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六年八月初三（1856年9月1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二十六），深夜，南京城，东王杨秀清府邸。

北王韦昌辉率属下三千余人奉洪秀全密诏，星夜兼驰，在陈承瑢（日后的英王陈玉成之叔）接应下，自“天京”南门而入。一行人快马加鞭行至距东王杨秀清住处几百米远的地方，韦昌辉令从人皆下马，数百人分成几队，他自率一百余人率先趋向东王府。

守卫门人见是北王来谒，韦昌辉手中又有天王府出颁的令牌，以为是有紧急军情，立刻大开府门。

韦昌辉率手下人即刻涌入，咔嚓数刀，东王府数十门卫片刻被砍掉了脑袋。

隐约听见大门处喧嚣，东王杨秀清忙命从人掌灯，很不情愿地从床上坐起。数日之内，捷报频传，太平军老对手向荣被气得自杀，杨秀清为此颇为自负。

晚间多饮了几杯西洋葡萄酒，吸食了几口上好洋膏（鸦片），十分舒坦之余，忽然被惊醒，东王十分不快。他思忖：“军情再急，怎敢扰本王九千岁的清梦啊。”

杨秀清的卧室十分宽绰，有二百平方米左右，可称是大寝殿了。室内精美的楠木摆架上，遍置异宝奇珍。最为奇异的，一是东王床上笼围的、用数斗珍珠串成的珠帐（天王洪秀全也有一帘，形制相同，唯独顶上多一颗大夜明珠），二是巨大香木床四周晶莹剔透的玻璃水围——这在当时是十分稀罕之物，数片巨幅白晶玻璃围砌成墙，内中注水，放养数百尾珍稀品种的金鱼。巨烛照耀下，水围屏、珠帐上的异钻奇石炫人眼目，光华四射。

洪秀全与天王府图

东王平日极讲排场，有十二个绝色女子充当“传宣”，侍奉左右。闻听北王来谒，这些值班的女子们以最快速度更衣着靴，赶往寝殿面前迎候。孰料，北王与从人杀气腾腾，浑身血迹，上来二话不说，钢刀猛挥，十二个美女立刻身首异处，鲜血浸透了殿内外充当地衣的明黄锦缎。

东王杨秀清听到门外声音有异，赶紧从床上跳起，欲细作观瞧。双脚刚刚着地，映入眼帘的是平日对自己低眉顺眼的北王韦昌辉一张愤怒的脸。

未及杨秀清喊出声，数把钢刀齐搠于他的胸前。韦昌辉上前一步，揪住东王发髻，手中刀一使劲，把其血淋淋的首级拎于手中。

“太平天国”奠基人

如果把洪秀全、冯云山比拟为“太平天国”的理论指导者，那么，真正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并使“理论”最终变成“现实”的，非杨秀清莫属。

从金田村到武昌，从武昌到南京，一直到太平军第一次击垮清朝的江南、江北大营，这位东王绝对是太平天国实际意义上的全局指挥者。

自1848年到1856年，八年之中，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共代天“传言”近三十次，绝大多数是危急时刻“挺身而出”，稳定了军心、民心。“传言”内容庞杂，有宗教的，有军事的，有政治的，有文化的，甚至有假借“天父”名义“识奸”“杀奸”的。特别是太平军定都“天京”前，杨秀清的“传言”对于“太平天国”的事业大多具有积极的意义。

杨秀清第一次“天父”附体进行“传言”，是1848年4月6日。当时，为了团结紫荆山一带会众和壮大组织，杨秀清首次搞这种神秘把戏。如果这是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和直隶地区附近，可能不会有太多人相信。但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广西，特别是浔州地区，这套东西大有人迷崇。

要知道，浔州一带长久以来一直有一种类似跳大神的“降僮”迷信，即常有人自称为鬼魂附体，能沟通阴阳两界。而客家人的精神故乡嘉应（今广东梅州），本来也有类似仪式，客家话称为“落童”或“落娘”。

浔州多神盛行，不同人群崇拜信仰不同的神佛仙道，有信佛的，有信道的，有信孔圣人的，有信关圣帝君的，有信当地城隍的，有信乡野法神的。所以，洪秀全、冯云山当初四处破坏庙宇和神像，就惹起当地人的极大反感，一时间拜上帝会有“人人喊打”之危。

杨秀清聪明，想出“降僮”的形式，以更简单、更原始并便于当地人接受的迷信方式，把“天父”“上帝”带到了人间。

由于“拜上帝会”本身根本不是正统基督教，所以没人出来揭穿或驳斥杨秀清的把戏。如此一来，杨秀清就创造性地在多神论的外套下，塞进了一神论的基督教观念，最终目的在于使他们独创的“拜上帝会”成事。

而且，“降僮”在广西等地是一般巫师、游医等谁都可以做的事情，杨秀清对于自己的“代天传言”资格，却绞尽脑汁加以垄断，使得即使洪秀全本人也要敬崇他这种“权威”。

而他“代天传言”的那一天，日后也成为太平天国的法定节日——爷降节。

杨秀清“传言”效力首次大显神威，是冯云山被桂平县政府关押的那段时间。彼时人心涣散，洪秀全本人又不在广西，拜上帝会大有消亡之势。关键时刻，杨秀清拉萧朝贵演双簧，“天父”“天兄”齐下凡，愚众不信却也难。

杨秀清不仅在危急时刻稳住了会众的心，又宣扬了独一真神“上帝”的不可怀疑性，继而突出了洪秀全不能替代的“教主”地位。那时的杨秀清，绝对甘当洪秀全的人梯，他咣当一倒，摇身变成“天父”，对信众谆谆教导：“各为尔主行真道，信实天父莫狐疑。”

同时，随着不同时期的政治需要，杨秀清的“传言”也各具特色。该批孔击孟的时候，他讲“爷哥下凡，斩邪留正，收麦焚稗”；该利用孔孟思想团结会众时，他又讲“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即使是自己因早年营养不良导致一只眼失明，杨秀清也能大做文章，以“天父”身份来表示他自己是代人赎病。

随着太平军的不断壮大，杨秀清“天父下凡”日益具有权威性和强制性，往往以“天父”的名义审人、杀人，或斩人首级，或五马分尸，或点天灯，使得拜上帝教会众对他又畏又敬。甚至1851年年底在永安斩杀“叛徒”周锡能，杨秀清也是借“天父”附体来对周锡能进行审讯和审判。

凡此种种，让太平军将士觉得“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所以，有了如此巨大的精神力量支撑，太平军早期真是一不怕死，二不怕苦，跟定上帝去杀“妖魔”，几乎所向无敌。

对天王洪秀全来说，杨秀清的“天父传言”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精神支柱。1851年初他在东乡称王，正是杨秀清代“天”传言：“我差尔主下凡做天王，他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尔等要真心扶主顾王，不得大胆放肆，不得怠慢！”

最使拜上帝会会众（包括当时的洪秀全）信服杨秀清的案例，当属1851年年底的一件事：

天京诸王府官衙分布图

当时，清朝将官乌兰泰由于在广州做副都统，吸收了不少先进的洋东西，就派人假装向太平军投降，携书信及“礼物”到太平军军营。

杨秀清拆信观瞧，又掂了掂“礼物”，觉得其中有诈，知道乌兰泰送的这东西不是什么好货，便立刻一翻白眼倒地，复翻白眼起身，以“天父”口吻说：“此内有炸药，众人小心！”

军士们忙把乌兰泰的“礼物”移出营帐，掷于深沟。果然，轰隆一声，炸弹爆炸，就这样，一块铁皮还把冯云山的肩膀削去一大块肉。除此以外，洪秀全等人毫发未伤。

自此以后，连洪秀全也把杨秀清当真“天父”对待，并下诏道：“爷降凡间悉圣旨，朕尽读过记清清。故此认爷能不错，爷哥带朕宰太平。”

见这种“附体”把戏作用大，杨秀清心中得意，认定自己“金口”有神，凡立法创制，无不借助“传言”来实现。渐渐地，杨秀清开始以“传言”一步一步神化他本人：“凡东王打我们一班弟妹，亦是要（我们）好；枷我们一班弟妹，亦是要（我们）好；杀我们一班弟妹，亦是要（我们）好！”

“天爷”这张嘴真是太厉害，杀谁都是为谁好，反正天法至公，天父无过，严刑峻法，打击异己，均是上帝的“天意”。

到南京后，杨秀清的代天“传言”完全成了他搞特权最有效的手段。即使对于洪秀全的二哥洪仁达，他也敢借“天父”的名义把这位“皇兄”捆上打一顿。至于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等人，更是畏惧有加，每当有杨秀清“表演”时，皆跪伏屏息，汗流满面，唯恐东王以“天父”的名义把自己杀掉。

在1855年颁布的《行军总要·序》中，杨秀清忘乎所以，基本把他自己就当成“天父”了：

今东王亲受天父天兄默中指授神妙机宜，左辅天王主宰天下，统驭寰宇。自金田起义以来，由湖南、湖北、安徽诸省直抵金陵，战胜攻克，马到成功。且闾阎安堵，若忘锋镝之惊；士女归心，共效壶浆之献，非由东王智虑精锐，防维周密，训练有素，赏罚至公，断不及此。

盖东王具生知安行之资，展经文纬武之略，拨乱反治，除暴安良，功烈迈乎前人，恩威超乎后世，盖其时在运筹帷幄之中，所设规条号令，尽善尽美，诚为亘古未见未闻者也。

所有这些谀辞，大部分是事实，但把自己比拟为“生而知之”的神人，杨秀清确实忘了他是二把手了。

也想尝试当“万岁”

