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的“西征”，开始时间与“北伐”差不多，大概是在咸丰三年四月十二日（1853年5月19日）。在杨秀清派遣下，胡以晄（春官正丞相）、赖汉英（夏官副丞相）作为主将，率曾天养、白晖怀、林启容等八千人左右，以水军为主，拥千余艘大小船只，直朝西向，开始西征。

西征军初战告捷，6月10日，安庆重镇被太平军掌握。

开头就碰硬钉子
南昌城下多踟蹰

从太平军的军事过程推断，他们西征的战略目标是要尽快拿下安庆、南昌、武昌这三个地方。如果进行顺利，太平军自可乘胜入湖南，檄定两广，如此，中国南方即可全部划入太平天国版图之内。

初见大股部队从南京出发西向，城外的清军将领以为是太平军想抛弃南京外窜，钦差大臣向荣尤觉高兴，以为自己可以乘机“克复”南京。

等到太平军水军出现在湖口，清朝官员才觉察到事情的危险。他们知道南昌危急，急忙碰头商量对策。而湖北按察使江忠源正率千余“楚勇”（皆是湖南人，当时“湘军”刚刚由曾国藩兴办）前往“江南大营”报到。他途经九江时，收到江西巡抚张芾的告急文书，立刻星夜兼程赶往南昌，并在6月23日进入城里，仅比太平军早到一天。

有了江忠源这位经验老到的人坐镇，南昌城内人心稍安。

江忠源是湖南人，举人出身，熟悉兵法，能干大事。金田事起，当时在广西的“钦差大臣”赛尚阿就写信调他入援，江忠源立刻率几百个湖南子弟前往参战，可以说这些子弟是最早与太平军交手的湖南籍士兵。冯云山之死，长沙城之全，都与江忠源有关，可以说他是清政府的鼎鼎功臣。

刚入南昌，江忠源审时度势，即命军士烧毁一切接近南昌城墙的民居，以免太平军借此为巢穴，盘踞登城。

大火盛燎之下，滕王阁也成为一片灰烬。由于各地兵马纷纷被急调入南昌，加上原有的一万人，至八月间，清军在南昌已有近两万人的守卫力量。

江忠源虽为文人出身，但魄力非常。他严刑峻法，约束军队，只要军士不卖力，说杀就杀，使得南昌城内守军的军纪为之一变。

6月24日，太平军甫至南昌，除了派小股部队四出抢粮外，主力部队立刻开始攻城。

多亏江忠源有先见之明，烧毁与城墙相邻的房屋，使太平军一来无所栖身，二来没了挖地道所用的掩体。

但是，章江（今江西南昌赣江）门外的文孝庙还是为太平军所据，他们凭墙为垒，向城内清军猛烈开火，打死不少士兵，甚至差点把清朝巡抚张芾打死。

攻城不果，太平军仍旧只能依靠挖地道炸城墙的老办法。但由于邻城的地方没有遮蔽，太平军只能多费气力，在更远处挖掘，一点一点逼近城墙根儿。

清兵在湖口溃败

江忠源读过不少明朝大将戚继光的兵书，此刻派上大用场。他教会清军用“瓮听法”鉴查，即在城内紧靠城墙处埋设大瓮，派人静坐其中，伺听地下的动静。如果听见掘土之声，立刻由内往下挖。挖通后，清军把热桐油灌入，烫死不少太平军的“工兵”。

同时，清军在南昌城外挖掘不少明壕，内灌入水，如此一来，太平军许多地道刚挖至城外处就被水冲淹垮掉。

由于基础工作做得好，南昌城外居民偏向清军。所以，太平军多次偷埋炸药，均被人偷偷告知清军，被一一起获。

楚勇胆量过人。在江忠源激励下，稳守南昌之余，百长李光宽率数百人从永和门出城，主动进攻太平军。双方血战，你争我杀，面对这些湘南来的清军，数千太平军都感吃力。但李光宽立功心切，太过深入，被太平军乱枪轰毙。虽然清军失去一勇将，但楚勇以几百当数千的战绩，极大鼓舞了守城军民的信心。

恶战之中，你来我往，太平军三次用炸药炸塌过德胜门城垣。双方拼死争斗，尸如山积，但最终守方获胜，太平军无法克城。

江忠源终日立于第一线指挥作战，并手刃过数十太平军攻城战士，因此守军勇气百倍。

围攻三个月，伤亡数千人，太平军仍旧无法攻克南昌坚城。气怒之下，由于实现不了攻下南昌后由赣西直插入湘的军事计划，杨秀清只得下令于9月24日撤军，并把主将赖汉英革职问罪，贬入删书局去做“编辑”工作。赖汉英是洪秀全的妻弟，“国舅”身份，所以一开始未遭严惩。后来杨秀清仍旧要杀他，赖国舅想不开，自己在安庆途中投江自杀。

