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雷州府三属海康县、遂溪县、徐闻县位于广东省西南部的雷州半岛。雷州半岛海岸线绵延，海上交通便利，清中期以来便多有海盗出没，清剿海盗和匪盗是日后广州湾法当局所宣扬的政绩之一。^[2]晚清，三点会等民间秘密组织也渐显活跃，曾参与抗法斗争^[3]，其部分成员后落草为寇。1898年4月，法国海军以接收广州湾为名，在遂溪县所属的海头汛登陆。1899年11月，中法两国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法国开始正式统治雷州府遂溪县和高州府吴川县划出的广州湾租借地，遂溪县相对富庶的东南部地区和东部沿海近乎尽失。

由于广州湾租借地西、南与雷州府遂溪县、海康县接壤，少有山岭河川屏隔，且法当局军警力量薄弱，因此边界管理甚为疏松，人们几乎是自由进出广州湾。在清末民初鼎革之际，政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减弱，匪盗隐患更易滋生。

尽管《广州湾租界条约》第六条规定：遇有交犯之事，应照中、法条款，互订中越边界章程办理。^[4]而实际上由于中法两国在广州湾并无议定具体的引渡法例，执法不严，在“唐界”犯事者，一旦逃入“洋界”广州湾，往往就躲过了中国官方的缉捕。

清中期以来雷州半岛一些港埠商业繁荣，但内陆相对闭塞贫困，民众素有彪悍好斗之风，逐渐积累社会不安隐患。雷州匪患是近代广东盗匪问题的一部分，铤而走险者走上为匪之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寻求生活出路。匪患是清末民初广东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传统经济结构遭到冲击大背景下的产物。^[5]

1916—1933年的雷州匪患主要祸及海康、遂溪、徐闻三县。广州湾租借地毗邻的吴川县及原高州府地区也曾有匪患，但活跃该地的匪帮大多周旋于军阀和官府之间，以抢掠勒索富户为主。^[6]相比之下，雷州土匪更显残暴猖獗，匪患更为“失控”。雷州匪患对地方造成了长期的破坏，民众性命财产损失甚钜，流离失所的民众大量逃往广州湾租借地的西营和赤坎避难。^[7]

民国雷州匪患从隐忧恶化为切肤之痛的灾难，标志之一是李福隆匪帮的崛起。一份手抄件《徐闻全属难民泣诉书》（推测写于1924—1925年间）写道：

故者天祸徐邑，匪乱频仍。溯自民国七年，股匪李福隆等自海康窜入徐境，肆行焚杀；彼吴明介等接踵而起，啸聚深山，四出焚掠。边塘那北等数十村俱被蹂躏，受祸之惨，累简难申。甚至占据县城，开监放犯，焚毁县署，杀尸枕籍，风声鹤唳，满目烽烟。^[8]

1921年，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派黄强率领军赴雷州剿匪，黄强如此描述李福隆^[9]等匪帮惨无人道之行径和巨大破坏：

雷州三属匪徒凶悍，不特为广东冠，更为全国冠、全球冠也。他处匪徒，最多不过如陆荣廷张作霖等辈，打家劫舍、掳人勒索耳。此则逢人便杀，遇屋则焚，雷属西方千数百村落，悉成灰烬……故李福隆一股杀人盈万，即杨陈仔一股，亦杀人逾三千。^[10]

1921年，李福隆匪帮已达3000人，劫掠雷州多地村墟，甚至数次击败驻守滇军。^[11]李福隆匪帮不但在乡村杀人放火，更曾围攻遂溪、徐闻县城。1921年1月17日正值农历年关，李福隆伺机围攻雷州城，洗劫“雷州精华所聚”之南亭街等处，纵火焚毁商铺数百间，损失在百万以上^[12]，使雷州商业元气大伤，久未能恢复。1921年7月7日，李福隆在香港油麻地一间酒楼赴宴，被同席者杨隋昌开枪刺杀。^[13]

李福隆股匪肆虐雷州三属，却号称不抢掠广州湾，得到广州湾法当局包庇。传闻双方曾商定：1.李福隆专抢唐界，保护洋界；2.所需要的枪支弹药，由广州湾租界卖给接济；指定广州湾赤坎的“西家楼”^[14]为堆藏和销售赃物的地点。^[15]而据黄强分析，法当局容留李福隆匪帮，实与制衡广州湾内崛起的造甲三匪帮有关：“李福隆又与陈石蛤三各树一帜，互为竞斗。李则宣言保护洋界，专抢唐界；陈则宣言专抢洋界。其无智识令人可笑，亦可恼也。广州湾一地如石田一块，并无出息，故法国政府不能给养多数军队，既恐陈石蛤三党骚扰，不得不容留李福隆党以为抵制……或谓法人如此放弃，当必有难言之隐云。陈李二党匪徒，一则专抢租界，一则专抢内地，其实两地彼此均抢，不过有轻重之分耳。”^[16]

