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5年（同治四年），5月。
山东曹州高楼寨，从郝胡同突围而出的数十名清兵清将冒死奔逃。大名鼎鼎的清朝名将僧格林沁王爷也在其中。他拍马急奔，力图冲出重围。可惜，他不仅没有奔至安全地带，反而闯进新捻军层层设伏的柳林。
张宗禹所率的捻军枪炮齐施，刀箭弩矛共发。
僧王逃至吴家店，急驰间，忽然，迎面飞来一支长矛，正插在他的左肩上。巨大的冲力登时将这位身材魁梧的蒙古王爷拽下马来，受伤的坐骑受惊奔走无踪。
僧王摔在地上，满脸青肿，浑身上下多处伤口，衣袍浸透出鲜血。为防被敌人认出，僧王扔掉了象征他尊贵身份的三眼花翎帽子，在麦垄间匍匐前行，想趁乱脱身。
一个名叫张皮绠的十五六岁新捻军娃娃兵发现了神色慌张、形容狼狈的僧王。他脚上那双上好官靴暴露了他的身份。
娃娃兵大喝一声：“妖头莫走！”冲上去举刀就砍。
僧格林沁王爷此时遍体创伤，饿渴至极，已无任何还手之力，只能眼睁睁看着对面少年一把大刀劈向自己的胸膛。
曾经让洋人闻风丧胆的鼎鼎大名的僧王，竟然毫无反击地被一个捻军娃娃兵剁死，时年55岁。
张皮绠熟练地剁下僧王的脑袋，把他的首级发辫缠在自己腰上，信手捡起扔在不远处的三眼花翎官帽歪戴在头上，高兴回营。
当时，这个少年并不知道：他的一刀，不仅结果了清朝一代名将，而且砍在了清王朝的“肺管子”上。
言及太平天国，就不能不提捻军。二者此消彼长，相吻相合，忽聚忽离。太平军无论是北伐、西征，都离不开捻军马队的狂风暴雨般的身影相随。把捻军视为太平军一个支系或者完全把两者孤立加以研究，均是片面的理解。
捻军完全不同于以前任何农民起义和农民暴动。在其发展前期，它不仅有稳固的根据地，而且“居则为民，出则为捻”，行事诡秘，宗族性极强，战法独特。与太平军大不同的是，他们并不毁儒灭道，也不拜“天主”，在发展高峰时，还以光复“大汉”为政治口号。
捻军活动大致分为五个时期。
第一，零散的“捻党”时期。捻党出现时间比太平天国起事时间早得多。早在嘉庆年间白莲教起事时，捻党就已经四处萌动，时间从1797年到1853年。
第二，与太平军相互声援期。自1853年以来，太平军一路克捷，直下南京，清朝在各地的统治大有土崩瓦解之势，安徽、河南、山东等地捻党组织四处乘乱而起，并加入太平军的北伐行列。成也捻军，败也捻军，捻军特有的松散无纪，最终对太平军的北伐和北伐援军造成了极大的阻碍。
第三，捻军、太平军联手期，从1857年至1861年。其实，在太平天国高层眼中，捻军同苗沛霖的“苗练”一样，可以利用，但并不可信。
在此期间，张乐行等无数大小捻首均接受太平天国的封号，可是他们一直各自为政，保持独立状态，“听封而不听调”。
但在“三河之战”歼灭湘军六千多人的战役中，捻军出力最大，配合太平军陈玉成部把湘军名将李续宾逼得上吊自杀。
第四，捻军、太平军的冷淡期。时间为1861年至1864年。此间，张乐行等人对太平天国产生严重不满，把军队开回安徽老家。1863年初，雉河集失守，张乐行被俘杀，双方基本断了联系。
第五，捻军、太平军重新携手时期。时间是1864年至1868年。张乐行之死，代表初期捻军的消亡。张宗禹、任化邦代表后期捻军的崛起，他们在1864年与东下的西北太平军联合，准备入援南京，但被僧格林沁等人阻截于鄂东地区。
南京被清军攻陷后，黑石渡一战，太平天国扶王陈得才自杀，张宗禹等人也一败涂地。于是，残存众头目拥立太平军的遵王赖文光为主。这样一来，太平军、捻军在太平天国灭亡后真正实现了实质上的“联合”。
此后的战斗，其实是捻军当主角，太平军已经不存在。但在组织形式上，捻军受赖文光影响，仍奉太平天国为“正朔”，旗帜、封号、印信皆是太平天国那一套。所以，赖文光假借洪秀全儿子之命，封张宗禹、任化邦等人分别为梁王、鲁王等。
1866年，这支捻军又分为东捻和西捻，东捻主要是太平军故部，西捻主要是捻军“老人”，赖文光和张宗禹分领二部。
捻军最赫赫的战功，不用说，肯定要属打死僧格林沁王爷。僧王之死，对清政府最高层是致命伤，他们赖以慰藉的最后满蒙系支柱崩垮，日后只能靠汉人们出头了。
李鸿章、左宗棠这两个清朝的“中兴之臣”，最终把捻军送入了历史的深渊。
零星分散的乌合之众
早期“捻子”的活动
捻子作为一种民间地下组织，在康熙时代的山东地区就有，称“拜捻”。“捻”不是清朝官方的诬称，是捻党的自称，别人也这样称呼他们。“捻”的意思很中性，安徽、河南、山东方言中的“捻”当“结伙”讲。