太平军在南昌唯一的彩头，就是在丰城、瑞州、饶州、浮梁、彭泽等地弄到许多粮食运回天京。

相对于清朝整体国运来讲，南昌之役也是险过剃头。假如南昌城溃，太平军一定会从容杀向湖南。这样一来，刚刚成立的湘军肯定不是太平军的对手，曾国藩本人也肯定逃不出被杀和被活捉两条路。

由于江忠源守南昌有大功，清廷下诏加其“二品顶戴”。

太平军撤围南昌后，攻占九江。然后，西征部队一分为二，胡以晄、曾天养率一军由安庆在皖北发展，石祥祯、韦志俊率一军溯江而上。

胡以晄、曾天养接连攻下集贤关、桐城、野城，直扑庐州（今安徽合肥）。

庐州四战之地，扼要江淮，是实实在在的战略要地。由于田家镇失陷，江忠源在湖北急趋未及求援，他上书自劾，请“降四级留任”。没隔几天，清廷即有新诏，任其为安徽巡抚，立命他赶往庐州救急。但由于太平军连陷黄州、汉阳等地，江忠源不能抽调大军去庐州，最终只携两千多士兵冒雨疾行。士兵中道多病，他本人也染上重病。

经六安时，留下千余人助守，江忠源只带千余人，被人用担架抬着赶往庐州。

庐州守军不到两千人，双方合军仅仅三千挂零。未及喘息，太平军就杀到，开始攻城。

挖地道，埋炸药，太平军故伎重施，连连炸毁庐州城墙。江忠源纵马回击，率守军拼死抵抗，击退太平军的多次进攻。

当时，清朝的陕甘总督舒兴阿拥兵万余人，号称来援，但畏于太平军兵威，逡巡不敢出击；江忠源之弟江忠浚与清将刘长佑统数千兵来救，被拦截于城外五里墩不得进。

被包围一个多月，庐州知府胡元炜暗中与太平军约降。

得知庐州城内粮食、弹药已空，太平军加紧进攻。1854年1月14日，太平军首先由水西门突入，冲杀入城。

江忠源知事不可为，挥刀自刎。其手下人急忙夺刀，其中一名老仆人背上脖子已经出血的江忠源就往城外跑。江忠源奋力挣脱，不顾脖子上的伤口，提刀迎杀太平军。转斗至水闸桥，这位巡抚大人已经身受重伤，怕被敌人活捉受辱，他奋身跃入水潭自杀。

闻事，清廷震悼，赠总督，谥“忠烈”。

由此，安徽二十二个州县，尽在太平军掌握之中，成为南京以西有力的保卫屏障。

中途又遇新障碍
长沙城下遭败绩

石祥祯与韦志俊所率的另外一支西征军，在西上湖北的途中进展顺利。特别是田家镇一战，他们大败清军，后他们又接连攻占黄州、汉口、汉阳，此乃1853年10月底的事情。

不久，由于扬州方面吃紧，杨秀清立召这支西征军回援。石祥祯协助秦日纲，韦志俊帮助赖汉英，分军在扬州、庐州等地作战。事毕后，这一支西征军重新配备人马，集军四万，重又掉头西征。

1854年2月12日，西征太平军在黄州城外的堵城，以人海战术拼命冲击清军大营。寡不敌众之下，清军大溃，湖广总督吴文镕投湖自杀。

吴文镕是江苏仪征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进士出身。道光十九年（1839年），他被清廷任命为福建巡抚，曾与总督邓廷桢在沿海抗击英国入侵，劳苦功高。此后，他历任湖北、江西、浙江、云贵大员，为官清廉，勤政爱民。由于吴文镕有“剿贼”经验，清廷调他为湖广总督，坐镇武昌。

当时，西征太平军正围攻武昌。巡抚崇纶想以驻营城外为借口，带部队护送他遁走，吴文镕不同意，誓以死守。不久，西征军被杨秀清召回，武昌围解。

巡抚崇纶很恨吴文镕，上书劾奏他“闭城坐守”，逼他出武昌驻军黄州。当时，吴文镕已经发信约人夹攻太平军。胡林翼率黔勇、曾国藩率湘军水军正在路上。如果二军毕至，武昌一带清军大出，会剿之下，肯定能打败太平军。

