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樟林这片土地作为海防、交通、贸易的重镇，一夕也没有平静过。尤其是经历了“康熙斥地”之灾，“屋宇，砖石，物件，树木，悉被未迁之人，搬斫已尽”^[3]。无辜迁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陷于水深火热之中。加上疫病流行，天灾难避，几年间，死亡人数大增，人口锐减。正如《粤游纪略》所述：“断墙残壁，骷髅枯骨，隐现草间，乡村墟市尽废，目睹一片荒凉。”澄海斥地五年，被迫离乡背井，因饥寒而死于他乡者不计其数。

康熙元年（1662）正月二十九日，清廷告示澄海、饶平一带迁地，除南洋不迁外，以港口、南洋、南砂寨、樟林、鸿沟、饶平县属盐灶村、仙村立为边界，所有界外乡村，都属边海，要遵旨迁移内地。而且迁地之后，不许出界耕种，不许复出界外盖屋居住。“如有故犯，俱以通贼处斩。”

海禁政策严重阻碍海外贸易的发展，给沿海人民造成巨大的痛苦和灾难，经济衰败，粤、闽、浙各省地方官吏竭力反对，清廷被迫于康熙八年（1669）宣布部分地区展复。直到康熙二十三年（1684），才正式停止海禁。

展复之后，樟林开市成为清代苏湾都军事、政治、交通、经济的中心。巡检司、守备署、汛署、驿塘的陆续建置，八街六社的逐步建成，为樟林后来的繁荣和发展奠下了坚固的基础。

开放海禁，沿海港口获得生机，樟林地位逐步上升。雍正七年（1729），樟林改称樟林镇，这时设在本埠的东陇河泊所也改为樟林镇巡检司。明清通常设巡检司于关隘之地，巡检官是县令的属官，以巡逻、逮捕盗贼为职责，由此可见樟林政治、军事地位之日益重要。不过樟林作为一个港埠这时仅处在初创阶段而已。到了18世纪中叶，樟林才开始迅速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繁荣时间跨越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历100年有余。

樟林经济地位的上升，同清廷海外贸易政策和社会问题息息相关。闽粤沿海各县长期是缺粮地区，当时福建巡抚高其倬为解决粮食问题，启奏朝廷开放南洋贸易。据《清史稿》载，康熙对礼部官员说：“暹罗米甚丰足，若运米赴福建、广东、宁波三处各十万石贸易，有裨地方，免其税。”礼部官员遂和暹罗使臣议定“年运三十万石”。^[4]这一年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是中国官方大批量进口暹罗大米的最早贸易记载。“年运三十万石”对于时局来说也许是杯水车薪，但这一开端，却为潮商带来了新的机遇。当时，暹罗大米一石仅卖二三钱银子，而中国正常米价一石要七八钱银子。商人无利不起早，运销大米的高额回报，一下子拉动了东南亚三大米市（曼谷、西贡、仰光），激活了暹罗至樟林的海上通道。原来“办洋船”的潮商是非法下南洋，而今变成了合法经营；原来从东南亚开来的木帆船只能偷偷靠岸，而今准许运米的外国商船在中国可以上牌照自由出入。再之，朝廷还给米业大亨授予花翎顶戴，封官赐爵。这也是樟林民宅中有数量不少的“朝议第”“大夫第”的原因。(www.daowen.com)

米让红头船的货运忙碌起来，让潮商的地位突显起来；米让樟林埠热闹起来，成为岭东入口米粮、北货和出口食用百物的集散地。

新兴街朝议第　陈琦/摄

南社大夫第　陈琦/摄

乾隆年间粤海关在澄海设立税馆共5处，计有樟林口、东陇口、南关口、卡路口、南洋口等。税馆的任务是查验进出口货物，按则征税。据嘉庆《澄海县志》称，当时广东每年从澄海五口征得的税款举足轻重，占全省总额的五分之一。樟林虽是东陇口的小口，却是商埠的所在地，经济地位重要。

嘉庆年间樟林持续发展。嘉庆末年，潮州米荒，澄海知县尹佩绅到樟林港动员商家船户往厦门、台湾贩米平粜。在两三个月之间，闽粤两省的青头船、红头船停满了樟林、东陇码头，关口登记入口米船多达118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