早在1853年底，洪秀全就在宫内开始虐打并任意以酷刑处死后宫“嫔妃”和宫女。大雪酷寒下，因天王宫内的女官、宫女凿挖池塘时干活慢，急于赏景的洪秀全便大怒。他大发淫威，又点天灯又蒸活人，不少无辜的女孩身亡。

洪天王后宫的作为，杨秀清看不过眼，就佯装“天父”附体，指责洪秀全随意杀人和在宫内以“靴尖击踢”宫女，并“传言”道：“为君者常多恃其气性，不纳臣谏，往往以得力之忠臣，一旦怒而误杀之，致使国政多坏。”他表示了对洪秀全的不满。

洪天王知道自己要赖杨秀清扶持，只好当众允诺：“自今以后，凡事定与兄弟相商而行之。”

此前不久，军中有被掳百姓好奇，偷溜入洪秀全营帐，夜间窥看他与妃子们欢好。洪秀全发现后，立刻把老乡绑了，在自己帐前杀头。

杨秀清又不高兴，咣当变成“天父”，责斥洪秀全：“尔与兄弟打江山，杀人大事，何不与四弟商议！此须重罚！”

也就是说，“天父”借杨秀清之手，要打洪秀全屁股。洪教主无奈，只得跪下认错，表示愿打愿挨。北王、翼王等人也跪求，表示愿意代替天王受杖责。见自己目的达到，杨秀清满意之余罢手。

为此，清朝官吏深感不解：“夫古之叛逆，末路受制于臣下，篡夺者有之，缚献者有之，袭杀者有之，未闻跪而受杖仍尊为王者，荒唐儿戏，真蜂衙蚁队之不如！”（张德坚《贼情汇纂》）

到达南京定都以后，太平天国一切军国大权，皆握于杨秀清一人之手，只有东殿尚书侯谦芳、李寿春等人参与谋划，凡纤芥之事，必禀东王府后才能得行。

穷人乍富，最喜排场。杨秀清不仅本人高高在上，出行时也大讲排场，每出均有扈从千余人，盛陈仪卫，有大锣数十对，龙凤虎鹤旗数十对，绒彩鸟兽数十对，还让人举舞洋绸缝制的数十丈五色彩龙，鼓乐齐奏，上面大书“东龙”两个巨字，在前面开道。

杨秀清本人坐一个五十人抬杠的大轿，身边童子侍立，啜茶端然，煞有介事。可能平时看的戏不少，对他大有启发。

杨秀清的大轿，大到在南京街道不少转弯处都转不过去，为此，他的卫队拆除了不少房屋，以供杨秀清大轿通过。

特别是夏天，杨秀清府中的手下人又为他创制“水轿”——宽约三尺余，深约五尺，下围用夹板，两面镂云龙，嵌玻璃，承以锡底，注水养金鱼。围上两旁窗六扇，后四扇制如围轿，顶四方制如窗，其陂如瓦檐，正顶一方，上下皆玻璃，不用板，灌水养鱼，表里愈加莹彻。轿中置雕龙黄椅一具，轿窗用黄缎，镂云龙，贴玻璃，与帘围无异——如此招摇，只能显示其低级趣味。

至于杨秀清的宗教头衔，也精灵古怪：劝慰师、圣神风。

指挥太平军攻破清军“江北大营”“江南大营”之后，杨秀清完全陶醉于自己的“丰功伟绩”之中，觉得自己的“九千岁”不满足，便又咣当一声，伪称“天父”下凡，唤天王洪秀全，当着一大帮高级官员训斥道：“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大功劳，何止称九千岁？”（“上帝”讲客家话？）

洪秀全在下面跪着，心中也烦，但不敢硬顶，因为戳穿杨秀清就等于戳穿自己，只得回答说：“东王打江山，亦当万岁。”

“天父”得寸进尺，又问：“东世子（杨秀清儿子）岂止是千岁？”

洪秀全答：“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

“天父”哈哈大笑，作手舞足蹈状：“如此大好，我回天堂矣。”

洪秀全留个心眼，没有当即封杨秀清“万岁”，假装为隆重其事，表示要等下个月，即9月23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八月十七日，咸丰六年八月二十五日）杨秀清生日时，当众正式大办宴会封东王为“万岁”。

杨秀清欢喜，又感心中过意不去，就对洪秀全说：“我当万岁，尊你为万万岁。”

洪秀全故作大喜状，二人尽欢而别。

从“太平天国”体制上看，杨秀清当“万岁”是大逆不道吗？回答是否定的。

“太平天国”在当时是洪、杨整出来的“新事物”，与一直以来中国社会的“伦理”大相径庭。各个王朝，“万岁”自然只有一个人敢称，但在“太平天国”中，“主”有五位，“万岁”有八位。

由于他们公认只有“天父上帝”可以称“帝”，所以首义的六个人，包括洪秀全自己，都只称“王”。当然，六王之中，洪秀全“天王”排第一，杨秀清虽然排第二，但“节制诸王”，其余四王均属他统管。

依照拜上帝会的规矩，“天王”与其余五王之间是兄弟关系（只有西王萧朝贵是“帝婿”身份），所以五王称洪秀全为“二兄”（大兄是耶稣），并非称他为“圣上”或“主上”，洪秀全称杨秀清为“清胞”，称石达开为“达胞”，称韦昌辉为“正胞”。几个人吃饭，也是一起“坐宴”。

至于“太平天国”的“五主”，即天父“上主皇上帝”、耶稣“救世主”、洪秀全“真圣主”、洪秀全儿子洪天贵福“幼主”、杨秀清“赎病主”。洪秀全本人也承认：“朕是禾王，东王禾乃，禾是比天国良民。禾王、禾乃俱是天国良民之主也。”

依据这种理论，杨秀清称“万岁”，并非僭越。所谓太平天国“八位”万岁，见于“太平玉玺”之上，上有“八位万岁、真五富贵、永定乾坤、永锡天禄”等字。这八个“万岁”，除了上帝、基督、洪秀全、洪秀全儿子洪天贵福以外，应该还包括洪秀全另外两个儿子洪天光、洪天明，这两个小孩都是“龙”子，连同杨秀清、萧朝贵，加起来就是“八位万岁”。

而且，早在1852年的《天条书》中，有这样的句子：“赞美上帝为天圣父，赞美耶稣为救世主，赞美圣神风为圣灵，赞美三位为合一真神。”“圣神风”和“圣灵”，都是杨秀清，可见他在教门地位之高。况且，洪秀全本人也曾写道：“东王是上帝爱子，与天兄及朕同一老妈所生，在未有天地之先，三位同是一脉亲。”

由于劳苦功高，杨秀清在被杀前又有宗教上“三师一主”的封号，即禾乃师、劝慰师、左辅正军师、赎病主。由此可见，即使杨秀清真的获封“万岁”，也不一定会杀死“万万岁”洪二哥。如果有这种野心，杨秀清大可借手中权力或假托“下凡”，直接把洪秀全杀掉，那样最省力省事。依据当时“天京”的现实状况，手握军权的东王杀天王很容易，身居深宫的天王杀东王很困难。

但是，细究起来，在基督教中，甭说天王和东王，连“皇上帝”也不应该称为“万岁”，因为“上帝”是超越时空的神，是永恒的象征，是永远不休的，“万岁”何能显示其神圣？

当然，当时的《金陵省难纪略》等笔记，也有一些道听途说，都讲杨秀清想刺杀洪秀全，连爱尔兰人肯能也以“目击者”身份如此说——杨秀清“篡弑未成”。清人笔记《金陵省难纪略》对于洪杨关系也妄自揣测。

杨秀清如果真要杀洪秀全，极容易不过，借口“天父”下凡，洪秀全就不敢不来。所以，杨秀清个人膨胀是真，篡弑在当时还未在考虑之内。因为洪秀全毕竟是“太平天国”的象征和符号，把他杀死，整个“太平天国”的存在基础就消失。杨秀清不可能不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很难下决心果断动手。

“替罪羊”韦昌辉

说起韦昌辉，我们依据贫乏的想象，总觉得此人是个相貌猥琐的坏人。其实，单从相貌而论，韦昌辉身高一米八多，相貌堂堂。而“副统帅”杨秀清身高一米六几、一只眼瞎。

韦昌辉是个真正的悲剧。他破家倾财加入“革命”，先被领袖洪秀全利用杀杨秀清，又被领袖出卖，被人杀掉。他本人又在历史上一直被后人泼污水。

韦昌辉，又名韦政、韦正，广西桂平县金田村人。《天情道理书》记载：“至于（韦）昌辉、翼王（石达开），亦是富厚之家。后因认定天父天兄，不惜家产，恭膺革命，同扶真主。”如此一个“背叛”了自己阶级、弃财不惜身加入起义队伍的人，后来竟被说成是“混入革命队伍的异己分子”，确实悲哀。

当然，韦昌辉加入拜上帝会，并不能说明他“觉悟”有多么高。只是因为同乡有功名的生员梁嘉与大黄江巡检黄基数次勒索欺侮，韦昌辉悻悻之余欲报仇，才愤而加入“革命”。

韦昌辉家在当地，家境虽富，却因为没有功名，常常遭受同村刘姓等大姓地主的欺侮。韦昌辉之父韦源玠望子成龙，不时催儿子辈去桂平赶考，希望有朝一日光大门楣，弄个功名当个官儿，以泄昔往受人欺压之气。但韦氏兄弟考试无运，与洪秀全一样，连年名落孙山。

