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年纪稍大一些的时候总喜欢伤怀往事，我也未能免俗。想当初24岁第一次到北欧，领带倍儿直，西装笔挺，提着一个紫红色公文包，随着几个银行的大行长们倚在风光旖旎的斯德哥尔摩桥栏上，万分激动地想学作家们抒一把“阔后想穷家”的乡愁，不料赫尔辛基旧货市场的便宜货比任何好风光都吸引我（当然还有我们）。

所谓成长的过程，就是一个人的“历史”过程。成熟，一定会是沉甸甸的。

记得当时巴黎正值一月份，冷雨绵绵，我站在新桥上，望着桥下的塞纳河，忽然领悟到——人有时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才能回首往事，只有在这远离了熟悉环境的地方才能完全放松神经，才能真正地看清自己和过去。

千禧年，我时常逛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一次，忽然发现一本英文旧书，随便翻了翻，此书乃20世纪40年代末出版的，书名是The God from the West-A Biography of Frederick Townsend Ward.

我看了几眼，见书上有“Tai Ping Rebellion”等字眼，估计是和太平天国有关，但是，当时还没有想到“洋枪队”什么的，更没有想到Ward（现在多译为“沃德”或者“华德”）是“华尔”。我去过华尔街多次，理所当然地认为华尔的英译应该是Wall（似乎英美人罕有姓Wall的）。

忽然灵念一动，我想起刚才看到的英文旧书中有“Ever Victoriors Army”等词汇，恍然大悟，是“常胜军”的意思啊，Ward可能就是华尔。于是，我花八十法郎买下此书。

当时，我随便看了看这本书，觉得华尔这个人和从前印象中的“侵略者”“雇佣军”形象不同，在作者阿本德的笔下，华尔完全是个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救民于水火之中的“国际主义战士”。

为更进一步验证阿本德的说法，当时我还让一个在英国做交换学者的朋友弄来一大堆与太平天国有关的复印件。不久，由于忙碌和庸常的生活，这本有关华尔的书以及那一大堆太平天国资料，都被我忘却了。

《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二》中，有关华尔的记述，仅仅千字左右：

华尔，美国纽约人。尝为其国将弁，以罪废来上海，国人欲执之。会粤匪陷苏州，上海筹防，谋练精兵。苏松太道吴煦识其才，言于美领事，获免，以是德之，愿效力，俾领印度兵。既撤，自陈愿隶中国。

咸丰十年（1860年），粤匪陷松江，（吴）煦令募西兵数十为前驱；华人数百，半西服、半常装，从其后。华尔诫曰：“有进无止，止者斩！”

贼迎战，枪炮雨下，令伏，无一伤者。俄突起轰击之，百二十枪齐发，凡三发，毙贼数百。贼败入城，蹑之同入，巷战，斩黄衣贼数人。贼遁走，遂复松江，华尔亦被创。

先是（吴）煦与华尔约，城克，罄贼所有以予。至是入贼馆，空无所得，（吴煦）以五千金酬之。（吴煦）令守松江，又募练洋枪队五百，服装器械步伐皆效西人。

同治元年（1862年），贼又犯松江富林、塘桥，众数万，直逼城下。华尔以五百人御之，被围，乃分其众为数圆阵，阵五重，人四向，最内者平立，以次递俯，枪皆外指。

华尔居中吹角，一响众应，三发，死贼数百。逐北辰山，再被创，力疾与战，贼始退。遂会诸军捣敌营，杀守门者，争先入毁之。

是役也，以寡敌众，称奇捷。

时浦东贼踞高桥，逼上海，华尔约英法兵守海滨，而自率所部进击，贼大败，加四品翎顶。

会李鸿章帅师至沪，乃隶戏下，令立常胜军，益募兵三千俾教练，参将李恒嵩副之，饷倍发。

贼踞王家寺，（华尔）与英提督何伯等合攻。华尔贾勇先入，大斩虏首，进逼南翔，贼亦悉众轰拒，何伯负伤。华尔冒烟直进，立毁其营，生获八百余人，遂复嘉定。

规取青浦，华尔略东门，城溃；英法兵自西入，华尔为承。贼奔，争赴水死。

攻奉贤，法提督卜罗德遇害，诏赏貂皮彩绒，恤其家。

时（李）恒嵩扼赵屯港、四江口，屡失利，嘉、青复危。华尔方议直捣金山卫，闻败，还守青浦。而富林、泗泾又相继失，乃弃青浦，简壮士五百袭天马山，破之。入城挈守军出，并力守松江，登陴轰击两昼夜不绝，贼宵遁，围解。

官军图青浦，华尔攻南门，驾轮舶入濠，毁城十余丈，麾众登堞，贼斗且走，追败之白鹤江黄渡，复其城，晋副将衔，降敕褒赏。

俄伪慕王谭绍光复来犯，薄西门，与总兵黄翼升各军击之，贼溃，奔北岸，华尔毁其七营。逾月，会西兵再复嘉定。

其秋，贼十万复犯上海，华尔自松江倍道应赴，与诸军击却之。时宁波戒严，巡道史致谔乞援，（李）鸿章遣华尔偕往。

值广艇与法兵构衅，引贼寇新城，从姚北纡道犯慈谿。华尔约西兵驾轮舶三，一泊灌浦，一泊赭山，一自丈亭驶入太平桥、余姚四门镇，而自率军数百至半浦。

平旦薄城，方以远镜瞭敌，忽枪丸洞胸，遽踣地，舁回舟。余众悉力奋攻，贼启北门走。

华尔至郡城，犹能叱其下恤军事，越二日始卒。以中国章服敛，从其志也。（李）鸿章请于朝，优恤之，予宁波、松江建祠。初，丧归，（吴）煦检其箧，得金陵城图，贼所居处及城垣丈尺方位纤悉毕具，论者颇称其机密云。

华尔的全名是费雷德瑞克·汤森得·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1831年11月29日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萨勒姆镇。

华尔家境平平，既不穷也不富，其父为当地商船船主，其母中产阶级出身。少年时代，小华尔总爱乘坐或驾驶家里的快艇出海，养成了喜爱冒险、敢于进取的性格。

1847年初夏，年仅十五岁的华尔自纽约乘坐“汉密尔顿”号轮船到过中国，当时他的身份是“大副”（船长艾伦的妻子与华尔是亲戚）。此船的航行目的地是中国广东一带。

从中国回来后，华尔在大学短暂读了一年以后退学，并于1849年底与父亲一起坐船运了一群淘金客到旧金山。由于有一颗向往东方的心，1852年，华尔又乘船去了中国的上海，并在一艘名为“黄金捕手”的船上当大副。

之后，华尔运载一船中国苦力到墨西哥贩卖后，与当地的传奇式美国人沃克结识。此人一直试图用武力占据尼加拉瓜，而且一度几乎成功（他自封为“总统”）。在这位传奇人物手下干了一年多，华尔的主要任务是替沃克训练士兵。

1855年，华尔又在“东方号”船上作为大副去印度转了一圈。其间，发生了一件事情，尽显华尔卓越的领导能力和无与伦比的反应能力：

轮船快到加尔各答时，飓风来袭，水手们仓皇钻入舱中，谁也不愿意冒生命危险爬上桅杆把帆篷收起。这意味着，如果船翻，大家一块灭亡。

华尔急中生智，搬了一个火药桶，打开桶盖，高举火把，威吓说：“如果你们不服从命令，我就把船炸掉，大家现在就一起死！”水手们惶恐，无不俯首听命，终于在他的指挥下收起帆篷，轮船化险为夷。

从印度回国后的几年间，华尔行踪难考。

1859年秋，四处晃荡的华尔为了挣钱和寻找机会，再次乘船来到上海，并在一艘名为“孔夫子”的炮舰上工作。这艘美国船属于上海银钱业工会，原本用来为银庄护送银两。在此期间，华尔结识了中国金融家、“泰记钱庄”的经理杨启堂（杨坊）。

杨启堂是从广东到上海打拼的洋务通，他逐渐与华尔熟络起来。由于当时上海正处于被太平军进攻的前夕，中国官方和当地洋人都十分紧张。华尔抓住机会，与杨启堂等中国银庄的老板们达成协议，准备筹组一支完全由洋人组成的雇佣军，用来与太平军作战，“保卫”上海。

双方讲定，除每月一百至六百美元不等的固定工资外，华尔每攻下一个太平军占领的城镇，就可以得到从四万五千美元到十三万多美元不等的“赏金”。

当时的华尔正值而立之年，他说干就干，立刻选择了两个美国同胞当副手，一个是福瑞斯特，另一个是白齐文（此人的父亲曾是拿破仑手下的军官，是法裔美国人）。

由于上海附近有几百艘外国商船和军舰停靠，又听说美国人华尔高价招募部队，不少想趁机劫掠的水手以及英、法、美等国兵舰上的兵痞都前来加入。

华尔本人个子不高，一米七左右，头发乌黑，鼻梁笔挺，留有时髦的胡须，一副灵敏、活泼的典型美国人模样。

华尔组成军队后，身穿深蓝色长大衣，黑裤子，肩上没有军阶，戴一顶法国式平顶军帽，手持藤杖，一副统帅派头。

募集了三百多雇佣军后，华尔率这支纯洋人军队进攻太平军占领下的松江。

在松江，他一战成名，不是以胜利成名，而是以大败成名。三百多人的部队被太平军干掉近三分之二。雇佣军丢盔卸甲逃回上海，使得华尔很没面子，向他提供军火与薪饷支持的中国银行业商人们也很沮丧。至于上海滩的洋人们，皆将华尔当成笑柄。

