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国内的广州湾资料相当局限，尤其是清末的官方文献对于法国远东海军实力及驿动情况缺乏详细的记载，因此其权威性大打折扣。如此一来，关于法舰参与强占广州湾的问题，国外专家的研究及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官方文献的记载就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国际上对于广州湾的研究有所加强，有的学者甚至还与我们取得了联系，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新的资料和信息，其中有的作者还直接把新撰写的稿件赐给我们发表。当然，并非所有法语文献的内容都很全面，其中也有历史文献仅只涉及到帕斯卡尔号和袭击号二舰对广州湾的侵占，^[16]并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但新的研究资料和已向社会公开的印度支那总督府官方文献则涉及到了除帕斯卡尔号、袭击号和狮子号等舰之外的其他更多舰只登陆广州湾的内容。

2013年，法国学者波特兰·马托（Bertrand Matot）出版广州湾专著《白雅特城》一书，其中同样涉及到了1898年4月22日法国军舰首先登陆海头汛的内容，但却提到了远东舰队总司令比道里埃尔准将的临时坐舰——让巴特号（Jean-Bart）登陆广州湾的重要信息。该著这样叙述道：

1898年4月22日，远东舰队指挥官吉戈特·德·拉·比道里埃尔海军准将乘坐让巴特号（Jean-Bart）军舰在海湾靠岸。他在武装卫队的保护下把一面法国国旗插在了海头村（Hoitéou）附近的一座废弃的炮台旁，以证明其获取了领土权力。停泊在废弃炮台几百米外的舰队齐发21响礼炮以示对国旗的敬意。……袭击号（La surprise）、云雀号（L’Alouette）和杜基吐鲁英号（Le Duguay-Tourin）三艘军舰停泊在海湾，并负责守卫这片未知的领土。杜基吐鲁英号军舰的福特（Fort）舰长对这片新的法国领土行使管理权。……6月30日，笛卡尔号（Descartes）军舰抵达，菲律伯（Philibert）船长继任总指挥官。^[17]

马托的这段话叙述的也是1898年4月22日法军在海头举行升旗仪式的过程，但增加了军舰的随后守卫及海军指挥官的管理授权等情况。其中提到让巴特号、袭击号、云雀号（属于东京舰队临时支援舰）、杜基吐鲁英号和笛卡尔号对广州湾的占领，重点述及了远东舰队总司令比道里埃尔准将的临时坐舰——让巴特号的到来。由上文可知，在比道里埃尔准将本人发给海军部长的那封电报里，并没有提到让巴特号舰，而只是提及由其率领在海头汛登陆及鸣响21响礼炮的其他三艘军舰，这就是说，他自己乘坐的临时坐舰反而在电报里被忽略了，同时，电报也没有提到在广州湾稳住脚跟后前来接应的其他舰只。那么为什么称让巴特号为临时坐舰呢？因为比道里埃尔准将的旗舰——白雅特号并没有随军前来，这是最可能的答案。多年来，白雅特号军舰一直是法国远东舰队的指挥舰或旗舰，如随同前来，必然会作为首舰被光荣记载，而不可能连提都不提一下。

这样，我们就可以确定以下几个信息：第一，让巴特号是作为临时坐舰与帕斯卡尔号、袭击号、狮子号一同登陆海头的；第二，杜基吐鲁英号是在当天隔些时辰后到达海头的，因为该舰舰长、军事指挥官福德（Fort）当天就被印度支那最高军事统帅博蒙特少将任命为临时总公使；^[18]第三，根据马托，袭击号、云雀号和杜基吐鲁英号三舰是在登陆仪式举行后在白雅特要塞执行守卫任务的舰只；第四，至6月30日，笛卡尔号抵达海头，其舰长菲律伯（Philibert）继任了广州湾的军事指挥官和临时总公使。^[19]

那么，在马托的叙述里，关于1898年4月22日让巴特号军舰担任远东舰队司令比道里埃尔准将的临时坐舰或旗舰的说法是否属实？我们这里可以20世纪30年代的资料加以印证。法国前殖民军步兵上尉阿尔弗雷德·博南格在其1931年出版的著作《法国在广州湾》中这样写道：

1898年4月22日，海军准将吉戈特·德·拉·比道里埃尔乘让巴特号战舰进入广州湾海面，并命人在一个废弃的中国炮台升起法国国旗，这个炮台以后被称为白雅特要塞，而后发展为广州湾首府的名字。杜基吐鲁英号、袭击号、云雀号战艇负责守卫国旗。海军少将、远东舰队联队司令博蒙特任命一名海军上校为广州湾最高司令。……1898年6月30日，又有一艘新的战舰笛卡尔号到达广州湾。^[20]

