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我国黄淮江汉各古老部族互相融合的结果，便是我国主体民族华夏族（即今汉族）的形成。

经过西周、春秋数百年间诸夏、诸蛮夷戎狄及其他中原旧族的交融，我国黄淮江汉广大地区已基本结束了众多氏族部落并立于世的局面。到春秋战国之交，这一地区的居民都已集合在一个单一的华夏族的名号下面，而不再有诸夏与诸蛮夷戎狄的区别。原在这一地区与诸夏错居杂处的蛮夷戎狄，大部分与诸夏共同融汇入华夏民族中，小部分则迁往了边远地区，与别的居住在边远地区的少数部族相结合，而成为真正的“四裔”。战国以后，人们已不再谈论各国的氏族宗姓，相反，却开始谈论起“四海之内皆兄弟”的道理。用恩格斯的话说，在黄淮江汉广大地区，已实现了“各个部落领土融合成一个民族的共同领土”。虽这个时期还存在着几个诸侯国的割据，但那只是封建性的政治割据，而不是不同部族的对立。换句话说，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的所有土地，都是华夏民族活动和居住的共同地域。

当然，结束各氏族部落并立于世的局面，还意味着这一地区的居民打破氏族间的血缘壁垒，而最终实现按地区行政组织对居民的划分。

除共同地域以外，华夏居民拥有共同语言也是无疑义的。许多文字学家早已指出，春秋时期，我国北起幽燕，南到江淮和江汉，西起秦陇，东到齐鲁，各国所使用的文字在字形结构、音韵识读、字义辨析诸方面，都显示不出大的差别。文字是语言的记录，因此说华夏居住的广大地区拥有共同语言这一点，应是无可怀疑的。如果说春秋早、中期这一地区个别外迁来的戎族（如姜戎氏）尚有与诸夏“言语不达”的情况，那么，随着以后这些少数部族的最终融入华夏，这种情况亦当趋于消泯。据《左传》，其时这些少数部族的首领有的已具有很高的华夏语言文化的修养。如上引姜戎氏的首领戎子驹支，其在与晋执政范宣子的对答之语中，竟也能操着当时一般华夏之人的礼节，“赋《青蝇》而退”（《青蝇》为《诗·小雅》中的篇名）。这表明诸戎接受华夏共同语言只是早晚之事。(www.daowen.com)

谈到华夏族所具有的共同经济生活，首先应强调的一点便是华夏居住区域都已进入了铁器时代。其时在春秋时期，铁器的发现已遍及周、晋、齐、秦、燕、鲁、郑、楚、吴、越等国统治的地区，要说到春秋战国之际还有哪个国家和地区没有使用上铁器，那是说不过去的。与此相联系，华夏之民，包括融进华夏的蛮夷戎狄族居民，都基本上采取了农业定居生活。事实上，一些戎狄族居民在并入华夏之前就已是实行的农业定居生活，如赤狄与晋南鄙的姜戎氏。过去一些学者一概把他们视作“游牧族”，是不对的。在此基础上，华夏地区基本的经济联系也建立起来了。自春秋中期晋地及东周畿内出现了我国最早的一批金属铸币“空首布”之后，到战国时期，各地各种形式的金属铸造便广为流行。同时，一大批个体商人开始活跃在社会经济生活的舞台上，各地区的商业联系亦建立起来了。《史记·货殖列传》说春秋战国之际的商品流通形势云：“陶（今山东定陶，战国初宋地）为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易也。”凡此，均是华夏族拥有共同经济生活的证据。

至于华夏族共同的民族心理素质，其在当时文化形态上最显著的表现，应莫过于华夏之人对于传统礼乐文化的认同。前述华夏族的族称在春秋中后期取代诸夏的称呼，即很说明问题。上引《孔疏》中的“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一语，学者以为它体现了华夏之人对于自己礼仪文化的优越感，亦是华夏族所具有的民族意识的一种反映。不过这种“民族意识”和文化优越感，只是华夏民族形成时期，即华夏族称出现以后的事情。在这之前，特别是在周初诸夏刚产生不久的时候，那构成诸夏主体的姬周族人似乎还体会不到自己的“礼仪之大”和“服章之美”，因为那时他们的文化水平尚不见得比被他们征服的商人和东夷族人来得高。诸夏之取得文化上的优势是在以后凭借着自己在政治上的主宰地位及长期居于中原的环境优势逐渐形成的。后来，当诸夏凭借着自己的政治文化优势与其他中原旧族融为一体以后，人们把诸夏的礼仪文化奉作整个华夏民族的共同文化，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总之，到春秋战国之际，我国黄淮江汉广大地区居住的古老部族已走完自己的历史，由它们共同熔铸成的华夏民族以其崭新的姿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