崇纶不听，严逼吴文镕出城往黄州与太平军交战。愤懑之下，吴文镕高言：“我受国厚恩，岂惜死之辈！今湘军、黔军未至，孤掌难鸣，死国可耳！”于是，他率数千清军进至黄州，屯军堵城。

当时，大雪纷飞，天气严寒，武昌又不按时运送粮草，清军士气极其低落。困窘之时，数万太平军分路杀至，一拨接一拨，清军不敌惊溃，吴文镕投塘自杀。

可恨的是，崇纶上奏，报称吴文镕“失踪”，意即寓示吴总督可能逃跑或投降。后来，还是曾国藩在黄州从当地人口中得知吴文镕奋勇拒敌死节之事，据实上奏。咸丰帝见奏震怒，下诏逮崇纶入京治罪。身在陕西的崇纶闻讯，慌忙服毒自杀，清廷就没再追究。

清廷赠吴文镕家骑都尉世职，谥“文节”。曾国藩当时为吴文镕出头，也有私人感情在其中，因为吴文镕是他的“座师”。道光十八年（1838年），曾国藩入京赶考，时为侍郎的吴文镕为主考官之一。当年中举的人，皆认当时的考试“总裁官”为“座师”。

攻破吴文镕军之后，西征太平军克汉口、汉阳，继续西上，进入湖南境内。2月27日，克岳州；3月4日，下湘阴；3月7日，占靖港。如此一来，西征军大有占取整个湖南，兜裹两广之势。

但是，没高兴多久，太平军遇到了从前没怎么听说，也没打过什么交道的武装——湘军。虽然这些湖南士勇衣装配备都很差，战斗力却强，打得太平军在靖港、宁乡一带节节败退，不得不重回湖北休整后，再重新入湖南攻掠。

结果，在优势兵力下，曾国藩在岳州不敌太平军，遁回长沙。太平军乘胜追击，又回到靖港一带。另一支太平军由林绍璋率领，在4月24日直下湘潭，准备合击省城长沙。

4月28日至30日，三天之内，太平军与曾国藩湘军大战十次，均未取胜，最终由攻变守，在湘军水军大炮的轰击下，仓皇逃出了湘潭城。而太平军水军两千多艘战船也在交战中被烧毁，损失惨重。

此战，曾国藩属于拼死一搏，他本人在4月28日自率水陆两军进攻靖港，大败亏输。曾国藩三次在铜官渚想投水自杀，均为左右从人拦阻。回省城后，受到当地官绅鄙夷，曾国藩更感无脸见人，他自己在妙高峰连夜写好遗书，交代后事，并向皇帝写了“遗折”，准备自杀。恰巧，湘潭捷报传来，一下子让曾国藩欣喜若狂。

得胜有精神。曾国藩稍事休整后，于7月率水陆湘军猛攻岳州，打跑了太平军骁将曾天养。曾天养在逃跑途中，于城陵矶遭湘军将领塔齐布迎击，乱中被杀。

湘军越战越勇，水陆大进，在汉阳、汉口大败太平军水军，直逼武昌。武昌在1854年6月26日被太平军陈玉成（时年十八岁）等人率众攻克，成为太平天国“天京”上游的重要屏障。在湘军强大压力下，武昌太平军不敌，于10月14日自武昌败走。仅仅占领武昌三个多月，此城易手。

由此，太平军只能退守田家镇。太平军与湘军水陆大战十天，最终湘军得胜。太平军大败，数千艘船被焚，伤亡万余人。秦日纲、韦志俊等人节节败退，一直逃到宿松、太湖才得喘息。

1855年1月2日，湘军大举进围九江。

至此，笔者需简要表一表曾国藩的湘军，分析一下这支地方民兵类武装为什么有这么强的战斗力。有关曾国藩这位“中兴之臣”以及湘军的著作，坊间极多，精芜相杂，水分不少。笔者试图客观地简述一下曾国藩的湘军发迹因由和成功端倪。

太平天国起事之时，昔日纵横天下的“八旗”兵，早已是明日黄花。甭说过了二百多年，早在吴三桂等人“三藩之乱”时，“八旗”兵的战斗力就已经退化得厉害。

除“八旗”外，清政府最倚重的还有一支“绿营”军，“绿营”军以步兵为主，基本上都是汉人，为大清立国后国家军队的主要构成部分。到清朝后期，“绿营”这支生力军也已经腐败变质，平乱不足，扰民有余。士兵将官们终日吃喝嫖赌抽大烟，械斗争气，“见贼则望风奔溃，贼去则杀民以邀功”，是十足的无赖兵痞。

