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2年6月4日，河南延津的一片开阔地上，气氛肃穆。清军辟出一块行刑场，近三千兵马把场地团团围住，如临大敌。

时为镶黄旗满洲都统兼正蓝旗护军统领加兵部尚书衔的大清贵臣胜保，怀搂一个绝色女子，四仰八叉地半躺半坐在一个雕花坐床上面，满怀恶意地望着刑场上被捆缚的受刑人。

即将受刑的男子非常年轻，二十五六岁的年纪，长身玉立，一头黑发散披，神色勃勃不屈。这位好汉不是别人，乃太平天国鼎鼎大名的英王陈玉成！

军中师爷趋前，低声喝问：“陈逆临死之前，有何话要说？”

陈玉成微微一笑：“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

在场的清朝将士以及行刑士兵，闻言均凛然为之动容。

胜保鸦片瘾上来，鼻涕眼泪齐流，呵欠连连。同时，他怀中被吓得面无人色的美人，也令他欲火中起。这位绝色女子，正是陈玉成之妻。胜保本人乃举人出身，满洲镶白旗人，曾在宫内做过侍讲、内阁学士。虽是文士底子，但此人人品极差，粗蠢刁蛮，行为举止远远不如草寇出身的清朝大将张国梁、冯子材等人。

见刽子手开始动手凌迟陈玉成，胜保狞笑，睁大眼睛仔细看。看了片刻，由于抵抗不了鸦片烟瘾，他摇晃起身，拎小鸡一样把身边美人掖起，临行时搁下一句话：“慢慢割这个逆贼，让他多受些苦！”

言毕，胜保离去。

行刑的两位士兵见胜大帅走远，又见监刑官朝他们使眼色，心领神会地互相点点头，低声对身上已被割数十刀、血流遍体的陈玉成说了声：“英王好走！”然后，刽子手一刀直捅其心，给了这位英雄一个痛快死。

自古英雄出少年

陈玉成，广西藤县人，父母早亡，出身贫苦。“金田起义”时，他年仅十四岁，与叔父陈承瑢参加了太平军，是绝对的“童子兵”。

十二年中，陈玉成从普通士兵成长为力撑太平天国半壁江山的“英王”，真可谓是一部传奇故事。

从军后，陈玉成只是随营移动而已。最初的两年，他并未参加过真正的战斗。太平军定都天京后，他在左四军当“正典圣粮”，也就是高级司务长。真正加入行军打仗行列，始于1854年的太平军第一次西征。当时，陈玉成在韦昌辉之弟韦志俊手下做事。

武昌围攻战中，十六七岁的小将陈玉成率五百多太平军攀城而上，奋勇先登，第一个杀上武昌城头，首建头功，一下子就被升为“殿右三十检点”。而后，九江战役中，他引军趋至九江，配合林启容苦守九江，牵制了湘军很大的军力，终于使得石达开在鄱阳湖全歼曾国藩水师。

1856年，清军江北大营、江南大营向南京紧紧施压，时为冬官正丞相的陈玉成受秦日纲统领，与李秀成一起赴援镇江。陈玉成置自己安危于不顾，乘飞舟在江上扬帆飞驶，冒着枪林弹雨，抵至镇江城中，把进攻计划尽告守将吴如孝。结果，太平军最终内外夹击，成功解除了清军对镇江的包围。

而后，陈玉成与李秀成等人联手，在攻破江北大营后，力克扬州，把清军大将吉尔杭阿打得溃不成军，迫使这位清将不得不拔枪抵胸自杀。

再接再厉之下，江南大营也被太平军攻占，陈玉成率军猛追清帅向荣，并把他包围于丹阳城内。几年来一直和太平军苦斗的向荣受不住如此打击和羞辱，上吊自杀。

天京事变后，名王良将死掉好几个，石达开“出走”，太平天国的征杀重任忽然落到陈玉成身上。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陈玉成乃天京事变中北王韦昌辉杀东王杨秀清时最得力的助手陈承瑢的亲侄子。洪秀全不怎么搞诛杀九族那一套。无论秦日纲的几个兄弟，还是韦昌辉之弟韦志俊，在天京事变后并未被逮诛，这是太平天国与“封建王朝”最大的区别。

