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5年（咸丰五年）5月31日，山东荏平县冯官屯。

清军大营，气氛肃穆。主帐内，王爷僧格林沁正襟危坐在中央的大马扎上。他身穿灰布棉袍，外套青布马褂，脚着青布靴，看上去非常寒素的打扮。唯一显示他王爷身份的，只有青呢帽上的三眼花翎和宝石顶戴。这位蒙古王爷，平日在阵上骑一匹黄鬃马，持一柄大刀，面色枣红、长髯飘飘，像极了传说中的关圣帝君。

僧格林沁饮了口刚烫的热酒，大声用汉语说了一句：“押逆贼李开芳来见！”

帐内帐外一阵忙乱。

一会儿，帐帘撩起。随着一阵凛冽寒风的吹入，一人大摇大摆地进入营帐。此人三十出头年纪，身材健硕，相貌英俊，头戴黄绸绣花帽，上身穿月白绸短袄，下身着大红灯笼裤，脚蹬一双扎眼的大红鞋。

最令人侧目的是，这位已成阶下囚的太平军北伐主帅李开芳，身后仍跟随两个十六七岁的娈童执扇，二人均着大红绣花缎子衣裤，脚蹬红绣鞋，粉面朱唇，貌似美貌女子，俨然在太平军帅营一样的排场，伺候着李开芳。

与这三位鲜衣粉面的太平军相比，清军营帐中几十名提刀而立的将官和正中而坐的僧格林沁王爷及他身后侍立的贝子（僧格林沁儿子），被李开芳和他身后的两个娈童显衬得朴素至极，近乎寒酸。

李开芳，这位大名鼎鼎的太平军大将，见了僧格林沁，仅一膝屈，象征性地行了一下礼，根本不跪拜。然后，他盘腿席地，大大咧咧地坐了下来。

帐内清军中有不少是总兵级的高级将官，皆持刀环立，怒目而视。

李开芳与其身边侍立的两个美貌男童无丝毫惧色，左右扭头观顾，扬扬自得。

未等僧格林沁问话，李开芳首先开言：“如果僧王能使朝廷恕我反叛之罪，我愿意前往金陵说降同党——呵呵，肚中饥饿，王爷可否先赏我一碗饭食？”

僧格林沁阴沉着脸，挥了挥手示意。须臾，几名清兵抬上一大盘热酒热菜，置于盘腿坐在地上的李开芳面前。

这位俘囚身份的美男子眼前一亮，立刻开怀畅饮。其间谈笑自若，食得饮得，胃口奇佳，在僧王及帐内数十名清军高级将校恶意炯炯的注视下从容进食……

渡河！渡河！

“北伐军”的初试锋芒

太平军北伐的时间，自咸丰三年四月一日（1853年5月8日）出发，到咸丰五年四月十六日（1855年5月31日）李开芳被捕，两年多。总观“北伐军”的北上进程，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阶段：长驱北上，静海、独流鏖战以及坚守待援不果而败。

北伐的正副统帅，分别是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此外还有春官正丞相吉文元。他们所带部队，大概有二十一个“军”，两万多人。

怀庆保卫战

林凤祥和李开芳二人本来在太平军攻破南京后奉命镇守扬州。接到洪秀全、杨秀清的命令后，他们随即令曾立昌、陈仕保二人留守，然后率两万多精兵走水路，乘船沿长江西行，准备到达浦口后，与接应的朱锡锟一部会合，合众北伐。

五天之后，北伐军即在浦口登岸，驻防此地的清军将领西凌阿虽有数千来自东北的骑兵部队，但无胆交战。听闻太平军上岸，清军枪炮也不放几响，大队人马慌忙向滁州逃去。太平军尾追不放，紧随而往。

太平军负责接应的朱锡锟一部在浦口迷路，误走至东北方向的六合城。与当地乡勇的小规模武装接触交火后，朱锡锟准备攻下六合城。结果，半夜宿营时，太平军军营的弹药库被清军派人纵火，发生剧烈爆炸，伤亡几千人。朱锡锟只得在拂晓时分带残兵赶往滁州。