这段出自广州湾军事行动亲历者博南格上尉著作的资料，应是上文即马托在《白雅特城》中所写的那段具有相似内容的文字的直接来源，二者内容可以说基本一致，均涉及到让巴特号、杜基吐鲁英号、袭击号、云雀号和笛卡尔号等五艘军舰和官员的任命情况，^[21]可见马托的叙述是有历史文献和士兵亲历作为基础的。

当然，关于1898年4月22日让巴特号军舰在海头的登陆，我们还有更加可信的政府文献作为证据。对此，印度支那总督府在其为1906年马赛殖民地博览会提供的广州湾宣传册中这样写道：

（法国）在哈诺德先生（M.G.Hanotaux）担任外交部长期间，于1898年4月10日以租借期限为99年的形式从清帝国政府那里获得了广州湾的土地。此后，海军准将吉戈特·德·拉·比道里埃尔乘坐让巴特号（Jean-Bart）军舰很快就进入了这个海湾，并于1898年4月22日在这片法国的新属地升起了法国国旗。^[22]

由印度支那总督府编定的《广州湾租借地》介绍是专门为1906年马赛殖民地博览会印度支那馆而备，其内容全部由广州湾总公使行政职员撰写。正如该资料开篇页脚注释所说：“此介绍是在广州湾租借地行政长官阿尔比先生（G.Alby）和高特雷（F.Gautret）先生的指导下，由民政职员唐蒂先生（M.Tanti）起草的，并由行政长官助理杜蒙先生（M.Dumont）补充完善。”^[23]其中所言的阿尔比先生职衔为殖民地一等民政官，是广州湾首任总公使，而高特黎则作为殖民地三等行政官在1905年7月至1906年3月间担任广州湾总公使，他们对这份材料都作了把关，因此资料的真实性和权威性值得信赖。正是因此，该文献对于让巴特号率舰侵占广州湾历史的记述是不容怀疑的。

关于法国海军首占海头汛的史实及文献，我们至此已做了充分的考察。但是，在让巴特号军舰首占海头和租借地条约正式签署之前这段时间里，随着法国方面占地胃口的扩大，尤其是遂溪（海头、南柳、黄略、麻章等地）和吴川（硇洲、南三、坡头等地）人民抗法斗争的日益激烈，法国海军不断调配增派其他舰只前来镇压。在1898年6月到1899年11月法军对湛江人民反抗斗争进行镇压（尤其是攻打黄略和麻章）的行动中，新的军舰起到了重要作用。(www.daowen.com)

2015年初，美国85岁的学者乔尔·蒙塔古（1930—）造访湛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研究成果（包括与湛江学者合作的成果），其中有一篇文章（《黄略“门头事件”及广州湾最后的战役》）发表在《岭南师范学院学报》上。乔尔的文章涉及到了1898年6月以后法国军舰对广州湾的攻击：

1898年，法国一艘特别的军舰停靠在广州湾的海边，准备让其海军发动海战和陆战，这个海军部队包括：巡洋舰“当特尔卡斯托号”（D’Entrecasteaux）、“让巴特号”、“帕斯卡尔号”、“笛卡尔号”，以及炮艇“狮子号”（Lion）、“袭击号”和“孟加拉号”（Bengali），此外，还有一个营和四个连的海军陆战队。所有这些军事力量都是援助在广州湾占领各个炮台的地面正规军的后备力量。^[24]

乔尔在这里讲的并不是1898年4月22日这一天的事，而是后来法军为扩大广州湾地盘而进行持续军事讹诈的事。^[25]他在这里交代了法军在后续军事行动中进攻广州湾的七艘军舰，它们分别是当特尔卡斯托号、让巴特号、帕斯卡尔号、笛卡尔号，以及炮艇狮子号、袭击号和孟加拉号。其中的一句话——“所有这些军事力量都是援助在广州湾占领各个炮台的地面正规军的后备力量”表明，这些军舰是法军在占领海头炮台后重新整合起来的海军力量，包括了增援的舰只。跟以往相比，新增加的舰只是巡洋舰“当特尔卡斯托号”和炮艇“孟加拉号”。通过考察官方文献可发现，乔尔·蒙塔古的这段叙述也同样是来自那份1906年由印度支那总督府为马赛殖民地博览会印度支那馆（含广州湾展区）提供的以《广州湾租借地》为题的介绍性文字，只是内部涉及的时间有误。这份展会材料写道：