无可奈何之余，韦源玠只得花钱为儿子韦昌辉捐了个“监生”，这样，儿子总算有了个“功名”。

不久后，恰逢韦源玠七十大寿，韦昌辉以孝子名义，大请四周村邻。为了慰老父之怀，他还特意让人做了块“成均进士”的金匾，高挂府门。

所谓“监生”，原指在国子监肄业的学生，而国子监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成均”（“大学”的意思）。所以，韦家挂一块“成均进士”之匾，依礼制，并非僭越得过头，因为他们家确实有一个买来的“监生”身份。

但是，大酒大肉大摆谱，让旁人眼红嫉妒。邻村一位大烟鬼秀才蓝如鉴和乡内的催粮官吏骆某人，在韦家大口吃喝之余，想合谋敲诈韦家。于是，夜半无人时分，骆某人带几个伙计，铲除了大匾上的“成均”二字，等到早晨就带差人闯入韦家，指称韦昌辉假冒“进士”，违越礼制。

韦家老小当然不干，立即争辩。出门一看，却见匾上只剩“进士”二字，韦昌辉一家顿时哑口无言，如遭棒喝，这种“罪名”原本可大可小。

但正在一起吃酒的同乡有功名的生员梁嘉和大黄江巡检黄基得报后，拍掌大笑，他们正好缺钱用，觉得可拿韦家当银号来使。于是乎，小事做大，把韦源玠抓入新屿的团局，又打又逼。实在扛不过大板子，韦源玠只能忍痛交出数百两雪花银，暂得归家。

如此，事情还不算完，蓝、骆二人撺掇巡检黄基，要再敲韦家几千两白银，韦昌辉不得不四处借银。

此时，洪秀全、冯云山正在附近“传教”，韦昌辉向二人借钱、问计。洪秀全对韦昌辉说：“银子如水，滚进官府没个完，不如开炉打制刀枪，共除这些妖魔鬼怪害人虫！”

韦氏父子怨气满胸，闻言立刻拍腿应允，从此加入“革命”队伍，在家中大院开架12座炉炼铁，以打制农具为名，打制起事用的武器。

武器很多，打制完毕后，韦昌辉悄悄投入犀牛潭中。金田起义时，洪秀全对教友们说：“上帝阿爸已经赐给我无数刀枪钉耙武器，要我们灭除清妖，现在，犀牛潭中已有不少天降武器。”

农民教友们将信将疑，入潭寻摸，果然发现大批武器，大家一下子欢呼雀跃，更加迷信洪秀全。

所以，韦家对洪秀全起事之初的帮助，无人能比。

倘若没有韦昌辉家族的倾力相助，“金田起义”便是不可能之事。而且，在“金田起义”爆发后近一年的时间里，清政府的许多官方文件均把韦昌辉列为“逆首”，可见他在当时的影响力。直到咸丰元年（1851年）九月初八，咸丰帝在给赛尚阿的一份谕令中，才称洪秀全为“逆首”。

“逼封万岁”事件发生后，事后据天王府中一位姓王的老妈子回忆，洪秀全连夜召集一些人紧急密议，准备诛杀杨秀清。韦昌辉、秦日纲受密诏，先后回城参加诛杨活动。如果是韦昌辉假称奉旨杀杨秀清，那么秦日纲也不可能有这么大胆参与军事行动。所以洪秀全的密诏是杨秀清的催命符。

后来的不少研究者，总以石达开被俘后写下的自述中一段话引申，证明并非洪秀全授意韦昌辉杀杨秀清：“杨秀清平日性情高傲，韦昌辉屡受其辱……韦昌辉请洪秀全诛杨秀清，洪秀全不许，特加杨秀清伪号。韦昌辉不服，便将杨秀清杀死。”

这段话中，似乎证明韦昌辉是主要责任人。但大家可能忘了，石达开本人也是“天京事变”的关系人之一。韦昌辉杀了他全家，而他日后跑出城，挟众而来，更是迫使洪秀全转舵杀了韦昌辉。正因如此，石达开的供词肯定有倾向性，大说韦昌辉的不是。

相较之下，李秀成的自述比较公允，但出于为尊者讳（或者他也不十分明白实情）的考虑，他只作如下表示：“东王自己威风张扬，不知自忌……北（王）、翼（王）二人同心，一怒于东（王），后北王将东王杀害……”可以明确地讲，参与杀害杨秀清一事，石达开本来也有份，只是当时路远，他没有及时赶回南京而已。

杨秀清在世时，非常猜忌石达开。他曾怕石达开在安徽独大，屡次调人以分其权。石达开日后所写的自述中，其实有三大问题与“天京事变”真实情况不符：

其一，他把“天京事变”的时间提前了一年（也可能是误写）。

其二，本来是他石达开兴兵以大军逼洪秀全杀韦昌辉，他在自述中却说是洪秀全主动杀韦昌辉。

其三，杨秀清是在“逼封万岁”后被杀，而自述中讲洪秀全故意加封杨秀清，韦昌辉不服气，杀杨秀清。

所有这些，都是石达开故意编造，以证明他本人完全没有参加“洪杨内讧”。其实，种种史料证明，在洪秀全诛杀杨秀清的行动早期，石达开本人也是密谋者之一。

杨秀清有勇有智，自不必说，但他为人也是“阴忍而残刻”，严刑峻法，果于杀戮，威风跋扈，不知自抑。他对洪秀全本人假装“天父”下凡予以折辱不说，对天王的二哥、族弟，皆敢责辱呵斥。英明神武如石达开，每见杨秀清也要跪禀听命，还特别怕他“下凡”时杀掉自己。

杨秀清本人和韦昌辉、秦日纲等人最大的直接冲突，源于1854年夏初的一件小事：燕王秦日纲手下有个牧马人，路遇杨秀清一个族叔，没认出来，所以没有立即下跪行礼。杨大叔大怒，立即让从人把这个牧马人揪下马，鞭打二百后，送往刑部黄玉琨处要求“严加惩处”。

黄玉琨也是个侯爷（卫国侯），觉得杨秀清族叔太过嚣张，不买他的账。杨大叔更怒，一脚蹬翻黄玉琨桌案，转身跑去族侄杨秀清处告状。

杨秀清闻言大怒——不给叔叔面子，就是看不起自己，于是他立刻下令当时主管刑部的石达开逮捕黄玉琨。相关部门的负责人秦日纲和陈承瑢很生气，上书辞职，杨秀清雷霆大发，下令韦昌辉杖责秦日纲和陈承瑢。最后，他把那位牧马人五马分尸，以息族叔怒火。

杨秀清和杨大叔气平了，但其余诸人胸中的怒火却勃勃燃烧。杨秀清为如此小事得罪那么多人，可见他当时是多么猖狂。

作为北王的韦昌辉，日受挫辱，却也不敢发作，只能对东王跪迎跪送，常常脸带笑容低三下四地讲：“非王兄教导，小弟肚肠嫩（客家话，指自己见识短），几不知此。”

杨秀清不傻，一直暗防这位北王，所以，北伐关键时刻派援军，他就没有让韦昌辉前去，生怕他出外“另立山头”。后来，他屡夺韦昌辉兵权，并因水营之败杖责过北王。

怨恨日深的情况下，身在江西前线的韦昌辉接到洪秀全密诏，自然把此事当作头等大事，即刻率三千军马火速赶回“天京”。当时，虽然清军江南、江北大营被太平军击溃，但局势仍处于高度紧张状态。

“天京”城防守森然，各个城门皆由杨秀清嫡系把守，如果韦昌辉手中没有洪秀全的令牌，他那三千人马根本没有入城的可能。而且，“东贼（杨秀清）军令，凡伪官率众出而败回者，不准入城，必待寇他处获利乃许入（城）”，韦昌辉本人恰恰在江西连吃败仗，如果不受洪天王密诏，有八个脑袋，他也不敢在不知南京城内虚实的情况下回来。

9月2日上午，洪秀全亲眼看见了韦昌辉送来的杨秀清首级后，仍不放心，佯称韦昌辉擅杀有罪，下诏说要当众鞭打北王四百，诱使东王杨秀清属下数千人临观。

慌乱之际，听说天王有诏旨，东王手下的人皆放松警惕。这些人大多是广西出来的太平军骨干分子，哀痛之余，响应号召入天王府观看杀掉自己首领的韦昌辉受刑。

进入天王府之前，肯定要去掉兵器。结果，这些人就乖乖被缴了械，进去后皆被赶入几间大库房内，库房大门紧闭。大概来讲，这些人都是东王属下的中下级军官，有五六千人之多。大伙正纳闷，窗户忽然被打开，炸药包一个又一个地扔进来，轰隆巨响之下，东王属下血肉狼藉，不少人当场被炸死。

大门复大开后，趁硝烟未尽，北王韦昌辉手下冲入，对这些手无寸铁的老战友加以集体屠杀。

杀掉这些人，洪秀全、韦昌辉仍旧不放心，两个月内在“天京”城内四处搜杀杨秀清族人、部下及他们的所有亲属，共计两万多人，可谓斩尽杀绝。

韦昌辉虽然作为执行命令者，但是仅仅他手下这三千人也干不了这件事。当时“天京”城内共有军士近三万人，这些人在洪秀全的命令下，也配合韦昌辉杀人，所以洪、韦才有这么大的“成果”。

