货物，一经发觉，即被扣留，尚有刑事之制裁。关于由香港用轮船运来供给全湾所需之货物，现本湾存货过剩，须暂时停止输入各项货物。复请郑重通告各输入商折返定货，须有正当用途，并须敝公使批准，否则只有实行将所定货物，退回原处’等语”。^[81]但也产生一定的作用。“闻当局仅答允愿维持商业，对各项请求，待考虑后始能切实答覆，但仍须听命于越南方面意旨，方能自由运输及买卖。”当时广州湾最高领导人——法租借地总公使罗庇和斯亲到商会解释理由，并且提出变通办法：“此次禁运货物，为奉安南总督命令执行，但必兼顾商□。当根据一九三六年贸易情况，以货物适合原来需要为度。关于商民领取运入证，所投递□请书，应呈报一九三六年自七月二十七日起至十月二十一日止，所运入与声请书所列各项相同之货物；并须注明一九三六年收入货物之船货单内记载之地址。并告诫商民勿作虚报之行为。”^[82]广州湾商会于此的承上达下之功能也突显而出。而在后面的发展中，商会更是在禁运斗争争取到一定的权力。“广州湾政府现已拟订入口新例，业经正式通告航业交通界知悉。此项新例，于三月中旬实施，将来由港来湾旅客，所携行李不得超过三十公斤，到埠时须只身上岸，行李则由商会派员照料，另行雇轮运至陆上，然后发还。此举与赴海防同等繁苛。”^[83]“昨经函知西营赤坎商会从速汇报，……保证上项运货及载客之帆船，以便，发水运营业执照，各……领照后，于来月十五日方可载客运货。赤坎商会已布告各……船于十日前具担保单，登记帆船号数、船名、船主姓名、……量等，汇送总公署云。”^[84]抗争行为的还有金融方面：“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日本军队侵占广州湾，要在广州发行伪币，因受抵制不果，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受到商会的抵制。”^[85](www.daowen.com)

当然，要禁运时期，为了维持商业秩序的运行，商会或者讲商会里的会员，也作一些退让、合作态势，以求自己的权力、商业利益能够得到保护。如在日本军票在广州湾发行时，陈学谈就与金融调整委员会达成某种协议：“由他（陈学谈）自己出钱，购买日军全部军票，然后又全部给予销毁。”^[86]至于陈学谈从中获得什么收益，因没有进一步的史料，我们也无从得到。（商团与公局兵费向各家商号征收时，“特等月征二千元者三有公司一家”，陈学谈是三有公司的老板已为众人所知矣。）另外，虽然在开始之初，鉴于自身商业利益以及民族情感，产生了抵制、抗争的举措，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合作也是难免的：“广州湾法租借地使用之通货，前以法币为本货。兹亦定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廿五日起改以中储券本位。按广州湾法当局，对于纳税及付款，本定为西班牙币，在一般市场，则采取银本位。民国三十一年五月，根据各界之协定，乃改以法币为本位。此次又改以中储券为本位。”^[87]也许对商人而言，商业秩序、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才是自己的最大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