当然，这并非说明洪秀全本人多么宽厚容人。当时形势紧逼，用人要紧，洪秀全不可能再杀自己人，而被诛诸人的亲属深知自己与清廷不共戴天，也只好硬着头皮挺下去。这些人，搞好变成陈玉成，搞不好只能当韦志俊（最后向清军投降并充当急先锋）。

陈玉成不负重望，与李秀成一起，在1858年秋天二破江北大营，打通了浦口与南京之间的交通线，攻克清军一直坚守的重镇六合。紧接着，陈玉成与捻军联手，于1858年年底取得三河大捷，一举消灭了湘军悍勇的李续宾及其部下六千多人，名扬海内。

1859年2月，陈玉成破庐州，生俘清朝巡抚级大员李孟群。

劳苦功高之下，陈玉成受封为“英王”。这位英王果然英勇不凡，在李秀成的协同下，率领太平军二破清军的江南大营，逼得清朝在江南的统帅和春服鸦片自杀。

数年之间，陈玉成之所以能一步一步登上“英王”之位，绝对是积功而至。而他的连连克捷，也绝非是“好运气”使然，乃是他治军有方、行军有道。他在战略战术上，有其特别独特的避实就虚、迂回包围、灵敏快速、声东击西以及“回马枪”等不同凡响的大手段。为此，曾国藩等人对陈玉成深为畏惧，直言“自汉唐以来，未有如此贼之悍者”。

畏之惧之，清军总觉只有擒杀陈玉成才能安枕。

二次西征的苦涩

太平军第二次西征，始于1860年秋（有学者认为根本就没有二次西征）。

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后，太平天国众将众王在天京商议，决定兵分两路直取武昌。陈玉成率北路军，连下霍山、英山，挺入湖北，占领蕲水、黄州（今湖北黄冈）。黄州落入太平军之手，此地离汉口仅仅一百多里。太平军南京的一支由侍王李世贤和辅王杨辅清率领，在安徽宁国府、徽州、休宁一带进展顺利。

李秀成所率部伍由于天气原因出发较晚，1860年10月下旬才自太平府（今安徽当涂）出发，于年底攻占羊城栈领，特别接近在祈门扎大营的曾国藩。

当时，曾国藩是险过剃头。由于太平军仅离其营地八十里远，手下兵少，又无险阻恃凭，曾国藩只能故伎重施，立刻写下“遗嘱”做自杀准备。可巧的是，曾国藩的“遗嘱”，几乎都成为“救命符”。李秀成鬼使神差一样绕祈门不攻，直接去了江西，曾大人又从地狱门口返转回来。

李秀成之所以不攻祈门，乃从军事常识出发，他认定曾国藩这么大的清朝官员，在祁门大营肯定有重兵防守，根本没料到祁门空虚。曾国藩手下湘军主力皆四处抵战，大营里其实没有多少人马。无论是李鸿章（时为曾国藩幕僚）还是左宗棠，私下都认为曾国藩的皖南祁门大本营是“绝地”。

倘若李秀成率太平军倾力进攻，即使不能杀曾国藩，仅仅把这个湘军的总司令围困于这个万山丛中的“窘乡”“绝地”，过不了多久江北湘军势必来救。太平军可痛击之，整个战场的局势都有可能因之改观。

但是，命运的天平，再次向曾国藩一方倾斜。

就这样，李秀成率军迅速推进，把江西的吉安、瑞州等重要城市一攻而下。1861年6月15日，近三十万太平军大军挟胜直克武昌县（今湖北鄂城）。如此一来，武昌看上去肯定要被太平军攻占。

但三个月前的陈玉成以及三个月后的李秀成，均是拥大军杀至武昌外围后驻足不前，然后绕之而过，舍弃这么一个太平军西征最大的目的地不打，转走他方。这又是为什么呢？

原来，太平军两次不攻武昌，均是太平天国的“洋兄弟”从中做梗。抛开没有把握好南北路太平军会师时间不谈，陈玉成、李秀成最大的失招，在于他们盲信洋人。

英国参赞巴夏礼在1861年3月亲至苏州见陈玉成，软中带硬地“劝说”太平军不要打武昌，因为英国在当地有很大的利益，如果太平军进攻武昌，难免与英国发生利益冲突。同时，巴夏礼向陈玉成散布假消息，说李秀成连江西都没进入，根本来不及与陈玉成部一起攻打武昌。

