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法国海军秘密到达广州湾海域进行勘察活动算起，一直到1900年初印度支那总督杜美将广州湾的管理工作移交给民政官为止，已有大批法国军舰到达和登陆广州湾，但在有关广州湾海域发生的各类军事行动的叙述与研究中，我们几乎看不到白雅特号的影子。尤其在所能看到的印度支那总督府的权威性报告中，白雅特号也从未被提及。在缺乏学术和官方文献支持的情况下，一名广州湾战役亲历者的回忆为我们留下了白雅特号军舰登陆广州湾的仅有证据。

这份仅有的证据就是参加过1899年11月黄略和麻章之战的法国海军陆战队下士乔治·于班（George Hubin）所写的战地日记。当时刚刚发生过平石事件（即11月12日笛卡尔号军舰上的两名尉官让·顾伦和约瑟夫·库恩在平石被杀的事件），海军准将高礼睿决定对当地人民进行猛烈报复。他一边下令炮轰了中国的炮舰广玉轮，逮捕了船上的官员和水手，将其押至当特尔卡斯托号巡洋舰甲板上扣留起来，一边从越南下龙湾海防基地增调大批军舰和海军陆战队（由马罗中校统领），于租借专约签署的当天即1899年11月16日清早，对黄略进行疯狂的复仇。当时海军陆战队下士乔治·于班乘坐高礼睿的旗舰当特尔卡斯托号，刚刚穿越了广州湾的入海口，他这样记述道：

这是个充满阳光、明亮的早上，景色非常美丽。我们在所有的船舰面前依次通过，辨认出了白雅特号、帕斯卡尔号、笛卡尔号，以及其他几个小炮舰。这四艘漂亮的军舰（包括作者乘坐的当特尔卡斯托号——引者）代表了强大的军事实力，也向世人展示了激怒法国人是绝对不会有好下场的，这一点在不久之后将会向中国人证明。士兵们利用舰队的小艇毫不费力地登陆，在离河五六百米、布满了茂密多刺的绿色灌木的细沙上扎营。……我们的炮兵对一群群妇女、老人、儿童、牲畜和马车进行可怕的轰炸，炮弹的射程至少是1500米。每一片落在逃难者中的炮弹都使死伤者堆积如山，引起一片血腥和嚎叫……^[30]

乔治·于班虽然只在日记中浮光掠影地记录了自己所目睹的白雅特号的出场，但对于仍然迷惑于白雅特舰与广州湾联系的人们来说，可以起到解惑的作用。那么，为什么目前在湛江流行的关于白雅特号及其与白雅特城联系的叙述却是让人怀疑呢？因为这些叙述都是想象和虚构的结果，其中既缺乏亲历基础，也缺乏其他事实基础，叙述者甚至无法提供出一张有事实依据的照片，或者一个可资佐证的资料片段。

但是，法国人最初对于白雅特城的命名却并非基于白雅特舰与广州湾之间的真实历史联系。法国人命名白雅特城的主要意图，在于纪念法国的民族英雄及白雅特号军舰，而这种纪念跟白雅特号是否到达广州湾并无关系。这种纪念主要分为两个层次：

第一，是对法国中世纪“英勇无畏的骑士”白雅特（1476—1524）的纪念，深层意图则是通过借其威名，激励法军士气，压制中国人的抵抗意志。白雅特城的命名时间是1898年7月22日，这个时间距离比道里埃尔准将占领海头汛刚好整整三个月，法国人就是借这个时间的当口纪念其占领海头三个月，并且举行了纪念仪式。在《白雅特城》中，马托这样记述道：“7月22日，一部分地方人士参加了归顺仪式，身穿丝质长袍的中国官员和乡绅来到法国军官面前俯首称臣。法国人尽情享受着胜利的喜悦，并决定将此地更名为‘白雅特城’。白雅特，是法国军队中最负盛名的铁甲骑兵，此名主要是为了表达对这位著名的‘英勇无畏的骑士’的敬意。”^[31]历史上的白雅特，原名皮埃尔·杜特利尔，是法国东南部白雅特城堡和庄园的主人，法国名将，一生跟随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身经百战，屡建奇功，是战场上的常胜将军，曾以一人之力抵挡200个西班牙士兵的进攻，最后于1524年战死在意大利。作为一名军人，白雅特被认为是骑士精神的化身，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骑兵领袖，被列为“法国历史上100个关键人物”之一。当然，法国人并不是为了纪念而纪念，而是通过命名白雅特要塞（取FORT BAYARD的字面意），借用法国“英勇无畏的骑士”的威名，将占领和保卫海头汛的官兵比作白雅特那样的不可击败的“勇士”，以激励其士气。同时鉴于邀请中国部分官员乡绅前来捧场归顺，因此，借不可战胜的骑士白雅特之名压制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也是其重要用意之一。