捻党最早进入清政府“视野”，当属嘉庆十九年（1814年），江南御史陶澍上的《条陈缉捕皖豫等省红胡子匪徒》奏折。他在奏折中说，有不少凶横不法的“红胡子”匪徒，系“白莲教”漏网分子，“人以其凶猛，故取剧中好勇斗狠、面挂红胡者名之……（这些人）成群结队，白昼横行，每一股谓之‘一捻子’”。
可见，当时俗称“红胡子”的捻党，乃是一种类似黑社会的组织，不仅有白莲教教徒，还有失业乡勇和地痞恶霸。
嘉庆年间，清朝社会衰兆已经明显，地方势力蠢蠢欲动，安徽、山东、河南等地民间组织门类繁多：顺刀会、虎尾鞭、八卦教、义和拳（这个组织早在嘉庆时就有，并非八国联军时的“新鲜事物”）。
当时，这些黑道组织“横行乡曲，欺压善良”（《清仁宗实录》），而且截抢私盐（典型的“黑吃黑”）。在湖北，捻子称为“白撞手”；在安徽、江苏、山东一带，由于他们挟厚刀插带腰间，又称“拽刀手”。
除了“结伙”被称为“捻子”以外，这些人常常“捻纸燃烧，毁室劫财”，或者聚众捻香闹龙戏，人员越来越多。
捻党大兴于淮北地区。历史上此地一直民风剽悍，尚勇争，好恃气，动辄亮出鸟枪大刀，械斗和仇杀成为常事，加上宗族势力强大，都为捻党的兴起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此外，由于“世路难行钱作马”，捻党在地方政府中耳目众多，稍有风吹草动就遁于无形，官府根本搜捕不到。长久敷衍，终成大患。
从早期械斗、仇杀、吃大户开始，逐渐发展下来，捻党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成员成分混杂，兵勇、小偷、船夫、灾民、衙役、失业农民、手艺人以及为恶一方的中小地主和落魄秀才，无不借捻党力量企图实现个人抱负。
但是，捻党与天地会、拜上帝教最大的不同是：它不以宗教面目召集成员，只以“替天行道”“劫富济贫”为口号，组织形式也谈不上严密，参加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当然，捻党的发展确实是个由量到质的演变过程。他们最早是数十上百人结帮持械“吃大户”——往往叫花子一样闯入大户人家，乞求酒食。酒足饭饱后，放响炮三声，啸呼而去。而后，开始在水陆隘口设路障收买路钱，如果见到是远方富商，往往行劫害命，称为“打闷棍”。他们还常常抢掠私盐贩子的货物，“黑吃黑”不亦乐乎。
日后，见私盐利大，捻党有不少人便由抢劫者变为走私者，他们的东西当然没人敢抢，捻党由此获利颇丰。走私以及武装打劫掠得财物后，一半归捻首，另一半大家平摊。待数日所抢东西挥霍一光后，大家重聚，捻首大叫一声：“装旗！”于是他们合伙再出去抢掠。
发展到最后，捻党就开始公开抗差抗粮，和清政府正面对抗。也正是从这以后，清朝政府开始正视这些人。
道光初期，安徽巡抚陶澍镇压捻党最得力。他在省内严密布控，禁止捻党公开活动，杀掉不少带头闹事的人。此后，他在两江总督任上，仍旧大力缉捕捻党和白莲教徒，一时间捻党大有销声匿迹之势。
道光九年（1829年）河南旱灾严重，灾民饥民遍地，各地的捻党随之大起，最后发展到在淮安、庐州等地，捻党发展到用大炮、抬枪进行大规模武装抢劫的地步。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威望日降，内部统治虚弱，各地捻党的抢劫、走私活动更加猖獗，并时有冲入官衙劫抢官银事件的发生。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山东捻党已经有不少上百人的大股武装，头目们自号“仁义王”“顺天王”“大将军”，哄哄乱起，大有明末各地义军纷起之风。
有组织有编号的队伍
由捻党到捻军
一人呐喊，天下大乱。每个王朝末期总是这样，社会矛盾发展到极致时，总要先出来一个挑头的，然后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会出现。
洪秀全在广西起事，河南、安徽一带的捻党乘机大起。咸丰二年（1852年），皖北饥荒严重，张乐行趁机拉起了万把人的队伍。
张乐行是安徽雉河集（地处蒙城、亳州交界处）人，他本人不是穷人，乃一方地主出身，为人慷慨侠义，多招亡命不法之徒。
刚起事时，张乐行不是反官府，而是同河南永城一带的地主团练武装“老牛会”（因白布裹头又称“孝帽子会”）有仇而相互厮杀。