而且，世界潮流已经进入热兵器时代，绿营军的装备还是刀矛弓箭等冷兵器，即使有一些鸟铳、抬枪、“火箭”等，也只能叫“火器”，而不能称为“热兵器”。

清朝依袭这种募兵制度，征兵愈多，“贼势愈炽”。

汲取嘉庆年间平灭“白莲教”的经验，咸丰二年（1852年）开始，清廷正式下诏在各省组织“团练”，并以大臣专责主持。开始时，“团练”这种民兵式的半军事组织没什么效用，参加者多为失业农民或市井无赖。他们为钱受雇，唯利是图，临危不受命，打仗先讲价。他们不仅奸懒馋猾刁，不少地方的“坏分子”们还以组织团练为名，各自结寨称雄，藐视地方长官，聚众仇杀械斗，更严重的甚至抗粮拒税。

但是，有了曾国藩，就有了“湘军”，这些湖南的团练，气象全新。

自1852年曾国藩在家守制时，即受命于湖南组织团练。在地方和中央磨砺多年，曾国藩办事老到，经验丰富。

湖南本省，其实是个会道门组织众多的地方，“天地会”不必讲，什么“大乘会”“捆柴会”“串子会”“红黑会”“一股香会”“半边钱会”，名目奇异，千奇百怪，皆为邪教歪门，往往勾结成乱。

自太平天国事起，湖南各地如鼎沸一般，有数万数十万人应声而起，或乘机劫掠，或结众杀人，无法无天。在大乱之时，人心思定，各地乡绅和本分农民特别支持曾国藩训练“湘军”来保乡卫民。

曾国藩办团练，先从人员抓起。首先，他要求新招兵勇一定要是那些老实巴交的忠勇之人。他特别喜欢山间僻乡的老实农民子弟。他认定近城市的青年最难选用，所以凡是“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他皆不收用。

至于各级中小军官，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出身。曾国藩懂得思想工作的重要性，这就不似绿营和八旗那样由粗鲁的职业军人在军中为将为校。文官代替武夫为将的好处在于，这些人饱读诗书，无官气，有血性，忠君爱国，所以一直能保持勃勃朝气和锐进之心。

除步军外，曾国藩深知水上作战的重要性，在衡州一直加紧训练水师。所以，在1854年太平军西征时，曾国藩才能水陆并用，让太平军在湖南止步。

此时的湘军，已经在湖南境内小试牛刀，先后平灭了浏阳征义堂、常宁何六吴、衡山刘积厚等小股造反者，有兵一万七千余人。而后，其势越来越大，至最后平灭太平天国时，各地作战的湘军几近二十万人，而清政府原先的全国绿营兵数也就六十万。当时能与湘军抗衡并论的军队，只有僧格林沁所领的数万旗兵与李鸿章的数万“淮军”。

湘军的特别，概括而言，无外乎以下几点：乡土性、私人性、理学性。

先说乡土性。湘军湘军，自然90%以上的将卒是湖南人。“总以一方一会之人同在一营为宜，取其性情孚而言语通，则心力易齐也。”（胡林翼语）所以，江忠源是新宁人，其部下自然全是新宁子弟；李元度是平江人，手下皆平江人；曾国荃、罗泽南是湘乡人，手下皆为湘乡乡党，甚至“曾国荃不独尽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内之人”。老乡观念，用到极致。

因此，如果不是湖南人，在“湘军”中就很吃亏。勇将鲍超立功无数，由于他是四川人，一直受到排挤压抑；金国琛是江西人，多才有智，在湘军中打滚近十年，顶多混个道台的虚衔顶戴……

而且，湘军将校之间盘根错节，同学、同乡、同年、同宗，或师生，或姻亲，上下固牢，枝攀藤缠。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在军，江忠源兄弟五人在军，刘坤一、刘培一两兄弟，李续宾三兄弟，王錱、王勋等，都是真正的父子兄弟兵，整族亲属相率入伍，亲故众多。

以村庄为营图

另外，“师承”也是一大特点：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为同学，老师是贺熙龄；江忠源、曾国藩的“座师”，乃湖广总督吴文镕；李续宾兄弟以及王錱，又都是罗泽南的学生……

仅以曾国藩一人为例，他与罗泽南、李元度、李续宾、郭嵩焘、左宗棠、胡林翼等人，皆有“姻亲”关系。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乡里乡亲，血缘相通，自然会在关键时刻施以援手，相互忘死救护。而清朝正规军往往胜不相让，败不相救。

