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红头船，因为樟林港，潮人得天独厚，成了红头船最大的受益者，也形成了规模化的“行洋船”这一从业群体。但就整个红头船时代而言，从业者与受惠者绝不仅仅限于澄海，而是闽粤两省的沿海地区。

史家认为，“中国自战国以来，本来就有海上行船的事……自元时起，海运的意义便显然和以前不同，这时的海运，显然关系着国家的根本，它在元明清的重要，一如运河之在唐宋”。^[9]

虎丘山上的石刻　陈琦/摄

宋代海运在程洋冈（现属汕头市澄海区莲下镇）已经十分发达，其凤岭古港至今已经有千年历史。清代嘉庆《澄海县志》记载，“往来货舟，拱泊于此”，“艨艟辐辏”，“负山阻海”，“全潮之襟喉”。^[10]到了明清时期，樟林港崛起，凤岭港逐步为其取代，程洋冈村的不少船户则相继迁往樟林，最有代表性的是洋船主蔡彦。这一时期，海运的最大改进，是商运取代官运，政府不必造船，不必募丁，不必筹款，既经济又少损失。这时出现的红头船，肩负着拓展海外交通、促进国际贸易和产品开发，以及繁荣地方经济的重任。

樟林港有两重身份，一是河口港，二是港埠。它跟饶平的柘林港不同，柘林港是深水海港，距乡镇较远，当年经常受倭寇、流民骚扰，走私猖獗。樟林则是港口和埠市交汇，有广大乡镇为腹地，埠市和乡村连成一片，港埠以正常贸易为业务，与人民生产和生活的需要、与政府税收多寡息息相关。

红头船在国内航行于南北口岸，北至杭州湾、长江口和胶州湾；南下至珠江口、湛江湾和琼州海峡。北上满载粤东土产，如红糖、海货等物，到沿岸各地换回京果、豆类、皮货、米粮等土产，回航之后转贩广东各地。清人翁方纲有诗云：“粤船北去闽船南，船船贩得潮州盐”^[11]，反映了沿海货船南北穿梭航行的情景。红头船国外航线远达东南亚、南亚诸国。明代我国有3个海外交通港口，宁波、泉州和广州，朝廷对其交通地域作了划分——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起封闭了其他港口，只保留广州作为对外贸易口岸，因此樟林港恰好同广州港互相配合，给予补充。

十八、十九世纪期间，到过暹罗的观察家有许多关于航海贸易的生动记述。美国一位专使的随行医生罗司辰伯格写道：曼谷一带河上有一长列船队，足有两里多长，它们经常在这里停留好几个月，零售它们所载来的货物。每年约有30～80艘船只来到这个港口。它们输入大批普通的货物来到这里，其中也有质量好的商品，包括茶叶。^[12]《明会典》中记述有一个通商口岸叫加罗希，它被考证为在今泰国的北大年，传为明朝澄海人林道乾开拓的港口，故称“林道乾港”，此后便成为海泊出入的场所。在新加坡李德桥（建于1841年）南岸的克拉码头（华人习惯上称为“柴船头”），毗邻河岸有一条潮州街。这些历史陈迹也被认为与红头船的行踪不无关系。红头船运载贸易百物，尤以进口大米为大宗，除正常情况外，每逢粮荒发生，红头船便走南赴北，采购大米到本地销售。据关口簿册记载，嘉庆末年潮汕严重缺粮。澄海知县发动商民到台湾、厦门运载大米来潮汕，在两三个月间，运载米　汕头市政协学习和文史委员会、澄海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樟林古港》，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329～384页。

早年过番的实业家在新加坡菠萝园

新加坡的潮商米行(www.daowen.com)

红头船与进口米粮的特殊关系，以及制造红头船需用坚固木材的特殊要求，使它同暹罗的交往倍加密切。因为暹罗盛产大米，米价低廉；同时暹罗盛产木材，柚木和楠木誉冠全球，是造船的最好材料，而且在曼谷造船比在其他任何东南亚国家都更便宜。贸易的特殊关系和暹罗对劳动力的迫切需求，引起了闽粤人民移居暹罗的热潮。这种大规模迁徙，俗称“过番”，也称“下南洋”。

据清嘉庆《一统志》记载，澄海商民领照赴暹罗买米，40余年间米船回樟者不过十之五六。澄海、饶平、潮安等县的人，通过樟林港源源不断地流居海外。1936年，太平洋国际学会选择樟林作为调研对象，出版《樟林社会概况调查》。调查数字显示：全乡户数4973户，移民户数1318户，占26.5%；调查500个侨民侨居地的分布：暹罗占70%，石叻占21.6%，安南占8%，移居东印度占0.4%。^[13]

自雍正至咸丰这一百多年间，从樟林港乘红头船漂泊到暹罗去的潮属民众多达150万人，占了潮汕地区人民早期“下南洋”人数的60%以上。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下令关闭宁波、厦门港口时，福建南部、梅县地区民众也前来樟林搭乘红头船“过番”。郑皇达信大帝之父郑镛（暹名坤博）、陈黉利家族的先祖陈宣衣、泰国副总理披猜、曼谷市长披集、国会下院颂萨·杰素拉暖副议长等的祖先都是移民的先驱者，都是在樟林港乘坐红头船漂洋过海南渡暹罗的。这些告诉人们，潮汕的第一个侨乡的形成就在樟林这个地方。

约翰·克劳福记述他对19世纪20年代暹罗的中国人的印象说：“在暹罗的中国人多半是从广东和福建两省迁来的，也有许多是从海南岛迁来的，以及少数是从浙江和江南地区迁来的。”^[14]他估计有10万人。乔治·厄尔1832年到1834年在暹罗时，他估计有50万人，他说这些人从事造船和制锅。在接近克拉地峡附近的万伦，观察家发现当地有居民2万多人，大部分是中国人，从事木材、藤杖、兽皮及其他森林产物的出口，他们有庞大的船队从事这些产品的贸易。关于早期移民的生活情况有一位目击者说：在曼谷最早起床的就是中国人。他们的职业是木匠、铁匠、屠夫、面包师等。他们在街上洒水、扫地，中国街没有镀金的招牌，在他们的摊档头顶上张挂着破布篷，遮挡阳光。中国人当码头工人和人力车夫，有些在南部开矿，这些人用的风炉是中国式的。

早期移居泰国的中国侨民不少是乘搭红头船前往的，红头船搭客出洋是一种附带业务。西方目击者说：“大量运载他们的帆船，令人想起了载运非洲奴隶的情况。甲板上堆满了人，这些可怜虫日夜暴露在恶劣天气之下，毫无蔽身之所，因为船的下层装满了货物，他们的粮食是干粮和有限的水。”^[15]红头船运载贫困的人民出洋谋生，又有些行船的技工和船主因种种原因滞留各国，从此揭开了潮州人大量移居海外的序幕。所以，先辈移民对红头船有着无限的深情与怀念，泰国澄海樟（林）东（陇）区联谊会就将红头船作为会徽的图案。曼谷王朝拉玛三世（1787—1851）也制作了一台红头船模型存放入岩尼瓦寺，纪念红头船在泰中两国友好关系上不朽的历史功勋。

红头船经常抵达的港口——马辰

红头船经常抵达的港口——新加坡十八溪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