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和陈炯明再度联手主政广东，两人的政治理念渐行渐远，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志在北伐，而陈炯明却醉心自治。但无论如何，广州政府予外界一种强烈的“革命政权”形象，并以全中国的合法政府自居。在这种情况下，法国租借地广州湾不可能被广州政府当做“化外之地”，既要干预广州湾的事务，也试图促使法当局支持其政治合法性。

早在1921年初，陈炯明已令亲信黄强派员前往雷州调查，并引用时任广东雷廉绥靖总办的革命党人徐淮扬与法国总公使在1912年订立的《军队武装入洋界剿匪章程酌定办法》，拟派兵携带开花炮前往雷州剿匪。^[40]有驻粤领事的列强中，法国与广东政府的往来表现突出，视广东政府为“事实上的政府”。因为法国持有广州湾租借地和印度支那殖民地，双方的“外交”关系密切，体现在围绕广州湾的外交问题上。因此涉及法国人的事务，当地人倾向于跟广东政府联络。^[41]雷州匪患告急，平定两广的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派遣“省军来援”，既有掌控高雷的意图，也具“师出有名”的正当性和交涉基础。

黄强（1887—1974），字莫京，广东龙川人，曾入读法国人在广州开办的丕崇书院和圣心书院。1910年，黄强参与陈炯明等人发起的广东新军起义，1911年再度参与起义，同为东江人的黄强此后长期追随陈炯明。1912年，黄强任东江安抚使剿匪。黄强使用“抚剿兼施”的策略，注意督促地方防匪，因此“不及三个月各属匪徒大告肃清”。^[42]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强出游欧美，曾就读于法国Ondes农业学校和英国航校。1917年孙中山回广东开展护法运动并策划粤军援闽，黄强曾负责后勤工作。^[43]1920年粤军回粤驱逐桂系，陈炯明被孙中山委任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黄强出任潮海关监督，兼任粤军总参议。

1921年援桂战争期间，桂军林虎部黄业兴率二千多人投降，停驻广西灵山^[44]，黄强接令前往收编，仅带随从10人。黄强先到南宁进谒陈炯明，其后收编“由司令以至伙夫未尝更易一人”，黄强任少将司令，黄业兴任副司令，编为粤军第七路军。^[45]

1921年秋，黄强率部开赴海口整编，陈炯明裁撤第三路军同时，委派黄强为雷州三属清乡督办前往雷州剿匪。黄强在雷州剿匪期间，致信三封与口口兄（原文如此，作者或出版者隐去其名）^[46]，详细记述了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在雷州剿匪的过程，总共近2万字。黄强文辞流畅，细节记述翔实，不掩憎恨土匪之心和对雷州人民的同情。通信还记载黄强关于匪患的深入思考，以及对雷州半岛风俗民情的观察和开发经济物产的见解。

11月16日夜，黄强率军渡琼州海峡，次日午在徐闻海安登陆，11月29日抵达海康县城设立行营。北上途中，黄强亲身感受到匪患对雷州的巨大破坏。如目睹土匪所窝藏的徐闻东北部“徐闻山”原始森林白骨累累，又见英利路上“人畜尸骸遍地都是，腥臭不堪”后，对雷州匪患有了新的认识。黄强认为，雷州匪祸的始作俑者有五：

（一）龙济光 龙贼济光犯高雷，失败后散失枪支无数。又给枪数百与李福隆，使犯两阳。而李即从而驱之，匪徒得此凶器，遂结队横行而无所顾忌。

（二）贩卖枪支子弹奸商 贩卖枪弹之奸侩，赤坎最多。查其贩卖之法，在赤坎将洋烟交给轮船伙伴运至香港，再由香港转运美洲，由美售换军械，运回广州湾售与匪徒。

（三）政客军人 自民国六年以来，各党派无聊政客、跑腿军人，咸来赤坎，诱使各匪徒归其统率……但自己赤手空拳，绝无统驭能力，一群豺虎，岂易驯服。

（四）牛客 赤坎牛客，欲图生意发达，每借贼以钱，告以某村有牛若干，使劫卖与己。

（五）劣绅 雷州劣绅庇匪保匪济匪通匪，所在都有。匪徒初起即极力包庇，及捉将官里去，亦敢代求保释。迨匪势已大，或甘心附贼，而借箸代筹；或则远避他方，而任其荼毒。雷州匪祸，未尝不由此辈酿成也。^[47]