再说私人性。私人性是湘军最大特点之一。湘军在清朝为最独特的组织系统，这也拜太平天国所赐。如无战乱，清政府不可能容忍如此“私人化”的汉人武装出现。

最高首长方面，自然是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他们这几个大魁目下辖“统领”。“统领”皆是在清政府有官职的人，他们在政府的级别差异甚大，但在湘军的地位一律相等，各领一军。每军置若干营，营下有哨，哨下有百长，百长下有什长。

而募兵之法，自上而下，先择将，“而后有营官，有营官而后有百长，有百长而后有什长，有什长而后有散勇，逐加遴选，递相钤制”。（《毛鸿宾奏稿》）如此一来，下级只对自己上级负责，私人性极强。

在私恩愚忠观念指引下，将士打仗很卖力，但恪守这样的“准则”：勇丁只听从自家统领。如浙江战役中，胡林翼调唐训方（他升任粮台长官）手下归萧翰庆指挥，但唐训方的士兵不愿为“新主人”卖力，接阵即逃，害得萧翰庆本人也在阵中为太平军所杀。

即使是原有主将战死，兵士也只认主将的亲戚来当主将，否则只能把原军遣散，重新再行募选。

刘坤一升任江西巡抚，必须受命赴任，他手下二十营湘勇无人敢接。清廷只得根据刘坤一的要求，让他弟弟刘培一来当这二十营的主将。而刘培一当时的身份，仅仅是一小小县丞，其兄手下将官中，文有臬司、道台，武有提督、总兵，却都对刘培一俯首听命。如此“奇迹”，在湘军中被视为寻常之事。

即使是曾国藩这样的魁首，调用老弟曾国荃手下的程学启率部归淮军李鸿章指挥时，程学启也明言相拒：“无九帅（曾国荃）之命，我不敢改任。”最后，只能由曾国荃发话，这才算数。

好在咸丰帝知人善任，对湘军这种“私人性”加以尊重，才最终倚恃这支军队挽狂澜于既倒。

最后说理学性。湘军能抱团苦拼的精神原因，在于它本身高层长官集团的“理学性”。

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罗泽南等人，自身都是理学大儒，特别强调“伦理纲常”，常常在演兵场亲自演讲君臣父子之理，要求士兵背诵《爱民歌》《得胜歌》等歌谣。(www.daowen.com)

而王錱的“老湘军”军营，几乎就是“军校”，寻常小兵也要在打仗之余背诵四书五经和《小学集注》这样的“大书”。他们诵声琅琅，终日不倦。

有信仰、有理想的新式“湘军”，自然不同于腐朽的不堪一击的清朝政府军。

当然，在勇猛之外，凶残也是湘军的一大特点。曾国藩本人都有“曾屠夫”之号，其手下自不必说。攻城陷地之后，他们对被俘的太平军施以凌迟、剜眼酷刑不说，常常以“从逆”为名滥杀百姓，并乘机抢掠奸淫，作恶不少。对此，同样官僚出身的谭嗣同就曾指责湘军的掳掠滥杀。

无论如何，曾国藩在1854年正月所发的《讨粤匪檄》，确实可作为湘军的“宣言书”：

……

本部堂奉天子命，统师二万，水陆并进，誓将卧薪尝胆，殄此凶逆，救我被掳之船只，拨出被胁之民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不特为百万生灵报枉杀之仇，而且为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

是用传檄远近，咸使闻知。

倘有血性男子，号召义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为心腹，酌给口粮。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愤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倘有仗义仁人，捐银助饷者，千金以内，给予实收部照；千金以上，专折奏请优叙。

倘有久陷贼中，自找来归，杀其头目，以城来降者，本部堂收之帐下，奏受官爵。倘有被胁经年，发长数寸，临阵弃械，徒手归诚者，一概免死，资遣回籍。

在昔汉唐元明之末，群盗如毛，皆由主昏政乱，莫能削平。今天子忧勤惕厉，敬天恤民，田不加赋，户不抽丁，以列圣深厚之仁，讨暴虐无赖之贼，无论迟速，（贼）终归灭亡，不待智者而明矣。

若尔被胁之人，甘心从逆，抗拒天诛，大兵一压，玉石俱焚，亦不能更为分别也。

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檄到如律令，无忽！

此慷慨激昂的檄文，也给日后曾国藩的仕途留下后遗症：卫道的意味太浓，勤王的忠贞不够，以致清廷对他产生疑忌。

山重水复疑无路
石达开的转败为胜

西征太平军节节败退之时，石达开指挥的湖口战役和九江战役，大胜克捷，一下子扭转了整个战局。

取得湘潭和田家镇两次大胜，曾国藩大受鼓舞，萌发出一股“灭此朝食”的精神头，立刻率水陆湘军杀向九江。湘军为南路，北路方面还有清朝湖广总督杨霖的一支军队，率先入屯广济。