杨秀清被杀后，尸体仍被洪秀全下诏分尸，然后投入大铁锅煮成肉糜，集合众将士来啖此“大奸贼”。

9月中旬，同样受密诏诛杀杨秀清的石达开赶回“天京”，见天王、北王滥杀这么多人，又有自己的属下在乱中被杀，石达开很生气，责斥韦昌辉。

韦昌辉告之洪秀全，深宫中的天王又大动杀心。幸亏石达开并非愚忠之人，见形势不妙，入城仅仅数小时，便率手下由小南门斩门而逃。

在洪天王授意下，韦昌辉残杀了石达开全家。同时，为了不留后患，燕王秦日纲受诏，率一万多人出城追杀石达开。

石达开在军中威望很高，武昌的洪山军闻调而动，约四万人齐集石达开手下，自安庆渡江至泾县，声言要回城杀讨韦昌辉。

老奸巨猾的洪秀全接报，心中着实害怕石达开手下的精兵良将。他忙派人当众谴责韦昌辉：“尔我非东王不至此，我本无杀他之意，而今已拿戮之（东王），其下属何辜，又尽杀之，应念天父好生之心，以宽纵为宜。”这样一来，洪天王把自己伪装成不知情的大好人。

韦昌辉此时气得头发昏，深知自己被洪秀全利用，怒言道：“我为渠除大害，今反责我，欲沽名耶！”

洪秀全忽然变脸，下诏诛杀韦昌辉。从前被人当枪使，现在又要被杀，气急败坏的韦昌辉两眼冒火，率手下三千人扑向天王府。天王府的府墙比当时南京城墙还要厚坚，即使手中有火炮，韦昌辉一时也攻不下来。

关键时刻，天王府中的客家女兵突显神威，这些被洗过脑的妇女们为了誓死捍卫伟大的天王，在被围攻的第二天，突然大开天王府，持枪举刀，主动冲杀。如此出其不意地遭到一群不要命的女兵攻击，韦昌辉及其手下不知所措，惊溃而去。其中，有一部分北王士兵趋朝阳门，斩关而去。

韦昌辉本人带着一些残兵，返回北王府抵拒，这样一来，北王成了瓮中之鳖。

洪秀全亲自布置，严令在城内各街设栅，派军围攻北王府。见势不妙，韦昌辉仅率两三从人偷溜出来，想从内桥栅口逃往城外。其间，恰好遇上巡逻队，北王答不出口令，被人当场抓获，押送至天王府。

洪秀全并不见他，立刻下令把北王“五马分尸”，算是对大众有个交代。然后，他又派人逮捕了率兵追击石达开的燕王秦日纲，斩首示众。再后，洪秀全把二人首级装匣，派人送至率大军自泾县到宁国的石达开军中。于是，石达开便于11月28日回到了天京。

洪秀全见石达开，放声大哭，泣诉自己被韦昌辉“挟持”的委屈，显得特别无辜。石达开信以为真，泪如雨下。

但是，对于这种内讧残杀，太平天国上层十分讳忌，并不敢对外宣布杨秀清是篡权被诛，声称东王是“赎罪期至，被世人陷害”，和耶稣一样“升天”了。所以，日后太平天国就把杨秀清被杀的那一天定为“东王升天节”。即使对韦昌辉，也不敢“显诛”，称其“死”为“丧”。

“天京事变”之后，对太平军最大的影响，就是“太平天国”从精神上丧失了昔日的“神灵性”和“正统性”。所以，百姓们私下传说：“天父杀东王，江山打不通。长毛非正主，依旧让咸丰。”

太平军士兵很迷惘，“上帝”怎么会容许这种事情发生？“天父杀天兄，总归一场空。打包回家转，还是做长工。”

再笃信“拜上帝教”的人，也会产生疑问：代“天父”传言的东王，怎会被“天父”另一个儿子北王杀掉？而“真主”天王，又怎能把北王五马分尸？

信仰出现了裂痕，对于太平天国来讲，是最致命的一件事情。

船到江心补漏迟

为了挽救信仰危机，洪秀全对东王杨秀清作了一系列“追封”工作，不仅把北王韦昌辉的“雷帅”“后师”爵位转给东王，还封东王为“传天父上主皇上帝真神真圣旨”，并作诗“深情”呼唤：

七月念七东升节，天国代代莫相忘！

由于杨秀清的两个儿子均被杀掉，洪秀全把自己的第五个儿子洪天佑过继给东王当嗣子，封为“幼东王”。日后好多人不明就里，以为洪天王对东王有多好，还替他留一支血脉，其实，这个“幼东王”，根本就是洪天王自己的儿子。

随着日后太平天国在各地的节节失利，洪秀全本人倒是真心怀念帮他打江山的杨秀清。1858年，洪天王作诗：“九重天上一东王，辅佐江山耐久长。“1859年，他下诏称：“天历三重识东王，降托东王是父皇。”

1861年，“天京”上游的关键门户安庆将要失陷时，洪秀全连睡梦中都想得东王之力，写诗道：“东王奏兵交妹夫，杀妖灭鬼有伊当。”真是临时抱佛脚，假使杨秀清还活着，洪天王自可以在深宫中作诗纵欲拜耶稣，根本用不着忧心忡忡亲问军国大事。

“天京事变”，自己人杀自己人，对于“太平天国”来讲，贻祸无穷。

第一，洪秀全、韦昌辉对东王及其属下的大屠杀，加上后来洪秀全对韦昌辉及其属下的杀戮，除了老弱妇孺不算，也有两万人左右的太平军中坚被杀。这些人，绝大多数是一路从广西走来的，劳苦功高，久经考验，是那种三千顶十万的人才。杀了这些人，太平军绝对是自毁长城。

第二，如果“天京事变”没有发生，太平军挟破“江南大营”之胜势，大可攻下苏锡常富庶地区，还很可能一举击溃正在成长中的湘军。当时的湘军被切分在湖北武昌和江西南昌两个地方，岌岌可危。

第三，“天京事变”直接导致了军事重镇武昌的失守。因为当时武昌的太平军守将是韦昌辉之弟韦志俊，石达开本人也在距武昌城十里以外的洪山督师。洪山大军应石达开之命回师南京杀韦昌辉，武昌的敌我均势被打破，迫使太平军不得不放弃武昌。

武昌扼金陵上游，可固荆襄门户，可通两广、四川饷道，如此坚城一失，造成太平军日后被动挨打的局面。

话又说回来，“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腐化堕落速度之快，令人瞠目结舌。从太平天国大修府第的情况，可见出一斑：

伪天王洪秀全改两江总督署为伪天朝宫殿，毁行宫及寺观，取其砖石木植，自督署直至西华门一带，所坏官廨民居不可胜记。以广基址，日驱男妇万人，并力兴筑，半载方成，穷极壮丽。以金陵文弱之人逼令挑砖运土，稍不遂意，则鞭棰立下，妇孺惨遭凌虐，亘古罕闻，茹苦含冤，天地惨变，是以工甫成即毁于火。讵虫蝎之心，冥顽不灵。

四年正月，复兴土木，于原址重建伪宫，曰“宫禁”，城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外曰“太阳城”，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如大兰若状。

唯外面纯用黄色涂饰，向南开门，曰“天朝门”，门扇以黄缎裱糊，绘双龙双凤，金沤兽环，五色缤纷，侈丽无匹。其宫殿堂庑，下及厢簃庖煏，无不如是。且以黄绸十余丈挂诸门外，朱书大字，字径五尺，其文曰：“大小众臣工，到此止行踪，有诏方准进，否则雪云中。”贼中呼刀曰“云中雪”，忽作歇后隐语，言外必杀也。

门之两旁设东西朝房二所，内外各三层，亦皆宽敞高广。门外用红黄绸绉扎成彩棚，风雨任其淋漓，月余即更换一次。

门前丈余开河一道，宽深二丈，谓之御沟，上横三桥以通往来。过桥一里，砌大照壁，高数丈，宽十余丈，照壁适中搭造高台，名曰“天台”，为洪逆十二月初十日生日登台谢天之所。台傍数丈，外建木牌楼二，左书“天子万年”，右书“太平一统”。牌楼外有下马牌，东西各一。此洪逆伪宫之大概也。

伪东王杨秀清至江宁，初踞藩署，因有金甲神到处呵斥，不获安居。三日后移至内城将军署，又以逼近东门，唯城外炮子飞入，复移至旱西门黄泥冈，改前山东盐运使何其兴住宅为伪府，尽毁附近民居阛阓开拓地基。

以窃夺之物料，威胁之人力，何所顾惜，穷极工巧，骋心悦目，以耀同俦。百姓震惊，以为尊严无比，虽逊于洪逆伪宫，然已回环数里，垣高数仞矣。

更以碎磁锋密布墙顶，拥以油灰，防人攀越以谋己。大

太平天国官邸一角

门亦糊黄缎，并用铜环彩画，则止一龙一凤，彩棚仍以红黄绸绉为之。东西设伪宫厅各一，东曰承宣厅，西曰参护厅，并有东殿尚书挂号所。此杨逆伪府之规模也。(www.daowen.com)

其伪西王萧朝贵、伪南王冯云山，久经殄灭，今仍列其伪衔，逆属亦有伪府，奢侈暴殄，大略相同。伪北王韦昌辉初至江宁，踞富室李姓家，嗣移中正街前湖北巡抚伍长华新宅。伪翼王石达开先踞故明张侯第，嗣踞上江考棚。伪燕王秦日纲踞中正街升平桥前湖北宜昌府程家督宅。