双方仇杀其实是张乐行一方引起。他的族人贩卖私盐时，在回程途中顺手偷了数百只永城当地人的羊。这帮人再次偷羊时，被当地人抓个正着，立时把十八个人送进县城监狱。张乐行马上集结大批人马入永城劫狱。这影响很大，各地捻党见张乐行如此仗义有胆，纷纷前来依附。
与此同时，河南、山东、江西、安徽的捻党大头目纷纷扩大队伍，划分地盘，开始向清朝的地方县一级政府展开进攻，强迫地方大户缴纳“保护费”。
咸丰三年（1853年）初，安徽捻党杀入安徽合肥县衙门，劫走党羽一百多人，日后，这些人皆成为捻军的骨干力量。
太平军克南京后，张乐行不甘人后，很快成为淝河、涡河流域最大的武装势力。而后，定远的陆遐龄聚捻众起事，有人众两三万，人称“陆王”，淮上大震。
清朝官员周天爵和袁甲三很能干，他们迅速到安徽剿捻，致使捻党成员遭受重创。
张乐行见势不妙，忙向政府“投诚”，配合清军打击其他“捻匪”，帮助政府攻灭了陆遐龄部。张乐行本来已经成为周天爵手下的衙役长，但清政府无钱发饷，不得不把招安的捻党尽数遣散，张乐行因此“下岗”，不得不回到雉河集老家。
不久，太平军北伐，经江苏、安徽、河南、山西、直隶五省一路北上，这一来，各地捻党借势复大起。张乐行重扯大旗，加入造反行列。
其间，清朝干吏周天爵病死，捻众闻之兴奋，阜阳、亳州等数处捻党聚集一处，各称大王，甚至有称“兴国王子”“齐天大圣”的。他们四处焚掠攻杀，势如破竹。
清廷震惊，忙派袁甲三代替周天爵专办剿捻事务。
袁甲三乃道光十五（1835年）年进士，道光三十年（1850年）已经做到御史、给事中，在朝中当言官。此人不畏权贵，连清郡王载铨和权贵恒春都敢弹劾，名震中外。漕运总督周天爵死后，清廷加他三品衔。他自己辞去“署布政使”一职，专心治兵剿捻。
虽身为文士，但袁甲三长于兵略。他连战连捷，在雉河集等地重创捻军，俘杀孙重伦、马和尚、陆老凤、江邦位等人。后面三人，乃是捻军“四大天王”中的人物。
虽然袁甲三剿捻力度够重，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苏北、河南、山东等地捻军此起彼伏，一刻也不让清政府消停。加上捻军“散则为民，聚则为盗”的特点，袁甲三想根除他们，难度确实非常大。
此后，太平军北伐援军行进时，河南的捻军死灰复燃，起哄之余，他们与当地团练和仇家四处相杀，到处杀人放火、抢劫，各方基本上没有什么“正义”和“对错”可言。
咸丰四年（1854年），张乐行与亳州捻首王大柱、苏天福等人仿效太平军建制，统一装束，头裹红巾，身穿号衣，各自称王（张乐行称“大汉永王”，苏天福称“顺天王”），开始打造捻军“正规军”。
袁甲三很能干，他发军在雉河集、义门集、西阳集一带大败张乐行等人的同时，还招降了李士林部捻军数万人。
随着太平军北伐的失败，捻军活动处于低潮。
咸丰五年（1855年），各路捻军在雉河集会盟，共推张乐行为盟主，下设军师、司马、先锋等多种官职，并建立了黄、白、黑、红、蓝的“五色总旗”制度，总旗各有首领，称“大趟主”，总旗下有“大旗”，首领称“趟主”。每个“趟主”手下人数不一，少则四五千，多则数万人。总旗之下，又分“五色镶边旗”，乍看行制，很像清的“八旗”制度（其实完全不同）。
这些武装一直保持着流寇行为，不备军粮，出则焚掠，被打败后就四散隐蔽，仍旧在家耕种。
会盟之后，张乐行出手不凡，率手下三万人在亳州的泥台店大败清将张维翰，阵中打死清将达凌阿，直杀河南，攻下夏邑县城。
清廷闻之大怒，四处征调五千多精兵，准备合力剿灭张乐行。清朝大军开至雉河集，张乐行打不过就跑。清军把他家祖坟刨尽，焚骨扬灰。
张乐行“化悲痛为力量”，在咸丰五年（1855年）年底和咸丰六年（1856年）年初把清朝提督武隆额打得连连败北，召集数万大军围攻重镇宿州。
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张乐行把河南巡抚英桂包围在归德城中，并差点活捉他。到了咸丰七年（1857年），张乐行手下已发展到十来万人。
见捻军如此势大，清廷只得复调袁甲三再往安徽协同英桂剿捻。经过一系列苦战，清军步步为营，逐个击破捻军堡垒，最终攻克了捻军老巢雉河集。
仅带数百人逃走的张乐行等人死灰复燃，没过多少天，他就与蒙城等地数十股捻军合营。仅过一个多月，当他们到达河南、安徽交界的三河尖（距固始九十多里）时，人数已经达几十万之多（包括家属）。
清廷恼怒英桂无能，下诏申斥，同时派提督秦定三带生力军驰援。
捻军此时同清军作战，战法单调，总是凭借人多围攻城池，但总是攻不下来，人数越拼越少，这里被歼灭数千，那里被杀掉数千，友军之间很少联系和配合。一来二去，连“大趟主”龚德树的弟弟也被俘杀，处境艰难。
