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11月12日，驻守在吴川县属门头的笛卡儿号巡洋舰上的两名军官，“在门头忙着执行地形测量任务”^[2]，“在没有护卫的情况下渡过广州湾的麻斜海湾”^[3]来到遂溪县属平石村，“练勇见即鸣锣集众，当将二人击毙。一为一画，一为二画，均下级军官”^[4]。这就是“平石事件”，也称“门头事件”。

“平石事件”的发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当时中法广州湾勘界交涉尚未完成，而遂溪知县李钟珏恰巧不在县内，对情况也不能及时准确了解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控制，事件因而恶化。据李钟珏晚年回忆：“时高州镇马介堂军门苏维琪驻吴川之石子滩，余于初十黎明拜牌后，便衣驰往。过平石村后，隐隐闻枪声。至，请军门派人查询。据报无事，想团练操演放枪也。”直到午后回遂溪县城，一路听说“今早法兵攻打平石，被练勇杀死二人，现割首级赴县请赏”，才知道情况有异，并加紧回县署处理。^[5]

显然，这些练勇并没预料到该事件会给当前中法广州湾勘界交涉局势造成严重的影响。回到县署后，平石村练目前来请赏，李钟珏“始知今早渡海来平石村者，实只二人”，并非法兵多人来攻，并意识到了该事件的性质和严重后果。李钟珏向练目分析道：“法兵若大队来攻，不得不抵御。今止来二人，杀之不足云武。须知目前界务未了，视为仇雠，日后事定，办理交涉，尔村受大害矣！”^[6]法军后来确实对当地予以了军事报复，但李钟珏未曾预料到的是，该事件将不仅令自己丢掉了知县一职，还差点丢掉脑袋，甚至牵连到自己的上司两广总督谭钟麟。事已至此，作为应对之策，李钟珏让练目“速将两首级携回，与尸身妥藏。他日如上宪索取两尸，交出亦可轻办”，并“命家人取银五十元，交练目购棺二具盛尸”。^[7]有趣的是，李在当天致两广总督谭钟麟、广东巡抚德寿的函件中，却故意模糊渡海来平石村的法军人数，称：“今辰，门头炮台开炮轰击平石村，又法兵多人渡海，到平石村后攻打，练勇竭力击退，当场杀毙二画一画各一，首级被割，练勇伤三人。”^[8]李钟珏此举很有可能是为自己进一步调查、处理该事件留下更多回旋的空间。

然而，李钟珏在处理该事件上的一时疏忽，使事件进一步恶化。据李钟珏回忆，在接见平石村练目时，“当时大堂上下，观者甚众。练目持银而出，以为领赏也，相与鼓掌蜂拥而去。”^[9]这些不知情的民众以为在该事件上作为父母官的县令李钟珏是支持的，从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便“拥出东门，将首级夺取，悬之电杆也”。^[10]等李钟珏得知民众悬挂首级事时已是次日，事态的严峻促使李钟珏加倍重视。李钟珏“亟命随人回署取银购棺盛贮，派勇目率勇四名，雇车运棺，驰往平石，着练勇交出尸身，将首级缝上，妥盛看守”，又“硃谕该乡绅士，晓以事机，着令保存两棺”。^[11]在李钟珏采取这些应急措施后，两尸体终于得以保存。但当事件的消息传到法国军营时，事态的扩大就不是李钟珏或者清政府可以阻止或避免的了。李钟珏晚年在回忆起此事时懊悔不已：“大凡办事稍有疏忽，祸端即从此起。当给银买棺材时，余当出大堂，开导遣散人众，然后派差勇帮同练目往购棺木，则不致众人拥出东门，将首级夺取，悬之电杆也。疏此一忽，后之种种谣言，从此而生，事后方知，已不及矣！”^[12](www.daowen.com)

“平石事件”的爆发虽具有偶然性，却是长期以来法军与高雷两府地方民众矛盾累积的结果。尽管地方官员尽力弹压地方民众，但由于勘界未定，在地方秘密会社的煽动和各种谣言的影响下，地方民众普遍心存恐惧并敌视法军，又加上法军恃强占地和欠缺纪律约束，纠纷时有发生。1899年2月24日，谭钟麟上奏清廷称：“据吴川县绅民禀诉，法人在硇洲强霸民地，淫虐妇女，村民不堪其扰，咸怀忿恨。又据遂溪县海头村绅民等来省控诉，法兵迭次焚杀伤毙民命，众心积忿。”^[13]在2月25日致总理衙门的长达10页的奏折中，谭钟麟搜集了高雷两府绅民、地方官控诉法军罪行的十几个具体案例，有对法军霸占民地、拆除民屋、挖掘土民祖坟以建营房、石塔的控诉，有对法军猥亵、强奸妇女的控诉，也有对法军殴打土民、在街道买卖不遵市价、抢夺土民财产等的控诉，还有对法军炮轰村庄的控诉。^[14]

当然，两广总督谭钟麟所推行的对法国强硬措施也与事件的爆发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原对法军态度较为软弱的遂溪县令熊全萼因在广州湾界务未定的情况下，擅自将海头炮台附近的民地卖给法军，遭到两广总督谭钟麟的斥责和撤职。^[15]1899年1月2日，李钟珏被调任代理遂溪知县，2月7日到任。在两广总督谭钟麟和广东巡抚鹿传霖的授意下，李钟珏筹办团练甚力，“挑选精壮一千五百名，分各乡训练”，以曾隶冯子材麾下的地方绅士冯绍琮为团总，“训练三月，调集会操”，亲自检阅，“奖勉之余，勖以大义。各守各团，有事联络，慎勿越界肇衅。各团均能遵守”。^[16]谭钟麟所采取的这些举措，实际上意味着广东政府对法态度趋向强硬的开端。遂溪团练的壮大，提高了地方民众的抗法士气，也增强了李钟珏抵御法军的信心。李钟珏在1899年10月底向广西提督苏元春送交的《上钦差苏子熙军门说贴》中称：“若夫遂邑各村，上至平石，下至旧县，现设团练六营，每营团丁二百五十人，练勇二百五十人。声气联络，心志固结，一意拒敌，誓死不从。”^[17]不过，遂溪团练的壮大也逐渐引起法国的担忧，乃至被视为法军军事行动的障碍。因此，团练与法军之间的冲突就难以避免了。10月9日，法军“派兵百余名攻打黄略村”，“邻近各团闻警，咸集包围。法兵寡不敌众，遂由海道退回”，此次战役给团练造成了不小的伤亡，“勇死二人，伤二十五人”。^[18]11月5日，法军又攻打麻章圩，伤了团练9人。这些冲突使得法军与遂溪团练的关系变得更加紧张。团练对法军怀恨在心，法军也意图增援兵力给团练以重大打击。尽管广东地方政府紧紧地将团练置于其控制之下，这对于增加清政府对法谈判筹码无疑是有利的。不过，这种控制并不总是强有力的，“平石事件”的发生即是地方政府对团练失控的表现。

“平石事件”的爆发尤其是其恶化，正好给法国在广州湾勘界问题上增加了谈判筹码，促使广州湾勘界交涉局势发生了转折。苏元春采取应急外交对策，使《广州湾租界条约》得以在11月16日签订，确定了广州湾租借地的领土范围，从而避免了法国对领土的更多要求。然而，“平石事件”并没有随之而作罢。《广州湾租界条约》签订后，法国很快便开始以此事为借口，态度更为强硬地向清政府提出多项索补条款，引发中法双方长达数月的激烈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