屡战屡败之际，杨秀清派出石达开和罗大纲率援军前来接应。

经过一番分析，石达开深知湘军厉害，特别是湘军水师，乃当前大敌。敌人乘胜之下，和湘军正面硬拼肯定不行。于是，他派林启容死守九江，罗大纲带人守卫湖口西岸的梅子镇，他本人率军固守江水东岸的湖口县城。

石达开严肃军纪，命令士兵深壕高垒，切勿轻易出营与湘军争锋。同时，太平军除白天扰敌之外，夜间也不闲着，在江面散置三五成群的小船，上面堆满柴草，杂以硝药膏油，点燃后顺江而放。接着，士兵在岸边鼓噪惊呼，大量发射火箭，使得船上湘军彻夜无眠。

一天没事，两天没事，三天没事，到第四天湘军头领和士兵就有些熬不住了。人不睡觉，肯定没胃口；没胃口，身体肯定要垮；身体一垮，精神烦躁，日久成疲，战斗力急剧下降。

如此一个月的相持，石达开的“疲敌计”取得重大成效。

深知湘军有急切求战之心，石达开故意命令湖口太平军佯装全线撤退。湘军见状，立刻派出水上制胜的“法宝”——一种轻捷性类似舢板的快船，几百艘轻舸齐发，狂追太平军。

见引蛇出洞计成，湘军主力军外出不及归，石达开下令埋伏的太平军乘小筏子满携引火之物，突入湘军水营，向那些笨重的大船上扔火把和引爆物。同时，岸上太平军狂射火箭，呼声震天，烧毁大船九艘及其他运兵船三十多艘，两千多湘军葬身鄱阳内河。

仓皇之下，曾国藩退守九江。

仅隔十二天，即1855年2月11日，在石达开指挥下，太平军自九江城内派出几十只轻舟，月黑风高之夜，偷入散泊于九江城外的湘军水师营内放火，四处投掷浸油燃烧的柴捆。

湘军各哨惊乱，齐齐扬帆遁逃。由于摸清了曾国藩座船，一支太平军突击队很快攀援而上，尽杀船上之人，缴获了大批重要文件。太平军清点首级，却不见有曾国藩。原来，火攻猝发之时，卫兵立刻扶持曾国藩登上小船逃命。

湖口、九江两次大胜，太平军西征转败为胜，基本消灭了曾国藩辛辛苦苦建立的“王牌”水师。

狼狈之余，曾国藩逃到南昌喘息。

当时的曾国藩，乃四十五岁盛壮，官场上的老经验。而予他致命打击的对手石达开，时年二十四岁，风华正茂，恰似周瑜重生。

乘胜之下，秦日纲、陈玉成、韦志俊等人率太平军从宿松、太湖等地跃击，直扑湖北，并于咸丰五年（1855年）4月3日第三次攻克武昌。如此一来，南京上游的三大战略城市安庆、九江、武昌，全归太平军掌握，确保了“天京”的安然无虞。

武昌争夺战在清朝与太平军作战中也算一奇。早在咸丰二年，太平军首次攻下武昌，湖北巡抚常大淳举家自尽。但太平军很快就主动弃城攻向南京。咸丰四年，西征军二下武昌，湖广总督吴文镕战败，在黄州自杀。不久，湘军夺回武昌。至此，西征军三下武昌，湖北巡抚陶恩培自杀。直到转年年底，此重镇才复为清朝湖北巡抚胡林翼夺回。

三次血战，反复争夺，可见武昌城的重要性。

虽经大败，曾国藩仍旧坚忍，赶忙指挥塔齐布率湘军水师猛攻九江，准备攻下此坚城以雪前耻。但太平军守将林启容贯彻石达开指示，坚守不出，一次又一次击退湘军进攻。愤懑羞恼之下，塔齐布呕血而亡。

太平军阵法夹江为营图

在武昌方面，曾国藩指派罗泽南提军，配合湖广巡抚胡林翼攻城，也日久未克。

由于清朝的和春统三四万清军围攻庐州，石达开便于1855年秋率军赶往援救。毕竟清军势众，石达开也心忧武昌、九江战局，很快率军回返。庐州在1855年年底为清军夺回。

石达开率胡以晄等人乘船从安庆西上，往赴武昌。途中，湘军罗泽南率军来阻，双方在崇阳、通城一带交战，互有胜负。

审时度势下，青年统帅石达开想出一条妙计：在湘军拼死进军武昌之际，江西的大后方肯定空虚。于是，他下令西征军自湖北通城一带，越过幕阜山，杀入江西境内。这一来不得了，曾国藩立即命令围攻九江的周凤山（他接替塔齐布）率军回援，九江围解。