为此，清军上下士气高涨，大力宣传“纸糊金陵，铁铸六合”，军心稍稳。

5月16日，太平军攻占滁州城，杀清朝知州。而先前自浦口来逃的清朝都统西凌阿再次发挥他迅捷的“机动性能”，狂奔定远。

北伐军一路顺利，5月28日已经抵达凤阳。

北伐军虽然一路克捷，但每占一地，总是掳掠后弃之不顾，继续前行。如此行事，也是不得已，如果打下每座城池后都遣人留守，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兵力打到北京。所以，北伐军看上去步步深入，连战连胜，但他们身后与南京的联系基本被清军切断。

其后，蒙城、雉河（今安徽涡阳）、亳州相继被北伐军攻下，不少清朝地方政府的官吏将校或被杀或自杀。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北伐军势盛，涡河、淝河一带的“捻党”也在清政府焦头烂额之际，乘机壮大，由“捻党”而成“捻军”，实际上开始了清朝与捻军战争的序幕。

随着零星“捻党”的加入，这些人熟门熟路，带着太平军的北伐部队自安徽亳州进入河南，立刻击溃了由清朝河南巡抚陆应谷率领的前来迎战的数千清军。太平军不仅杀掉大部分清军，还俘获了火药数万斤与大炮数门，挟锐气直下归德。至此，太平军的当务之急就是立即从刘家渡渡过黄河。

于是，留下吉文元、朱锡锟率部分人马留驻归德，林凤祥、李开芳自率前锋军直扑距归德四十里开外的渡口。

清军方面，河南巡抚陆应谷不甘心，重新纠集数千清军来攻归德，却再次被太平军的留守部队打得大败。

由于后续部队完全到达，吉文元等人率军放弃归德，前往刘家渡渡口与前锋军会合。

万事俱备，只欠渡船。清朝的曹县知县姚景崇有先见之明，早已把北岸船只尽数收集后付之一炬，几万太平军只得呆呆望着黄河浊流发叹。

太平军从曹河上游费尽心力搜找了两只船，载上一百多士兵准备慢慢渡过去。行至河中央，被对岸早已有所准备的清军大炮猛轰，两船及上面的太平军登时被炸成碎片。无奈之余，太平军只得绕道西上，经开封、朱仙镇、中牟、郑州、荥阳、汜水、巩县，历经二十二天，才得以在汜水和巩县之间找到民船渡河。

由于船只太少，北伐军仅渡河就花去七天时间。

由于身后有清军托明阿、西凌阿等部蹑踪而至，北伐军吉文元所率一千多人未及渡河即遭截击，只得与主力部队分离，掉头往南回奔。这些人边打边撤，虽然有一支捻军雷六部对他们予以援手，但他们仍旧连遭失败，最终在八月间被清军消灭于安徽境内。

北伐军主力渡河后，立刻在7月7日对怀庆府（今河南沁阳）展开猛攻，拉开了怀庆战役的序幕。

怀庆一带的清军，有胜保、托明阿、善禄以及察哈尔军共六万人集结，直隶总督纳尔经额以“钦差大臣”身份全权指挥。攻打近两个多月，由于怀庆城坚，清军顽强，北伐军只得弃攻怀庆，向西挺进。北伐军占领济源后，越王屋山进入山西。

在笔者看来，攻怀庆是北伐的一招臭棋。贪攻城池，反而浪费大好时间。假如当初太平军渡黄河之初趁清军在河南北部未集结时，由温县、新乡北上，可以走捷径杀向北京。而且山东、河南交界地区，捻军、白莲教、盐贩子势力活跃，肯定会应声而起。这样的话，太平军或可直破北京城。

