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民国时期，在广州湾设立独立海关的问题已成必然趋势。法国租据广州湾之后实行无税港制度，使得广东省西部的“下四府”（高州府、雷州府、廉州府、琼州府）和广西玉林、博白、陆川各属货物进出多取于广州湾，这不仅影响北海一地，附近的水东、海康、梧州等地也受其害而逐日衰落。北海因距广州湾最近而受到的冲击最大，因而北海商人对要求在广州湾设关征税最为强烈，“1909年，‘北海商会群情鼓舞，发起在广州湾附近设关之请，因该处为交界之区，货物绕越漫无限制，故各地方办运货物向以本口为自然出入之门户者均假道于法界。’1928年，在北海召开高雷阳廉钦地方行政会议，向广东省政府呈请设立广州湾海关，征收出入口货物税，‘以维高雷钦廉各属商务’。”^[11]此后，北海商会委派代表在广东省商联代表大会上提出《请在广州湾择要加设关卡，杜私运，而维国税，以补救北海商业》的议案：“请在广州湾择要加设关卡俾杜私运而维国税以补救北海商业。政府在广州湾未收回以前，应请念照九龙、拱北两关办法，加设关卡，并设巡舰严密查缉，如此便杜私运而裕国税，北海商业亦获补救……”^[12]同时，1935年9月，北海关代理税务司德世向财政部关务署呈称：“……拟请将该区（广州湾）划为独立海关区，派员负责就地管理……”^[13]。11月，财政部关务署下发指令：“在广州湾附近各分卡分所，与北海关相距甚远，归其节制，颇感困难，系属实在情形，所请划广州湾区为独立海关区一节，既据称直接可以便于管理，间接可以增益他关税收，每年所加经费，亦尚无多，自属可行，惟所拟广州湾独立海关区名称，不甚妥洽，本部以为各该分卡分所，大多附近雷州半岛，雷州原设有分卡，应准即称为雷州关......”^[14]

于是，在1936年元旦，粤西地区有了第一个直属海关总税务司署的海关——雷州关税务司公署（简称雷州关）。雷州关成为近代中国最迟设立的管理租借地的海关，且是我国唯一的一个管理法国租借地的海关。与其他开放的“条约口岸”不同，雷州关属民国政府自开商埠设置的口岸海关（管理体制交由海关总税务司），自开口岸目的在于主动掌握口岸开放的主动权，以维护国家民族主权。雷州关的职能是监管进出广州湾租借地及周边地区、琼州支关关区（1946年—1948年间）的进出口货物、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查验邮政包裹、征收税费和查缉走私。同时，中国近代海关兼管港口事务。雷州关的港务管理主要是对硇洲灯塔（世界仅有的两座水晶磨镜灯塔之一，与伦敦灯塔、好望角灯塔并称世界三大灯塔）及港口助航设备进行管理和维护。

广州湾位于整个广西和广东南部的道路交界处，进出口货物免纳关税，紧邻香港，这些便利条件给沙湾和西营港提供了更多机会，吸引了大部分送往香港及海外的内地货物。所有的出口都通过香港，而进口的货物通过陆路运输到达广东各地和广西首府南宁等地。但法国在广州湾更多的是开赌场、放纵吸毒以及发展色情行业，从中牟取高额税利。直至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上海、广州、香港等沿海港口相继沦陷，广州湾成为了中国通往海外唯一可以利用的吞吐港。随着广州湾至广西柳州公路的开通，内地所需物资均由广州湾转运，国际上援华的战争物资和用品仍继续不断地从广州湾转往西南大后方及华南等沦陷区。此时，广州湾已成为整个国家不可或缺的生命供给线，也一跃成为货物出入中国的商业重镇和航运中心。加之广州湾是法国在广东的租借地，也就成为了逃避战火的圣地，广州、香港等地资本家因避难来到广州湾，带来了较多的资金，大批难民涌入，让市场需求暴涨，加之又曾经作为抗战物资补给通道的数年，广州湾迎来了历史机遇，这一时期经济上确有较大进步，进出口货物大幅增加。从1938年至1940年，每年经广州湾出口物资达1000万美元。为抗战前1936年的20倍。^[15]但在整个广州湾时期，总体贸易发展还是不发达，缺少进出口贸易增长点，税收在全国所占比例很小，故得不到政府重视。