太平军连克新昌（今江西宜丰）、临江（今江西清江）、吉安等城，并攻克湘军水陆大军重要的战略要地——樟树镇。如此江西咽喉要地落入太平军手中，又见溃退的湘军奔窜回城，南昌军民人心大骇。曾国藩心中也惊，忙率众回南昌城内，闭门自固。

由此，江西五十余县（占三分之二）的地方全部被太平军占领，曾国藩困守愁城。为求保南昌，他飞书罗泽南要他回援南昌。

但身在武昌城外的罗泽南出于大局考虑，没有按照曾国藩的指示去做。他认为武昌乃南北枢纽之地，如果湘军骤撤，胡林翼一军不足以挡太平军兵锋。而且，据报武昌城内太平军的粮食已经接近吃尽，湘军再坚持一下，可以克复这一坚城。

在曾国藩书信发出后的第十天，武昌城外又有太平军援军赶到。形势危急，还好罗泽南事先安排了后备队。后备队自洪山驰下，奋击太平军。交战之间，有弹片正中罗泽南左额，他脸上顿时血流如注。坚持许久，卫兵最终不得不护送罗泽南回归洪山大营，但他仍旧危坐营外，指挥战斗。

由于弹片嵌得太深，血流不止，罗泽南转天亡于军营之中。这位罗泽南，是曾国藩的湘乡老乡，非一般军将，乃清朝后期一代大儒，著有《小学韵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人极衍义》《方舆要览》等著作，是诠释程朱理学的大家，时称“罗山先生”。其弟子也多为湘军名将，如李续宾、李续宜、王錱、刘滕鸿、蒋益澧等人，这些人皆在《清史稿》中有传。

听闻罗泽南死讯，南昌城中的曾国藩悲从中来，绝望至极，只得听天由命，坐以待毙。

这时候，只要石达开等人在南昌加紧攻势，或迟或早，此城肯定不守。

路到绝处开生面。南京方面，洪、杨二人力命石达开东援，以齐力共破清军的“江南大营”。上命不得不听，石达开只得从南昌撤围。曾国藩咸鱼翻身。

至此，太平军“西征”告一段落。

附件：《虏在目中》（节选）

说明：《虏在目中》，著者不详。抄本原藏于北京图书馆，此文应该是一个曾经被太平军俘虏的读书人所写。《虏在目中》对于太平军的军营制度、仪节、纪律、习惯、作战技术、文书格式等，多有详细的第一手描述。尤其对于研究太平军作战方式，很有参考价值。

贼营出阵，皆以大率小，如伪丞相当头，次伪检点，左、右伪指挥，次伪将军，次九军伪总制，率各属下伪典官、监军、军帅、师帅、旅帅、卒长、司马等。以三军居中，六军分左、右翼。伪总制，进则视伪指挥之旗，退则视伪丞相之旗。众贼目进退，皆随伪总制之旗。

贼临阵遇官兵时，伪丞相之旗居中，分开门户，滚牌手数十面，隐住大炮。俟伪指挥、将军由左右抄出，则滚牌一散，大炮打出，左右继以抬枪、鸟枪，众贼兵呐喊，遂就势冲出。官兵为贼所惑，每在此时，人声、炮声，其势甚大，不知黔驴止此一技耳。伪检点之旗居后，视贼有不按队伍者，收兵时斩。如前军败，后军零星先走者，即斩。

贼与官兵交战时，十余合之后，故退二三十步，复一拥而进，谓之“回马枪”。贼每战皆施此计。视官兵稍败，则左右之军追上，两军一合，后军随后一围，如连环之式，用长矛混战。大约贼之阵势，皆不出一分一合之法。倘左右有接应之兵，由中一击，其围自溃。

贼视官兵远走，前军已成围者不动，后军抄出追之。

贼屯兵之所，四方皆筑土城，约高八尺（约265厘米），厚二尺（约67厘米），用木柱埋在土内，相去约四尺（约133厘米）远，两两对埋，里外卡以木板，中实以土，如江南筑土墙者然。但筑墙者，墙成即将板木撤去。兹则筑一层，加一层。墙上开两小方洞，一大洞，两两相间。小洞内安置抬枪，大洞置铁炮。外面看之，全不见枪炮形迹。贼每从洞内窥伺官兵，城上亦可登望。