陈玉成这么精明的人，却不知为何特别相信洋人。他留下赖文光守黄州，自率大军向麻城一带进发。听说安庆告急后，他率大军回援安庆，往集贤关进发。

李秀成到达武昌县之后，英国汉口领事金执尔也借生丝被扣事件前来交涉，劝李秀成不要进攻武昌。李秀成也相信洋人，他又不知道陈玉成部队的情况，就托金执尔带两封信给干王洪仁玕和在黄州的赖文光。结果不必讲，金执尔假装应允，转头就把两封信销毁，消息根本没有被送达。

螃蟹阵图

假使李秀成在当时能与黄州的赖文光部联合作战，攻克武昌基本是百分之百的成功概率。但他轻信洋人，由此转入江西，向浙江杀去，最终攻破重镇杭州，从此专意经营苏浙二地，对安徽等地战事进展大不以为意。

陈玉成舍武昌不攻，太平军的二次“西征”，实际上已经失去了意义。如今，当务之急，就是解安庆之围。

安庆乃“吴楚咽喉，江淮腰膂”，正处江西、安徽、湖北要冲之地，军事地位极其重要。如果坚守安庆，实际上就把住了天京上游的大门。而且，如果太平军守住这块宝地，不仅能扼控湘军东下的势头，又可保住巢湖地区的大粮仓，所以才有这么一说：“安庆一日无恙，天京一日无险。”

曾国藩、胡林翼二人对安庆志在必得。1859年，二人密议，确定了四路进兵安徽的军事计划：第一路自宿松石牌趋安庆；第二路自太湖、潜山攻桐城，为阻碍太平军来援；第三路从松子关出商城、固始攻打庐州；第四路由英山、霍山攻舒城。

到了1860年春，审度当时情势后，曾国藩出于全面考虑，修改了计划：以安庆为必夺目标，曾国荃主攻安庆，多隆阿主攻桐城，李续宜率军在青草塥充当后备队，接应诸军。与此同时，清军在英山、霍山一带广修碉垒，以防太平军出奇兵突袭。

即使清军一方计划如此周密，但如果李秀成、陈玉成任何一支军队攻逼武昌，失去大后方的清军必定因阵营大乱而自安庆回军。那样一来，安庆之围可不攻自解。正是陈、李二人纵武昌不攻，战争往来之中，太平军一方逐渐由主动变为被动。

安庆重镇的丢失

太平天国高层对安庆的得失十分在意。不仅陈玉成急赴安庆，洪仁玕、林绍璋、黄文金等人都各自统军来援。

湘军方面当然早有心理和物质准备，曾国荃、杨载福、鲍超诸将率军在集贤关、棋盘岭、菱湖等地截堵太平军援军。

曾国荃在安庆周围的部署很扎实，建造无数坚碉固堡，层层设防，目的就是使得安庆城内外的太平军不能相通。如果太平军里应外合，清军会陷入被人反包围的窘境。

功夫不负有心人，由于太平军外援进不来，清军殊死进攻，赤岗岭大据点终于为清军攻克，四千多太平军被杀，安庆城外丧失了一个重要屏障。

紧接着，菱湖北岸与南岸的太平军营垒相继失守。这样一来，陈玉成的援军失去凭依，更为被动，基本与安庆城内的太平军隔绝往来。气恼之余，陈玉成与洪仁玕合军后，从桐城方向连营二十余里，分数路大军进攻包围安庆的清军，均不克，无功而返。

不久，由于黄文金生力军驰至，陈玉成又组织新的大规模进攻。不料湘军勇猛异常，在外拒太平军援军的同时，向内对从安庆城冲出的太平军守军发动反击，最终牢牢控制安庆战场的主动权。

弹尽粮绝情况下，安庆终于于1861年9月5日被清军用地雷炸毁城墙后攻克。太平军守将叶芸来与手下两万多将士皆在接阵中被杀。

可恨的是，湘军陷安庆后，在城内大杀无辜百姓，把全城财物抢掠一空。

安庆之失，原因诸多，从大方面讲，太平军失误如下：

其一，太平军“二次西征”的战略毫无新意，其实就是抄袭二破江南大营那次的“围魏救赵”之法，即几路军合击武昌，攻清军空虚之地，基本谋略是想诱调安徽境内清军出境回救武汉，以缓安庆之围。