华尔口才了得，准备再试锋芒。而上海危急的情势让人心惊，中国商人们只能再出银子让这个洋冒险家做第二次尝试。

华尔精心准备，派两位副手四处寻找能兵干将，花重金购买新式武器弹药，组织了一支五百多人的新“洋枪队”。这一次，人员组成不都是西方人，其中有二百多名菲律宾水手，这些人个个都不怕死。

华尔还购买了大量在当时威力很大的“臭瓦罐”（类似于手榴弹，爆炸时可散发煤气烟雾）。这坚定了他攻城的信心。于是，1860年7月16日，在汲取第一次进攻失败的教训后，华尔率领五百多雇佣军攻克松江城。一千多太平军抵抗不住，仓皇逃离。

松江之战，洋枪队虽然得胜，但损失也很惨重。由于太平军奋起抵抗，洋枪队打头阵的菲律宾人有近七十人被击毙，多人受伤。洋枪队打死近五百名太平军。

时为清朝参将的李恒嵩很狡猾，等洋大头们攻坚入城，确保自己安然无恙后，他方率清军“挺进”松江城。

华尔洋枪队此次大胜，其部下抢掠无数金银财宝。消息传出后，这个先前饱受讥笑的投机家顿时成为上海洋人、士兵以及水手眼中的偶像。特别是看见洋枪队士兵大包小包的“战利品”，成百上千的洋人、水手、逃兵纷纷前来，自告奋勇要为华尔“献身”。

清政府和上海商人兑现诺言，大赏华尔白银三万两。给士兵和将官按照等级分配后，华尔一人所得的白银价值，相当于十三万多美金。

这个昔日一文不名的美国穷光蛋，陡然暴富。

当时的上海，由四部分组成：上海县城位于黄浦江上游，城中有居民三十多万；相邻是法租界，由法兵守卫；再邻是英租界，由英军守卫；英租界旁边是美租界（即日后的“公共租界”）。由于太平军与清军在江南战事频繁，每日都有无数难民涌入上海地区。

乱哄哄之中，西方人在上海的常住民达三千多，英法士兵也有数百人。

华尔得意扬扬之际，由于上海的英国当局深恨他招募英国逃兵，便把他斥为骗子和海盗，和法国当局一起准备逮捕他。华尔只得待在自己的松江大本营，不去上海滩，精心筹划下一步对青浦的进攻。

经过新一轮招兵买马，华尔集结洋枪队，并事先与李恒嵩商量好，准备合攻青浦。

太平军在青浦有守军一万多，防守严密。而指挥太平军守城的，也是一位洋人——英国人萨维治，此人曾为英国皇家步兵团上尉，现加入太平军。对此，华尔一方一无所知。

1860年8月1日凌晨，华尔率水军，李恒嵩率一万多清兵走陆路，配合向青浦城发动进攻。

由于守城的英国人萨维治指挥有方，太平军又有从洋人手中购买的新式枪炮，本想突袭的洋枪队正好被太平军候个正着。一阵交锋之后，率先进攻的洋枪队二三百人被打死，华尔本人身受重伤，一颗子弹从他左下颚打入，又从右脸穿出，他连话都不能讲，满脸鲜血。

精明的清将李恒嵩只在距城很远处呐喊。

洋枪队大溃，无数枪械炮具被丢弃，如果不是副手福瑞斯特冒险救下华尔，华尔几乎当了太平军俘虏。

大败之下，华尔的残兵残将逃回松江城，紧闭城门喘息。他本人被送到上海疗伤，后感染上疟疾，几乎丧命。

战场方面，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自苏州出发，率大军扑向松江。由于防守得当，松江洋枪队大本营未陷，太平军转攻上海。

进军途中，身为太平军前驱的青浦英国指挥官萨维治中弹身亡，为太平军牺牲了。

洋枪队在白齐文指挥下再战青浦，结果中途遇伏，再遭惨败。

清政府与上海商会都很恼怒，断绝洋枪队银饷，华尔只得用自己第一次攻松江的奖金来维持军队运作。

李秀成因洋枪队进攻青浦，不得已之下，改变首先进攻上海的安排，掉转头救青浦。打败洋枪队后，太平军于8月12日收复松江，18日行至徐家汇，开始进攻上海的西门和南门。

早在7月10日，一直幻想与“洋兄弟”和好的李秀成向上海的洋人发出一函，即著名的《致英美法公使书》，内容如下：

顷接陆顺德来禀：

查照松江南门外大河中有洋船三五只，炮不绝声。上海城内有贵国兵勇助妖（清朝）坚守。虽不知所探确否而事宜详密。为此又致书前来，或无其事，固可据实示明；若有其情，亦当即日撤退。

盖本藩得与诸贵国连和，所有兵勇到时，自当严谕，不准侵犯贵国丝毫，而贵国又何必迟疑不信致启嫌隙也。

……倘分兵助妖（清朝），不是诸贵国，而是未通音问之四贵国，亦烦将本藩来书劝其一体联和，将来以便一体通敝致绌此而优彼，岂不妙甚。请诸贵（国）熟筹之，勿徇一时乞救之妖（清朝）情，而误终身通商之大事。

信中没有什么威胁字眼，李秀成只希望英法等国严守中立。同时，他也诱之以利，表示说，如果洋人与太平军配合，会把太平军全年关税“赏予”他们。

驻上海的英法军队指挥官当然不相信太平军。他们即刻与清军合力，从水陆两方猛击太平军。

李秀成对上海估计不足，带来攻城的人马不够多，三天后便黯然离去。此为太平军一攻上海城。

值得一提的是，英法联军在上海与清军一起拒抵太平军时，另一支队伍却在北京方面正向清廷发力进攻，咸丰皇帝被迫逃往热河（今河北承德）。很快，英法联军烧毁了圆明园，此即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高潮。

究其原因，前一年英法两国以会盟为借口，开炮舰到天津大沽口，不遵守清廷让他们在北塘登陆的约定，准备沿白河直开入北京。蒙古王爷僧格林沁在大沽来了个伏击战，杀得英法联军大败而去，故而引来日后这么一击。

僧格林沁当时击沉洋舰三艘，重创三艘，毙伤洋兵四百四十八人，而清军本身仅阵亡三十二人，实是中国近代史对外作战中前所未有之大捷。

上海城最危急时刻，冒险家华尔正在巴黎养伤。待他伤愈归来，上海局势大变。自北京得胜乘舰而归的英国海军将领何伯，施施然乘船至南京，与太平天国“讲价”，逼迫对方开放长江流域的茶叶和丝绸贸易，并要求西方人享有对上海周边三十英里（约四十八公里）范围的绝对自治权。

双方谈崩，何伯拂袖而归。回上海后，他与当地的法国海军将领卜罗德一起上报各自的政府，准备与清政府一道打击太平军。

在此，我们可回顾一下西方列强对太平天国的态度。

早在1853年太平军攻克武昌之后，出于自身的商业利益，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就向英国驻香港总督兼驻华全权大使文翰递送了一份秘密报告，希望英国政府尽快采取措施阻止太平军势力的扩大。

当今鞑靼王朝（即清王朝）正为中华帝国作殊死斗争，皇帝军一直表现无可否认的错误与怯弱性，除非叛军表现出更加严重的错误与更大的怯弱性，再不然，除非有外力援助，那么，这个王朝必然覆灭……这是唯一的结论……

其结果未必就会由另一个皇帝登上咸丰的宝座，可能性更大的，也是更为悲惨的结果，似乎倒是一个长期自相残杀的内战，以及由此而来的帝国的全部瓦解。所谓悲惨，无论就全国财富而论，或就与外强维持任何永久性商务关系而论，都是一样的。

向（荣）要求这儿的道台（吴健彰）派遣外国划艇（尽管这种船只还是由广东和福建水手驾驶的）上驶长江，开到南京上游皇帝军所选定的作战基地附近去。这件事情清清楚楚地说明了，对于皇帝军将军们可以给予任何援助，援助的兵力可以用到任何区域去，而叛军的进展也是极可能永久挡住的。

法国为了宣传天主教，英国为了两千五百万英镑左右的商业投资和每年约达九百万英镑的英印税收，是否把当前的时机看作一个机会，以无限制进出最僻远的禁区为条件，把皇帝从迫在眉睫的瓦解情势中援救出来，从而大大地扩张自己的活动领域，我是无从断言的。