为了斩断雷州土匪的利益链，进入广州湾租借地剿匪势在必行。由于黄强与法国上流社会交游甚广，因此“经过所有交涉，对方无不破格接受”。12月21日，黄强发信广州湾总使商量带兵入境之事，两日后黄强带卫队由雷州出发前往广州湾。当日下午3点，黄强抵达新市（今湖光镇新墟），“法公使柯君”^[48]乘汽车前来迎接。^[49]

克劳泰默在广州湾总公使任内颇有政绩，包括在西营开办爱民医院，以及修筑多条公路和建设港口。巴黎外方传教会曾赞扬克劳泰默对广州湾的“热忱以及高效的行政能力”。克劳泰默后来任印度支那北圻统使和交趾总督。^[50]一本外交月刊认为：“作为一位有伟大成就，发挥了巨大价值，以及具非凡专业素养的行政管理者，他所到之处，均留下了宝贵的回忆。”^[51]

雷州匪患的严峻局面和社会舆论压力，广东政府与法国驻粤领事的外交往来，以及黄强的留法经历和克劳泰默的施政能力，是粤军进入广州湾剿匪的有利条件。粤军入境一事得以促成，还与一战后的国际形势和中外交涉有关。

1919年1月巴黎和会召开，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了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希望条件说帖》，其中包括请求列强归还租借地。^[52]1921年11月华盛顿会议召开，中方再次提出废约要求。^[53]1922年3月，法国外交部向中国驻法大使表示愿有条件交还广州湾。^[54]经过世界大战的国力消耗，法国在远东的殖民扩张大为收缩，在中国政府的外交压力和社会各界的舆论压力下，允许粤军越界剿匪无疑是一种缓和局势和转移注意力的举措。而广州湾几年来的严峻治安环境，更进一步促使法当局接受广东政府要求。^[55]为了巩固在广州湾的统治，法当局同意与广东政府合作剿匪。因此，中国军队开入租借地围捕匪徒这“自有不平等条约以来例外的事”^[56]，就发生在1921—1922年的广州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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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黄强在雷州天宁寺留下的石刻告示（2016年吴子祺摄）

黄强初访广州湾，下榻广州湾公使署，偕故友俄永垂主教和维多尔教堂谢兰神父等人与总公使一家用晚餐。12月24日，黄强在克劳泰默陪同下参观赤坎，并在赤坎市政厅会见花厅长（Favere）和各处团董。12月25日，黄强与租借地内法国官商商谈剿匪事，众人皆表示愿“极力赞助”。次日，黄强再与克劳泰默商量关于协剿各匪、彻查偷运军械和接受贼赃等问题，克劳泰默表示皆照黄强提案办理。^[57]黄强的交涉初显成效。

返回雷州后，黄强即筹划进入广州湾围捕匪徒之事。期间，第七路军多次出动剿匪。黄强剿匪的目标包括杨陈仔、造甲三和蔡公仔等著名匪帮，出击目标主要根据民众情报而选定。在战略布局上，黄强主力向北、向西挺进，驻守高廉一带的苏世安、林捷部归其节制^[58]，在北面配合剿匪。黄强还采取海陆夹击的策略，广州调派的广庚号炮舰驶来后，黄强命副司令黄业兴乘船游弋北部湾，打击江洪、乌石等地匪徒。

1921年12月，第七路军曾出击河头，土匪却已闻讯逃散。直至1922年元旦，黄强才首次与雷州土匪交锋。当日上午，原已投降的土匪袁某等八十余人纵兵抢掠，黄强即派兵围捕，全数抓获枪决。1月3日深夜，第七路军一部与二三百名土匪在江洪交战，黄强率军由纪家向土塘推进，途中侦查到林木生（亚靠）、蔡乃权（公仔）匪帮的二百人拒守树林，黄强命部下从正面和侧面同时进攻，击溃这股土匪。1月7日，黄强搜查蔡公仔匪窝沙坡村，追击往唐家。当夜再率兵到江洪围剿，捕获土匪十余人。1月12日，黄强计划与广庚舰同时进攻，堵截夹击沿江股匪，但大股数百土匪已乘船逃往硇洲。

1921年1月19日，黄强在遂溪县长陈耀明陪同下，由河头出发前往县城，准备带兵进入租借地围捕匪徒。21日，黄强饬专差持函通告克劳泰默和赤坎公局长陈学谈，准备当晚围捕赤坎，后因局兵外调而改期。22日夜，黄强率部从遂溪县城出发，在“溯风怒号、细雨如浆”的恶劣天气中强行军一百四十余里。23日凌晨3点，陈学谈率公局兵在黄略村南会合。^[59]