土城外，有濠沟，即筑城取土之处，城完而沟亦成矣。内插竹钉，以防官兵冲突。

贼印以松木为之，约长三寸（约10厘米），宽寸半（约5厘米），旁刻二龙，中刻贼伪衔，皆是真字，无篆书。

贼谓枪头为“札嘴”。用竹竿长一丈二尺（约4米），逐节用火炙过，将札嘴安于竿首。自伪总制以上用大刀，余皆用此。

贼营竹帽，谓之“胜盔”，用竹编三层，可以搪刀斧，唯广西起首之贼有之。贼便帽，用绸缝一长筒，将线缩成花纹，下用飘带，扎于额上。

贼营各条

贼出阵，每队皆以大旗当先。执旗者谓之“大旗手”，取熟习贼阵勇敢有力者为之，大约湖南人居多。

贼出兵时，井井有条。至退时，众视伪丞相之旗过去，遂四散掳掠，或于被戕之官兵身上搜寻财物，彼此抢压马匹，其气骄甚。此时能返兵击之，似可转败为功。

贼得官兵之物，唯炎药、铅子，送交各营典粉、典铅码处，余皆自取。故有抢夺财物，彼此打骂者。

贼屯兵之所，四方要路皆有兵把守，谓之“把卡”，贼营伪旅帅司之。一以防官兵，一以防贼兵逃走。

贼见官兵来时，即吹海螺为号，谓之“胜壳”。此处一吹，彼此响应，众贼目遂各执军器，听令于伪丞相所。

贼有东门迎敌，南、北二门分兵，抄在官兵后者，合成连环之式。在归德即用此计。

贼为官兵所杀者，随即掩埋，多则聚火烧之，从不令人看见。

贼营每日晚间，九军伪总制悉听令于伪丞相处，众贼目亦听令于各军伪总制处。其时，贼目相聚一处，众贼兵偷赌、偷饮，全无防备，亦可乘之隙也。

贼前队有伪先锋，相去贼大队，约有七八十里，相隔一日。大队驻扎之处，即视前日先锋所止之处为定程。此长行时如此。至驻扎数日，则又合兵一处。

伪先锋所过之处，倘官兵已走，即杀百姓十余人，将官兵所遗衣帽，置于尸侧，以示威于后队。

贼遣人在江南报信，皆用桃花纸写文书，藏在鞋底内或发内。

贼屯扎之处，乡民有进贡者，必厚赏细访官兵消息，或给以银两，叫他探听向大人（清军领队）消息。

……

贼营逆书

有名《天条书》者……

有名《三字经》，首数句云：“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六日间，尽造成。人共物，得光明。”

有名《幼学诗》者，其词如小说中之劝世文。

有名《太平诏书》者，内载伪檄文三篇。

有名《天父下凡诏书》者，其词皆是惑人之说。

有名《太平新历》者，无干支，有二十八宿营，单月三十日，双月三十一日，至节令亦与宪书等。

论贼势

贼惑人以天命，诱人以功名，胁人以刀斧，故愚民之从之者众也。所过之处，田野荒芜，室家离散，名不杀人，实更甚于杀人。杀人者，焉得人人而杀之，且人知畏避。不杀人，尽人而用之，人不知畏避，亦未有不终归于杀者。

村野之民，有盛称贼之义气，其故在得贼之小惠，遂以为德，而不以为仇。究之，贼何义之有？凡被贼虏去之民，始为贼饵，继亦思逃，第头发已长，欲走而不敢走，防闲甚密，欲走而不能走；且贼所掳掠之物，任人取携，愚民无知，亦将贪目前之快乐，而又不决于走也。

今日之丑类，昨日之良民，为贼所陷溺，莫痛于此。

至贼营中头目，文不识字，武不能兵，其所以敢拒官兵者，在众能用命。亦非众甘效命于贼，因贼军令甚严，退缩者即斩，众进亦死，退亦死，遂不顾性命，而为贼赴汤蹈火也。

自贼猖獗之后，所施之计，无非暗挖地道，假扮官兵，广置奸细，此计已用过数次矣。

今值贼逐北之余，群情慌乱，倘能招良民以散贼势，书奇策以疑贼心；贼需粮米，则阴谋有可乘之机；贼待救兵，则诡计有可欺之理；破也道，有请君入瓮之方；识奸细，有如愿以偿之妙；为贼掎角之处者，先击之；为贼要害之地者，先踞之；因地势之宜，用水用火；观贼兵之衅，或实或虚；似河北不足平，江南亦不足平也。贼纵有惑人、诱人、胁人之术，虽谲无所用之。

贼奸细入城，皆于要路墙上，用石灰画圈为暗记。彼此认圈有多少，即知人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