并行猛虎逞威风
捻军与太平军在淮南的携手
天京事变后，自相残杀的太平天国遭受重挫，更需要在外寻找一支可靠的同盟军。咸丰七年（1857年）三月，双方经过事先的沟通，在霍丘和六安交界处会师。此后，捻军的张乐行被太平天国封为“征北主将”，其余诸头目各有封赏。
从形式上讲，捻军此后最大的变化是自上而下开始蓄发，但并未允许太平军渗透到他们的基层队伍中。他们只在安徽一带配合太平军行动，即所谓“听封而不听调”。
此后，张乐行配合韦志俊、李秀成等人，在霍丘、颍上等地和清军打了许多硬仗，并在沫河口使得清军勇将金光筋受重伤摔入水中淹死，清军为之气夺。
后来，随着李秀成等人东援天京的离开，捻军连遭胜保等部清军的攻击，大大处于劣势。霍丘大败后，捻军之间为争抢粮食自相残杀，人数迅速减少。
张乐行一度消极厌战，想“解甲归田”，为其妻杜氏劝阻。
咸丰七年年底，捻军内讧加深。张乐行与龚德树定计，杀掉了大头目刘永敬和刘天台，使得蓝旗捻军大部离散。六安之战，捻军复大败，张乐行等人只得撤往淮北地区。
喘定后，捻军开始与太平军一道作战，攻城陷地，并联手在江浦击退冯子材的五千精骑，随后二灭江北大营，时为咸丰八年（1858年）的秋天。
年底，三河之战中，捻军与太平军共同歼灭湘军李续宾部六千多人。
大胜之余，忽然传来坏消息，捻军大头目李昭寿率大批捻军向胜保投降，会合清军夺取了天长，并把所占领的滁州、全椒等地一并献与清军。李昭寿降清后，他的好友薛之元在江浦也向张国梁投降。这两人共带走近十万捻军。
至此，太平天国的“天京”与江北又成隔绝态势，双方联手消灭江北大营所取得的战果化为乌有。
咸丰九年（1859年），由于胜保丁忧在家，清廷实授袁甲三为钦差大臣，代他办理安徽军务。袁甲三指挥清军，在地方团练武装苗沛霖部配合下，于临淮、潜山、太湖、凤阳等地大败捻军，杀掉数万人，在定远包围捻军主力。
陈玉成等人来援，捻军躲过一次大劫。太平军、捻军双方合军后，浩浩荡荡十多万人，直奔安庆，以图解安庆之围。安庆救援未成，大捻首龚德树中炮身死。安庆失陷后，张乐行见形势不妙，便想率众回淮北。
转战一年多，捻军四处窜击。原先留于淮北的捻军数万人，在咸丰十年（1860年）秋出宿州，杀入山东境内，分三路绕行狂奔，一路攻城略地。
同治元年（1862年）初，张乐行部捻军与其他分支捻军重新会合于淮北的颍上。此时，首鼠两端的苗沛霖为报私仇攻打清政府治下的寿州，暗中与捻军、太平军相联系，支持联军进攻颍州。但颍州的清朝守军顽强，加上城坚墙厚，捻军、太平军联军一时不能攻克。
清廷着慌，严命河南巡抚郑元善、安徽巡抚李续宜配合胜保作战，步步紧逼。苗沛霖见势不妙（尤其是李续宜的“楚军”最让他心寒），临阵变卦，在胜保召唤下转戈杀向捻军。
太平军、捻军不敌，只能弃颍州不攻，退往颍上。清军与苗沛霖联手，攻克颍上，杀掉不少捻军。淮北捻军星散，不少人向清军投降。
但是，张宗禹所率捻军一路攻杀，后与西北太平军会合，一直打到西安东南的尹家卫，把清军打得连连败退。同时，陕西“回乱”趁机愈演愈烈，引起无数血腥仇杀。
由于庐州报急文书传来，陈玉成为苗沛霖所骗，弃该州不守，贸然进入寿州，被苗沛霖诱捕送与胜保处杀害。
西北太平军与捻军攻潼关、泌阳、南阳等地皆不克，想回援天京。由于清军处处拦阻，这些人回援不果。
陈玉成被俘后太平军散溃，僧格林沁等清朝将领率各部向安徽集中。捻军各部各自为战，最终被清军各个攻破，非死即降。
同冶二年（1863年）三月，清军把捻军压迫于雉河一带。
张乐行本想逃逸，其妻鼓励他说：“好盟主，你拥众百万不敢一战，有何面目立于世间！”经此一激，张乐行集众二十余万，在雉河与僧格林沁等部清军决战。
结果，捻军大溃。
逃跑途中，蒙城西阳集的捻军小头目李家英把张乐行当成“礼物”献给了僧格林沁。(www.daowen.com)
同冶二年（1863年）四月五日，张乐行与其二子（一为义子）在亳州义门集被凌迟。
据《耕余琐闻》记述，清军把张乐行剥光衣服绑于木桩之上，活剐了一个时辰。每割张乐行一片肉，刽子手即抛向空中。遍体如鳞割之下，只留头面未割以作传首示众用。血肉淋漓、口吐白沫之际，这位大捻首仍能睁眼细看刽子手在自己身上“干活”。《耕余琐闻》的作者慨叹：“（张乐行）痛苦若不知，贼心之不易，即死如此。”
