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强与广州湾法当局和广州湾华商实力人物在租借地合作剿匪，对三者的日后发展和雷州半岛的地方形势都有深远影响。

1922年2月9日，雷州商绅民众举行数年未办的提灯会，以庆贺黄强荡平匪寇。当年全城提灯会规模盛大，民众巡游城内各处和城外集市，商民以剿匪为题制作各色花灯，还陈设黄强肖像。当地文化名士“海康忧人”黄景星写道：

今得黄司令大军所至，无犯秋毫，不及两旬，尽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为一网打尽之计，将军从天飞下，时开奚为后我之声。一时复乡团，修路政，除迷信，维风化，全耕牛。凡可为亡羊补牢者，无不兼程并进，雷厉风行。垂毙余黎，何幸复登衽席。试思我司令以无双国士，遍历文明诸邦，端为蕞尔雷州，来尝此荒凉景况。其中至情热血，直令人欲报无从。此次提灯会之由来，不过略表斯民感戴之恩。^[71]

黄景星不无夸耀之辞，但从此次提灯会可见，黄强剿匪和其他工作颇得雷州各界认可，雷州半岛有重焕生机之象。雷州剿匪期间，黄强宣言“吾先办匪，后办大王”^[72]，剿匪告捷后捣毁天福宫、北府君、乌蛇大王等“淫祠”，提出以香油钱为经费管理由天宁寺和西湖辟成的公园。同时，黄强主持开通贯通雷州城南北的公路。^[73]黄强在雷州进行的一系列整顿治安和民生工作，与当时广东省政府主政者的主张和举措相呼应。1921年广东实行民选县长，在各新县长赴任前，11月政务厅长古应芬发起组织“地方自治讨论会”，召集所有新县长齐聚广州开会讨论地方事宜。会上陈炯明强调各县治安问题：土匪不能清除，民治即不能实现，用兵剿匪，不如用团营为好。他要求县长们切实办团自卫，扩充警察来维持地方治安，而无须动用军队。^[74]作为陈炯明的亲信，黄强在雷州积极践行省政府的有关主张，在恢复民团和地方建设上取得一定成效。

至于粤军在雷州半岛剿匪中的合作方——广州湾法当局，广州湾租借地既由法国统治，法当局本有维持境内治安，协助中国政府缉拿逃犯的义务。但雷州匪患肆虐之下，广州湾法当局迟迟未有积极对待，坐视土匪利用广州湾而发展壮大。尽管如此，从目前发现的一手史料来看，似不能证实广州湾法当局有“与土匪联成一起，互相勾结，坐地获利”^[75]的确凿事实。

周边地区匪患的蔓延与恶化，既是法当局的隐忧，也不利于租借地内的正当商人经商。在藏身赤坎的匪徒纷扰欺凌和绑票威胁下，华商“莫不希望将此悍匪诛得干干净净”。^[76]当然，也不能否认一些奸商牛贩与匪合作，为匪销赃和输送枪弹以谋取不义之财。(www.daowen.com)

广州湾租借地内，配合黄强剿匪的陈学谈出力甚多，经过合作，黄强摒弃了法国政府和赤坎商家“庇匪通匪”之见，理解他们前因雷州官军不可靠而难有作为的苦衷，并称赞陈学谈“久办乡团，深得民望，且慷慨好义，热心公益。章坎联团局经费，赤坎并不协款，陈君每年自行津贴者不下数千……此等团绅，高雷既难再见，全省亦无几人”。^[77]1922年10月，剿匪立功的陈学谈被遂溪县官绅推举署理遂溪县长，并在不久之后被委任为雷州善后处处长。但由于印度支那总督要求“政府任职者不得担任中国官职”以保持政治中立，陈学谈被迫于次年辞职。^[78]但继任人由其推荐，可见仍然掌握地方势力。1929年，益智中学毕业生、日后的地方名流吕成性在《陈处长战略志》写道：“民国十年，适王（黄）司令下车雷阳，吊民伐罪。陈君一跃而起，倾囊相助，编定邦，诛陈仔^[79]，扫清古合，正定乾坤。”1923年邓本殷组织“南路八属联军”后，派邓承荪进占雷州，陈学谈去职，回到广州湾加强训练商会武装。“处长乃广州湾公局之鼻祖也，德及商民，功加全属，口碑载道，人无闲言。若为防匪计，示意租界之各区各乡组织团练，请枪备械以御匪。不一月间，最精良之洋枪可得数千余杆。”^[80]吕成性的赞誉虽有吹捧成分，亦能反映陈学谈在广州湾和周边地区扩展实力之强势。经济上的成功是陈学谈发展武装和介入地方事务的基础，而随着势力的增长和地位的提升，陈学谈又得以获取更多利益。