陈振彪^[17]是雷州半岛的另一大匪帮头目，“造甲三”“石蛤三”均系陈氏绰号。1921年陈振彪占据租借地西南部的牛乸岭，抢掠麻章、海头、东海等地富人，屡次打击法当局。^[18]陈振彪匪帮与李福隆匪帮多次火拼，如1919年夏，李福隆劫掠遂溪西海岸埠头村，尽管陈振彪闻讯后驰援解围，村民死难者仍多达两千多人。

土匪利用广州湾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特殊性，一方面在广州湾销赃和走私枪械武器；绑架勒索，将掳掠来的青壮年“卖猪仔”出国，妇女卖到赤坎和港澳为妓。另一方面，匪徒藏匿广州湾逃避中方缉拿，嫖赌饮吹，纵情享乐。

时人很早就认识到广州湾窝匪和雷州匪患肆虐的关系，1926年广东农运领袖黄学增如此分析：

南路土匪，昔时虽不敢说完全没有，但是绝少。民国五年以后，广州湾变成土匪大本营，土匪可以全队驻扎在赤坎各处。土匪劫杀凶品——枪弹特别是驳壳枪弹——可以从香港购回及广州湾法帝国主义者之成千成万供给。土匪所劫掠之对象人口，可以在广州湾发货吊赎，因此土匪人数众多，枪弹充足，所向无敌。^[19]

1960年代，黄强回忆剿匪工作，他亦强调广州湾在雷州匪患中的作用：

这个匪区惨无天日，简直阿鼻地狱罢了。负地方责任的，充耳不闻吗？派往办匪大员大吏尽是饭桶吗？却也不尽然。其症结不是雷州一地为匪区，乃雷州附近有一大匪窝——广州湾。它是法国租借地，因有了不平等条约为之保障，遂成为一向藏污纳垢的地方。我官民要剿匪，不平等条约做了窝家要窝匪。匪到了窝家，很像到了世外桃源一样：国法所不及，官威所不加，兵力所不到。逍遥复逍遥，而其附近四方，遂形成一个匪世界了！^[20]

广州湾是广东南路地区唯一的自由贸易港，赤坎是其中的繁盛商埠，吸引各种人员往来。对于窝藏租借地尤其是赤坎的劣迹斑斑土匪，广州湾法当局搜捕不甚积极，主要原因在于力量有限。租借地地域较广阔，法国统治力量集中在海湾内的政治军事中心西营（Fort Bayard）和商业中心赤坎两处城区。而毗邻雷州的西部、南部远离统治中心，而东南部的东海、硇洲二岛更孤悬海外，法当局在这些区域的统治较为薄弱。1921年，赤坎人口17058人，西营人口6590人，租借地总人口逾18万，而法国人和越南人仅有142名和299名。^[21]法当局在地方实行代表制（délégation），各驻地的法籍和越籍政务人员（一些是驻军军官兼任）分别为：

表1　1921年法当局在广州湾城区外的政务人员数目统计(www.daowen.com)

（资料来源：Gouvernment Genéral de l’Indochine.Annuaire général de l'Indo-Chine[1921]，Hanoi ：Imprimerie d’Extereme-Oreint，1920，p.348.）

各区政务人员数量有限，驻军亦然。法国在广州湾的驻军分为国防军（俗称红带兵）和警卫军（俗称蓝带兵）两种，分别驻扎城区和各主要墟镇。1922年，驻扎在广州湾的警卫军（garde indigène）仅373人，其中法国军官9名，下级军官（越南人为主）44名，一等兵75名，越南芒街招募的二等兵80名，本地招募的二等兵165名。警卫军数量少且分散在七个驻地，每处不过数十名，而在西营城区执勤的警察（俗称绿衣兵）亦仅有22名。因此在地方治安上，法当局需依靠各公局^[22]治理，公局长和局兵皆由当地华人充任。1922年，各地公局兵共186名。^[23]其中赤坎公局的地位居于各公局之上，承担更多社会职责，1921年，负责赤坎治安的赤坎公局有局兵30人以及100名可临时召集的预备人员。各地公局一度有力地对付孤立的小股匪徒，以至租借地内十分之九的落网匪徒都是公局逮捕。然而军事化的大帮匪徒出现后，公局缉匪行动大大减少，转交警卫军介入。^[24]尽管如此，袭扰的雷州土匪动辄一股就数百上千，广州湾的武装力量往往只能避其锋芒，坐视土匪横行和藏匿租借地内。