除洪逆外，所居皆谓之伪府。伪西王府门画一龙一凤，与东王同。他如南、北、翼、燕及豫五伪王，则画一龙一虎。国伯国宗及各伪侯亦画龙虎，而所踞之第则又谓之衙。丞相画像，检点、指挥至总制俱画鹿，监军下至两司马则画豹，但监军军帅画豹踏云，师帅至两司马虽亦画豹，则踏山冈，丞相至军帅公堂画龙，师帅至两司马公堂一概画虎。

其伪侯、丞相以下分踞文武衙署并缙绅富室房屋殆尽，无不大张旗鼓，粘贴伪衔，互相夸胜。而穷奢极欲，唯洪杨两逆首为最，余皆不逮矣。

（张德坚《贼情汇纂》）

早在这一年年初，就有不少太平军将士公开抱怨：“从前在金田、永安时，天父曾答应我们到金陵小天堂后，令男女团聚，得成家室，今忽忽三年过去，大家仍无女人，是不是天父诳骗我们？”

杨秀清听众人如此说，心中也惊，便讲道：“汝辈怎能测天父之高深！时间愈久，天父许赐你们的女人越多，现在你们大家想速配，高职者一人仅得十余妇人，依次递减，到时候可不要又嫌少！”

于是，隔了几个时辰，杨秀清就咣当“天父下凡”，“指示”军中速配：丞相可得十二个女人，国宗可得八个女人，依次递减，士兵也可得配一个女人，原有夫妇可以团聚。

太平军在南京城中封闭“女馆”，自十五至五十岁，一个不免，即开列名貌分档注册，然后抽签匹配。仓促之间，有老夫得少妻的，有十四五岁的娃娃兵配五十岁老妇人的，都不准更换原配。

女馆中的百姓不少人不愿意嫁与这些人，杨秀清命人挑出几个，当众砍去手足示众，“于是饮泣含冤者不可殚述”。自此以后，女馆为之一空。“在外之贼亦得掠配或竟逼妻，从此，诸贼无不呢少妇，拥多资，为贼酋尽死力，然凶悍之气，亦以此而渐杀焉。”（李圭《金陵兵事汇略》）

生活腐化，自相残杀，坐失重镇，“太平天国”一下子由盛而衰。这还不算完，紧接下来的石达开“出走”，又给了太平军一次致命的打击。

“东王”生前身后事

清同治四年（1865年），湖广总督官文主修、汉官杜文澜主编的《平定粤匪纪略》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杨逆（杨秀清）本名嗣龙，湖南衡州人，其父杨大鹏因传教伏法。杨逆流徙广东，遂为嘉应州（今广东梅州）人。”

不仅如此，早些时还有湖南常德一个士绅杨彝珍，他看见太平军在常德附近所贴布告的杨秀清衔名中有“禾乃”二字，便认定“禾乃”二字相合为“秀”，就把被左宗棠压下来的一桩案子重新“翻案”。那么，左宗棠压下的是什么样的“案子”呢？

咸丰四年（1854年），胜保在山东高唐州俘获一名太平军北伐军中的军官，那人供称东王杨秀清是湖南耒阳人，家住耒阳城外西乡三角坪，并说杨秀清之父杨大鹏本来就是朝廷要犯，因抗粮被杀头。

胜保不敢怠慢，立刻飞奏朝廷。咸丰帝很上心，送折批于军机处，让人急谕时为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彻查。骆秉章便命令属下一名叫张丞实的道员往当地查访。

张丞实查了几天，查到确实有杨大鹏，但此人被杀，根本没有儿子。张道员办事认真，还查出另外一件事情：

杨大鹏所居三角坪不远处，有个老头名叫梁人泰，其妻姓杨。此人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生子名梁宗清，小名“禾乃”，生性顽劣，于道光十九年（1839年）出逃在外，不知所踪。

梁人泰听说清政府彻查杨大鹏案件与太平军“东王”的事情后，心里不踏实，怕自己的儿子梁宗清逃出老家后加入“长毛”，遂让其姓母姓，改名“杨秀清”，立刻自首。梁人泰此举，也是害怕事发受累，因为根据清律，大逆乃是“族诛”重罪。

张丞实报告上交后，时任骆秉章“师爷”的左宗棠为人慎重精细，经过审慎验正和推敲后，以骆秉章名义向清廷秉奏此事原委，并奏：

……经确切密查该逆杨大鹏并无子侄亲属在外数年未归之人。

往勘该县西乡哑子山系欧阳族人勘居之所，检查谱系，该逆杨大鹏自其本身上三代均系独子单传，该逆始有同胞兄弟，均经查办，并无余孽。差传族长里邻查讯核实谱载相符。又查三角坪在该县北门城外，仅止杨平龙一户在彼居住，父子四人，其子均幼，现在家耕读生理，调核宗谱，并无杨秀清之名，是逆首杨秀清实非杨大鹏之子，确有可信。

……

当询署耒阳县知县张济远，据云该民素称良善，现据该地方保充团长，其子宗清逃去在外，为匪与否实无确据。

臣于接到张丞实禀后，复密饬衡阳县教谕吴宏焘就近改装易服潜往该处详细查访。

唯逆首杨秀清前据逆犯洪大全供系广东人，湖南屡次生擒匪党有供称该首逆系广西壮人者，亦有供称广东人者。该逆党坚交秘，不但其真实姓名不可得详，即籍贯亦无从指实，要之非杨大鹏之子则断无可疑。

至该民人梁人泰之子梁宗清是否流入匪党，尚未可知，安可以影响疑似之谈，遽行提省质问，致无辜枉受株连。拟俟吴宏焘确切查询明白后，再行分别办理。事关重大，臣自当详慎酌办，断不敢掉以轻心……

也就是说，左宗棠认定，杨秀清不是杨大鹏儿子，也不是梁人泰早年在家惹事后逃跑的儿子梁宗清。这件事，从政府层面，在当时已经被压了下来。

但是，常德士绅杨彝珍深觉左宗棠是故意隐瞒事实，由于他本人有功名在身，是“翰林院庶吉士”，就上书清廷，认定杨秀清就是梁人泰之子。清廷中有人信以为真，下令当地政府毁掘梁人泰家族的祖坟。

挖坟就是“毁风水”，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政府常用这招来断绝造反者的“龙脉”。可巧的是，梁人泰祖坟被刨只过了几个月，“天京事变”发生，东王杨秀清被杀。

闻知信息后，杨彝珍认定自己为大清建奇勋一件，深信他一纸奏文毁掘了贼头家祖坟，才使杨秀清断头。扬扬自得之余，杨彝珍写诗道：“冢遁金蛇孽运终，连天烽燧遂销红。不矜一纸神通力，恐掩熊罴百万功。”

为了详细说明此诗的背景和功劳，杨彝珍详细引摘了张丞实的报告内容，认定梁人泰之子梁宗清出走后改姓母姓，并把乳名“禾乃”合为“秀”字，起名“杨秀清”。

这位杨彝珍根本不知道杨秀清衔名“禾乃师赎病主左辅正军师东王杨”中的“禾乃”，其实是太平天国教义中的一种宗教称呼：“今当禾熟之时，即得救之候。朕是禾王，东王禾乃。禾是比天国良民，禾王、禾乃俱是天国良民之主也。”（洪秀全《钦定前遣诏圣书》）

杨彝珍的自吹自擂，当时还真有不少人相信，连大文豪俞樾（杨彝珍同年好友）都为此事作文吹捧，故而人们以讹传讹，直至现在还有学者在研究杨秀清的“湖南”籍贯问题。这显然是把传说当成“悬案”来考证了。

更可笑的是，官修历史的杜文澜既不知胜保奏章，也没看过张丞实的调查报告和左宗棠为骆秉章所写的奏折，却牵强附会，把杨彝珍笔记和诗后记当成真事，把传说当成史实记入“正史”。这造成日后一连串的“考据”与“调查”。

附件：在南京生活数月的两名欧洲人的叙述（节选）

说明：在这篇文献中，作者对于太平天国领导人均以数字提及：“第一位”指洪秀全；“第二位”指杨秀清；“第五位”指韦昌辉；“第六位”指石达开；“第七位”指秦日纲；“第八位”指胡以晄。

这两个西方人的叙述，可以与太平天国相关的内容，尤其是“天京事变”的内容加以互证。但“西方人”的叙述不可能全令人信服，比如爱尔兰人肯能的叙述就有夸张之处。而且这两个人对杨秀清与石达开的关系也不十分清楚。但他们描述的韦昌辉、秦日纲二人在杀了杨秀清之后受鞭刑的事，非常有价值。文中对胡以晄的记载不正确，胡以晄是病死在江西，不是在天京事变中被杀的。

“在南京生活数月的两名欧洲人”的叙述

《中国陆上之友》，1857年1月15、21、31日

1月15日

……

东王（杨秀清）及其党羽无疑已遭杀戮，著名的琉璃塔确已被毁，极端的狂热情绪已处于失控状态，而我们本希望那里的情形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镇江和南京——原始的叙述

（1856年）……我便想观察一下叛军（指太平军）。于是，我就和一位同伴在扬子江北岸登岸，沿着江岸步行到瓜洲的叛军炮台。

进入炮台后，他们问我们从何处而来，我们答称来自上海。他们以为我们还要回去，便送给我们许多他们的书籍。我们表示愿意留在他们中间，他们听后似乎十分高兴。

接着，炮台指挥官命令我们下跪，我们照办了；然后他走进一个房间，穿着整套官服出来，径自在桌子旁坐下；我们不得不再次跪下。由于没有翻译，双方便不再说什么或做什么。

当晚就餐时，他们将一张小桌子放在敞开的门处，桌面上摆有三碗饭、三杯茶、三双筷子，众人站立着唱赞美诗。接着，炮台的头目在屋中央的桌前下跪，屋内所有的人则跪在他身后，祈祷数语后，焚化祈祷文，不等纸张烧完便抛向空中。然后众人起身，仆人搬走门口的小桌，大家一同进餐。