不过，在这样一封机密文件里，或许我也不妨促请阁下注意，情况是何等的微妙，凭三四只轮船与兵舰，英国只要小有作为便会产生决定性的作用，独断自己的要求条款，其事是何等的轻而易举而又何等的确信无疑呵！

最后，根据我所得到的一切情报，我以为，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武装调停或武装干涉可否扩张我们利益的问题，而是不去及时地坚决地采取这类行动，则那些利益——商业的税收的——会不会被政治的解体和无政府状态所彻底毁掉的问题了，而只要及时行动，我们却又是有力量扭转这样局势的。

（《1853年2月26日阿礼国给文翰的报告》）

南京被太平军攻陷后，英国上海领事馆人员密迪乐也向阿礼国递交报告，表示清政府即将完蛋：

所有我得到的情报，都加强我此前已经说过的那个信念：叛乱运动乃是中国人民反抗满洲人继续统治——或者毋宁说是延长暴政——的一种民族运动。满洲人在帝国南半部的权力已被颠覆，一去不复返了。这个时候外国人站在清方去干涉其事只能有一个结果，就是无限期拖延敌对行动和无政府状态的时间；假如外国人不加干涉，很可能扬子江流域和南部各省很快就会归入一个纯粹汉人王朝的统治之下。按照民族的、古老的治国之道治理下去，成为一个内部坚强的国家。

(1853年3月26日密迪乐《上阿礼国领事书》）

但是，阿礼国、密迪乐等人只代表西方人的一种意见，还有不少人感到兴奋。

即使是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由于中国人的传统习俗以及朝野对洋人的仇视，西方人发现他们在中国根本获取不到先前想象中的那种巨额利润，商业拓展举步维艰。清朝官吏更是明助暗阻，使得洋人感到十分不爽。

南京太平天国“新”政权的出现，首先使西方教士们一时间奔走相告，兴奋莫名：在古老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个基督教教门兄弟建立的政权！

洪秀全方面也非常惦念同教门的“洋兄弟”。在占领南京的第二天，他就派人持信至广州，向各国公使递送公函示好。所以，英国驻华全权大使文翰亲自到访太平天国，法国、美国公使也不甘人后，纷纷到访这个看上去马上就要推翻清政府（至少与清政府平分秋色）的南京新政权。

可笑的是，东王杨秀清因胜利头脑发昏，仍旧以传统的“中央王朝”自居，在南京借故不见文翰，以自上而下的姿态给文翰送去一份“诰谕”，无外乎以下的自大内容：“尔海外英民不远万里而来，归顺我朝……深望尔等能随吾人勤事天王，以立功业，而报答天父之深恩。”

文翰是个极其务实的老牌帝国主义政客，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上报英国政府，表示太平天国在中国不可能成功，但为了更大限度地勒索清朝政府，英国应继续“中立”，以观事态发展：

在事态更为明朗化以前，参加任何一方都是为时过早的。

我看不出外国怎样能从根本上救助皇帝军。固然，为了英法两国在中国海的海军，无疑皇帝是可以重占南京和镇江的，但是这或许也并不是没有困难的。

因为，很明显的，皇帝军已如此丧魂落魄，我们要不在陆上也采取行动，那么就是外国火力把南京城墙轰开了，他们也会不敢进城，就是进了城，占领了，等到我们军舰从城下撤走以后，他们也不能守住南京城……

从任何观点看，中立乃最为切要的办法。因为如果我们援助现在的政府，而最后却是叛党成功了，那我们在中国的地位就极其狼狈了。

……就说给皇帝援助罢，那也必须是很大规模的援助，而如果叛党的势力广泛而迅速地扩张起来，人民大众又普遍地愿意拥戴他们为统治者，这种大规模的援助也是没有效果的，同时我们也不能达到目的。

花了大量的金钱，毫无效果，只不过面对叛党，把我们自己送上一个非常尴尬的地位而已（这还是最好的情况）。因此，我认为现在根本不必去谈和帝国政府缔结新约的事情。

我承认我看不出当前斗争有迅速结束之相，如果叛军占领北京，则将有多年的、不利我们商务的战争。但纵使如此，我也认为遇有适当机会和叛党协商时，我们从叛党手里所可获得的政治与商务利益，也大可超过皇党。

和叛党交涉，我们要对付一班新人，直到今天为止，就我们所知者而论，这批人并不像不向我们就范的样子。而和皇帝打交道，我们会发现他和从前一样傲慢自大，反对和我们扩张中外关系。

……

（1853年8月4日文翰写给克拉克敦的信）

1854年初，新任英国驻华公使包令接替文翰职位，他仍旧抱有英国人的审慎态度，不尽信文翰之言，派自己的儿子等人为使节出访南京。结果，这些英国人发现太平天国的王爷们怪力乱神不说，还妄自尊大。

与之相比，清政府虽然与英国等西方国家长期存有矛盾，但当时已经是个成熟的“正常”国家，知道怎样和西方人搞外交，而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则是一群根本不知道“文明”为何物的造反者。

从那以后，各国政策逐步向清政府一方倾斜。上海“小刀会”起事后，在上海的英、美、法首先明确立场，与清军协同作战。清政府对此大为满意，把海关管理权交予三国，以示投桃报李之意。紧接着，“天京事变”更坚定了洋人们的判断力：太平天国终不能成事。

于英国等老牌帝国主义而言，他们心中没有“信义”，只有“利益”。

在清朝军队与太平军在中国互杀消耗之际，1856年，英国人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首先炮轰广州，再次打开了中国的大门。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国军舰以有长江航行权为名，在南京城外的江面上巡游。太平军着慌，朝着英国炮舰一阵乱轰，双方互相射击，一向自大的洪秀全马上承认英国在长江上的航行权。由此，西方各国纷纷接踵开展炮舰外交，深入南京试探太平天国的底牌。

特别是1859年初夏洪秀全那位喝过洋墨水的族兄洪仁玕来天京后，太平天国与洋兄弟们确实度过了一段“蜜月期”。

好景不长，太平天国在1860年向上海的大进军，真正触动了西方各国在上海的实际利益。他们完全放弃“中立”立场，转而支持华尔的洋枪队，开始以武力与太平军相抗。

何伯与太平军交恶，同时他也十分厌恶华尔。听说华尔回到上海后，他立刻自率军队乘炮舰四艘直扑松江，把华尔及其手下的二十多位英国逃兵一道抓起来，押往上海。

洋枪队虽然厉害，但非常害怕何伯的坚船利炮，只能眼巴巴看着自己的“领导”被人逮走。

危急时刻，幸亏华尔的老朋友上海商人杨启堂有主意，他与上海道台吴煦开出一张盖有清廷大印的证明，递送英美方面，表示华尔是“大清子民”。

何伯本来已把华尔交给美国领事受审，罪名是华尔破坏美军在中国的中立行为，非法进行战争活动。

法庭之上，华尔忽然自称是“大清帝国臣民”，英美官员一时都愣住了。

泰记钱庄的办事员连忙递上一份发自北京清廷军机处的正式公文，上面明白写明大清皇帝“御批”此事（这份公文有可能是清朝巡抚薛焕收了杨启堂银子后伪造的）。

美国总领事很懂“依法行政”，他仔细看过中国官方文件后，只得宣布华尔无罪，当庭释放。

华尔高兴了没有十分钟，刚刚走出美国领事馆，就被英国兵再次逮捕，押到何伯的旗舰上。同时，何伯准备占领洋枪队的松江基地，想永久解决掉这支惹是生非的非法武装。

泰记钱庄的人与华尔都很着急，他们立刻指使白齐文等人率洋枪队撤出松江，指使李恒嵩率清军进入松江城。

英国兵已有近一千人逼近松江，见到清军旗帜后，怕重惹事端引发两国大战，只得悻悻退回上海。

不久，在泰记钱庄的帮助下，华尔传奇一般从防守森然的英国兵舰上跳水逃脱，得返松江城。

不久后，由于华尔亲笔给何伯写“道歉信”，答应不再诱引英国逃兵加入洋枪队，何伯逐渐改变了对这个美国青年冒险家的印象，并与他和他的助手进行会谈，商议共同对付太平军事宜。如此，华尔得到了英法军方的有力支持。

华尔善于总结失败经验，他不再只相信洋人和菲律宾水手的战斗力。在与副手白齐文和福瑞斯特商量后，他决定扩充兵源，并以中国士兵为主力。

最终，华尔的洋枪队初具劲旅规模，共有一千四百名中国兵勇，二百多菲律宾士兵，还有西方教官近百人。

华尔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是要适应“中国国情”，另一方面是从“经济”方面考虑——纯种的“洋兵”太费薪饷，招募十多个中国兵员的薪饷，原先只能招一个“洋兵”；而且如果数目太大，中国方面及银会组织不会答应。而且，不少外国逃兵和水手浪荡成性，战斗力很差。

不顾中方催促洋枪队出战，华尔耐心训练洋枪队新兵，并且对军事行动更加慎重，不再轻易冒险打无准备之仗。

为便于统领士众，华尔从清廷获得暂时的类似“上校”的任命。他委任白齐文和福瑞斯特为“少校”，像模像样地把“洋枪队”变成了一支“正规军”。到了1861年年底，华尔已经有信心邀请英国海军将军何伯亲临松江检阅他的手下。