1899年1月，……法方任命了海军准将高礼睿（Courrejolles）为勘界委员会代表，并由驻海口副领事卡恩（Kahn）先生担任助理。中方则委派苏元帅（Le Maréchal Sou，即广西提督苏元春——引者）和顾问工程师伯特兰（M.Bertrand）先生为代表。6月，由海军准将高礼睿率领，由巡洋舰“当特尔卡斯托号”“让巴特号”“笛卡尔号”“帕斯卡尔号”，及炮舰“狮子号”“袭击号”和“孟加拉号”组成的舰队到达了广州湾。^[26]

这段资料揭示，在法国寻求扩大租借地盘和力促清政府勘界签约的过程中，法国方面加强了在广州湾的军事存在，向这里派遣了大量的军舰，使其拥有了不亚于1884年马尾海战中法军参战舰只的数量。关于其中提到的“当特尔卡斯托号”（d’Entrecasteaux）巡洋舰，我们在一些可见与可靠的资料里均发现，这艘排水量达8000吨之巨的一级巡洋舰的服役时间为1899年，而在1899年之前，它已作为试验舰在土伦港训练了三年。而上述来自印度支那总督府的官方档案则表明：在1899年6月时，“当特尔卡斯托号”已作为远东舰队总司令、海军准将高礼睿的战时旗舰挂帅出征了，而在此时和之前，老迈的旗舰白雅特号大多数时间都在海防港趴窝，深居简出。那么，乔尔·蒙塔古重新讲述这段历史的贡献是什么呢？那就是他通过对法国海军部档案照片和法国士兵日记的发掘研究，细化了“当特尔卡斯托号”巡洋舰的经历，把这艘新锐旗舰与法国海军下层官兵的个人经历及广州湾抗法人民的命运融合在一起。

同时在阅读这份印度支那总督府1906年《广州湾租借地》资料的时候，我们还发现了更多的信息。这些信息涉及的是法军正式侵占海头汛以前在广州湾的活动，主要是法方为了选择和确定需租借的领土目标（即在海南、雷州半岛和广西的龙州之间进行选择）而进行的勘察测绘工作。该资料这样叙述法国军舰在占领海头汛之前的数年里在广州湾的勘察活动：

（1702年）“安菲特里特号”的军官们绘制了海岸的地图，由他们起草的文件也上报到海军部，但这些文件躺在海军部被遗忘了两个世纪之久。直到1895至1896年间，在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当所有的外国舰队都忙于研究中国沿海之时，由“阿尔及尔号”（Alger）巡洋舰和炮艇“狮子号”（Lion）及“精灵号”（Lutin）组成的法国舰队才重新对广州湾进行了勘察。^[27]

根据这份材料，早在1702年法国商船“安菲特里特号”在广州湾避风期间，军官们就已绘制了广州湾地图提交给法国海军部，这张地图为1895至1896年间由阿尔及尔号、狮子号和精灵号组成的法国舰队勘察与侵占广州湾提供了参考与方便。而就在1895年时，阿尔及尔号、狮子号和精灵号与白雅特号一样，均属于法国远东舰队舰只，^[28]它们从海防军港出发，轻易穿越琼州海峡，到广州湾海面执行不便对世人公开的任务。

实际上，法国舰队的前期勘察工作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甚至持续到了占领海头汛以前，这在我国清末的某些历史文献中可以找到些许踪影或相关记载，它们也完全可以与法方的记载相互印证。如1898年2月28日《香港每日报》载：“数日以来，传言广州湾为法国兵船夺取，已占其境，此言似非无因。又续报云：法人尚未占据，惟前数日，法国水师曾至广州湾，故中国人民以为业经占驻，必不肯即行退还。近闻法国水师已于本月二十三号退出广州湾地方，不知何往。”《香港报》同日又云：“近知法国战船，曾往该处（广州湾），游历数日。本地土人见兵登岸，以为有占据之意。不知法船确于前月二十三号退出该处，往中国海面游历，一时误致惊慌。随后又报有法国战船入广州湾内地，并有法兵登陆。此报甚为迅速，似非虚言。”^[29]须知，在公历1898年4月9日之前，法方从来没有向清政府提出过租借广州湾，而是一直提出租借海南岛，而上述材料则说明，法国在提出租借海南岛的同时，一直在对广州湾进行秘密勘察，并反复权衡，直至改变主意租借广州湾，放弃海南岛。

通过上文对新的研究资料和解密后印度支那总督府官方文献的回溯，我们发现，从1898年到1899年，大约有九艘法国军舰参与侵占广州湾，它们分别是帕斯卡尔号、袭击号、狮子号、让巴特号、杜基吐鲁英号、笛卡尔号、云雀号、当特尔卡斯托号和孟加拉号。而在1898年侵占海头之前，则起码又有阿尔及尔号和精灵号到广州湾进行了勘察活动。那么，白雅特号军舰的行踪究竟如何？白雅特号与广州湾又有怎样的历史因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