在规定众人祷告的时刻，如有人缺席并且没有充足的理由，将遭到鞭打。他们在饭后不做感恩祷告，但通常在三顿饭前做同样的祷告。

第三天，一名士兵带来一件大公文，跪呈给炮台指挥官。后者吩咐我们与这个士兵同去镇江。

我们在金山上岸，步行来到首领的住所，但他并不在家。我们被带到一个房间里，惊讶地发现那里有五名马尼拉人，他们都身穿中国服装，除了长发外还留着辫子。

我们很快得知这些人是同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黑人一道，从吴健彰最初的三桅帆船舰队开小差跑出来的，迄今已在镇江府待了三年。在头五个月间，他们被囚禁在监狱里。他们当中的一人被怀疑是广州人，叛军烫烙他的脸和腿，逼他讲中国话。他们如今深得首领的欢心，并与他们同住在一起。他们随同中国人履行其宗教仪式。

他们告诉我们，任何人都不允许结婚，女子被关在房子里，由一名上年纪的妇女管制，并有男孩们看护。倘若在这些房子里发现士兵，男孩将立即禀报首领，首领便审问这些罪犯（包括士兵和女子），并将其斩首。这些马尼拉人是该城的行刑者，为此他们被分发了刀。其中一人专斩妇女。

他们说，两年半前，所有驻军除了喝粥，别无其他食物，他们正要弃守该城时，罗大纲从南京率三万人杀出一条血路赶来救援。此前整个驻军仅有一万人。有一次，他们在夜间派遣出五百名提灯的妇女；清军向她们开火，还杀了几位，事后才发现她们是女子。

我们在镇江期间，曾有几百名妇女和男孩从瓜洲方向被运到该城。

每七天举行一次祷告，时间似乎是在星期三午夜。下辖一定数量士兵的营房头领或小军官召集起所有的部下，众人均跪着唱赞美诗，然后由头领念祈祷文，约历时十分钟；礼毕，众人起身解散。次日早上，假定是星期四，该城的每一条干道上都在黎明时分悬挂起一面与街道同宽写有三个大字的白旗。任何骑马的官兵在经过白旗时都不得不下马牵引而行，不得骑着通过。

除此之外，他们根本不守安息日（工匠在第七天从不停止工作），既没有任何集会，也没有任何集体礼拜仪式。

再继续我的叙述。被领到镇江府首领面前后，我们不得不下跪；首领挥手示意我们起身，问我们从何而来，并问我们是否愿意留下。我们答称从上海来，愿意留下来。他接着问马尼拉人是否愿意担保我们不会逃走。他们点头允诺，他对此似乎感到满意，并吩咐我们同马尼拉人住在一起。

第二天，我们均跟随一支大部队开往扬州，午饭后返回。

所有的士兵和苦力（每名士兵辖三名苦力）都忙于从扬州运米到瓜洲、镇江，前后历时一个月，动用了大约三万名成年男女和儿童。我们留在镇江达五天之久，整天无所事事。

此后，我们起兵三万从瓜洲向内地一座有城墙的城市进行了为时一天的进军。我们与一万名清军交战了一小时，我方有两三人受伤，对方约有三十人负伤。我们占领了这座城市。该城城门顿开，我们从一边的城门入城，清军则从另一边城门逃之夭夭。

……我们已厌倦这些人，试图在瓜洲边逃跑。由于不能身穿中国服装逃跑，我便到镇江去取我们的西装。

次日上午，我惊讶地发现又有两名欧洲人被带来。我告诉他们，我为在这里见到他们而感到遗憾。不过，既然如今又来了两位我们的同胞，我便决定留下。我带着这两个伙伴去见首领；和对我们所说的一样，首领告诉他们不要指望有任何军饷。

我们四名欧洲人现在同意与他们待在一起，并于第二天早上随同部队向东北方向进发，来到一个四面环水不易接近的清军营垒。

我们试图将他们引出来，但未得逞。我们在那里待了两小时，然后所有人马又撤回镇江。我们此次突袭收集到足够全城吃上两年的大米。我们在进军途中张贴了许多布告，告诉老百姓我们只要他们纳税，凡纳税者将不被惊扰。

次日，一千五百名南京守军开回南京，行进十英里（约十六公里）后因遇到一支庞大的清军而扎营。镇江守军一万人便同他们会合，与大队清军发生遭遇战。这些清军已在通往南京的要道上修筑了工事，并有三十条广州船支援，其中一些船已把枪移上了岸。

我们激战一整天，大约消灭清军一百人，迫使其退回营垒。我方有十人不慎被自己的炸药包炸死。我们撤回到筑有城墙的营垒过夜。

次日上午，我们用船搭起一座桥，越河行进到一座岛屿；一支分队则执行避免使清军察觉到我们的任务。我方约二百人过河去搭一座能安两门炮的炮台，以便与敌方安有六门炮的炮台对抗。但是，清军占有优势，我方无法与其对峙，导致四人阵亡，一座炮架被毁。我们便放弃了这座炮台，加入了正在对面进攻清军的主力。

经过大约三个小时的血战，我们攻下他们的一座炮台，将该炮台的清军和剩下的另外三座炮台的清军赶下了河。

第二天，我们又攻下两座炮台，清军退缩到中央炮台。我们便包围了他们，毁了几间房屋，用木料和草在炮台四周纵火，以防止敌军逃窜。次日黎明前，我们发现清军慌乱不堪，企图突围而逃。鸣号后，我们全体出击，逐一消灭他们。

第一天我们阵亡一百五十人，清军死六百人；第二天在夺取炮台时，我方阵亡四百人，敌方死五百人；第三天歼敌七百人，而我方无一伤亡。接着，我们占领了所有的炮台，并在那里发现了大量军火，敌船很快就移到江的对岸。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天，次日绕道返回镇江。

我们调集了所有部队进攻清军炮台（回到上海后，我们才得知这些清军是由吉尔杭阿亲自指挥的，他在这次交战中被打死。但当时无论在镇江或南京都无人知道这一点）。

经过一番鏖战后，我们在首日攻占了一座炮台，他们便退缩到另一座炮台。我们在这里作战三天，共逐个攻陷了八座炮台，最终将他们赶进仅剩的三座炮台里，把其团团围困。当天作战竟未能奏效——我们安好了三门小炮，对准敌方炮台。

1时左右，五名清军军官走出炮台，跪着向我方打手势。南京和镇江的我方人员便迎上前去。双方谈判约一小时，但未能达成协议，敌方军官退回。等我方首领返回后，敌军重新开炮，我军予以还击。

交火一整天后，我们在夜间纵火包围了他们。他们弃守了一座炮台，我们随即将之占领，并杀死许多未及逃跑的守军。我们紧追不舍，以致在一间屋子里就刺死了15~20名清军。我们发现他们已陷入绝境，食物和饮水全无，马匹已被吃掉了一半。

第二天上午，我的伙伴、来自波士顿的查理·汤普森，在用抬枪瞄准对方时被子弹击中胸部。我和两个同伴将他抬回镇江，那里有三名医

剿灭粤匪图

生看护他。他在巨痛中挣扎了十天。他在负伤前经常说，他宁愿在美国监狱待上三年，也不愿再与这些人待上三个月。

清军完全被我们所包围，又无法将我们击溃，于是便企图突围而逃，但悉数被歼。敌方三座炮台共有七百人丧命；我方无人阵亡，仅有十人受伤。

1月21日

战斗结束后，我们忙于将炮和军火等运到镇江，这约持续了二十天。尽管离城仅有三英里（约五公里）左右，叛军仍占据着这些炮台，我们经过时他们还守在那里。过了八天左右，南京部队的一万五千人退到镇江东南约二十五英里（约四十公里）处，在那里构筑了三四座炮台，并驻守了几天，直到镇江援军到来。

会合的那一天，我们遭到一队清军步兵和大约七百骑兵的袭击，几次被其击退。清军后撤时，骑兵奔乡村，步兵走山路，我们便兵分两路推进。在穿过乡村时，我们毁了所有的大房屋，但从未骚扰穷人的房屋。尽管如此，当我们逼近时，乡民们还是逃之一空。

我们离开了驻守这尊炮台的镇江部队。其他的部队则向南京进发，司令官顶天豫（官名）问我们是否愿意到南京去，并称将为我们提供马匹。我们在南京会比较舒适，我们便同意去南京。

在第二天的行军途中，我们遇到三座清军盘踞的炮台。由于军火告匮，我们不想同他们交火，便绕道而行。我们行军到晚上10点时，他们仍尾随不放。我们绕上一座山，他们这才作罢。这座山距南京约二十五英里（约四十公里）。我们在此盘桓了几小时，于第三天到达南京。

我们（两名欧洲人）离开了大部队，从城西距琉璃塔约第三个城门入城。我们身穿中国服装，通过了第一道门，但在过第二道门时被阻。我们与门卫一同进餐，他让我们等待允许我们进城的命令。