这时的洋枪队，已经有两千多人的规模，不同“兵种”，各自统一着装，衣服华丽。中国兵穿深绿色紧身制服，为仿效西方制服，他们的衣服上还有绯红色饰带。中国“炮兵”穿浅蓝色军服。菲律宾士兵穿深蓝色兵衣，头包深绿头巾。军官军衔的高低可以从袖口条纹的多少加以识别。同时，华尔还设定了来年的军队夏装。

何伯见之大喜，立刻允许英军与太平军交战时正式接纳洋枪队为“友军”，并答应帮助华尔从英国购买最精良的武器装备。

何伯确实没有食言。他应华尔要求，从香港的英国兵工厂替洋枪队购进一千支新型来复枪、五千支在当时最先进的短枪以及两批野战炮。所有这些枪支弹药，完全按成本价卖给华尔。

从英法等国西方将领的角度看，华尔训练中国人为“洋枪队”确实是想他人所不能想。先前的清政府和太平军都只雇佣过西方将官帮助清军和太平军训练，从未想到过把中国人从思想到装束上彻底“改造”。

为了保证洋枪队士兵在战场上能彻底理解长官命令，华尔下令中国士兵学习简单的军事英文术语，并懂得听号声前进或后退。特别重要的是，针对当时城垣坚厚的太平军城镇，华尔有的放矢，特别看重炮兵训练，大大提高了大炮、野战炮的命中率和实际轰击效果。

由于华尔训练有素，洋枪队的战斗力远远高出清军正规军，大有以一当十之效。相比于太平军，也可一个顶六个。

其实，华尔的成功绝非偶然，足够的饷源，充足的弹药，保障到位的训练，优厚的待遇，严格的管理，足以训练出一支优良团队。

万事俱备，1862年初，正当华尔准备甩开膀子大干时，“国际”形势变化，差点打乱了他的全盘部署：

当时美国正在打“南北战争”，美国军舰在海上的一只英国船上截走了两位前往英国进行秘密外交的美国南方邦联官员，惹得英国震怒。英美两国一时间剑拔弩张，大有开战之势。

友谊无恒，利益永恒。

在上海的何伯与华尔的神经即刻紧张起来，只要双方政府一开打，他们在上海肯定也要为“祖国”血拼。在何伯秘密筹划俘夺中国沿海的美国船兵的同时，华尔也私下准备利用洋枪队士兵奇袭在上海停泊的英国军舰。正在双方准备互相暗中捅刀子之际，英美间的政治危机得以解决，美国政府向英国道歉，双方握手言和。

经过这次小插曲后，华尔开始了在中国的“大事业”。

1862年2月，华尔亲率一千多洋枪队员，在凌晨时分进袭上海附近的广富林太平军堡垒据点，打死近一千太平军，迫使其余七千多人逃往青浦。洋枪队方面，只损失十八名士兵，伤四十二人。

同时，洋枪队的攻势也使得正在进攻吴淞的太平军分神卸力。从1月7日开始，李秀成已经率大军从杭州出发，兵分五路杀向上海。仅几十天工夫，奉贤、川沙、南汇、金山等县均被攻下。

一直与华尔“合作”的清将李恒嵩又来了精神，忙向朝廷递折报功，说自己所率清军经过“激烈”战斗，杀死“长毛”三万多。

见太平军此次来势汹汹，在上海的西方人与清政府官员不敢怠慢。英国参赞巴夏礼与清朝苏松太道台吴煦经过紧急磋商后，联合成立了“中外会防局”，同时，他们加紧调兵遣将，准备迎接“暴风雨”。

原本在上海的英法军队总人数只有一千五百左右，但从2月份开始，英军九十九联队与重炮兵到来，不久英军驻天津的部队全军而来，戈登也在其中。如此一来，仅英军在上海就有近三千兵力，大炮二十多尊，底气十足。

太平军与洋枪队、英法联军的第二次上海较量，持续五个多月，可分为六次战役：2月24日高桥之战、4月4日王家寺之战、4月17日周浦之战、5月17日太仓之战、5月26日嘉定之战、6月9日青浦之战。

2月24日的高桥之战，乃华尔洋枪队的一次主动进攻战，目的地是太平军向上海推进途中的高桥。此次战役，不仅华尔亲率一千洋枪队，英国、法国也派近千人为左、右翼，一起进攻高桥的五千多太平军守军。

太平军包城为营图

在新式武器的优势以及强盛斗志下，洋枪队与英法联军把高桥太平军守军打得惨败，战况只能用“大屠杀”来形容。而华尔洋枪队奇迹般地只战死七人，伤三十二人，英军死一人，法军丝毫无损。

上海的清政府当局来了精神，在闹市把华尔送去的两百多太平军俘虏当众砍头。

华尔乘胜率军向距上海六十多里的萧塘太平军发起了猛烈攻击，打死太平军七八百人，生俘近四百人。洋枪队只损失十名士兵，但华尔副手白齐文肚子上受到严重的刀伤。

经广富林、高桥、萧塘的三次大胜，清廷（慈禧以同治皇帝名义）授予华尔“副将”衔，四品顶戴。同时，清廷正式命名华尔的洋枪队为“常胜军”。

升官发财之余，泰记钱号的老板杨启堂把女儿嫁给了这位“大清”名将，华尔一下子成为中国女婿。

在享受新婚宴尔鱼水之欢的同时，华尔仍旧心系战事，决意要“报效”大清和英法联军，想把上海周围三十英里（约四十八公里）以内的太平军全部驱逐出去，确保上海的安全。

由于华尔表现出众，何伯甚至下令把一千多英国大兵调给华尔这个从前他心目中的“流氓”指挥。

太平军接连失败后，李秀成意识到华尔“常胜军”对自己军队的威胁，就想攻取常胜军老巢松江。但要取松江，必先在松江与上海之间打个楔子，攻取七宝、泗泾两处，然后合力取松江。这种步步为营、以守代攻的战略，从前可以，现在遇到了锐气正盛的华尔洋枪队，难免处于被动。

结果，4月4日，华尔和英将何伯、法将卜罗德约五千人汇集，携大炮进攻王家寺的太平军营垒。新式大炮威力巨大，太平军不敌，被打死近五百名士兵，近千人被俘，王家寺阵地最终为洋枪队与英法联军所得。

英国将军何伯在此战中负伤，小腿肚子挨了一枪。

4月17日，“常胜军”与英法联军进行突袭，把屯结在青浦的太平军堡垒攻克，杀掉六百多人，生俘三百多人。

青浦大胜后，七宝城落入华尔手中，得胜的“联军”露出暴徒嘴脸，大肆洗劫，全城为之一空。这些人挨家挨户搜掠，个个变成了大富翁，太平军在此地的银库，此时也为华尔所拥有。

得胜得财之余，华尔气焰更盛。4月30日，常胜军与英法联军水陆并进，又有李鹤章（李鸿章之弟）率淮军四千人助战，齐攻重城嘉定。太平军守军不支，溃败，共有三千多人被杀，近两千人被俘，其余狼狈遁逃。(www.daowen.com)

嘉定是太平军的一个重要据点，他们撤退时弃留几十万两白银和数千匹战马，军械辎重到处都是。至此，常胜军又有一大笔钱财进账。

5月12日，常胜军、联军在用大炮猛轰青浦城后，呐喊着冲杀入城。虽然城中有两万多太平军守军，仍旧支撑不住，五六千人被杀，数千人脱下军装逃跑，数千人被活捉。

由于南桥复为太平军所据，英法联军忙于5月16日回军，华尔在交代士兵经营青浦后，也回到南桥，与英法联军一起攻城。一直在战役中鲜有伤亡的法国军队，此次有近四十人被杀，总指挥卜罗德胸膛正中一弹，当场身亡。

攻克南桥后，“悲愤”欲绝的法国兵丧失人性，不仅对缴械的太平军大肆屠杀，连南桥的普通居民也不放过。

5月20日，常胜军攻克柘林镇，杀红眼的联军士兵们在此又展开一轮大屠杀。

依据从前与清朝政府、上海地方商会的约定，华尔一个人获得的赏银就高达近百万两白银，他都存放于岳父杨启堂的泰记钱庄中。

英法联军与常胜军连胜而骄。李秀成本人改变了战术，继太仓一战歼灭清军五千余人后，他分别发军猛攻嘉定、宝山、吴淞、青浦。

嘉定城只有几百名英法士兵，英美联军慌忙去救援，在南翔遭到太平军伏击，损失不小。嘉定的英法军队知道太平军势大，焚城后逃跑。代替被罢免江苏巡抚薛焕职务的李鸿章善于和洋人沟通，双方商定配合行动。