广州湾法当局的消极态度，还体现在司法审判方面。1920年下半年至1921年上半年，各区的陪审法庭（Tribunal mixte）审讯166名涉嫌劫掠的犯人。但由于临近地区的中国官府不再派警缉捕，陪审法院的公局长^[25]因为害怕土匪报复，都不愿参加复审委员会（La commission de révision）的后续审判。^[26]广州湾租借地既是匪徒窝藏之所，也是其利益链的重要一环。“势单力薄”的法当局难以独自应对，为平息雷州半岛匪患，广东政府派军清剿广州湾内的匪徒势在必行。

图1　位于雷州府和高州府之间的广州湾地图（1901）

（来源：http：//gallica.bnf.fr/）

匪患肆虐之下，雷州绅民多次呼吁军队前来救援，引起广东省内外关注。1916年至1933年间，多支军队先后在雷州半岛剿匪，成效不一。

表2　1917年至1933年曾在雷州半岛剿匪的驻军情况统计

（资料来源：黄旭初：《黄旭初回忆录：抗战前、中、后的广西变革》，台北：独立作家出版社，2016年，第216—217页；梁国武、邱炳权：《民国时期雷州半岛匪祸见闻》，《湛江文史》（第4辑），湛江：湛江政协文史委编，1985年，第38—53页；《徐闻匪患始末》，广东省徐闻县县志办公室编，1987年）

除了军队剿匪以外，雷州民间抵抗土匪主要有两种方式：官府和士绅办民团；宗族组织武装建造碉楼以保卫村庄。然而，由于训练和装备不足、协调乏善和力量分散等原因，他们往往被武器优胜的土匪逐个击破。但凡有村落抵抗，土匪攻陷后即屠杀焚村，造成骇人听闻的惨案。^[27]

1916年护国运动期间，西南实力派响应孙中山的主张向广东出兵。当年10月盘踞广州的龙济光被迫离穗移驻海南，广西陆荣廷继任广东督军，桂系正式入据。^[28]1917年，龙济光进攻雷州半岛，高雷镇守使隆世储身亡。1918年3月，讨龙军李烈钧部和沈鸿英部自阳江、电白方向进攻，并在海军的配合下登陆雷琼，大败龙军。^[29]此役后，李烈钧属下的滇军驻守雷州。

驻雷滇军司令为赵德裕，旗下有何福昌、蔡炳寰、颜作彪等部。滇军剿匪胜少败多，甚至使雷州匪患进一步加剧。1921年1月，滇军一营在雷州城外遭李福隆伏击全军覆没。3月，第一梯团何福昌部驻扎土塘市（今雷州杨家镇内）。因李福隆来势凶猛，该团已有戒备。但李福隆得知该团弹药短缺，3月25日纠集大帮土匪突然袭击，将驻所层层围困。滇军苦战数小时被土匪攻破，死伤不计外，还被掳去士兵四十余人，团长何福昌受伤。令人发指的是，土匪竟以市为屠场肢解士兵，各处抛弃残余尸骸。^[30]

滇军驻雷期间，土匪多次围攻海康、徐闻、遂溪县城，洗劫屠戮乡村，军队和民团都难以招架。尽管滇军剿匪战果甚微^[31]，甚至屡为土匪挫败，却也为日后粤军黄强部剿匪打下一些基础。1921年3月，赵德裕和第九区善后处呈报雷州匪情，省政府照会法国领事转致广州湾法公使，促请其协助缉拿土匪并批准华兵入界搜捕，得到法国方面同意。^[32]

李烈钧滇军虽受广州军政府节制，却主要听命于孙中山，陈炯明则向来不支持客军入粤。而此时孙中山与陈炯明的“北伐统一”“联省自治”政见方针之争日趋激烈，1921年4月7日孙中山当选“非常大总统”后，双方关系更为紧张。^[33]随着局势变化，在雷州匪患问题上，陈炯明有了抛开滇军而派遣本部亲信清剿的意向。

1921年6月，粤军第三路军（司令陈觉民，副司令潘乃德）派驻雷州。^[34]8月1日，孙中山下令免去驻雷滇军司令赵德裕职务，并通缉其下属蔡炳寰等人，理由是他们与桂系杨永泰、李根源勾结密谋成立“安抚军”。^[35]驻雷滇军就此瓦解。其后，驻守海南的邓本殷部一度与陈觉民第三路军共同驻防雷州，拟惩治“庇匪之巨绅土霸”。^[36]然而，陈觉民旗下的六营收编自李根源的海疆军，军纪废弛迭遭雷州人士举报。因此在11月初，陈炯明下令解散第三路军，调派黄强第七路军接替防务。^[37]直至1922年1月，第三路军才完成遣散。^[38]

在广东政局变动中，多支军队轮番驻守雷州，剿匪难有实效，一些游兵散勇甚至投匪助虐。粤军回粤后，在省内划区设立多个善后处，兼管军事行政，置县于辖属之下。但屡设屡废，无固定的制度。^[39]雷州善后处也在其列，雷州半岛形势之混乱和糜烂更进一步加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