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夷夏斗争与融合是西周夷夏斗争与融合的继续。同前一个时期相比，此期夷夏斗争与融合在深度上及广度上均大大超过了从前，可以说，春秋时期是我国民族斗争与融合的一个高峰期。我国主体民族华夏族就是在春秋民族斗争与融合的基础之上形成的，这无疑在我国民族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春秋时期的夷夏斗争是以几个大国为中心展开的，并且在大多数时间（春秋初期除外）是与几个大国的“启土”政策联系在一起的。

春秋初年，由于王室衰微，诸夏各国失去了统一号令，相互间又不断进行兼并战争，给了蛮夷戎狄以驰骋发展的机会。其最引人注目者，一是晋东南地区的赤狄，一是南方的楚国。赤狄位于晋国与周、郑、卫、邢诸国之间，曾被晋人视为与秦、齐、楚几个大国势力相侔的强敌。它大概在这个时候实现了某种形式的部族联合，于是乘中原混乱之际，东出太行，侵郑，伐齐，伐鲁，入周，灭邢，灭卫，给诸夏造成极大的威胁。楚国自西周以来便自称为“蛮”，“不与中国之号谥”，及至春秋初年，楚熊通更自立为王，伐随、伐邓，并吞申、息，屈服陈、蔡，直到屡次北伐中原的郑国。在此形势下，齐桓公、晋文公等一班霸主起而以“尊王攘夷”相号召，北伐诸戎，南拒强楚，总算维持住了诸夏各国的国祚不绝，从而使诸夏对蛮夷戎狄斗争的被动局面得以扭转过来。

嗣后，诸夏在对诸蛮夷戎狄的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虽文献尚不时有某夷狄族人侵入诸夏某国的记载，但这种入侵为祸的程度远不如春秋初年，且各国对之亦多能加以制伏。如鲁文公年间至鲁宣公初年，赤狄的一支鄋瞒分别入侵鲁、齐、宋三国，结果便分别为三国之师所剿灭，其三个豪酋分别被杀或被俘获。又鲁僖公三十三年，白狄伐晋，《传》亦记晋人败狄于箕（今山西太谷东南），“获白狄子”。随着这种优势地位的确立，各大国竞相将蛮夷戎狄视作自己启土开疆的对象，开始采取各种手段兼并周围戎狄部族的土地和人民。

这里看得最清楚的是晋国对诸戎狄的兼并。早在晋献公时，就有人向献公建议说：“狄之广莫，于晋为都，晋之启土，不亦宜乎。”但在春秋初年狄势方强的形势下，晋人的这个计划并未能付诸实施，其所兼并的对象实多为晋西南方向的诸姬姓小国，如韩、耿、霍、魏、杨、荀、贾、焦、虞、虢之类。殆自春秋中叶开始，随着狄势的转弱，也由于诸姬姓小国已为晋兼并殆尽，晋即将兼并的目标转向其东面及北面诸狄人的部落，而首先被晋人兼并的，正是春秋初年其势最盛的赤狄诸部。盖赤狄东出太行攻略中原诸夏的势头被遏阻以后，其内部的联盟便随之产生破裂，晋人抓住时机，一方面与北方的白狄达成妥协，另一方面对赤狄采取分化政策。《左传·宣公十一年》：“晋郤成子求成于众狄，众狄疾赤狄之役，遂服于晋。”杜预注：“赤狄潞氏最强，故服役众狄。”知晋人成功地将赤狄之为首者潞氏从众狄中孤立起来。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年），晋师发起攻击，“灭赤狄潞氏。以潞子罂儿归”；接着，又在次年灭赤狄甲氏及留吁、铎辰；最后在晋景公十二年（前588年）伐灭最后一个赤狄部落，其土地、人民尽数纳入晋国的版图与人口范畴。鲁宣公十五年《传》文记晋景公赏灭狄的功臣荀林父以“狄臣”。这些“狄臣”显然是被灭赤狄的一部分。

