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会作为商人组织，自然是维护商人的利益、社会商业秩序为核心，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地域的特殊性，每一个商会的组织结构及社会功能又具有一定的特色、独特性。在社会网络的运作中发展其维商的功效。“广州湾商会组织同我国其他地方的商会组织一样，它是由在本地经商的商人组成的人民团体。由于当时的历史情况，商会实际上是联络当局的非官方商务管理组织机构，其职责主要是贯彻执行商业法令，协调上下关系，调解商务纠纷，维持商场治安等方面的工作。”^[47]

虽为法国于华的唯一租借地，但广州湾在法国殖民体系中，似乎并没有得到重视！哪怕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人口不断增加^[48]，商业地位不断突出^[49]，但法国相关行政管理人员及经济预算却似乎都是维持在某个水平！^[50]这样，自然在商事事务中必然依赖当地人，而传统上，商会在处理商务纠纷中理应是一个不错的选择^[51]，后期的殖民政府与商会实践运作也证明了这点。

虽然在成立之始，已将纠纷调解作为主要的职责，惜由于暂时欠缺档案材料，较为详细的统计数字，我们无法得到，难以就商会整个时期处理商务纠纷作一个系统的论述，只能于此提供一两个个案及时人的系统说法，以求获知一二。

1930年8月20日《商业旬报》的“本会历年纪略”栏目中，提及一件商业纠纷，就是“怡记投诉恒安食言背约”一事。按照当时法租借地政府与商会的协议，“凡（商务）债务上的纷争官司必须经过商会的调解，无效者才转达（租借地政府）法院受理”。^[52]1929年11月24日，商会就怡记与恒安纠葛一事进行调解。会上，各调解委员劝经手订价的王佐才“照约交定立单，以维信用”。但王氏提出因目前恒安“银口不便，如必要我承受此货”，必须将剩余的定金“西纸一千九百元先行给部，立妥单据，限在四礼拜内交。则可将就”。众调解委员就这个意见，“询之怡记，亦允”。于是，双方“签字作实”。但也许过后，王佐才又悔约。27日商会就怡记与恒安买卖纠葛一事召开了特别会议，主持人为陈斯静会长，各会员列席。会上陈斯静询问王佐才“愿照二十四日原议”否？王氏认为交定日期是四个月是期限，“有经纪黄全签字为据”。随后调解委员会询问黄全。黄全交待：“此单系佐才嘱其先签字”，他不知是计，就签了。“其实原订系依照海关出货期限，并非自交定起计足四个月。”大家认为王氏“横生枝节，实属有意呈刁取巧”，决定依照24日的“公议处结，听否由其自便”。在此期会刊上，还谈及到的两项商务纠葛案件：其一，“裁判厅前此札处永利源与德得纠葛事原札因不合式璧回”；其二，“裁判厅请将均昌隆与永亨大车汇项纠葛事查覆来函”。^[53]时人调查报告认为：“至商业团体，则有广州湾商会一所，设在赤坎，颇具势力，对于商事公断，则为法人所准许。闻商人纠纷，十居八九，在该会判断了事”^[54]；所言应有一定的可信度。除了日常的商业纠纷，商号的股权纠纷亦为商会调解的对象。湛江市档案馆藏有一份1934年商会公断书（允字第七号）^[55]，就是涉及商会调解裕连兴股权纠纷的案件，其中内容亦涉及涉案委员采用回避制度的说明。公断书上注明已和解。

“以近世中国商会的历史来看，维持稳定的商业制度，保护商业经营秩序，充当官商交通的媒介等应是商会所从事的主要事业，笔者把它称之为‘常态’。而短暂的政治参与，以及为避免战事而发起的和平运动，以及对战争的应付举措等均属于‘变态’。”^[56]可以讲，维持市面的稳定应是商会最关键的一项功能。与市面攸关者主要为金融、币制、商品定价、粮食及公债等。

会刊《商业旬报》（第七卷第23号，1930年8月20日）第29页载有：“接胡董来函并提议卖面价值，公议每包价值，无论省唛鸡唛，一律定为二元八毫。”“现存米四百包平粜时期应否暂行停顿抑继续办法，公议俟第二帮米及西营现买面粉五百包卖完再看情形，然后酌定，但现在存米无多，各处机关领米代沽，应暂停止。”（按：原文无标点，标点为作者添加。）