第二，是对法国远东舰队总司令孤拔上将（1827—1885）及其旗舰白雅特号的纪念。法国远东舰队成立于1884年8月，由“中国及日本海域分舰队”（1878）和“（越南）东京分舰队”（1883）合并而成，鼎盛时期拥有5艘铁甲舰、15艘巡洋舰以及其他各类舰船共35艘，官兵4300人，先后由孤拔、利士比、里厄尼耶、贝斯纳、休曼、迪普伊、博蒙特、比道里埃尔、高礼睿等任职总司令，^[32]著名的军舰有白雅特号（旗舰）、拉加利桑尼亚号、亚特兰大号、雷诺堡号、凯旋号、杜居吐鲁英号、窝尔达号等。远东舰队最令法国人自豪之处，是它的旗舰白雅特号及其统帅孤拔上将。白雅特号于1883年服役，排水量达5915吨，载员451人，为孤拔远东舰队最大舰只。该舰最初服役于孤拔组建的瑟堡海军实验支队，为孤拔旗舰，后来又随孤拔先后进入东京分舰队和远东舰队，亦为其旗舰。之后白雅特号随孤拔全程参加了中法海战，在战斗中被击断舰首主桅，下坠的桅木把正在舰桥上指挥的孤拔砸成重伤，不久孤拔在澎湖死亡。1885年6月，白雅特号载孤拔尸首回国，随后回布雷斯特船厂维修。1890年后，白雅特号被调往地中海舰队进行速度测试和试验，于1894年被重新派往远东舰队，之后在迪普伊（1894—1895）、博蒙特（1895—1897）、比道里埃尔（1897—1898）任职总司令期间，继续作为远东舰队旗舰服役，在高礼睿任职总司令期间（1899—1900），其旗舰地位被当特尔卡斯托号巡洋舰取代，1899年退役，成为趸船。出于对孤拔上将的敬意，法国政府为其举行了国葬仪式，随后孤拔被载入了法国海军史册，成为其中为数不多的能够与法国海军的缔造者黎世留及吉臣、索福伦、布维、帕斯法尔等并列的海军将领。^[33]而白雅特舰，不仅是老上司孤拔的旗舰，而且也是博蒙特少将和比道里埃尔准将本人任职时的旗舰，可谓感情深厚，何况白雅特舰1898年时已经老迈，濒临退役。因此，以白雅特命名海头汛，也算是对孤拔和白雅特号最好的纪念。对于白雅特城命名中的这层意义，马托在《白雅特城》中也给予了认可。^[34]