在停留城门期间，我们吸引了不少观众，过道上挤满了过往行人。我们被带到第八位（胡以晄）处，他问我们是否认识一位名叫安东尼的意大利人，他们称他为“罗大纲”（罗亚旺）。此人很受首领们的恩宠，跟随他们已有三年半左右，是从吴健彰所雇用的葡萄牙快艇上开小差加入他们行列的。我们不认识他，也从未见过他，我们认为他已经死了。

他们说，他膂力过人，佩一柄十四斤重的剑。当清军向他射击时，他就倒地装死，等到一群清军涌上来想砍下他的脑袋时，他便突然跃起手刃其中的两三个。他享有特殊待遇，被拨给钱买他似乎十分嗜好的鸦片和酒。他几乎可以随心所欲。

第七位（秦日纲，即和我们一道从镇江来的那位首领）听说我们在第八位（胡以晄）处，便派人来叫我们。他随即领我们去见第二王（即第二位，杨秀清）。我们被事先搜身，任何人不得携带武器接近他。

他的所有官员，他的妹夫和我们都在他面前下跪；官员们齐念一篇短的祈祷文。他有两个各为三岁和七岁的男孩，当其中的任何一位出现在街上时，所有的官兵都得立刻下跪；只要他们出现时，连我们也不得不这样做。有时我们得下跪十分钟之久。

由于当时没有翻译，第二位（杨秀清）讲了寥寥数语后，就把我们托付给他的妹夫。其妹夫将我们领到他的住所，我们在此受到很好的照顾，住在一个很不错的房间里。

我们的翻译从前在广州当过木匠，当他来到第二位（杨秀清）跟前时总是下跪，并让我们也这么做，但当我们依旧站着时，首领并不见怪。我们因此认为，若不是广州人当翻译，我们的境况会更好些。

第二天早晨6点左右，我们被召到第二位（杨秀清）面前，他问我们是如何打仗的，似乎认为我们仅会使用拳头。我们便示范给他看，我们不仅会用刀，而且还会使用火器。于是他递给我们一根棍子，我们便使出浑身解数表演攻守动作。我们告诉他，我们只在喝醉时才用拳头搏击，并举起杯子摆出喝醉的姿势来表达这层意思。他们让我们表演了几招拳术，第二位（杨秀清）觉得很有趣，不禁开怀大笑。

他们递来一支英国手枪让我射击，在相距五十码（约四十六米）的墙上贴了一张纸。我射中了纸的中心。我瞄准时第二位（杨秀清）就站在我的身后，当我开枪时他显得有些紧张。

第二位（杨秀清）环顾并注视着他的宽大宫殿，问我们的皇帝是否也有与此类似的宫殿，我们当然回答没有。在他死前逗留南京期间，我们大约见过五百名从事烹饪、做鞋等杂役的妇女。每天早上8点，有800~1000名穿着体面的女子跪在第二位（杨秀清）的门口听候吩咐。我们获悉这些妇女是业已阵亡的那些叛军的妻子、亲戚和朋友，受雇在第二位（杨秀清）的王府里。

翻译来到后，我们告诉第二位（杨秀清），在我们国家并无向长官下跪的习惯，故而我们第二次与他见面仅有十分钟。

此后的三个多月间，我们在城里闲逛，在情形许可的范围内自行娱乐。该地是如此之大，以致即使我们离开住所数月也不会被怀疑已离城出走。

有一次，我们看见三个男人和三个女子因私通而被斩首——一位年轻的男子因乱伦被斩首后又被肢解，而这名女子仅被斩首；一名男子因偷窃被斩首。

我们通常看到的是那些被发现吸食鸦片的人的头颅。这些首级被系在长杆上，由两个人抬着穿行在主要街道上，一人敲锣，一人宣布罪状，以儆戒众人。抽大黄烟和饮酒者一经发现即遭鞭打，凡醉酒者将被斩首。

我们不能断言第二位（杨秀清）不抽鸦片，只是倾向于相信他不抽鸦片，但我们确知他的妹夫既抽鸦片又喝酒。在第二位（杨秀清）死后，他被指责其宫殿里有大量鸦片和大黄烟。凡交出烟灯、烟盘等烟具者，将被奖赏五块大洋。但我们从未听说何人被发现拥有烟具，直到我们离开南京时依然如此。他们要烟具的目的是要证明其主人抽鸦片，因此其主人是个坏人。

由于厌倦于无所事事，我们便让翻译告诉第二位（杨秀清），我们想出城参战。他劝我们不要忧闷和气馁，因为他想马上就和我们交谈。但他并没有找我们谈话。

我们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正在一个公共场所作讲演。大约有3000名广东人下跪。我们听说他们对出城作战犹豫不决。我们注意到在该城的所有地方和所有街道，到处都有妇女；没有人被限制居住在某一特定的地方。凡是有丈夫的妇女都可以不工作，但所有没有依靠的妇女都不得不干各种体力活，诸如搬运砖头、木料、大米等。南京城里的大部分男子都是士兵，他们不做杂务，也不搬运。

第二位（杨秀清）的宫殿紧挨着西门，满城的所有房屋和大部分城墙已被毁。仅有叛军军官才可以穿黄色衣服，士兵可以任意穿除此之外的任何颜色的衣服。尽管他们从不剃光头的前部，但并没有废除辫子，仍然将头发编成辫子，有时还用红色和黄色丝绸将辫发扎起来。辫子垂扎在头后，盘叠在帽子里。

我们曾两次看到由纸糊的龙和各种动物的象征物组成的很长的队伍。我们的住所距第二位（杨秀清）的宫殿约五十码（约四十六米），位于街道的对面。

我们听说，第二位（杨秀清）已下令第五位（韦昌辉）将其部队从原来的驻地分调到不同的地点，另命令驻扎在丹阳的第七位（秦日纲）开往安徽。

第七位（秦日纲）在途中遇到了第五位（韦昌辉），后者问他向何处进发，他答称奉第二位（杨秀清）的命令赶往安徽。第五位（韦昌辉）说，你应当和我返回南京，因为我收到了第一位（洪秀全）的信函，你并不知道此事。第七位（秦日纲）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直到他们行抵南京（他们驻扎在城外），第五位（韦昌辉）这才告诉第七位（秦日纲），第一位（洪秀全）命令他杀掉第二位（杨秀清）。

就在这时，第二位（杨秀清）已下令所有第一位（洪秀全）的人出城作战，但他们没有从命。他还召他的朋友第六位（石达开）的人马进城，但他们已来不及在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进城之前赶到：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的部队已在午夜未被怀疑地进了城。官兵们说，如果说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没有入城，那么杀掉第一位（洪秀全）正是第二位（杨秀清）打算要干的事。

一天早晨四点左右，我们被炮声惊醒，一发炮弹就落在我们住所的附近。我们立刻起身，想跑到街上去，但被阻拦住了。街面上排列着许多士兵，禁止任何人离开房屋。

黎明时分，我们出了屋，吃惊地发现满街都是死尸——我们辨认出这些是第二位（杨秀清）的士兵、下属官员、司乐、文书和家仆的尸体。我们还看到一具女尸。

此时，数千名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的士兵，甚至第二位（杨秀清）的属下，正在第二位（杨秀清）的宫殿里抢劫。我们随着一群人进了宫殿，发现房间的装饰并不奢侈。我们曾听说他的筷子、笔架、印玺和其他几件小物品都是金制的，他的脸盆是银的。我们看到他的桌面上有两个小的金狮子和一个金钟。

在几个小时内，宫殿被洗劫一空。

全城在那一天处于极度的骚动状态，大多数人不知道事情的原委，所有的城门都紧闭着，城墙上也有人看守。我们听说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去拿第二位（杨秀清）所属官员的财物。因为需要马匹，我们便抢了两匹马，但当晚这两匹马就被第五位（韦昌辉）的一个部下强行牵走了。

第二位（杨秀清）的妹夫已因病从我们的住处搬走。我们在第二位（杨秀清）死后去看他（指杨秀清妹夫），发现他的住宅未被骚扰，但他的妻子告诉我们，他已被用锁链套着脖子带走了。我们从那里到第七位（秦日纲）处，逗留了一天也没有见到他，他的部队在第一位（洪秀全）处。

第二天，我们到第一位（洪秀全）处找第七位（秦日纲）（因为他是我们唯一的朋友，是他把我们从镇江带到这里的）。我们的翻译也在那里，他将我们的朋友指给我们看，我们惊奇地看到，他们和第五位（韦昌辉）一同跪在第一位（洪秀全）的门前，每个人的脖子都套着锁链，头裹蓝巾。他们并不像犯人一样被拘禁着。

第一位（洪秀全）的一个女宣诏使出示一块两码半（约2.3米）长、半码（约0.5米）宽朱笔书写的大黄绸，放在他们两人面前。他俩便读上面的诏书，许多第二位（杨秀清）的官员也挤上去看。诏旨很快就念完了，被递出来贴在正对第一位（洪秀全）宫殿的墙壁上。

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屡次通过这些女宣诏使传递消息，她们都是大体上还算美丽的广东女子，传递口信时声音清楚而又沉着，在三十六码（约二十七米）处都能听得见。

传话间歇期间，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退到一个小屋里一同商议。最后，两位宣诏使宣布他们每人将被责打五百下。随即有人递过了五根棍杖，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被自己的军官带去受刑。

第五位（韦昌辉）让某个军官抽打他，打到第三百下时，第五位（韦昌辉）抽出小刀说，如果不打得重一点就杀死他，同时还装出哭的样子。

就在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受罚的时候，他们的一些部下涌上前将自己的手放在他们的背部，以代替他们受刑。我并不知道这纯粹是场闹剧，当时我正给第七位（秦日纲）摇扇子，看到其他人将手搁在第七位（秦日纲）的背部，便也把自己的手放上去。我的手被打了几下后，棍杖断了，又换了一根。