由于放跑了北伐军，清政府大怒，下诏逮问直隶总督纳尔经额。但因怀庆坚守有功，胜保等人得以加官晋爵，胜保本人还被授予“钦差大臣”，节制各路清军。

听到太平军进入自己的辖境，清朝山西巡抚哈芬立马率几个随从外逃。清廷震怒，下旨逮问，捕快差人遍寻不着。后来才知道这个兔子一样脚快的巡抚躲在了潞安。

太平军在山西境内如入无人之境，连下垣曲、绛县、曲活、平阳（今山西临汾）、赵城、霍县等地。在平阳，由于守城清军开炮打死一个北伐军的执旗手，此人乃林凤祥同村乡亲，惹得林凤祥大怒。城破之后，他下令屠城，搜杀三日，把全城百姓无论男女老幼尽数杀死。此致平阳城内尸体叠压狼藉。

正要继续北上之时，太平军忽闻清朝胜保一军已经绕过太平军，在霍州以北的韩侯岭布下重兵准备截击。至此，北伐军只能再次绕道，从洪洞折向东行，在屯留打败清将托明阿部队，克潞城、黎城，又回河南。

过清漳河后，北伐军打下涉县、武安，直达直隶（河北）辖境。恰恰在同一时间，在南方的上海，又有刘丽川的小刀会起事，清政府雪上加霜。

北伐军出手很快，袭取邯郸的临洺关后，十余天连克沙河、任县、隆平、柏乡、赵州、栾城、晋州、深州，飞速逼近张登，这里距保定仅六十里的距离。

消息传至北京，京城大恐，城内居民（特别是大户人家）纷纷出逃，短时间内有三万多户十几万人携家带口拖着家财逃出城去。据说连咸丰帝本人也做好了外逃热河的准备。

惊怒归惊怒，咸丰帝还是强打精神，派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以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总督四将军及察哈尔兵马，与胜保等人协力，倾全力以保北京。同时，北京全城戒严，人心惶惶，物价飞涨，米珠薪桂，一片混乱。

于太平军北伐部队而言，形势看上去似乎大好，其实也有不少困难。他们进入华北腹地之后，缺兵缺粮。两万多步兵，在大平原上面对十数万清政府自东北和内蒙古调来的骁勇骑兵，显然凶多吉少。而且，以两万对十四万，又无后援，北伐军实际上到达保定后已成强弩之末。

由于前方有大批清军阻截，北伐军不得不又绕道，弃深州后向东北方向疾行，陷献县、交河，占沧州后，直向天津杀去。

10月29日，静海已经落入太平军手中，不久，独流（镇）、杨柳青皆被克，天津城被攻陷在即。

僧格林沁、胜保二人不敢怠慢，分别率军由涿州和保定向东阻截太平军。太平军想在清军汇集前攻克天津，但遭到城内义勇与守军的顽强抵抗。清军扒开南运河堤岸，有效阻止了太平军的进攻。

由于天气转寒，缺粮少草，遭受挫败，太平军只得往静海方面回撤。林凤祥守独流镇，李开芳守静海，以为掎角互援之势。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说明北伐军已经由攻势变为守势，原先的两万多精兵，也已经被打得不满万人。

寒风相持之中，双方都不好受。

坚守！坚守！
静海、独流的鏖战待援

据当时被太平军掳去的读书人陈思伯在《复生录》书中记载，由于天寒地冻，太平军狼狈驰突，缺衣短粮之间，夜间行军中，冻死的就有数千人之多，军队减员情况极其严重，形势危急。待至1854年2月，受清朝大军压迫，林凤祥、李开芳二人不支，只能从静海、独流向南撤退，边撤边打，其间冻饿受伤，又伤亡了近三千人。阜城一战，北伐军第三号人物吉文元被打死，军中士气极为低落。

清军把阜城团团包围，穴地为重壕，欲图就地歼灭太平军。

情急之下，林、李二人不断派人化装成难民、乞丐和艺人，乔装打扮出城，奔向南京求救。

南京的杨秀清很重视此事，派出一支八千人左右的队伍，由曾立昌（夏官又副丞相）、陈仕保（夏官副丞相）、许宗扬（冬官副丞相）数将带领，在1854年2月4日前去救援北伐军。他们疾行而进，仅四天就经桐城到达舒城。由于六安的“捻党”积极响应，援军很快拿下六安，连破正阳关、颍上，在3月初由亳州杀入河南。

