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清政府为区别于实施税务司制度的粤海关（俗称洋关）而将原设于广东的海关机构改称粤海常关。广东口岸自此洋关和常关两关分庭而立。粤海关大关监管的外轮货物的稽查征税由洋关负责，民船贸易则由改称为常关的原粤海关机构管理。粤海常关下属机构有口、卡、分卡等。嗣后，广东沿海各主要口岸陆续开埠设立常关。据清宣统二年（1910）“广州常关工作报告”中记载：粤海关在广州湾周边设有海安、大埠、雷州、石门、暗铺、黄坡、高州、水东、织贡等9个常关关卡。这些关卡由粤海关监督管理。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法属广州湾租界地形成后，中国政府的意图是在广州湾租借地内设立海关，并在其沿边设分卡。由于《广州湾租借条约》中未涉及设立海关事宜，同时，也是因为依托着租借地无税港的地位，由广州湾进入粤西和内地的走私武器和鸦片活动日益增多，引起政府官员的重视。十九世纪初期，清政府就希望能够制止明显有损于国家利益的走私贸易。为此，向法当局提出在广州湾建立中国海关办事处的许可要求。法方原则上不反对，但他们想要通过此事获得一些补偿性特权，首先提出 ：“1.在广州湾海关总部的公职人员须有法国国籍。2.在我们的领地周边建立一个类似于胶州湾相当大小的自由贸易区。3.同意将通往西江的铁路承办权给予我们。4.海关物品对半上交。5.特许我们保留发展鸦片种植园以及一些中国省区的赌场。6.给予特权为我们在自己的领地运输盐及鸦片提供便利。”^[3]经过缓慢地协商，在广州湾租借地内设立海关的设想未能达成。此后，设在广州湾周边的海关关卡几易其主运作困难。(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