在李秀成的指挥下，太平军听王陈炳文和纳王郜永宽占领了泗泾，直扑青浦，李秀成本人率兵围淞江。英法联军、常胜军、清政府军难挽颓势。

5月底，太平军慕王谭绍光率军攻克青浦，活捉了华尔的副手福瑞斯特。华尔自提兵来救，结果在城外被打得大败，狼狈遁走，一千多常胜军被太平军消灭。

经此一战，英法联军与常胜军的自信心大挫。连曾国藩都在奏折中对洋人不屑地加以指斥：“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

连连克捷之下，加上二十万左右的优势兵力，太平军已经逼至虹桥、漕河镇、法华镇、徐家汇等处，上海似乎可被一举拿下。

英法联军见势不妙，迅速回撤至上海进行龟缩式防守，同时急忙宣布“中立”，表示不再加入上海城周围三十英里（约四十八公里）以外与太平军之间的军事行动，但在暗中，仍旧向华尔常胜军提供武器弹药装备以及人力支持。

6月18日，李秀成遭遇李鸿章所指挥的军队，在徐家汇、新桥、虹桥等地接连受挫，只得放弃已经占领的广富林、泗泾等地退回苏州，留慕王谭绍光率少数军队留守嘉定、青浦、太仓等城。

上海城唾手可得之际，李秀成忽然在遭遇小挫折后弃而不攻，最大的原因在于曾国藩围攻天京，洪秀全逼催李秀成回援，最终使他功败垂成，不得已先转回去解天京之围。

李鸿章任江苏巡抚之后，非常重视华尔的常胜军，为他提供一切便利扩充部伍。为此，华尔的洋枪队规模渐宏，共有五个团步兵，一团狙击枪兵，四个重炮中队以及两个野战炮中队。

常胜军装备特别先进，有滑膛毛瑟枪、来复枪、安菲尔来复枪、山炮、榴弹炮、臼炮以及威力巨大的八寸（约27厘米）口径的大炮。除此以外，华尔手下还拥有三十多艘铁甲汽轮和三百多艘轻便炮船。

上海不仅仅是华尔的“福地”，也是李鸿章的“福地”。这位同样儒臣起家的李大人，在安徽被太平军打得丢盔卸甲，到了上海后却从胜利走向胜利。他最成功的谋划，一是抚用华尔这种“客将”，二是“以沪平吴”。

李鸿章深知纵横捭阖之道，在与洋人交往中“先疏后亲”。虽然他心中认为华尔是“蠢然一物”，但为了借助华尔（后来是戈登）的兵力，仍旧倾力笼络，最终使其成为自己手中的最大王牌。而后，当苏常地区落入淮军之手后，李鸿章借故解散了“常胜军”（也有戈登本人“厚道”的原因）。

对此，连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都不得不佩服，认为他“驾驭洋将擒纵在手，有鞭挞龙蛇视若婴儿之风”。

于李秀成而言，上海成为他本人乃至太平天国全盘皆输的“劫子”。输了这一着，牵动全局，最终输掉整盘棋。

在华尔的请求下，李鸿章用一百万发弹药、数百枪械以及十箱上好鸦片把华尔的副手福瑞斯特从太平军手中赎了出来。

见老朋友转危为安，华尔心定，便于1862年8月8日率面貌一新的常胜军重新杀向被太平军占领的青浦。

经过血战，青浦被常胜军攻克，华尔手下虽然伤亡达数百人，但成绩大得惊人：俘获一万多名太平军士兵和军官，打死数千人。

这次配合华尔进攻青浦的不再是李恒嵩，他已经被李鸿章撤职，代之以太平军降将程学启。程学启特别仇恨昔日的老战友，马上依照李鸿章的指示，在城内砍下了三百多太平军中下级军官的脑袋。

青浦一失，意味着上海地区太平军势力的全面败退，只有嘉定仍在太平军手中，但也只能盘踞固守而已。

1862年秋天，善于利用洋人的李鸿章和华尔细商军事，准备出援浙江。泰记钱庄等商户对此严重不满，嚷嚷说他们出钱支持常胜军是用来保卫上海的。富不敌贵，谁又敢招惹李鸿章巡抚呢，商人们只能在小圈子里发牢骚大骂而已。

华尔派副手福瑞斯特率千余兵士出发，准备进攻余姚和慈溪。

大约在同一时间，法国人伯勒东有样学样，在浙江巡抚左宗棠的支持下，组成一支中法联军，即日后的“常捷军”。当时这支队伍仅五百多中国士兵，军官皆为英法等国的人。

华尔本人在1862年9月20日抵达宁波附近。他先指挥部队攻克离宁波仅二十多里的余姚，然后追击太平军残军至慈溪。

在慈溪城外，不顾枪林弹雨，华尔悠闲站立，口中叼着一支吕宋烟，手舞藤杖，指挥士兵进攻。忽然之间，华尔高叫一声：“我被打中了！”挣扎几下，摔倒在地。

有关他的受伤，记述很多，有的说他是被子弹所伤，有的说他是被枪霰弹炸出的铅块所伤。

华尔受重伤消息传出，常胜军“化悲痛为力量”，奋不顾身，肉搏攻城，最终杀掉慈溪城内所有的七千多太平军。

子弹（或铅块）从华尔小腹穿入，一直透至其背脊处，把这位战神几乎完全打穿。弥留之际，华尔挣扎着口述遗嘱，交代他名下近二十万两银子的分配：五万给他的中国妻子杨章妹，其余的由他的弟弟妹妹平分。

痛苦挣扎了十几个小时，这位美国冒险家终于呼出了最后一口气，结束了一个“东方传奇”。

华尔死后，其手下军官开始瓜分他的财产。中国政府和他的老丈人杨启堂的泰记均不承认欠款和存款。而华尔曾经下大气力用重金从太平军手中赎回的副手福瑞斯特，盗走了他军装口袋中的私人账本，以此向泰记勒索了几万两银子塞进自己的腰包。

美国政府一直就华尔遗产与清政府交涉，均无结果。1894年，大清国重臣李鸿章到纽约访问，华尔弟媳向他索要华尔的遗产，李中堂为了帝国的面子，答应“妥善解决”，最终连续付出了三十多万美元的巨款给华尔亲属。

华尔父亲逝于华尔去世后的第三年（1865年），他的妻子杨章妹逝于1863年，弟弟逝于1867年，最终得到华尔遗产最大一笔的是华尔的弟媳。其实，这个女人当时已经再婚，不再是华尔夫人而是亚密登夫人。

虽然华尔的遗产百费周折，但清政府给予了他隆重的葬礼，并在松江为他建立专门的纪念祠堂。

全部常胜军士兵穿重孝列队出席葬礼。在华尔神主牌位的正上面悬一块巨匾，上书“同仇敌忾”，左右一副对联：海外奇男，万里勋名留碧血；云间福地，千秋庙貌表丹心。此情此语，耐人寻味。

华尔祠堂在清朝灭亡后曾经衰败，无人打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一群美国兵崇拜华尔，对祠堂加以修复，自此每年都会有美国人在美国南北战争士兵阵亡纪念日这天到松江扫墓。

“珍珠港事件”后，日本人摧毁了祠堂设施，并将其用作兵营。日本投降后，美国牧师发现华尔坟墓还在，但周围松柏皆已被日本人砍去当柴烧了……

至此，笔者交代一下常胜军在华尔死后的情况，主要是讲一讲白齐文和戈登。

华尔死后，其副手白齐文接任“常胜军”统领。此人上任后就搞僵了与李鸿章的关系，并与清将程学启闹出不少矛盾。特别可笑的是，为了士兵的饷银问题，白齐文竟然带了一大队士兵从松江冲到上海泰记，把杨启堂臭揍一顿，抢走一大笔银子。

手下打老板，这下可让李鸿章抓住了他的大把柄。李巡抚以大清国官员名义，正式派人送公文到美国领事馆，要求他们“处理”白齐文。

无奈之余，美国人只得通知白齐文“走人”，因为从名义上讲，“常胜军”是大清帝国的“常胜军”。而后，白齐文的位置由英国海军上尉奥伦暂代。其实，这也可以看出美英两国对这支军队控制权的此消彼长。

奥伦指挥不力，常胜军在进攻太仓的太平军时一败涂地，于是英国政府下令由英国皇家陆路工程兵戈登上校接管常胜军。

白齐文被撤职后，怨毒满腹。这位有华尔之勇而无华尔之谋的美国人前往北京“诉冤”未果，便在上海招募了外国流氓一百多人，暗中与苏州的太平军慕王谭绍光联系，出人意料地投靠了太平军。

在这帮洋人的帮助下，太平军向驻军于夹浦的戈登常胜军发动猛攻，一时间打得常胜军十分狼狈，只能死守。

白齐文狂妄之余，与戈登秘密晤谈，提出一个“伟大”计划：二人联手，组织两万兵马，先夺取大城市苏州，把太平军与清军皆清除出去，然后直杀北京，推翻大清国。

戈登本人是个具有良好素养的职业军人，当然拒绝了这个建议。

不久，由于时局变化，首鼠两端的白齐文见势不妙，暗中与戈登联系，表示他要率那帮洋人脱离太平军。结果，其中一伙洋人先逃，并把白齐文出卖，他本人与另外一些洋人仍在太平军手中。