1942年，来自中统报告称：“广州湾币制向来紊乱，市面流通之货币有港币、越币、法币，及广东纸币等交收至感不便。以前沿用白银本位各种货币照折合时价伸算，惟湾中白银根本有限，多以法币折合伸算，所行者实为虚银本位。现广州湾商会为谋调整金融交收便利起见，于五月二十二日召集各界联席会议议决，自该日起所有交收一律以法币为本位，盖规定法币一元等于白银二角云。”^[57]其实一直都在维持湾内的金融秩序，“闻西营经有陈某、赤坎潘某等在湾朋比为奸，吸收白银，散播谣言，谓国币稍有破坏者，即不值钱，企图扰乱金融，广州湾商会函询此间中央、中国、农民等银行，均称照常行使，且可掉换新币，该会当即布告商民周知，勿生误会”。^[58]面对更加复杂的金融局面，在1941年12月，商会更是成立调整金融委员会，安定湾内市面金融秩序。“无论中中交农及粤省银行新旧华洋印版法币，均不得歧视，否则由会严判属裁，商民一致奉行，地方金融赖以安定。”并设有一定的制裁办法，以求收效。“当地各行号民众如有违反各界调整金融座谈会议决案第一项者，由本会仲裁委员会议惩罚之”（第三条）；“前条之惩罚，视其情节之轻重而定其惩罚办法如左，甲扭解主办机关惩办；乙罚捐国币一万元以下一百元以上之公益金；丙警告”（第四条）。^[59]

甚至商会更有会员做出一定牺牲。面对日本于湾内发行中储券、军票等扰乱广州湾的金融秩序行为，广州湾金融调整委员会除制定法案采取一系列措施，制裁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外，还达成协议：“‘由他（陈学谈）自己出钱，购买日军全部军票，然后又全部给予销毁。’所谓买军票就是用钱把日本军人养起来，……（陈学谈）用自己的积蓄和心血，换取广州湾短暂的平静。”^[60](www.daowen.com)

而度量衡方面，制定了标准斗秤：“广州湾商会通告云：查本市斗秤向无划一规定，以致发生纠纷，时有所闻。本会有见及此，特提付第九次常会讨论，决议米斗以足司码十二斤又十三两为一斗，秤以足司码三十二两为一斤，由本会制标准斗，发交本市米业公会，及制标准秤分置本市各市场，概于三十二年一月一日起施用等词记录在卷，除分别制发依期实行，暨分函市公局饬属知照外，特此通告。”^[61]

会馆、公所、公会、商会同为商人团体组织，部分社会功能具有相似之处，慈善事业仍其中之一。早在清朝时期，赤坎商人组织——会馆已将慈善举措为会馆的工作之一。如高州会馆曾藏一通“乐善堂记”的碑刻，里面刻有：“尝思□□□□□志士仁人见善必作，有美必成□□□□□董孔生祯祥方生成发□□□□垂三十余年取为济世修功。（以下字迹不清）广州会馆□□□、潮州会馆□□□、首事漳州会馆□□□、高州会馆□□□、雷阳会馆□□□仝具。”“……上下合共捐题银五百大元七，兑除抵支外，尚存银三百二十两正。今此银暂生在本埠当铺出息，以备施费，候日后有好瓦铺署买收租一垂久远。”据知乐善堂宗旨为施棺赠殓，凡市上路尸，或死后无以为殓者，均由该堂施棺殓葬。乐善堂日常事务仍由五大会馆轮值负责。