那么，为什么说法国人命名白雅特城跟白雅特舰是否到达过广州湾没有什么关系呢？

原因很简单，即在我们的证据范围内，早在乔治·于班下士记载白雅特舰来到广州湾参加1899年11月的黄略之战时，白雅特城就已经获得命名有一年多的时间了。而退一步说，即使设想白雅特号真的随比道里埃尔准将前来广州湾，或以接收租借地之名侵占海头，那也与比道里埃尔准将乘坐“让巴特号”军舰侵占海头的真实记述相冲突。因此，那种假设在1899年黄略之战前，白雅特号登陆过广州湾的说法均无法自圆其说。这样一来，无论白雅特舰与广州湾之间是否存在历史与事实联系，都并没有成为法国人命名白雅特城的根据或理由。而恰恰相反，后来在1940年11月，印度支那总督让·德句上将提议并修建白雅特城登陆纪念碑，反倒有一个真实的历史的借口，即用以纪念1701年（路易十四时代）因到中国经商而滞留在广州湾的法国商船安菲特里特号。不过，关于法国舰队，尤其是白雅特号与广州湾及白雅特城的关系这一话题，我们今后仍有做出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也许还有新的证据可以丰富或者更改我们的结论。

（王钦峰，岭南师范学院岭南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

【注释】

[1]参见近年来发表在湛江各媒体的相关文章及其他介绍广州湾、南三岛、白雅特城、霞山等词条的网页或宣传册。

[2]参见《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侵略广州湾地区的斗争》，载于《理论与实践》（后更名《学术研究》），1958年第1期，第44页。或参见龙鸣、景东升编：《广州湾史料汇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02页。

[3]刘佐泉在《广州湾村坊抗击法侵略军史实》（《湛江文史》第二十六辑，2007年，第216页）中即持这一观点：白雅特号是1701年到广州湾避风的法国商船，船长是安菲特里特。这一观点目前在网络上仍有市场。

[4]Léon Renard，Carnet de l'officier de marine pour 1896：agenda vade-mecum à l'usage des officiers de la marine militaire et de la marine du commerce，Paris：Berger-Levrault et Cie，1896，p.609.

[5]Léon Renard，Carnet de l'officier de marine pour 1897：agenda vade-mecum à l'usage des officiers de la marine militaire et de la marine du commerce，Paris：Berger-Levrault et Cie，1897，p.569.

[6]Léon Renard，Carnet de l'officier de marine pour 1898：agenda vade-mecum à l'usage des officiers de la marine militaire et de la marine du commerce，Paris：Berger-Levrault et Cie，1898，p.543.

[7]刘佐泉：《广州湾村坊抗击法侵略军史实》，见《湛江文史》（第二十六辑），湛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2007年印刷，第217页。

[8]邱炳权：《法国广州湾租借地概述》，见《湛江文史》（第九辑），湛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0年印刷，第217页。

[9]转引自苏宪章：《1898—1899年的抗法斗争》，见《湛江文史》（第九辑），湛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90年版，第275页。

[10]1899年遂溪人民抗法斗争调查工作团：《1898—1899年广东遂溪人民反抗法帝国主义侵略广州湾地区的斗争（资料）》，见《广东历史资料》，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期，第102—103页。

[11]《申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二十五日（1898年5月15日），见上海书店《申报》影印本第59卷，第85页。

[12]《知新报》第六十三册，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十一日。(www.daowen.com)

[13]按：现有的广州湾公使署旧址悬挂木牌所列广州湾历任军事和行政长官任职表的汉语翻译文字存在严重错误，即把舰名“杜基吐鲁英”和“笛卡尔”写进了三位军事长官的姓名里。

[14]《较量各国驻华舰数》，《湛江文史资料》第三辑《湛江遂溪人民抗法斗争史料专辑》，湛江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5年版，第212—213页。

[15]Léon Renard，Carnet de l'officier de marine pour 1898：agenda vade-mecum à l'usage des officiers de la marine militaire et de la marine du commerce，Paris：Berger-Levrault et Cie，1898，p.543.

[16]Antoine Brébion，Dictionnaire de bio-bibliographie générale，ancienne et moderne de l'Indochine française，Paris：Société d'éditions géographiques，maritimes et coloniales，1935，p.215.

[17]Bertrand Matot，Fort Bayard，Paris：Éditions François Bourin，2013，p.27.