戈登送大笔礼物给太平军慕王谭绍光，把白齐文赎出来，送回上海。美国驻上海领事应戈登所请，没有逮捕这个“叛徒”，但警告他立刻离开中国。

白齐文灰溜溜地跑到日本横滨，想介入当地长州藩等处的内部争斗。1865年，白齐文耐不住对中国的“思慕”，乘船返回上海，继而搭船到厦门，想去漳州与太平天国残军会合。

清朝当局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刻派人把这个“祸头”逮捕，送至福州监禁。美国领事要求福州当局“引渡”他，被清政府拒绝，白齐文由福州当局派人押往江苏准备接受审讯。

估计是李鸿章授意，不久美国方面接到报告，说白齐文所乘之船在浙江兰溪行驶途中遇风沉没，白齐文被淹死了。

美国领事闻此也大松一口气，庆幸李鸿章聪明，没再使美中关系因白齐文事件出现新的麻烦。对于美国人来讲，这个“法国人”（白齐文是法裔美国人）确实是个烫手山芋。

交代完白齐文，再说戈登。

戈登于1833年出生。1852年军校毕业后，他进入英国皇家陆军，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1854年，他曾经参加克里米亚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后，他于1860年到达天津，并在日记中猛烈表达了对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行径的不满。

华尔去世后，戈登被任命为常胜军的统领。由于他带兵有方，在太仓、昆山等地，常胜军与清军并肩作战，多次大胜。

与华尔相同，这位英国绅士临阵指挥时从不带武器，只是手中挥舞一根藤杖；与华尔不同的是，戈登严禁常胜军士兵劫掠，在军中实行严刑峻法。

时间一久，李鸿章在财政上大感压力，加上戈登对淮军多有指责，李鸿章在欣赏戈登“高尚情操”的同时，内心十分厌恶他的“不知变通”。

1863年，在常胜军和清军的强大压力下，太平军的纳王郜永宽等人在与戈登约降后，杀掉慕王谭绍光，集体向清军投降。戈登很高兴，入城与纳王等诸王会谈后，劝这些人去见李鸿章正式进行投降仪式。

没料到，李鸿章以纳王等人不剃头、持械以及怕他们诈降为由，把太平军纳王等八个人当场砍了头。李鸿章这招真毒，背信弃义杀人不说，也不顾及仍在苏州城内纳王叔父家做客的戈登的死活。

当时苏州城内还有不少武装的太平军士兵，在诸王消息未被证实前，几百名太平军团团包围了戈登。

幸亏戈登身边陪同的中国翻译机智，他对太平军士兵讲情，表示只要留戈登一命，可以保证他们这些人的生命安全。经过一番周折，戈登终于脱险。

戈登得知太平军几个降王被集体处决的消息后，气愤至极，发狂一样寻找李鸿章，想和他“决斗”。李鸿章老奸巨猾，想方设法避开戈登不见。

戈登回到常胜军大营，愤怒地表示要解散洋枪队，但英国公使不同意。李鸿章认定洋人个个爱钱，上奏皇帝后，赏赐戈登本人“黄马褂”一件，纯金奖章一枚，白银一万两。岂料，戈登拒绝受奖，在英方劝说下，最终只勉强接受了奖章和“黄马褂”。

从这一点看，戈登和华尔完全是两路人。

从1862年开始，以罗孝全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完全放弃了对“太平天国”教门兄弟的幻想，开始诅咒这些人为“邪恶盗匪”，英国人自咸丰皇帝死（1861年8月22日）后与洋务派首脑恭亲王奕相谈甚欢，更加坚定地站在大清政府一边。

接下来，戈登继续率领常胜军参与对太平军的战斗。金坛一战，他本人腿部中弹受伤，多次险些阵亡。常州被攻陷后，太平军护王陈坤书以及数千兵将被杀。

至此，“常胜军”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为太平天国真正占有的大城市只有南京，曾氏兄弟不可能让外国人参与攻占这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城市而瓜分湘军的功劳。

李鸿章方面，更觉常胜军方面的军饷开支浩大，就与英国政府协商解散常胜军。

城上板屋图

戈登接到命令后，没有丝毫犹豫，以休假为由返回英国。离开之前，他还向英国以及清政府建议，一定要在发放大笔赏金后，及时解散常胜军，以免士兵因缺饷叛变或闹事。

1864年6月1日，常胜军的三千多军官和士兵均得到该得的大笔赏金，全军解散，武器归公。至此，常胜军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戈登本人，也被清政府赐封“提督”，以示荣宠。

临行前，戈登满怀深情地与中国战友作别，说：“中国人民耐劳易使，果能训练有方，贵国自可转弱为强！”

常胜军虽然解散，但它对李鸿章的影响无比巨大。因为“常胜军”最精锐的六百人炮队、三百人枪队以及轮机手数十人（包括十多个洋教官）都归入淮军，李鸿章开始了他“练兵练器”的军队自强之路。

李鸿章认为：“中国的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特别是李鸿章看到李秀成部太平军大量使用洋枪后，更让他大为震动，深恐洋人为私所使，不断大量向太平军出售新式军火。于是，他大力发展军事工业，并牢牢握住军火销售和制造的控制权。

连西方最先进的32磅、68磅大炸炮也装备于淮军之中，并先后设置“洋炮局”“炸弹三局”等附属于淮军的军械所，土洋并举，力图在军事上自强。

在大量购买、制造新式武器的同时，李鸿章还特别注意练兵，甚至不惜高薪聘用洋教头，让其从刘铭传的“铭”字营开始，教习洋火器。

经过一系列精心准备，本为湘军一个附属支系的淮军发展迅速。比如，五百人的一个营级建制，就有枪三百二十杆。同时，淮军共有六个独立炮营，配备有当时最先进的新式开花炮。与淮军相比，李秀成等人的太平军仅有洋枪，极其缺少洋炮这样的重武器。

以此为恃，李鸿章一步一个脚印，逐步实现了“以沪平吴”，最终迫使太平军从进攻转为防御。清朝军队重新夺取了苏常财税重地，使南京东南方向完全暴露于清军的攻击之下。

太平军陷入被湘军、淮军夹击的窘境。

1881年，英国殖民地苏丹爆发伊斯兰教徒马赫迪起义。马赫迪大军经过三年多攻城陷地，直扑首府喀土穆。

英国政府惊惶之余，任命已于1879年回国的戈登为苏丹总督，让他重回喀土穆，以求力挽颓势。1884年2月，戈登重返苏丹。

仅仅过了一个月，十万马赫迪大军团团包围了喀土穆。经过数月的浴血战斗，缺粮少兵的喀土穆终于被马赫迪的伊斯兰军攻陷，戈登勃勃不屈，在总督府持刀力战。最终，数百根伊斯兰长矛，把这位昔日的常胜军统领钉死在苏丹的红土地上。

闻知戈登死讯，清朝政府立刻派人去英国领事馆隆重吊唁。

我老家天津“金融街”解放北路的市政府大楼，其原址即为“戈登堂”。

1890年，戈登死后五年，英国租界当局在当时天津的“维多利亚道”修筑了一座英国中古时期风格的青砖建筑，来纪念他们这位名扬世界的英雄。

对于中国清朝政府来讲，戈登不仅帮助镇压过“太平天国”，他还在1880年应李鸿章之邀来过中国，帮助清政府联合英法等国，抵制俄国的《里瓦几亚条约》。

在当时，戈登堂为天津最宏伟的建筑，比利顺德大饭店还要高。1976年天津地震时，戈登堂受毁严重，拆毁后在原地建起了新的政府大楼。其原有建筑，仅存侧后小小一角，现在很少有人知道这个“遗迹”。

附件：《天京游记》（节选）

说明：此书作者为富礼赐。富礼赐是上海英国领事馆的翻译官，此文刊载于1861年6月29日的《北华捷报》。这一“游记”详细记述了富礼赐的所见所闻，诸如“天王府的奢侈宏丽与门前到处是太平军行秽痰迹的鲜明对比，太平天国赞王办公场所的古怪，李秀成之弟满臂的金银镯子以及天国王爷醇酒美人的奢华享受……所有这些，无不透露了太平天国高层的狭隘封闭和腐化堕落。富礼赐的天京见闻刊出后，西方各国更坚定了太平天国终不能成事的看法。此文对马克思的影响也很大，由此他展开了对太平天国激烈的抨击。

城外景象

……

南门桥像往日那样熙熙攘攘，有很多吵嚷的士兵、小贩和妇女，当然还有数不清的小男孩。

在一阵锣鼓声中，几十名身穿杂色衣服的士兵骑着马，手里举着鲜艳的大绸旗，列队行进，这就告诉你有一位首领要进城了。他身穿耀眼的红绸袍，靴上满是绣纹，头戴黄绸帽，手里拿着一柄巨大的仿照外国式样的三色绸伞。