张乐行的妻子杜氏，也在狱中坐木驴而死。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有一份张乐行口述的抄件，是清朝文吏记载的张乐行口供，从中可以看出他早期劫掠为王的供述。但他在口述中称自己的“女人”为马氏，不是杜氏。马氏有可能是他在军中宠幸的另一个女人。清吏为示蔑视，故意把张乐行写成“张落刑”，把他的哥哥张敏行写成“张泯刑”。除此以外，口供的真实性很大：
（我）年五十三岁，系亳州正东雉河集北张家老家人，离城一百里。家有胞兄张泯刑（敏行），女人马氏，生有一儿子，又有义子王碗儿，年均十四岁。
我自来耕种为生，也曾包送过私盐。于咸丰元（1851年）、二年（1852年）上，我们邀人与河南永城、商丘一带老牛会打仗，互相仇杀，才聚有多人。到（咸丰）三年（1853年）粤匪（太平军）窜扰亳境，州城失守后，各乡土匪肆起，我才与龚瞎子、王冠三、苏添福、韩朗子各竖旗帜，大家掳抢为生。我竖的是黄旗，自称“大汉永王”。
（咸丰）五年（1858年）间，颍州陆知府奉袁大人所派，带领乡团来到庙儿集攻剿我们。
不久，陆知府即将乡团撤退，我们人数愈众，遂纠邀上河南打商丘县的马牧集。回来于九月十七日就围亳州，先后十三昼夜，因官兵防守严紧，未能打破。
旋听得河南官兵攻剿我们雉河集一带老家，遂撤回救应，不料未及赶上，被官兵将老家焚毁。
（咸丰）七年（1857年）间，我带人上怀远县城占住数月。到八年（1858年）间，因粮食尽了，遂过定远县去投了广西的长发，经他封我成天义之职，授我印信札文。住了数年，我因他们待人不好，就折回老家居住。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二月内，英王四眼狗队下的马永和来邀我们去围颍州府城，我与江台灵都去的。同治元年（1862年）三月内官兵来到，我们才解围退回亳境尹家沟地方。
在经大兵攻剿，我们屡次打了败仗，抵敌不住，才带人往南逃跑。又被官兵追击，我的人都散了，才往东北逃回到蒙城县界西阳集，就被拿住送营。
在这几年内，各处打粮掳抢过的地方，我也记不清。我的女人马氏，现在被官兵追散，不知去向。我所生的儿子，并义子王碗儿，现均同我被擒送营。我胞兄张泯刑（敏行）带了数千人往西南一带逃跑，不知去向。至龚瞎子、苏添福、王冠三、韩朗子们均先后在各处被官兵打死了。
所供是实。
绝地逢生最后狂
雉河集失陷，张乐行死，但张宗禹、任化邦等人均得以突围逃走。
张宗禹等人窜入湖北，转安徽，四处游闯。然后，有数部散捻合军，大家一起进入山东。
苗沛霖因怨恨清廷裁撤其军队，忽然造反，最终被僧格林沁在蒙城消灭，其本人被杀，宗族被夷。解决苗沛霖部后，僧格林沁再下西阳集，基本平灭了淮北的捻军。
螃蟹阵变为四分队图
由于天京方面被围日久，洪秀全多次下旨调西北太平军回援。1864年2月，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人迅速往回奔，在湖北、河南拢集了不少捻军余部，共同作战，与围追堵截的清军死拼。忙活大半年，他们回援天京目的未达到。
行至霍山，忽然有十几万太平军、捻军在不少将领带头下向僧格林沁等清将投降。
见事不可为，扶王陈得才在安徽霍山只能自杀来寻解脱。至此，西北太平军画上了句号。
赖文光跑脱后，召集捻军、太平军残部，重组“新捻军”。名义上赖文光成为新捻军的领导人物，但由于他是太平军出身，捻军旧部并不十分听从他的指挥。
“新捻军”此后又辉煌了一阵，但他们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主要以奔驰游走和马队的机动性制胜，在河南、山东、江苏等地流行驰骋。
1865年3月，疲于奔命总想毕其功于一役的僧格林沁在山东高楼寨中了埋伏，新捻军围歼了僧格林沁的数千名骑兵。赫赫大名的僧王，逃跑途中受伤坠马，被捻军一个娃娃兵剁死在田埂上。
僧格林沁之死，于清廷而言是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从此之后，满蒙贵族中再无什么人可以独当一面，清廷只能依赖汉臣势力。
僧王死后，清廷派曾国藩来对付捻军。此时的曾国藩，德高望重，威名赫赫，但他昔日手下的二十多万湘军尽被裁撤（为了韬光养晦，是他自己主动要求裁撤的），手下可用的只有数千子弟兵。其余的，除李鸿章的淮勇外，皆是旗色不等的杂牌军。
眼看捻军各部东驰西奔在安徽、河南、山东等地窜扰，曾国藩精疲力竭下，只得采用“聚兵防河”计划，即以“河墙战法”来困围捻军。不久，曾国藩防河计划失败，清军的沙河、贾鲁河防线相继被捻军突破，最终曾国藩灰溜溜而去。清廷转派李鸿章专门剿捻。