[18]福德（Fort），海军上校军衔，于1897年3月18日就任杜基吐鲁英舰长兼太平洋舰队司令，1898年调入远东舰队，1898年4月至7月参加占领海头和硇洲岛的军事行动。

[19]根据霞山公使署旧址遗留的广州湾官职木牌记载（法文），菲律伯的任职时间不是1898年6月30日，而是1898年6月29日。我们似乎可以这样理解：菲律伯于6月29日接到任命，于6月30日到达广州湾履职。菲律伯，海军上校军衔，曾任法国地中海联合舰队第三分舰队总参谋长，1898年改任远东舰队总参谋长、笛卡尔舰舰长。另，海军中校龙德瑞（即遂溪县令李钟珏日记信函中的龙基）为笛卡尔舰副舰长。

[20]Alfred Bonningue，La France à Kouang-Tchéou-Wan，Paris：Berger-Levrault，1931，p.11，p.13.

[21]引文中所说的博蒙特少将此时应为包含印度支那海军在内的远东舰队联队总司令，而比道里埃尔准将则为远东舰队分队（即不含印度支那海军在内的远东舰队）总司令。比道里埃尔准将的继任者为高礼睿准将，至1900年初，该职务又由鲍狄埃准将接任。博蒙特与高礼睿的任职情况参见印度支那总督杜美的报告：Paul Doumer，Situation de l'Indo-chine（1897 -1901）—Rapport par Paul Doumer，Gouverneur général.Hanoi：F.-H.Schneider，Imprimeur-Editeur，1902，p.116.

[22]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Indo-china，Territoire de Kouang-Tchéou（Chine），Hanoi-Haiphong：Gallois，1906，p.8.

[23]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Indo-china，Territoire de Kouang-Tchéou（Chine），Hanoi-Haiphong：Gallois，1906，p.6.

[24]乔尔·蒙塔古（Joel Montague）、肖丹：《黄略“门头事件”及广州湾最后的战役》，《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第166页。

[25]乔尔的说法在时间上存在误差和不准确之处。比如引文开头提到的时间，即高礼睿率领当特尔卡斯托号为首的舰队进驻广州湾的时间，应是1899年6月，笔者将会在下文中做出进一步的说明。事实上，当特尔卡斯托号的服役和高礼睿在广州湾的就职时间均是1899年，而非1898年。

[26]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Indo-china，Territoire de Kouang-Tchéou（Chine），Hanoi-Haiphong：Gallois，1906，p.8.

[27]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L’Indo-china，Territoire de Kouang-Tchéou（Chine），Hanoi-Haiphong：Gallois，1906，p.8.

[28]Léon Renard，Carnet de l'officier de marine pour 1895：agenda vade-mecum à l'usage des officiers de la marine militaire et de la marine du commerce，Paris：Berger-Levrault et Cie，1895，p.547.

[29]见苏宪章、阮应祺编：《湛江文史资料》第三辑《湛江遂溪人民抗法斗争史料专辑：1898—1899》，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湛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版，第153页。需要说明的是，南三岛本岛人民和部分学者仍坚持认为法军首先到达的是南三岛而非海头汛，这种观点有其自身的道理。因为从纯粹勘察探测的意义上说，法国人极有可能首先登陆了南三岛［引文所谓“法国战船，曾往该处（广州湾），游历数日。本地土人见兵登岸，以为有占据之意”符合非冲突性登陆的特征］，但从发起军事行动和完全占领的意义上讲，法国人首先登陆的是海头汛。

[30]Bertrand Matot，Fort Bayard，Paris：Éditions François Bourin，2013，p.35.

[31]Bertrand Matot，Fort Bayard，Paris：Éditions François Bourin，2013，p.29.

[32]参见Léon Renard，Carnet de l'officier de marine：agenda vade-mecum à l'usage des officiers de la marine militaire et de la marine du commerce（Paris：Berger-Levrault et Cie）各年度相关内容。

[33]参见广州湾时期法国人写的法国海军史著作：Jean Vigy，Abrégé d'histoire de la marine française ：à l'usage des écoles primaires et des marins des équipages de la flotte，Paris：Garnier frères，1901，p.89.

[34]Bertrand Matot，Fort Bayard，Paris：Éditions François Bourin，2013，p.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