对此，曾国藩一眼看穿这是太平军“抄写前文”之策。太平军谋略之陈旧，使得清军沉着应付。加上太平军诸路在武昌未能果断进攻，牵制和诱引安徽清军的计划完全落空。

其二，二破江南大营后，李秀成等人倾意东进，陈玉成部也在东线滞留，西线的湘军从容进逼，进围安庆，二次西征为时已晚，已经种下安庆之失的败因。而且，李秀成固执己见，坚持从长江南岸进发，洪秀全要他“扫北”，二人相拗，内部不谐。

其三，太平军各自为政，各自为战，在军力占极大优势的情况下，没有像样的统一指挥，“巨掌”化为“散指”，轻举妄动，率意出击，散漫后退，而作为主力军之一的李秀成部竟然在武昌兜绕一圈后扬长而去，完全置安庆于不顾。

反观湘军，曾国藩一统指挥大权，江南江北清军协调一致，步调一致，未雨绸缪，最终毕功于安庆。

其四，陈玉成等人心急，犯了速战速决的冒失错误。此举正让安庆周围清军从容不迫地施行围城打援战略，一口一口吃掉太平军来援之军。陈玉成急躁求成，直接进攻安庆，人肉终不敌深沟高垒和密集的枪林弹雨，一挫再挫，最终反攻为守，自困愁城。不仅安庆失掉，他本人性命也失掉。

假设陈玉成当时能冷静下来，不恃气、不凭威，在从外线凭优势兵力对安庆等地围城清军采取大包围的同时，率先进攻太湖一带的胡林翼部清军（都是新募的没有经验的新兵），继攻桐城挂车河一带清军，安庆城外的清军势必会撤围反顾。

如此一来，清军先前精密的内外壕垒完全丧失作用，反而会受太平军牵制，处处落入被动挨打局面。但历史总是不能假设。

安庆援战失败后，陈玉成部自此大走下坡路。他从集贤关撤退，奔往庐州。当时，部将赖文光劝他迅速与苗沛霖、张乐行等人联手，出奇兵四处，进取荆襄。陈玉成不听，反而上表天京，要求封部将陈得才、赖文光等人为王，分军去陕西，最终目的是让这些人在一路开辟过程中重新整出一支大军，再回来夺取安庆。

由此，庐州只有陈玉成一支孤军留守。

天京方面，深居简出的洪秀全听说安庆失守，勃然大怒，立刻下令把陈玉成、洪仁玕革职。李秀成由于当时在江浙一带发展得不错，又攻下杭州，所以躲过了这些倒霉事，不用为二次西征的失败负责。

洪仁发、洪仁达等人落井下石，在洪秀全面前极力打压洪仁玕等人，至此，洪氏亲族帮重新在天京掌权。不仅如此，为了“鼓舞”士气，弱化李秀成、李世贤兄弟的威权，洪秀全开始了始无前例的大肆封王——一下子封了二千七百多个王！(www.daowen.com)

特别是洪秀全两个哥哥重掌大权后，只要有人送钱送物，只要是广西“老人”，只要有亲戚裙带关系，无不为王。封王太多，无可再封之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又创制一字用于封爵，意思是“准王爷”，导致“人心更不服，多有他图”。（李秀成语）

当然，据黄文英在自述中称，太平天国王爷虽多，其实还是分等级的：

那天朝的王有五等：若从前的东、西、南、北四王，翼王，现在的干王，执掌朝纲，是一等王；若英王、忠王、侍王，执掌兵权，是二等王；若康王、堵王、听王，会打仗的，是三等王；若我与恤王是四等王；那五等王一概都叫列王。起初是有大功的才封王，到后来就乱了，由广东跟出来的都封王，本家亲戚也都封王，捐钱粮的也都封王，竟有二千七百多王。

但是，毕竟是二千七百多个，分封太滥，上至70岁在天王府中管钥匙的“工友”董金泉得封“梦王”，下至洪仁发几十天大的儿子洪金元得封“同王”。太平天国后期真是“王爷满地走，丞相不如狗”，个个爵位“显赫”得吓人。