曾国藩晚年的威名，除“天津教案”外，栽跟头最大的就是剿捻的失败。
突围过河后，捻军内部矛盾又起。昔日的太平军部与捻军不和，互相争强斗势。为了避免火拼，赖文光、任化邦等人留在中原地区，史称“东捻军”；张宗禹率部向西北进发，想联合当地造反的回民一起谋救重起，史称“西捻军”。
东捻军数万人自河南中牟出发，突入山东，准备进入运河以东地区抢粮。由于清军有备，进攻受挫，东捻军只得趋至河南商丘。他们打归德不下，复想去陕西与西捻军会合。清军处处堵截。
跑来跑去，东捻军在同冶六年（1866年）年底进入湖北。赖文光本来想进入湖北抢粮休整，再从宜昌杀入四川，然后以天府之地为中心，逐步四扩，把势力延及湖北、云南、贵州、陕西，最终与西北的西捻军和造反的回民遥相呼应，重整太平天国。
但这种意图，清廷方面早有察觉。左宗棠等人密切注视东捻军和西捻军的动向，随时加以防范。
由于马队前行需要一定的地利条件，东捻军后来取消入陕计划，最终被迫进入胶东地区。事实证明，跑入这种地方，处处兜绕，长久而疲，虽然取得一些胜果，但东捻军在窄狭的地区根本不能发挥所长。
同治七年（1868年）1月6日，连败之下，仓皇逃跑的赖文光率残部在从仙女镇跑入扬州东北的运河边上时被清军前堵后截，人马死伤大半，最后他也受伤被俘。
这位太平天国的遵王在生命最后关头异常冷静，他在供述中语气慷慨，没有任何求饶乞命的说辞（清朝文吏似乎没有对他的供述做任何“加工”）。他的供述中只是稍有美化“李宫保”之句一二，并自揽责任，表示张宗禹往西北是出于己命。
由于李鸿章怕递解北京途中捻部余众会劫人，便下令把赖文光在扬州凌迟，时为1868年1月10日。至此，东捻军和赖文光一起，走到了尽头。下录赖文光的自述，以为参考：
尝闻英雄易称，忠良难为，亘古一理，岂今不然？唯予生长粤西，得伴我主天王圣驾，于道光庚戌年（1850年）秋，倡义金田，定鼎金陵，今既十有八载矣。但其中军国成败，事机兴亡形势，予之学浅才疏，万难尽述；唯有略书数语，以表予之衷肠耳。
忆予于太平天国壬子二年（1852年），始沐国恩，职司文务，任居朝班。于丙辰六年（1856年）秋，军国多故之际，正是君臣尝胆之秋，是以弃文而就武，奉命出师江右招军，以期后用。荷蒙主恩广大，赏罚由予所出，遇事先行后奏，其任不唯不重矣。
丁已［巳］七年（1857年）秋，诏命回朝，以顾畿辅。戊午八年（1858年）春，我主圣明，用臣不疑，且知予志向，命往江北，协同成天安陈玉成佐理战守事宜，永固京都门户。受命之下，兢业自矢，诚恐有负委命之重，安敢妄怨有司之不从？且云忠言逆耳，良药苦口，诚哉是言也。
于辛酉十一年（1861年）秋，安省失守，斯时予有谏议云：“当兹安省既失，务宜北连苗、张，以顾京左；须出奇兵，进取荆、襄之地，不半年间，兵多将广之日，可图恢复皖城，俾得京门巩固，以为上策。”
奈英王等畏曾中堂如神明，视楚师如罴虎，是以英王不从予议，遂率师回庐，请命自守，复行奏请加封予为遵王，推（唯）命与扶、启王等远征，广招兵马，早复皖省等情。此乃英王自取祸亡，累国之根也。
又有忠王李秀成者，该不知机，遗（违）君命而妄攻上海，不唯上海攻之不克，且失外国和约之义，败国亡家，生死皆由此举。
至辛酉年底，予偕扶、启王等勉强遵照，由庐渡淮，那时予知有渡淮之日，终无转淮之期。
是以直进武关，越秦岭，抵中原，出潼关，于壬戌十二年（1862年）冬，由郧阳而进汉中，一路滔滔，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于甲子十四年春，由汉中还师东征，图解京都重困。未果，以致京都失守，人心离散。
其时江北所剩无所归依者数万，皆是蒙、亳之众，其头目任化邦、牛宏升、张宗禹、李蕴泰等，誓同生死，万苦不辞，请予领带，以期报效等情。
此乃官兵好戮无仁之所致也。诚所谓不可行一不义，杀一不辜。如此思之，诚哉千古不易之良言也。予视此情状，君辱国亡家散之后，不得已勉强从事，竭尽人臣之忱，而听天命。
不觉独立此间数载，战无不捷。披霜踏雪，以期复国于指日。谁意李宫保者，足智多谋，兵精而将广，且能仰体圣化，是以人人沾感仁风不已。
予虽才微识浅，久知独力难持，孤军难立之势，于丙寅十六年（1866年）秋，特命梁王张宗禹、幼沃王张禹爵、怀王邱远才等，前进甘、陕，联结回众，以为掎角之势。当兹大事至此，无乃天数有定，夫复何言！