齐国在春秋时期亦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兼并夷人壮大起来的，其兼并的对象主要为居住在今山东胶莱地区的莱夷。莱为东夷种群中之大者，自周初以来一直与齐势相抗衡。《春秋》经、传于鲁宣公七年、九年暨鲁襄公二年皆记齐侯伐莱事，至襄公六年（齐灵公十五年，即公元前567年），才记载齐最终灭掉莱国。莱国的被灭，使齐领土的面积向东扩大将近一倍，同时莱地的居民亦成了齐国的统治民。作于齐灵公时期的《叔夷钟》铭记灵公对伐莱之役中有功之臣叔夷发布的命辞，赐给他莱都某地下属的300个县（小县），命其管理莱地；同时赐给他“造戜徒四千”，以作为他的“嫡僚”即嫡系部属；还赐给他“莱仆”250家，为其充当警戒之士。据研究，莱国被灭后，莱君及其部分遗民被迁往山东半岛东端今龙口一带，作为齐的附庸，号为东莱。不过，东莱的附庸地位也未维持多久，约当齐景公的时候，它即再度为齐人灭亡，这样，莱夷完全融入了齐的版图。(www.daowen.com)

春秋时期，齐国还灭掉一些东夷小国，鲁国也灭掉了一些东夷小国，包括其附庸小国。另一个位于鲁东南的东夷大国莒的土地则分别为齐、鲁二国所瓜分。总之，东方诸夷至春秋末大多融入齐、鲁二国的版图，战国以后，便不复有原来意义的东夷了。

南方江汉及江淮地区诸蛮夷与诸夏的交融是同扩张及华夏化交织在一起的。楚本自号为蛮，但是随着它对诸夏国家的征服（所谓“汉东诸姬，楚实尽之”）与交往，楚自身亦渐走上华夏化的道路。从春秋时期的文献可以看出，楚国统治者不但不拒绝，反而不断努力地吸收诸夏文化。楚国王室、贵族与诸夏联姻的例子不胜枚举，如楚文夫人息妫出自陈，楚共王妃巴姬娶自巴，郑文夫人毛娶自楚等。楚与诸夏通聘问自楚文王时即已开始，至城濮战前，楚已屡次参与中原之会盟。楚对诸夏礼乐文化亦甚倾注，鲁僖公二十三年（前637年），晋公子重耳过楚，楚甚礼之。《国语·晋语四》记此事说，“公子如楚，成王以周礼享之，九献，庭实旅百”，是知楚已习用周礼。楚贵族与诸夏之人会见时，亦喜与当时人们一样赋诗言志，其所引之诗为《大雅》《小雅》《周颂》，是亦表现楚人尚礼之习俗。文献还记载华夏之人因各种原因往投楚国，而楚皆欣然接纳之。如《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齐）桓公之子七人为七大夫于楚”，此实际上是对中原文化的接纳。这样，到春秋中后期，楚与华夏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事实上已告消泯，楚对其他苗蛮族及淮夷的兼并事实上亦成了华夏文化对各地方土著的包容。

关于楚兼并蛮夷小国的情况，前述楚国在春秋的发展历程已有所涉及。今按清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4之“楚疆域表”及卷5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分别计之，其为楚所灭掉的苗蛮族（及可能属于苗蛮系统）的国族有鄄、罗、卢戎、邓、百濮、蛮氏及郧、贰、轸、绞、州、蓼等，而为楚所灭掉的淮夷小国则有舒蓼、舒庸、舒鸠、宗、巢、六、英氏及江、黄等。盖苗蛮近在江汉流域，其被楚灭亡的时间稍早（蛮氏除外），群舒等淮夷小国则多灭于春秋中期。大致到春秋晚期以前，楚国已将从江汉到江淮间广大地区诸夷夏部族全囊括进了自己的版图之中（蛮氏至春秋末年乃灭）。

在西方，秦国亦成了原宗周畿内民族融合的中心。如前所述，周平王曾允诺秦人：“戎无道，侵夺我岐丰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嗣后，秦即在关中地区展开了对诸蛮夏的兼并与融合。约作于秦武公时的《秦公钟》铭称武公自己“康奠协朕国，盗百蛮，具即其服”，即取得了百蛮对秦的服从。比这稍晚的《秦公簋》铭则称秦的历代祖先“严恭寅天命，保业厥秦，兢（协）事蛮夏”，即使秦境内蛮夏各族互相协和。看来，秦人并未简单采取将戎人逐走了事的做法，而使其与周余黎民和谐相处于自己的统一号令之下。文献记载秦人对戎人的战争略而不具，《史记·秦本纪》于秦穆公称霸西戎的战争亦仅言“秦用由余谋伐戎王，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而于所伐戎王及所开戎地未能确指。观战国时期秦仍有对义渠的战争，则秦所经营的范围似仍以关中地区为主。

这样，到春秋战国之际，我国黄淮江汉的广大地区，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各部族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