陈学谈（1882—1966），租借地内北月村人，经商发家。1910年左右，陈学谈被推选为租借地内海头乡团团长，1913年^[60]，陈学谈任赤坎西营商团团长。^[61]另一种说法是，1914年陈学谈组织赤坎商人成立了一支武装警卫力量，以应对土匪和海盗，受法当局嘉奖。^[62]1915年起，陈学谈长期担任赤坎公局长。而时任遂溪县长陈耀明是陈学谈同族^[63]，陈学谈可谓是配合黄强在广州湾缉匪的不二人选。

双方会合后，即在路边察看地图商讨围捕办法。其后，黄强将公局兵分配到各营连带路，每兵发麻绳一根用于捆绑土匪。清晨五点半到达赤坎外围，在法国驻军的配合下，黄强分兵11路，另组一队专门拘捕著名贼匪和奸商牛贩。随后，各部部队开始抓捕行动，至八点许，各路解来人贩一千余名。黄强命令将著名匪徒另置一处监视，良歹未分者则交当局辨认。下午离开广州湾后，黄强命令押解著名土匪数十名就地枪决。抵达麻章时还有人犯百余名，后两次枪决数十名。24日陈学谈带民团前来认出数十名，又悉数枪决，在押者仅剩数十人。25日黄强与克劳泰默商量围捕西营事宜，并与其同到赤坎视察解救出的被掳妇女，其后返回麻章。27日是农历除夕，章坎联团局又送来匪徒数名，黄强仍旧处决。^[64]

1922年1月28日农历正月初一，黄强应广州湾商会^[65]邀请前往赤坎，会长陈斯静和陈学谈迎接并致辞。29日，黄强到法国公使署与克劳泰默到西营监狱，将定罪监禁的百余名匪徒送上河内驶来的轮船，将其运往越南海防，再转送到非洲充当苦工永远不许回国。

黄强在广州湾剿匪时，实力最雄厚的杨陈仔股匪接受抚编，由李荫轩统率驻扎广西龙州。为了避免杨陈仔从海防潜返雷州半岛为患，黄强密电印度支那当局，将杨陈仔逮捕遣送雷州。在雷州处决后，罪恶盈贯的杨陈仔尸体“悉为乡人分割殆尽”。^[66]与将西营在押匪徒运到非洲终生劳役一样，引渡匪首同样经印度支那总督许可，可见黄强的剿匪工作不仅得到了广州湾法当局的协助，还得到了法属印度支那当局的支持。至此，黄强在广州湾的缉匪行动初战告捷。

为了彻底清剿广州湾租借地内的余匪，黄强与法当局协商，由其派陆军驱逐东海、硇洲二岛上的土匪到海岸，黄强部队则乘军舰堵截清剿。2月14日军舰起航，上午9点抵东海岛南端。但由于大雾和土匪逃窜各村，此次剿匪并无收获。28日，据报冯昌辉、蔡式五、陈四公等大股土匪遁入太平属内各村，黄强率军从雷州北上围剿，搜获不少匪徒。^[67]

黄强处置赤坎匪徒之严厉，连同此前他在雷州和东江剿匪的方法，并非没有非议。面对诸如“大伤人道”的指责，黄强认为：“……不知弟最主张人道者。因诛匪一名，可以救无数之生命财产……掌此职责，不得不尔，若向匪徒谈人道，无异对牛弹琴。”^[68]黄强认为在陈学谈的得力协助下，广州湾剿匪获得社会上“无枉无纵之好评”。但有资料表示其在赤坎捕杀的人中，真正土匪的很少，大部分是平民，且他在雷州清乡期间有“杀人大王”之称。^[69]面对作恶多端，对地方经济和民生造成巨大破坏，以变态手段虐杀无辜平民的雷州土匪，黄强深怀愤恨，强力剿匪之余，还主张和支持受害者予以报复。这种做法，包含向与贼分赃的劣绅乡民和剿匪态度消极者示威之意。因为黄强认为，昔日隆世储在雷州纪家清乡时匪患尚不如今日严重，但他十日即杀人数百，而他“只得什一”^[70]，这是因为以前士绅奋勇缉拿，而今却谈虎色变。

图3　《黄司令官造雷平匪实纪》书影

回顾1922年一二月间粤军三度在广州湾租借地的剿匪经过，可见黄强在赤坎和太平取得良好战果，围捕了大量匪徒，在东海岛则失利。黄强近乎是以“光棍司令”的姿态统领粤军第七路军，短短数月后即率军来到雷州清乡。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黄强纵然错过一些战机，其行径受到一些非议，却也实实在在剿灭了不少土匪，尤其在赤坎围捕匪徒几近“一网打尽”，土匪难再公然利用广州湾作为窝点，有效打击了雷州匪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