两名侍童跟在后面，衣着粗陋，看上去很疲倦、很肮脏。其中一个人拿着首领的双铳枪，枪装在一个大小合适、饰有黑穗的红色绒套里，只有枪机露在外面，这样既可以备用，又可以避免生锈。另一名小家伙拿着一柄有很多银饰的日本剑和一根竹棍。

如果这柄剑不仅在战场上大出风头，而且还杀过不听话的士兵和人民，那我是不会惊异的，因为这位首领是个相貌凶暴的家伙，显然是不可轻慢的。他从苏州来，在琉璃塔附近卖给一名商人一些宝石。奇怪的是，他的宝石都是妇女服装上的装饰品，它们是怎样到他手里的？

……

过了这所常常是肮脏而又黑暗的大堂，穿过几道走廊——有一男童正在其中的一道走廊烧茶，那是将要献给你喝的——来到一所大客厅，你向代理首相阁下、赞王之子赞嗣君鞠躬。

如果你是一位传教士，他会露出微笑相迎，因为那时他能给你讲天王升天的历史；如果你是一名官员，他会皱起眉头，用最令人可笑的冷面孔来显示他的尊严，然后微张其大嘴，露出微笑，以示他尽管庄严，但仍有极大的同情心。

他的服饰显得很华贵。头戴一顶称为龙冠的镀金物件。它是用硬纸板制成，镀金，镶有琥珀珍珠，顶端缀一小鸟。除此之外，我难以对它再做什么描述。这顶王冠在举行大典时使用。

平常戴的一顶便帽，形状介于主教法冠和旧式小丑帽之间，帽上写有主人的官衔。它镀金较少，彩绘较多，自然谈不上好看。

他身穿一件绣花黄缎长袍，绣有龙、日、月、星和各种奇怪的东西，黄色的裤子和靴子也都是绣花的。

有一次，他不得不有些匆忙和勉强地会见几个外国人，会见时他要取一些文件或印章，但他看上去不能离座，他的座位是一张覆有绣花布的大桌子。你无法看见桌子下面。

根据赞嗣君阁下坚持坐在椅子上的那种古怪神态，西方兄弟们窃窃私语，胡乱猜想他是忘了穿裤子。

他面目可憎，令人不快。其容貌正是青年人虚耗过甚的样子，你会以为他（而不是他的父亲赞王）快要死了。他和其他我们所见过的任何人一样，会说谎话；的确，除非不得已，他从不说真话。

在处理公务上，他完全是个孩子，得把他作为孩子来对待。常有一名师傅跟着他，给他当顾问。在座的其余几位军官是四名城防官，他们还算得上是聪明人，我一有时间就去他们府中喝茶。在座的还有水师大提督，他会告诉你他的战船在苏州，在汉口，或者在别的什么地方，只是不在南京。

他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是慢条斯理的，其食量之大令人惊讶。他在旱西门附近有一所很大的宅邸。有一天，我曾从一个小孔穴偷看他的内宅，见有一些很美丽的妇女。其余在座的是些无足轻重的人，他们只是为了向外国人显示国务大臣的排场而出席的。

在我正在办一件小事的当儿，我的朋友，你愿环顾一下这个房间吗？房顶的橡木都漆成蓝、红、金诸色，木柱有奇特的柱头。英国国会下院的回廊里是不会有这房间墙壁上的彩画的，因为画面上的树木是红色的，墙是黄色的，房屋则是绿色的。

景象的远近比例也有些小毛病。树上的雉鸡大了五倍，同大院的主人一般大，而大院高出山脉五十英里（约八十公里）；船也大得可怕，画家试图让这些船通过一座看上去摇摇晃晃的桥，如果这样，要么船被撞毁，要么桥被撞倒。但不要介意，这间大厅里的每一块墙板上都有图画，这远比挂满可怕的绸缎对联要好得多。

我们所坐的椅子以前都是咸丰皇帝的总督的家私；如果你询问，对方会说物主的转移都是上帝的旨意。椅上都铺有绣缎，并不使人感到不适。各种桌子上都摆着种有美丽花卉的盆景。其中的一盆约一英尺（约0.3米）高，满是鲜艳的黄花，旁边是一株可爱的桃树，接着是两朵山茶花和其他我不认识的花。每次我来到这里，见到桌上的花卉都换成了新的。

大厅之前是一个小庭院，经一条甬道和一道石灰石构成的桥，便是一间小餐厅。如果我受到赞嗣君的邀请，就能在那里饱餐一顿，品尝海餐、竹笋、带有臭味的猪肉和其他美味。

另外，为了保持他自以为庄严的那种姿态，这个不幸的人在办公时把自己弄得极不舒适，现在他脱下了袍冠，坐下来带着微笑就餐。他会十分和蔼可亲地谈上个把小时，为没有酒来招待你而表示歉意——天国是没有人饮酒的。

可怜的人，我不想诽谤他，但他付款买了杜松子酒的事该怎么说？至于天国的禁酒主义，就在昨天，我在附近的一名官员住处就喝足了称为“天酒”的酒；更有甚者，城内已在酿造这种酒。

天王宫殿

现在我们漫步走向天王洪秀全的宫殿。我们不能进去，但从外面可以看到很多东西。王宫的面积很大，围有四十英尺（约十二米）高的厚实黄墙。你可以看见里面黄色和绿色的屋瓦，还有一对典雅的亭子，但大部分的建筑被围墙挡住，好奇的来访者看不到它们。

王宫的工程仅完成了一半，竣工后的占地面积将比现在扩展一倍，但天知道天王可爱的臣民何时才能完成这项计划，因为只有十多名工匠在懒散地工作着，远不足以使场地保持清洁。

王宫附近的一所破棚里有一艘奇怪的船，形状像一条头很大的龙。它已快破朽了，但显然曾因涂金彩绘而显得富丽堂皇。这就是“圣龙船”，陛下曾乘坐它从汉阳沿扬子江而下，包围并夺取了南京。它曾被保存在围墙内，现在被移了出来，再也没有人去理会它了。

距离大门口约三百码（约二百七十五米）处有一面巨大的黄色照壁，上面画着龙，刻意表现出龙的凶猛形象。天王本人的奇异告示就张挂在照壁上。瞧，它们就是，均由天王亲自用朱砂写在黄缎上，字迹散乱难看。天王写这些文告是孜孜不倦的，从中可以发现人们所能想象的最令人吃惊和最臭名昭著的渎神的言辞。我曾看到半个照壁都布满了黄缎，不知道这些缎是从哪里来的。

在你面前是一个奇妙高大的门，虽然还没有完工，但已重彩装饰，就它的风格来讲是很漂亮的。大门由许多涂红抹金的柱支撑，门顶由木雕构件巧妙地连接在一起，和我们在广州衙门里所看到的一样。

过了这个大门和外门，经过一段由彩柱支撑着顶盖的走廊，你便来到雄伟的宫门。廊顶雕饰有大小不等、姿态各异的龙，它们或食日，或追捕巨虾。

被彩绘和漆金装饰得既华丽又粗俗的大门上，有一块写着“真神圣天门”的匾额，门的两旁各有一面大鼓，你如去敲打它，就会造成极大的惊恐。

内室的每一面都挂有用丝绳吊着的彩灯，灯须很美，正中央挂着一盏漂亮的大玻璃灯，它原是苏州何桂清衙门里的用品。

圣天门右边有一块地方，里面放着桌椅，天兵们在这里随意坐卧，姿态很不雅观。外国人的到来并没有引起他们多少注意。有一位年老的守门人告诉我，他照看过天王——当时是广州附近农村里的一名穷苦孩子。他很有礼貌地请你坐下喝茶。你已不能再往里进入天王宫，并且已走了好长时间，最好接受他的邀请休息一下。

这里有一幅“太平天国万岁全图”。这真是一份令人发笑的文件，或者你称它什么都行。图中有一大块差不多是方形的土地，四周是海洋，这就是中国；另有一个大方块，明显的四面有墙，这就是天京。地图上没有香港，日本只是一小点，在我认为应该是北京所在的部位也找不到北京。西北方有两个小岛，叫英吉利和法兰西。

我想，其他欧洲各国已被“天条”征服了，除中国以外的整个亚洲可能已被“龙”所吞没。

到处漆金涂红，灯旗攒簇，你可以想象这构成了一幅十分壮观的画面。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每一件东西都相当肮脏，镀金之处很快就被手汗、灰尘和雨水所污而盖上一层棕色。红、蓝、白、绿各色也涂得很糟，好像就要混在一起。画在天花板上的龙除非重新装饰，否则要不了多久就会看不清了。

地上满是痰迹和污物。懒散闲逛着的天兵们蓬头垢面，衣衫褴褛。虽然是在天王宫，你在周围仍能看到断垣残壁，看上去满目凄凉，这不能不使你感到你是身处一个人类堕落和欺诈的庞大体系的中心。