雷州关设立于特殊地域的广州湾，又处于非常时期，成立第二年即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其管辖的范围多经变化，雷州关所管辖的区域曾包括广东西部和广西东南部辖区的所属分关、分卡外。其总关及分支机构也几经迁移和变化。在建关的十四年中曾设立的分支机构有50多个，设立时间最短的关卡只有几个月。1936年建关时，雷州关接管了由北海关移交的广州湾周边的12处分卡和3个分所。进入1943年，日军进犯广州湾，雷州关总关奉命撤退至广西玉林设署办公，关区管辖范围延伸至广西的北海、玉林、梧州等地。至1945年9月，雷州关在广东和广西两省管辖的分支机构共有22个。尽管机构多变，且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雷州关人依然坚守职责，边躲避战火，边设卡办公。据统计：1939年，雷州关监管的进出口贸易值是1936年的13倍；1940年达1.5亿元的历史高位。1941年，为4.25亿元（国币），居国统区海关之首（仅次于沦陷区的上海和天津）。^[16]1940年税收7，829，181.05元（国币），居国统区的第一位，仅次于沦陷区的上海、天津和胶州；1941年为14，698，516.73元（国币），居国统区第二位，仅次于重庆。^[17]雷州关14年在战火中的坚守，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粤西地区的对外贸易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和特殊的作用。

法国统治的四十七年中，在广州湾这一独立的进出口口岸及周边地区设立海关的问题几经周折，探讨在中国唯一的一个法国租借地广州湾这一特别区域，特定机构人员设置，特殊监管条件下的海关历史，对深入全面研究粤海关的百年发展历程及广东粤西地区的对外贸易经济发展史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我们还要加紧挖掘研究租借地海关货物进出口的特殊监管法规、方法及防范走私等重要课题，为吸取历史文化，总结历史经验，助力新形势下“一带一路”建设和推进海关业务改革提供更多有内容有价值的借鉴作用。

（张惠玉，湛江海关处长，《湛江海关志》编撰人之一）

【注释】

[1]陈立新：《湛江海上丝绸之路史》，香港：南方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59页。

[2]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一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1—32页。

[3]龙鸣、景东升主编：《广州湾史料汇编》（第一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87—388页。

[4]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委员会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1911年9月10日，民国军政府粤省大都督胡汉民公告。

[5]粤海关税务司致常关令，No.207，广东省档案局。

[6]李爱丽：《1911～1913年粤海关接收高雷常关始末：一次失败的海关权力扩张》，《近代中国文化与外交》（上卷），国际会议数据库2010.8，第9页。(www.daowen.com)

[7]李爱丽：《1911～1913年粤海关接收高雷常关始末：一次失败的海关权力扩张》，《近代中国文化与外交》（上卷），国际会议数据库2010.8，第12页。

[8]湛江海关编：《湛江海关志1685-1992》，1996年，第29页。

[9]湛江海关编：《湛江海关志1685—1992》，1996年，第29—30页。

[10]中华人民共和国北海海关编：《北海海关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69页。

[11]麦正锋：《近代北海港贸易地位的变迁》，《广西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北海海关编：《北海海关志》资料长篇附录二，北海海关档案室。

[13]关务署文第八一七六号，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上海海关档案室。

[14]财政部关务署指令，政字第一八五三三号，中华民国二十四年十一月五日，上海海关档案室。

[15]中共徐闻县委员会、徐闻县政府编：《海上丝路探秘》，徐闻县政府2001年印刷，第146页。

[16]湛江海关编：《湛江海关志1685—1992》，1996年内部出版，第55页。

[17]湛江海关编：《湛江海关志1685—1992》，1996年内部出版，第5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