然而，他们每人所受的杖责并不超过三百二十下。第五位（韦昌辉）的一个军官想解下第五位脖子上的锁链，被他制止了。在这场虚假的惩处过程中，我看到有几百名官兵在哭。

第二位（杨秀清）属下的几个官兵也在场，他们是囚犯，脖子上套着绳索和沉重的锁链。大约有六千名第二位（杨秀清）的部下无疑已成了囚犯，被关押在第一位（洪秀全）宫殿两侧的两间大房子里。

在返回第七位（秦日纲）住宅的途中，我们遇见了我们好管闲事的翻译，他和两个士兵押着两名在躲藏中被抓获的第二位（杨秀清）的军官。他告诉我们，等这两个人被斩首后，第七位（秦日纲）即刻要见我们。

被带到第七位（秦日纲）面前后，翻译随即拉我们下跪；我们通过翻译向第七位（秦日纲）表示，对他受到杖责深感遗憾。第七位（秦日纲）表示不要紧，并给我们安排了一个卧室，紧挨着第一位（洪秀全）宫殿的大门，对面便是长时间悬挂着第二位（杨秀清）首级的地方。

当天夜间，我们跟着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查看关押那六千人的房子，他俩在窗外察听，并策划如何消灭这些人。

次日黎明时分，这些囚室的门窗被打开，几个炸药包被扔到这些囚犯当中，出口处则被牢牢看守着。士兵们冲进了其中的一个囚室，几乎未遇到什么抵抗就杀死了所有的囚犯；但在另一个囚室，囚犯们用墙壁和隔墙上的砖块殊死抵抗了六个多小时才被消灭。这些囚犯除了被枪击外，还遭到两门发射火炮的轰击。这些可怜鬼自己脱光了衣服，许多人因气力衰竭而倒下。

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最终命令他们的人将右臂从袖中抽出，以便与第二位（杨秀清）的人区分开来；这些士兵接着便冲了出去，杀死了仅剩的人。

此后，我们随即也进了屋。天啊，场面太恐怖了，有些地方死尸竟重叠了五六屋；有的自己吊死，有的被扔进来的炸药包炸成重伤，这些尸体被抛到一片荒野上，无遮无盖。

此后，城里每户家长都得报告家中所有男女孩童的人数，每个人被发给一块小木牌，佩戴在胸前，一旦发现第二位（杨秀清）的人就得抓住。在几周之内，被抓获的第二位（杨秀清）的人五人一队，十人一队，甚至成百成千地被押到刑场斩首。所有吃过第二位（杨秀清）饭的妇女儿童也都不能幸免。

约在第二位（杨秀清）被杀的六周后，第六位（石达开）和他的部分人马进了城，赶往第一位（洪秀全）处，在那里与第五位（韦昌辉）和第七位（秦日纲）相遇。

第五位和第七位给他看了他们的行动记录，第六位（石达开）说：“你们为什么杀了这么多为我们作战的长发兄弟？难道第二位（杨秀清）和他的几个要员的死还不能使你们满足吗？”

第五位（韦昌辉）回答说：“你是贼！”

第六位（石达开）回敬道：“你也是贼！我们都是在为同一个事业战斗，因此我们都是贼。”第六位（石达开）接着说：“既然你们已一意孤行到如此地步，你可以自己了结这件事，这与我根本不相干。”

当夜，他悄悄地集合了他的部队来到西门，但因未经第五位（韦昌辉）的许可而被拒绝通行。他便杀了门卫，同他的大部分属下出了城。如果那天夜里他没有出城，他就会被斩。不少人也乘机出了城。

第二天早上，全城处于极度的骚动状态，每个人都携带着武器。他们四处出动，欲逮捕第六位（石达开），但不能断定他走的是哪条路。他们洗劫了他的住宅，杀死了他的妻子和小孩以及夜间没有出走的他的所有部下。

第二天一早，第七位（秦日纲）派人来叫我们，我们非常担心他会杀我们，便打算宁愿越城而逃也不去见他。我们找到我们的翻译，让他向第七位（秦日纲）的一个军官探听找我们的目的——原来他只是想知道我们是否已出走。

对第二位（杨秀清）追随者的屠杀持续了三个月，我们估计约有四万名成年男女和儿童丧命。

当他们感到心满意足后，第七位（秦日纲）便率领载有一万五千人的船队溯江行驶到芜湖江岸的新岭山，我们两个人也随同前往。

第七位（秦日纲）奉命回南京。镇江的第二号头领带五百名手下一同前来，他接掌了对整个部队的指挥权。这似乎引起了极大的不满和不小的牢骚。第七位（秦日纲）当晚就赶往南京。

在此之前，我们两名外国人和我们讲葡萄牙语和英语的侍童曾过江来到第六位（石达开）的营地和堡垒，从其部下那里得知，第七位（秦日纲）因为在南京的暴行，很快将被斩首；他们还相告，第五位（韦昌辉）已被砍了头，如果我们有什么危险，可以过江和他们住在一起。

由于第七位（秦日纲）不在，我们便加入了第六位（石达开）的部队，发现已有一些第七位（秦日纲）的人投奔了第六位（石达开）。我们想亲自面见第六位（石达开），对方便为我们备好轿子。我们走了约四十英里（约六十四公里）来到芜湖，发现那里驻有6万~8万的军队。我们没有见到首领，但他捎口信给我们，表示我们会相安无事，并让他的一个军官照看我们。

我们在芜湖看到第五位（韦昌辉）的一名军官脖子上套着锁链，还看到第五位（韦昌辉）的首级被挂在一根杆子上，它是保存在盐里从南京送来的。

此前，在我们离开南京期间，第六位（石达开）曾致书第一位（洪秀全），表示如不处死第五位（韦昌辉），他将率部攻取南京。因担心第六位（石达开）会从琉璃塔方向逼近城垣，并利用琉璃塔作为制高点向城里射击，该塔被下令炸毁。

当我们离开南京时，琉璃塔还矗立在那里，当我们回来时却已站立在它的废墟上了。

由于没有接到任何回音，第六位（石达开）便率领所部猛攻南京三天，杀死了第五位（韦昌辉）的官兵五百人。攻城未遂后，他将部队撤回到芜湖，不久就收到了第五位（韦昌辉）的人头。我们随同他再次返回南京，没有遇到任何抵抗，城门像第二位被杀前一样洞开着。

第六位（石达开）对第五（韦昌辉）、第七（秦日纲）和第八位

太平军包营为营图

（胡以晄）的死感到满意，但并不准备杀死他们的任何一位手下，仅要求将从他家中抢去的物件（事发于他匆匆离城的那天夜间）归还给他，已抢劫者也不予追究。

在我们离开芜湖的好几天前，第六位（石达开）已先行派出六百人为他准备住所；然而，在我们到城之前，这些人已抢劫了第五（韦昌辉）、第七（秦日纲）和第八位（胡以晄）的住所。我们试图见到第六位（石达开），以领到一些衣服和钱，但未能遂愿，任何人都不允许见他。同我们住在一起的几位军官便写了一封反映我们请求的信转呈第六位（石达开），接着就得到答复，我们领到了足够的衣服和十吊钱。

第六位（石达开）的地位如今仅次于第一位（洪秀全），他一直深居简出，所有的请示都以书面形式交给他，答谕则贴在他住所外面的墙上，所有的官员第二天早上去看批示。我们曾一次看到50份这样的答谕。

第六位（石达开）让他的侄子（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统领芜湖和太平府的军队。我们第一次进城时就感到南京非常沉闷，此次回来后更感到如此，城内的外观似乎还会变得更糟。但是，中国人是很富有活力的，对环境的适应能力极强，因此，我们想南京会在几周内恢复它从前的生气。

1月30日

……

对第二位（杨秀清）属下的屠杀持续了三个月。在此期间，他们中止了一切宗教活动。在此后我们外出征战时依旧如此。但当我们回到南京后，他们已恢复了宗教活动，像往常那样举行宗教仪式。我们见到第二位（杨秀清）王府中的五百名名妇女均被斩首。

我无法说出南京居住着多少人，街道上总是挤满了士兵，尽管已有不少人被杀，却让人觉察不出。

从南京到镇江的途中，我们看到穷人提着蓝色的黏土。侍童告诉我们，由于粮食极为匮乏，他们便用黏土掺和着大米吃。在侍童剃头的地方，我们曾见过他们吃这种混合食物。

当行走到距离南京大约二十英里（约三十二公里）时，我们听到大炮的轰鸣声，从声音的方向我们推断是在城内（尽管距离太远，我们有可能判断错了），是由第六位（石达开）欲除掉第一位（洪秀全）而引起的炮击，他们已告诉我们此事可能会发生在这一天。除非出现纷争，否则城里不会发生炮击。

第一位（洪秀全）的王府前有两尊漂亮的能发射十二磅（约5.5公斤）炮弹的铜炮，炮身标明马萨诸塞州1855年造，美国橡木制成的炮架，铅色涂抹，配有马来树胶的震垫。我们常被叫去解释撞针的用途。

该炮的撞针和其他配件都十分完好。炮塞上的塞圈相当新，表明此前清军极少使用这两门炮。上海的许多清军对这些炮都很熟悉，叛军从他们手中缴获了它们，并移送到第二位（杨秀清）处。从我们最初进入南京城直到他死去，第二位（杨秀清）一直是该城的摄政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