1922年6月，时任广州湾总公使赖宝时（Blanchard de la Brosse）颁令通过《广州湾赤坎商团章程》，“准广州湾商会设体育武艺团，以协同国军以及警军等保卫西营、赤坎埠”。商团由广州湾商会自筹维持，在总公使的督导下维护社会治安，枪支需向法当局申请购买。^[81]广州湾法当局在黄强剿匪后批准广州湾商会成立武装，既出于巩固广州湾社会治安的考量，也可视作是对实力增长的陈学谈的一种承认和利用。事实上初创的广州湾商会商团有70人，就是由“积极参与打击匪盗”的赤坎公局长管辖。^[82]此后，陈学谈更成为广州湾绅商中最有权势的一位。1922年7月，印度支那总督François Marius Baudouin视察广州湾期间到访广州湾商会，足见广州湾华商群体已颇具影响力。

1922年3月，雷州剿匪初告成功。进入广州湾剿匪无疑宣示着租借地主权属于中国，具体而言，租借地内的“捕匪权”意味着中方行使了《广州湾租界条约》有关罪犯引渡的权力。剿匪告捷，黄强与广州湾法当局的合作成效也得到法国高层的认可。1922年9月，印度支那总督授权广州湾总公使，使其“维持同邻近地区中国官方有关边境治安的必要联系”。^[83]当然，不能否认直到1920年代中期广州湾仍有匪盗补给枪弹和吊赎贩卖人口的现象^[84]，因政局变化中方捕匪权曾得而复失^[85]，但黄强毕竟留下了一个可资援引的先例，应对他在雷州和广州湾的工作予以正面评价。1922年秋，时任北京政府总理王宠惠有意请伍朝枢和黄强出任接收广州湾委员^[86]，其中既有拉拢陈炯明对抗孙中山政府的微妙意图，亦当考虑到黄强在广州湾剿匪的成功经历。

可惜的是，未及巩固善后工作和进一步剿灭余匪，黄强却因广东政局剧变而在“无边无际的人海中漂流”，建设雷州的计划无从谈起。3月下旬黄强到广州述职，准备返回雷州之时，“六·一六”兵变爆发，孙中山陈炯明两派正式决裂争战。黄强的剿匪工作和建设雷州计划因此中断，6月下旬，黄强所部回驻广州。^[87]不久后，拥护孙中山的黄明堂在钦廉起兵，雷州局势再次陷入混乱，有号称“镇雷司令”的民军乘虚而起，商民电请黄强回师。^[88]8月中旬，黄强似有率兵回雷的计划^[89]，但所部却乘坐军舰在阳江登陆与黄明堂部交战^[90]，并于8月26日得胜返回广州。^[91]1922年11月，第七路军副司令黄业兴叛陈附孙^[92]，1923年初，黄强寄寓香港。1924年起浪迹南洋，直到1927年受陈铭枢邀请回国工作，次年起领导开发海南岛，有修路和开发农矿等建设，取得相当成绩^[93]，却因为粤局变动而中断离琼，令人遗憾。

雷州剿匪是黄强第一次出洋回国后“最为艰难的工作”，而“六·一六”兵变则揭开了他“毕生遗憾而最痛心的一页”^[94]，被迫流亡海外数载。雷州匪患在1922年下半年复炽，并延续十一年之久，竟延至1933年方告彻底肃清。^[95]大量民众蒙难和流离失所，地方民生与经济深受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