古之君子，国败家亡，君辱臣死，大义昭然。今予军心自散，实天败于予，予何惜哉！唯死以报邦家，以全臣节焉。唯祈道台吴兄大人鉴照，早速裁处是荷。
西捻军方面，同治五年（1866年）秋与赖文光等人分手后，年底已经进入华州、渭南一带，与陕西、甘肃起事的回民相互呼应。同治六年（1867年）年初，他们在临潼附近大败清军，打死打伤清军数千人。
此后，西捻军围西安。围攻不成，西捻军与回民军联合攻杀，在乾州大战清军，被清军严重杀伤。
连连受挫情况下，西捻军战略方面再次失误，渡渭河而北，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局面。不久，刺猬效应出现，捻军与造反回民日久生隙，相互攻杀。内耗下，双方的实力一步一步弱下去。
由于清朝大帅左宗棠自湖北追击捻军赶至陕西，在此一省的清军人数已达四万多人。由此，捻军的下场基本可知。
其实，为了援救当时陷入绝境的东捻军，张宗禹率西捻军一度进犯京津地区，想来个“围魏救赵”，解除东捻军的压力，吸引清军集结回转保卫北京。
西捻军确实厉害。他们渡过黄河后，风驰电掣一般，直向豫北方向挺进，在同治七年（1868年）一月二十七日渡过漳河后进入直隶地区。二月三日，西捻军马队声势浩大地攻打保定，一直扑向京城，前锋军竟然进至卢沟桥，使得清廷大骇。
定下心神后，清廷诏谕各方勤王。一时间，山东、河南、安徽等地清军快速向北京方向集结，西捻军在人数上顿呈劣势。西捻军知道力不能敌，开始后撤。
由于东捻军已经覆亡，西捻军“围魏救赵”的计划实际上已经失败，且自己又陷入了进退失据的危险地步。
左宗棠受命，总督直隶境内各部清军追剿西捻军，采取且防且剿的方法，一口一口杀掉西捻军的有生力量。
3月下旬，西捻军从直隶退入河南临漳。李鸿章等人一顿大忙，实施圈制计划，想在黄河、运河、卫河、沁河之间把西捻军消灭掉。
但是，4月17日左右，西捻军在盐贩子集团引导下从东昌附近渡过运河，仅用三天时间就奔至德州一带。到了4月27日，西捻军已经逼近天津杨柳青。
这下不得了，天津的洋人非常紧张。他们忙与清军协作，把西捻军阻拦于天津外围。西捻军攻天津城不果，南撤。
日后，不少学者大费周章地研究西捻军从北京撤围后的行进方向，有的说他们计划周密，有的说他们是使用“迂回战法”，议论纷纷。但彼时的捻军战法到底是什么，目前并没有定论。
在笔者看来，此时的捻军可能是流寇主义的最后表演，穷途末路之下，他们走一步算一步，根本没有什么远大的目标和战略。
由于山东的海丰、武定一带多粮，张宗禹见状大喜，放松了神经，自恃有粮有马，准备在这个地区休整一段时间。其实，此地濒海临河，最不利于马队驰骋。西捻军如东捻军一样，最终自入绝地。
在李鸿章、左宗棠等人的指挥下，清军收紧包围圈。西捻军多次突围不成，边打边减员，马匹辎重损失严重。在众多清军的围追堵截下，西捻军越战越少，特别是在7月30日的济阳之战后，捻军主力丧失殆尽，只余数千人苟延残喘。
8月16日，刘铭传、郭松林等部清军在荏平广平镇把残余西捻军近乎全歼，张宗禹只率十八名骑兵突围。他们跑到徒骇河边，潜水游到对岸逃走。十几个人又困又乏，逃出重围后找了个地方昏昏睡去。
早上醒来，跑出重围的十几个捻军发现，大头目张宗禹不知所踪，只留下一双穿烂的破鞋，其下落成为千古之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有人考证，张宗禹躲到沧州临海一带，一直活到1892年才病死。这种“考证”建立在“传说”的基础上，非常牵强。这位张宗禹，乃张乐行远房族侄，也是大户人家出身，智商不低。
至此，作为军事意义上的西捻军，终于灭绝。
倏忽驰奔战法奇
捻军崛起淮北，坚持十八年，流动十个省，曾经是一支任谁也不敢小觑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捻军的作战方法，前后期截然不同，但每个时期皆有非常独特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战法。
清吏潘骏文对捻军前后期战法的总结非常有概括性：
盖昔日之捻，装旗有时，众皆乌合；今则飘忽无定，习于斗争。昔日之捻，多属徒行，又鲜（少）火器；今则熟于骑战，且多洋枪。昔日之捻，尚亦乡井，饱掠则归；今则不踞巢穴，流窜靡已。
从早期看，捻军“藏兵于民”的“装旗战”非常有特点。由于地下组织严密，每有战斗，以各个村庄为单位，捻头带领自己村庄农民，根据“号谍”指令，向预先安排好的目的地集合。这种过程，在捻军内部称为“装旗”。