现在，鼓声、钹声和锣声骤起，还混杂着爆竹声和歪着脖子使劲吹奏的乐师们奏出的刺耳笛声，一片嘈杂，这是天王正在进膳，噪声一直持续到天王用膳完毕。

此前不久，圣门半开，一些样子可怜的妇女带着盘、筷和其他御膳用品进进出出。这些用品大都是金制的。从送进去的馔肴的外表来看，我敢肯定御膳的味道跟吃卷心菜差不多。

虽然我们不能进入王宫，但可以听到宫外的人对我们讲述宫里的荣华。天王陛下今年五十一岁，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他永远不会死，但当他厌倦尘世事务时，会有一辆龙车降下，接他升天。

他已多次见过全能的上帝，据他的诏旨说，这种殊荣新近已扩大到他的妻子——但我不能告诉你究竟是他一百零八位妻子中的哪一位，或许是幼主的生母吧！宫内（除了他）只许女子居住，据说大约一千名。她们会说些什么？

陛下有一顶重达八斤的金冠，一串差不多重量的有雕饰的金项链。他的绣金袍上饰有若干小金块，形状很像外国的纽扣，可能就是仿照外国的。他坐一个涂金的物件，称作“圣龙车”，由女侍牵拉，从内宫到大殿，然后升座临朝，接受大臣们的祈祷和谀颂。

他的儿子通常也在座，但据说是个病弱的年轻人。

天王很勤奋，亲自写一批批的文告，阅读并批复各王的奏章，并有洞察政务的锐利眼光。我不是传教士，因而只能对他提出一种世俗的看法，但这种看法是强有力和有根据的，这就是天王的基督教仅仅是一个狂人对神明的极端亵渎，他的部下所信奉的宗教只是可笑的愚弄和闹剧而已。

天王是我所听说过最固执己见的异教徒。已经有人用各种形式向他谈、写、申述和宣讲基督教的真理，他却比以前更加冥顽不化。外国传教士小心翼翼地将正统学说传给他，但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那些不太重要的赞美歌和祈祷文悄悄地投给他了，他却不求甚解。已送给他许多部《圣经》，但没有多大用处，虽然我相信他是读《圣经》的。

教士们和教会的见解已送给他了，他却如此别出心裁地从中获得收益，以致下次就会巧妙地用西里尔、奥古斯汀和其他古代教士的言论来压倒你。他的辩词是最令人困惑的。

教皇如能惩治他，早就把他烧死了。今天他退让一点，明天却又说他的教师错了。他重新解释了《圣经》，我们对《圣经》的任何注解都得不到他的赞同。他会糟蹋你最好的司各脱《圣经》译本，用朱笔在每页的空白处胡乱写上他的天意。如果他无理可辩了，他就说他到过天而你没有，所以“请你闭嘴”。然后他发作他的神学歇斯底里症，告诉他的人民各种千奇百怪的事。

某一天，他命令诸首领多纳妻妾以庆祝他的寿诞。他说：“亚当最初只娶一妻是对的，但我现在知道得更多，让你们娶十个。”按照他过去的文告，他与圣子是平等的，但最近往往将圣父、圣子、他自己和幼主视为相等。在徒然地试图将诸王中最为残忍的东王称作三位一体中第三位的化身后，他现已取消了三位一体中的第三位。

在我看来，他是过于沉溺于异端邪说了；当他发作时，就抛掷出许多文告、书籍，就像魔术师从一顶帽子里扔出鲜花一样；但当他的发作过去后，他会在黄缎上写信给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牧师、持异论者或天主教徒，也许还连同书信颇为恭敬地送上一匹绸缎。但是，最好的朋友也总是要分手的，我们得向他说再见，希望有朝一日能见到他本人。

我们从一道旁门出去，根据题名，天下万国前来朝拜都从此门进入。我们的右边是一排低矮的房子，是首领在朝拜之前穿朝服的地方。挂在那里的一幅重要的黄缎告示被用来擦拭近旁的灯，整个朝房肮脏、华丽而又俗气。

忠王府和忠王弟

抵达南京时，我决定要尽可能多地接触太平天国的首领们和民众，但又不同他们真正很亲密。

一天早晨，我接到“忠王宗”（即勇敢的苏州征服者忠王的弟弟）的一封信，邀请我和我的朋友们来访并与他共餐，我很高兴。

他派来了马匹和一名向导。经过两小时，我们到达忠王府，一群衣着奇特的年轻人随即把我们领了进去。

忠王当时正在湖北传播太平，他的弟弟李某和这位伟大的战将极为相似。他高约五英尺四英寸（约1.63米），面容好看而狡黠，经常带着笑容，是个值得与其消磨一天时光的人。他身穿华丽的红缎袍，头戴黄帽，上嵌一粒大如榛子的珍珠。

他带领我们经过许多房间，来到一座美丽的小亭，亭外是个小花园，有假山和树木。他在亭子里招待我们一顿丰盛的中国饭，并且一直愉快地交谈着。送到他桌上的食物分盛在九个成套的状如玫瑰花瓣的瓷盘里，在桌上拼装成一朵玫瑰花形。他说这套餐具是天王在苏州恩赐给他哥哥的。筷、叉、匙都是银质的，刀子是英国制品，酒杯是金质嵌银的。

经过两次拜访后，我一有时间就去找他，他把忠王的一些极其珍奇之物拿给我看。

除天王外，忠王是唯一有真金王冠的当权者。照我看来，这确实是一件精美的物品。王冠由树叶形的薄金片缀成，上有一虎形装饰物，大到可以从冠前伸到冠后，冠的两旁各有一鸟，冠顶立一凤凰。冠的上下缀满珍珠、宝石。我把王冠戴在头上，估计重三磅（约2.7公斤）左右。

忠王还有一个很精致的金如意，上饰许多巨大的珍珠和宝石。当我观赏它时，有某个偷盗之徒偷摘了一些宝石，王弟李大人大发脾气，极为震怒。

各室内部都摆设美丽的雕琢玉器，还有一些古老的青铜器和盘。我这位朋友所使用的文具也极有价值。砚是玉石制的，盛水的器皿是像水晶似的一块巨大的淡红色石头雕成的。金笔的笔架是一支很大的红珊瑚，安在一个方块形银座上。桌上有很多水晶和玉石做的押纸，还有七个钟，但所指时间却各不相同。

不论什么东西，凡能用银做的，都用银做。剑的鞘和带都是银的，雨伞的柄也是银的，鞭、扇和蚊拍的把手都是银的；王弟的手臂上戴满了金镯、银镯。

有一天，我在城里待到很晚，即将有一场暴风雨，于是我决定接受李的邀请在王府过夜。他尽力招待，要使我感到舒适，而我确实曾经不得不在比忠王府差的地方留宿过。

晚上8点用餐，晚餐很丰盛，有鸡、鸭、羊肉和其他这类并不适合西方人口味的菜肴，还有两瓶“雪利”酒（但纸卷代替了瓶塞）和一大银壶烈性的“天酒”。

席间，酒瓶和酒壶在李邀请来作陪的“大队”们中间欢快地传递着。显然，这些身居要职的首领们并不理会那位统治着他们的天王的荒唐禁令。我的朋友们人人都喜欢“雪利”酒，酒壶里也不止一次地添进“天酒”。虽然严禁吸烟，但这些长毛们对吸烟同样并不陌生。

我睡在忠王的床上，被褥精美柔软，床的四周围着红罗帐。正昏昏欲睡时，房间里响起中国靴着地的声响，我被惊醒了。我把头伸出帐外，看是什么在走动，我惊讶地看到两位天朝女子手提灯笼穿室而过，还有一名也提着灯笼的老仆人。

当她们一眼看到我这个丑怪的外国脑袋时，尖声喊叫起来，并仓皇退出——虽然我告诉她们我一点也没有受惊。她们从另一条道去她们的住房，只留下一条讨厌的狗在门外彻夜狂吠。

清晨，我才知道被我打断回归路线的两名妇女是忠王的妻妾，她们是出去看望“四眼狗”英王的眷属后回来的，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一洋鬼子睡在王府，就按照老路经这间房子回她们的闺房，才有这番惊吓。

这些天朝人起床格外早。天刚亮时就有人来侍候我，问我是否要洗个热水澡。看到天气已经很热，我要求洗冷水澡，这使他们大吃一惊。

一位书吏（或者是秘书）告诉我，洗冷水澡是会得病的。我仍然坚持，另一位大人又来规劝我，也没有用。后来，忠王的弟弟亲自来劝我，但也说服不了执拗的外国人，只好失望而去。

我终于洗了冷水澡，但整天都被人看成是个怪物。

早饭后，李带我去参观正在修建的他哥哥的新王府，那里与现王府大约相距四分之一英里（约0.5公里）。无疑，它将是个规模宏大的建筑，仅略小于广州的总督衙门。有一千多名工匠在工作，有的在建房，有的在雕石刻木，但也有人手拿藤鞭站在一旁，随时准备鞭打责罚不好好工作的工人。

工程已大部分完工。整座建筑，它的山墙上的众多梁木、巨大的木柱和精美的雕工，将是中国旧式衙门的一个完美标本。当问到工人的报酬时，李笑着回答说：“你们英国人工作要付钱，我们太平天国知道更好的办法。我们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帝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