商会承会馆、公所的功能，一直在慈善事业方面坚持。“商会在殷商许爱周以及陈学谈的支持下，长期从越南运回大米进行平粜，对灾民施粥，特别是抗日战争初期，沿海各地逃亡而来的难民很多，广州湾商会和西营商会对其长年施粥不断。”以广州湾商会为主导发起广州湾赈灾会于1937年11月建立，主要职能包括：“训练救护团员归国服务，收容难众，制赠棉衣，施医赠药”，“救济祖国伤兵难民，办理地方灾难善后”等等，赈灾会下面附近设多个机构行使慈善举措：第一义学（设于红屋村）、第二义学（设于海头港），皆是“收容难民子弟教育机构”；难童夜学三所（设于市立小学、宝侨、培才等三校内），亦为难童教育机构；赠医所（设于红屋村），“雇有专任中医师赠诊”等。^[62]除了自设难童教育机构外，商会同仁陈学谈、许岐伯、李自恒等人还赞助第五儿童保育院（由张炎夫人郑坤廉主持）在屋山村修建宿舍及礼堂，给予经济帮助。^[63]1938年，广州湾发生流行病疫，广州湾闻人、亦为商会多个委员会的委员陈学谈与商会会长陈斯静商议，“联合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捐款购买疫苗，在广州湾进行全面的防治”。此事后，陈学谈“带头发起募捐，筹款建立华人公立医院的募捐活动。在他的宣传鼓励下，许爱周、戴XX、张XX、陈XX等十多位热心的商界人士出资捐款，终于筹足了用款……成立了寸金桥公共医院筹建处。由商会任命当时只有三十七岁的潮州澄海人士陈振周任筹建总指挥，负责全面施工和管理”。^[64]寸金桥公共医院是1941年5月1日建成开业的。“医院可收容病人约150余人，如贫病无靠者，该院除免除医药宿费外，并供给膳食。各病房，共分四五等收费，特等房4间，每天房租25元；一等房6间，每天房租10元；二等房8间，每天6元；三等房6间（每间住4人），每天3元；另普通大房两间，在必要时，当可继续扩充。该院当时设有手术室和留医室等。”“该院设有内科、外科、眼耳口鼻喉科、产妇儿科等四部分，9时至12时为门诊时间，下午1时至4时为普通诊症时间，收挂号费1元，若提前特别预约的病人，则收取国币3元，以示限制。”寸金桥公共医院据言乃现在湛江人民医院的前身。当其时，医院由董事会及监事会，“规划一切”。陈学谈为董事会名誉董事长，“袁学伟为董事长，戴朝恩、霍子常、陈翰华等为常务董事，陈玉潜、黄河沣、赖泽、林质甫、陈振周、许歧伯、冯凌云、陈炳南、黄衡初、李玉屏、董福山、吴永庚、苏济寰、梁道济及遂溪县长，粤西监务管理局局长或代表人为董事。”^[65]另外在另一个慈善、福利组织里，商会不少委员也身处其中：“‘广州湾社会互助救济会’，专办社会一切福利事业。以责任总公使杜美为正会长，赤坎公局长陈学谈为副会长，许歧伯为会计，戴朝恩、许爱周、赖泽、陈澄甫、陈翰华、黄衡初、吴永赓、袁学伟等十五人为委员。”^[66]救济会下面设有“米粮委员会”，专办平赈工作；“制裁业主加租迫迁委员会”则具有如此社会功能：“援助被无理压迫之住客、商民倘有遭遇此等司事，可投函该会申请调解裁判。”救济会在维持社区秩序中发挥较大的社会功能。“广州湾巨绅陈学谈、戴朝恩等，近为平粜米价问题，力代居民说项，□请当局仍照每斗国币三十伍元办理，经于前日预备会中得到杜美总公使之同情，实行准于下调恢复原价，消息首见本报昨日记载。兹查杜美总公使，复于昨（十二）日下午三时，在西营总署办公厅召开社会互助救济会，全体委员大会，特准本案正式提出，顺并讨论其他要案。查是日出席委员除杜美外，计有陈学谈、戴朝恩、赖泽、袁学伟、许爱周、黄衡初、张明西、陈翰华、吴永赓、杨进，暨总署高级华员梁伯鸿、程永绥等多人，由杜美主席，首将此案提出，全场一致通过，欢声雷动”。继并议决“续办大量越米回湾平粜——赤坎酒店工场等，均可受平粜待遇”。“大量越米回湾”是指由绅商购买“白米二百五十万吨（约二万余包）到湾”进行平粜。^[67]

当然，社会秩序的有序运转是有助于商业的发展，整个社会秩序的维护自然是商会主要社会功能，包括其属下的商团在内。“目前广州湾最堪忧虑者，为治安问题，因歹徒遍布，致抢劫案频频发生，尤以赤坎商场为甚。由旧历年底至旧历新年，几无晚无之。匪徒多有枪械，且以布蒙面，传若辈曾受某方接济与庇护，系有组织有计划行动，当局除增派新编商团八十名出发市面巡哨外，近公局亦感兵力单薄，不敷调遣，再招华兵三十名，增厚保护力量；而商店以劫匪猖獗，为有备无患计，多于黄昏后提前关门，停止营业。”^[68]

兴商学、办教育是各地商会的重要职能之一，也是商会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举措。兴商学的目标在于提高近代商人素质，培育商人的新商业精神。苏州商会章程中说得很明白：“时至今日，所谓商战世界，实即学战世界。”经商与求学，商业与教育，皆密不可分，“学堂也，讲习所也，陈列所也，皆为商界下新种子也”。^[69]广州湾商会估计也意识到此点。1937年，商会部分委员，许爱周、梁伯纲、陈翰华、陈学谈、李耀奎、许歧伯，郑翰庭、林惠中等，“慷慨解囊，捐款集资开办学校”。1937年9月他们开办的第一间学校是“培才小学”，“校址设在赤坎高州会馆。……1939年9月同时增办‘培才初级中学’。……（1942年）秋，培才中学增招高中班”。^[70]

除了上述社会功能外，在社会公益事业中，商会还为部分文化事业提供方便，如“沈华山先生和赵少昂先生在广州湾举办过的两次联展，一次在广州湾商会旧址，另一次在赤坎鸡岭的清凉禅寺。”^[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