捻头的推选很“民主”，层层上推，各归旗主（总目）。由于捻军皆由平时的庄民组成，起事时人数众多。人海战术使得一般的地方政府军心惊肉跳，接仗即败。
最初捻军的出战，名为“打粮”，实际上就是大规模武装抢劫。当时，他们不把攻城陷地当成首要目的，往往先围城围寨，对方交钱交粮后就会舍之而去。钱花了，粮吃了，再行“装旗”，一般一年两次。
捻军初期特别注意后方建设，筑圩筑寨，各个村庄堡垒林立，相互声援，防守极其严密。清军仅拔这些“钉子”，就要消耗无数人力军力。
与太平军配合作战后，捻军头目眼界大开。他们不仅懂得了统一指挥的重要性，学会了使用洋枪大炮，还开创了具有惊人移动能力的移动作战法。所以，捻军再不死守城镇圩寨，他们开始以动制敌，男女老幼一起奔行，流动作战，迅疾如风。
在长期与官军的作战中，捻军总结出一套成熟的战法。作战游走时，前面为先遣“边马”，中间为指挥中心和老弱妇孺家属，后面又有掩护部队“绊尾”，各部相顾，齐保腹心，前进后退，均井井有条。
由于马队行进极其快速，后期的捻军忽南忽北，忽东忽西，弄得清军精疲力竭，往往在瞬息之际忽然被捻军杀个回马枪，大败亏输。
此外，捻军还有独创的步骑联合战法。一匹马上骑两个人，半骑半步，急行军或后撤时二人上马飞驰，遇敌作战则后面一人忽然下马成为步兵。
骑马士兵疾杀入阵，步行兵士用长枪在后面呐喊猛刺，配合默契，杀得清军愕然之间不知如何应对。清军往往还没明白过来，捻军步兵已跃上马背，与骑兵并骑而去，倏忽无踪。这种战法的重点在于心理打击，因为清军从前从没遇到过这样悍猛奇异的对手。
此外，包抄战、掎角战、突袭战，也是捻军惯常使用的战法。
虽然战法奇异，但久而久之，清廷方面自有能人，曾国藩早就看出捻军的弱点：
吾观捻之长技有四端：一曰步贼长竿，于枪子如雨之中冒烟冲进；二曰马贼周围包裹，速而且匀；三曰善战而不轻试其锋，必待官兵找他，他不先找官兵，得粤匪初起之诀；四曰行走剽疾，时而数日千里，时而旋磨打圈。
捻之短处亦有三端：一曰全无火器，不善攻坚，只要官吏能守城池，乡民能守堡垒，贼即无粮可掳；二曰夜不扎营，散住村庄，若得善偷营者乘夜劫之，胁从者最易逃溃；三曰辎重、妇女、骡驴极多，若善战者与之相持，而别出骑兵袭其辎重，必大受创。
没有稳固的后方和根据地，清军采用坚壁清野和步步为营的战法，捻军的弱点很快就暴露无遗。
曾国藩虽剿捻无功，但他最先提出的“河墙战法”，实为针对捻军的制胜法宝。李鸿章接过曾国藩的权柄后，屡受攻讦之下，仍旧坚持清醒头脑，上奏清廷，说明曾国藩“河墙战法”的正确性和有效性：
自来流贼最难追剿，而贼流之速，尤莫如今日之捻逆。中原平旷，万骑冲突，无可限制，日辄百数十里，或二百里，无论我军部队笨滞，力不相及，即使及贼见仗，而此截彼窜，横行侧出，贼路不穷，我力必有时而穷，迨日久追逐疲惫，为贼所乘，往往一蹶不振。
自剿捻以来，十数年如一辙，虽追贼神速如僧格林沁，尚且不能成功，臣等自问万不能及，故欲灭此贼，计唯有觅地兜围之一法，臣曾屡奏及之。
曾国藩始思变计，初议四镇之设，继议沙河、贾鲁河之守，本年春间，左宗棠、曾国荃又拟为臼口之围，皆欲逼之不流，蹙之渐紧也。
……是目前办贼，舍此竟无良策。臣更衡量利害之轻重，与其驰逐终年，流毒江、皖、东、豫、楚各省，不如弃一隅以诱之；与其往复运（河）东济（南）、泰（安）、兖（州）、沂（州）、青（州）及（江）苏之淮（安）、徐（州）、海（州），各属均受其害，不如专弃登（州）、莱（州）以扼之。
胶莱河之守不密，则登（州）、莱（州）无可扼；运河之守不密，则胶（州）、莱（州）仍不足恃。贼踪已向胶东，事势至此，机会可图，但求万全，不争一日。
故臣立意必运堤与胶莱河，两防均已布定，乃可抽兵进
重濠吏墙图
剿，庶打一仗是一仗，灭一贼少一贼。贼智自困，而兵力不疲。明知此计至愚至拙亦至难，然不若此更不足以制贼。
李鸿章在沿海岸边和险隘处广筑长墙，水面上密布水师战船，最终把捻军限制住，使其马队丧失奔驰流动的优势。
西捻军最后的失败，正是被李鸿章等部清军包围在运河、黄河、六塘河、胶莱河所包围的四方地。战法得当，清军最终把驰突不驯的捻军绞杀于其中。
徒骇河中，当张宗禹一猛子扎入水中潜游时，不知他是否意识到，捻军昔日辉煌的战法，也是它日后灭亡的先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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