陈玉成方面，由于受到处分，年轻人一时想不开，心烦意乱，枯守孤城。

洪秀全恨陈玉成不争气，在1862年初就下令催他与扶王陈得才会兵为天京取粮。但是，当时陈得才、赖文光等人早已经进入河南，不可能在远途行军过程中及时赶回。

得知清将多隆阿率大军来围攻庐州，陈玉成着急，给捻军张乐行和陈得才等人发急信，希望他们伸手来援，但信件均为清军截获。至此，庐州的陈玉成所部情势十分危急。

虎落平阳被犬欺

大凡英雄落魄，自是一步一个错，越行越气短。

坐困庐州之内，昔日威风八面的陈玉成无计可施。这时候，苗沛霖派一名从人化装成乞丐，把密信写于绢上，塞入打狗棍中带入城中。他在密信中表示说要迎接英王陈玉成到寿州，把手下四旗人马（说成一百二十万，显然吹牛）都交予陈玉成，直扑汴京，横扫北部中国。

这苗沛霖何人也？乃一心计多端的反复小人。

苗沛霖，字雨三，安徽关店人，秀才出身。太平军第一次北伐，淮河一带大乱，苗沛霖不忧反喜，大叫“此大丈夫得志之秋也”，开始兴办团练武装。他文韬武略真在行，几年内就训练出一支实力超强的队伍，雄踞淮北。

咸丰七年（1857年），由于苗沛霖对在安徽督军的胜保大献殷勤，得授五品官，主持淮北团练。苗沛霖感激涕零，三年多时间内为清廷尽鹰犬之力，打灭了一拨又一拨“捻军”，最终得到二品布政使的赏衔。

孰料，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清廷要他入京勤王。他以为大清要玩完，竟然予以拒绝，准备自己独霸安徽，占地为王。于是，他忙向南京的太平天国表示忠心，为自己多备了一条后路。

咸丰十一年（1861年），由于与寿州的官绅孙家泰等人有过节，他率兵杀入寿州，把孙家泰家族以及当地几个大姓灭族。清廷与英法等国讲和后，苗沛霖见风使舵，派人向胜保表示忠心，并带去大批财宝进献。同时，他派人向太平天国在南京的洪秀全以及庐州的陈玉成送信，剖示“心迹”。

陈玉成大喜，表奏他攻克寿州的功劳，天京方面就封苗沛霖为“奏王”，派使团赏他美女多名以及几大车金宝。同治元年（1862年），苗沛霖听说胜保率大批清军南下，陈玉成又被清朝荆州将军多隆阿包围于庐州，他急忙给胜保写信，表示说自己要诱捕陈玉成立功。所以，他才卑躬屈膝地写下那么一封信。

陈玉成与属下将领商谈，多数人都认为苗沛霖是反复小人不可相信，但陈玉成不听。于是，他先派前军从北门外死拼往外冲，杀出一条血路后，他本人率后军冲出，直奔寿州。由于事先陈玉成手下有个将领余安定在寿州充当联络人，故而他不疑而来。岂料，余安定早已与苗沛霖通气，共谋执捕英王。

自庐州血战杀出后，陈玉成损失惨重，手下仅剩两千多人。抵至寿州城下，余安定开城来迎。英王不疑有诈，令两千多士兵在城外驻扎，他仅率二十多人入城，准备以寿州为大本营，开始他北伐的宏图伟略。

入城后，待了大半天，也不见苗沛霖来迎接自己，陈玉成内心纳闷。

到了傍晚时分，苗沛霖的一个侄子苗天庆头戴蓝顶花翎，一身清朝官员打扮走进大厅，先向英王陈玉成施一礼，说：“我叔父见清朝洪福过大，现望能与英王一起共享大清洪福！”闻此言，众人知道被出卖，皆抽出刀剑要动手，但被陈玉成拦住。

陈玉成站定，怒斥苗天庆：“你叔父真是无赖小人！墙头一根草，风吹两面倒。龙胜帮龙，虎胜帮虎。如此为人，将来连一个‘贼’名也落不着。本王只可杀，不可辱。势已至此，看你如何发落！”

