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盛加重索补的声明并不只是一场恫吓，而是法国处心积虑趁机索取更多利权的先声。12月5日，毕盛亲自到总理衙门面传照会，明确提出了另行索补的条款内容：一是要求中方“抚恤被害二员家属银二十万法郎”；二是“将两广总督谭钟麟即行革职”。对于此前语焉不详的工商利益索补问题，毕盛在此也明确言明，一是“筑造铁路一切事宜，即系勘界条款内已允给自广州湾至安铺一段者”，二是给予法国在广州湾租借地邻近一带开采“五金各矿”的特权，并表示等收到《广州湾租界条约》并察阅后再作“详细叙明”。最后，毕盛威胁说，“索补各节均属坚固无更”，“务须立即照允，否则不免定生重大关系矣”。^[25]据总理衙门所称，毕盛此次照会“词气蛮横较前更甚，且言毕即去，不受商量”。^[26]由此可见，与上两次照会相比，毕盛此次照会提出的要求明显是加重了，甚至要求清政府两广总督谭钟麟革职。

不过，毕盛的“蛮横”招数是有效的。经此一着，总理衙门开始急了，意图尽快结束此案，因而很快便调整了立场，开始对法态度软化，似乎想要以此缓解此时双方关系的紧张。为此，清政府加快了对博罗教案的处理进度，处理方案是由粤督照交赔款了结。^[27]值得注意的是，事态发展至此，两广总督谭钟麟的责任问题开始成为中法交涉的一个新焦点。因为毕盛终于直截了当地将矛头指向了久为法方所痛恨的眼中钉谭钟麟，认为谭氏对“平石事件”的发生也有“应任之咎”，理由包括：一是“担有唆煽鼓弄之尤”，以致“衅起血战”法国军兵；二是袒庇“今之罪魁内遂溪县令，并访闻该督亦曾奖赏凶犯”。^[28]

谭钟麟是清廷任命的中央大员，要革除其两广总督之职，必先得到清廷的同意。因而，对此要求，总理衙门十分谨慎。但值得一提的是，总理衙门此时对谭钟麟是十分不满的，因为谭钟麟消极对待其下达的参办李钟珏的命令。总理衙门曾于11月25日、11月28日等“嘱令严拏平石凶犯并将遂溪知县先予参办，以期结束”，然而直到12月6日才收到谭的回复。谭钟麟称：“法牟被杀实所自致，平石遂溪数十里，该县不能任保护之责，欲予参处，无词可措，仍由总署酌办为便”，以此拒绝了总理衙门的意见。^[29]可以说，谭钟麟在广州湾勘界交涉中的很多意见都与李钟珏不谋而合，李钟珏提出的很多建议实际上均得到了谭钟麟的赏识和支持。在此重要关头，谭钟麟意图保护李钟珏而不是让其充当替罪羊以牺牲，而总理衙门却希望牺牲李钟珏以尽快换得与法国的妥协。(www.daowen.com)

处于咄咄逼人的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和不合作的两广总督谭钟麟之间的总理衙门，处境十分尴尬。衡量之下，总理衙门只好“牺牲”谭钟麟以求走出这种尴尬处境，而毕盛要求革职谭钟麟的照会正好给总理衙门向清廷攻击谭钟麟的契机。于是，总理衙门顺水推舟，不留情面地向清廷参了谭钟麟一折。12月11日，总理衙门向清廷送上长奏折，汇报自钦差大臣苏元春赴广州湾勘界以来的中法交涉局势发展情形，当中大吐苦水，指责谭钟麟“似于臣等筹画苦衷均未体会”，并一一数说李钟珏和谭钟麟的“罪名”。关于李钟珏的“罪名”，总理衙门称：“惟法人既在遂溪县境，地方官即有保护之责，该县知县李钟珏事前既失防范，事后又未能迅即获犯。事隔月余，案悬莫结，以致法人肆口要求，种种枝节由此而生。”关于谭钟麟的“罪名”，总理衙门则抱怨道：“事关交涉重案，岂可置之不问？谭钟麟身任封疆，责无旁贷，乃竟将分内应办之事诿之臣等，诚所不解。”此外，还以谭钟麟在英军驱逐九龙城内官兵事件前后的处置不当为由，指责其“卸责”，“偏执己见，并无善全之策，臣等亦实难为之曲讳”，认为“方今时局艰难，交涉日棘，总须中外一心，力弥外衅，庶得趁此间暇修明武备，徐图自强，若先自存意见，国事何从措办”。作为清政府负责对外交涉的中央机构，总理衙门对广州湾勘界交涉也一直参与，其在此时指责谭钟麟的种种“罪名”其实也是意图借此来推卸自身交涉不力的责任。最后，总理衙门向清廷建议，饬令谭钟麟勒限严缉、惩办凶犯，将“疏于防范”的李钟珏先行参革，并由总理衙门负责与毕盛“竭力辩驳”，“冀图结束所有法人藉案要求”。^[30]笔者从档案中没看到清廷的复函，但从后面的结果来看，清廷应是批准了总理衙门的建议。至此，清政府关于“平石事件”的对法交涉大权完全转至总理衙门手上。

在总理衙门对法交涉态度逐渐软化的同时，法国驻华公使毕盛加强了外交攻势。12月12日，毕盛再次为“平石事件”索补条款的落实催促总理衙门，要挟称“不可再为稍延，否则目下履险情形不免至臻危急”，并要求总理衙门“火速照复”。^[31]两天后，总理衙门复照毕盛，对毕盛12月5日等日的索补声明逐节作出回应，大意为：一、可以给予两名被杀的法国军官家属抚恤费，但数额需中法双方协商确定；二、谭钟麟唆使百姓对抗法军是“得诸风闻、毫无凭据”，博罗教案的了结足以证明谭钟麟“有辑睦好意”，至于法国与谭钟麟意见不合，总理衙门只能据实向清廷奏明情形后再予以回复；三、“中国允许法国造路已征睦谊，至需用地段，皆系百姓产业，国家不能任意指给，致拂舆情”，但广州湾邻近一带如有官地或无主荒地，则可于铁路兴工时查明酌给；四、高廉雷等处各矿应照“光绪二十三年专条”的规定进行开采，广东等省南边界内矿务则应等中国开采时再聘用法国矿师、厂商商办。不过，“现本衙门格外从优通融，所有高廉雷三属地方准由法商会同华商订立合同，照矿务局章程办理”。^[32]由此可见，总理衙门基本上允许了毕盛的索补要求，从中流露出的意图尽快结案的心态也体现在总理衙门最后的宣称中，其谓：“以上各节实系本爵大臣极意看重此案，力筹设法了结”。不过，总理衙门也对法国的一再催促表示反感并作出了劝告，“尤望贵大臣平心体察，无庸屡以危急之词催促中国致伤贵国家公道名望为荷”。^[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