苗沛霖不敢见陈玉成，派人把陈玉成随从尽数杀害后，将他押送至胜保大营。

胜保闻讯大喜过望，即刻开中军帐，排列森严，摆定仪仗之后，人五人六一声大喝，喊道：“把陈逆押上！”

陈玉成入帐，左右清军呵跪。陈玉成手指胜保大骂：“你这个胜小孩，在妖朝乃第一误国庸臣。本王乃天朝开国之勋，三洗湖北，九下江南，你与我交战四十一场，场场皆败，有何面目让我跪你！白石山一战，你全营皆没，仅率十余骑狼狈窜逃，还是我止兵不追，饶你一条狗命。如此这般，你怎配我跪，好一个不知自重的物件！”

骂毕，陈玉成席地而坐。

胜保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自取其辱。

多隆阿闻知此事，幸灾乐祸说：“胜帅真是自寻无趣。如果我是他，绝不与陈玉成相见，待之以宾礼，好好软禁，等北京的圣旨裁处。”

清廷谕令胜保把陈玉成押送北京受审。行至延津，胜保越想越气，加上僧格林沁撺掇，他就在当地凌迟处决了英王陈玉成。

陈玉成死时，年仅二十六岁。由于他儿童时代以艾草烧炙治病，在眼下各留下一块疤痕（也有说是两块浅紫斑），清军上下称其为“四眼狗”。但这位“四眼狗”英王的俊拔和英勇，着实让清朝将士心服口服。

有关陈玉成被俘后的记载，最详细的出自赵雨村写的《被掳纪略》，此人咸丰十一年（1861年）在河南光山被英王陈玉成部下掳入军中为兵，当时还是一个少年人。虽然被迫入太平军，但他本人对陈玉成十分钦佩，记述中写了不少真实的见闻。他对陈玉成印象极佳，盛赞这位一身金黄服色、胯下骑白龙马的王爷有三样好处：第一爱读书的人，第二爱百姓，第三不好色。

李秀成亲供手迹

胜保方面，也有一份简单的陈玉成自述。自述显然经过他手下书吏的篡改，半真半假：

我系广西梧州府藤县人，父母早故，并无兄弟。十四岁从洪秀全为逆，自广西随至金陵，后历受太平天国指挥、检点、丞相、成天豫、成天燕、成天福、成天安、成天义、前军主将、掌卒（率）、文衡又正总裁等官，加封英王，提掌天朝九门羽林军。

自咸丰四年（1854年）五月，同韦志俊攻破武昌，回打岳州。（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在湖北德安打破官兵营盘数十座，伤官兵甚多。旋即围攻庐州，复至芜湖解围。又至镇江解围，将吉抚台打败。（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攻破扬州，回至金陵打破长濠，将向军门打败，官兵退守丹阳，我追至丹阳受伤。（咸丰）七年（1857年），打破江北地方州县城池甚多，我记不清。

（咸丰）八年（1858年）将李孟群打败，攻破庐州、天长、盱眙等处。（咸丰）九年（1859年），在三河（镇）地方，将李续宾打败，攻破江浦、六合、定远等处。（咸丰）十年（1860年），攻破金陵长围，将张国梁追至丹阳，（其）落水而亡。其余破黄州、徽州、严州、玉山、随州、无为、浦口等处，我皆在内。何处官兵多，我即向何处救应。

今因楚军围攻庐州，城内乏粮，恐难久持。又因派出扶王陈得才、沃王张乐行并马融和、倪隆淮、范立川等，攻打颍州、新蔡及往河南、陕西等处去打江山。因不知颍州曾否攻破；河南、陕西一带打破几处，均未得到消息，是以率领全军由庐州北面攻破官营三座，连夜走到寿州。原想踞城铺排一切，亲带陈得才、张落刑（乐行）等分兵扫北，不期中计遭擒。

然非胜帅亦不能收服苗沛霖，若非中苗沛霖之计，亦不能将我擒住也。是天意使我如此，我到今日，无可说了，久仰胜帅威名，我情愿前来一见。

太平天国去我一人，江山也算去了一半。我受天朝恩重，不能投降，败军之将，无颜求生。但我所领四千之兵，皆系百战精锐，不知尚在否？至我所犯弥天大罪，刀锯斧砍，我一人受之，与众无干。

所供是实。

从中可以看出，其中什么“久仰胜帅威名，我情愿前来一见”等语，显然是胜保派人加进去的。但“太平天国去我一人，江山也算去了一半”，至痛之语，却是说到实处。

综观陈玉成一生，他对“太平天国”劳苦功高，但最后关键性的安庆保卫战中却失误多多。

其一，捣溃清军江南大营后，他应提军入安徽，不应在江浙做无谓逗留。待安庆清军合围，他才回皖北。大势已经失控。

其二，枞阳一战，本来应该拼死苦攻，陈玉成竟一试而弃，失去自信。

其三，舍武汉不打的情况下，他应该集大军全力入安徽，集中精力解安庆之围，却散军于黄州、随州等地，四散分布，削弱了军力。

其四，退守庐州后，他更不应该遣扶王陈得才等人西征，分军散势，再无重振之理。

所以，从战略上讲，陈玉成犯下诸多不可饶恕的错误。

自安庆失守后，庐州失陷，无为州又为清军所攻占，运漕镇、东关镇、和州、西梁山、芜湖、秣陵关等地相继丢失，太平军完全丧失了安徽这一重要的粮食基地和税赋基地。加上当时李秀成只专心一意在苏浙经营，终于让曾国藩实现了他“欲拔本根，先剪枝叶”的目的。

陈玉成之死，象征着太平天国回光返照期的结束。

杀了陈玉成之后，胜保也没活多久。

由于他在对待捻军的问题上与曾国藩、袁甲三等人意见不合，所以被调入陕西督办军务，与当时的“乱回”交战。胜保愤极，不仅没有立即听调，还上奏力陈己见，非要留在安徽扶植苗沛霖部团练，使之与汉人巡抚李续宜一较短长。清廷不允，强令他往陕西就任。

岂料，行进途中，先前由他招降的黑旗军宋景诗部突然反叛，让他尴尬异常。为了给自己遮羞，他就擅自抽调苗沛霖部入陕相助。由此，胜保倒了大霉。

苗沛霖被清廷派来的僧格林沁率部队阻于半路。于是，中外交章劾奏，弹劾胜保“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拥兵纵寇，欺罔贻误”。胜保本来在慈禧清除肃顺的政变中出力极大，但慈禧渐渐看出胜保桀骜难驯，加之暗嫌他与奕走得太近，便下旨把胜保逮至京城治罪，大抄其家。

刑部审问，胜保不服，只承认“携妾随营”一项罪，而那位“妾”，正是陈玉成的美貌妻子。

不久，苗沛霖又反，清廷把罪过全归于胜保，认定他“养痈遗患，挟制朝廷”，判处胜保死刑。

最终，慈禧出面说“好话”，表示说毕竟胜保从前有战功，又是满洲贵人，甭杀头了，“赐”个自尽吧。结果，胜大人只得悬梁自尽。

其实，苗沛霖在诱赚英王陈玉成后，“个人事业”干得还不错。他在淮北连败数部捻军，扬扬自得。胜保调他去陕西未成遭到逮捕，他本人也连遭清朝地方官员弹劾，手下的团练武装被勒令解散。

苗沛霖当然不干，团练一解散，他再无生存空间和依托。于是，情急之余，他只有举兵反清一条路。

螃蟹阵五分队图

开始势头看上去不错，苗沛霖攻占凤台、怀远、颍上等地。但僧格林沁自山东忽然回军，把苗沛霖包围在蒙城地区，最终全歼了这支日益强大、反复多端的地方武装，杀掉了苗沛霖本人及其宗族。

想当初，苗沛霖怀才不遇当穷书生时，曾做《秋霄独坐》一诗，境界疏阔，很有一观：

手披残卷对青灯，独坐搴帷数列星。

六幅屏开秋黯黯，一堂虫语夜冥冥。

杜鹃啼血霜华白，魑魅窥人灯火青。

我自横刀向天笑，此生休在误穷经。

日后谭嗣同的《狱中题壁》一诗，有一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完全抄自这位苗沛霖。但二人的人品，判若云泥——苗沛霖乃一反复多端、出卖朋友的小人，谭嗣同是为国捐躯、舍生忘死的君子。

阻山为营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