由于亳州、雉河集地区捻军张乐行部很有号召力，不少“捻子”加入太平军，二部声大势大，永城、夏邑等地被攻陷。

3月10日，北伐援军已经杀至江苏。攻下萧县后，四处伐木结筏，准备在丰县渡河。捻党、天理教、白莲教、盐贩子纠集附近地区的灾民和饥民（咸丰元年丰北地区黄河决口，附近有大量饥民和灾民），纷纷加入太平军，北伐援军的人数一下子由八千多变成了数万人。

3月13日，以太平军和捻军为主力的反清大军自丰县蟠龙集、包家楼等数个渡口抢渡黄河，突入山东辖境。

乱哄哄之际，反清大军竟有一万多人未渡河，反而折向南方，经正阳关回到属于太平军活动范围的庐州。一部分捻军也未随大部队向前，几千人返回皖北。

渡河后的太平军援军滚雪球一样发展。江苏、山东交界的地方以及山东西南等地的零散捻军奋起响应。北伐援军主力从3月17日开始，连下丰县、金乡、单县、巨野，直杀济宁。

受太平军援军的牵制，清军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来堵截，派山东巡抚张亮基、将军善禄等人率数千人自德州等地南下，向济宁方向拦堵。但是，原先的八千北伐军援军如今变成了四五万，气势汹汹扑来。张亮基、善禄深知自己不敌，不敢试其锋锐，只得让开路使这支大军过去，小心翼翼地蹑随。

大军乘势展威，破郓城，下阳谷，夺冠县，于3月底进围临清。短短五十多天时间，太平军北伐援军奋战千里，一路狂搅，并使安徽、河南、江苏、山东等地捻军乘势而起，四省骚然。

此时，北伐援军距离林凤祥、李开芳被围的阜城，只有两三天的距离。倘若大军继续乘势而进，对阜城的围城清军形成反包围，最起码可以实现最低的战略目标：救出阜城被围的老北伐军，双方合军合师。如果斗志坚，运气好，说不定他们还能对胜保或僧格林沁部队予以重创。

不知怎么回事，北伐援军没有继续前进，反而停下脚步，奋力攻打临清这座坚城。

在阜城围城的胜保以及山东巡抚张亮基等人迅速向临清方向集结。如此一来，清军不仅阻止了北伐援军的继续北上，又对攻打临清的太平军形成反包围。

清军大好局面下，却发生内讧。由于张亮基杀掉了胜保手下几个抢掠的士兵，被胜保参劾，诬张亮基捏造战功，清廷下旨逮问张巡抚。临清城内数百川勇兵变，与太平军里应外合，临清落入北伐援军之手。

事情发展得颇有些波谲云诡。数万太平军援军进入临清城后，才发现城内粮食早已被临危有胆的清朝地方官员下令烧毁，几万张嘴的吃饭顿成问题。而且，援军大军入城后，锐气顿失，且被清军四面围困，成为瓮中之鳖。

特别要命的是，主将曾立昌只知喊打喊杀，根本没有远谋。而陈仕保、许宗扬心中发慌，暗中动摇，想突围逃回南京。陈、许二人之所以没有底气，除了心中怯懦，也是因为新入伙的捻子、盐贩子、流民等人各自三心二意，不听调遣，纪律极差。这些人在大军得胜时可以造势，稍遇困难就心中打鼓，个个把鞋带绑紧想趁机窜逃。

由于缺吃少穿，太平军中冻饿而死的人不少，还有少数人绝望之余自刎、上吊、投水，以免自己被俘后多受痛苦。毕竟手中还有数千太平军老兵，曾立昌在夜间组织了一次有秩序的撤退，最终安然撤出临清，南退至清水镇，并于夜间对追击的清朝胜保部队进行突袭，打了一个漂亮仗。胜保本人跑得快，遁走馆陶。

许宗扬非常担心回不去南京，撺掇曾立昌全军南返。结果，撤退途中，被清军正规军与地方乡勇四处截杀，太平军边打边减员。行至冠县三里庄时，胜保追兵杀至，混战中杀掉了北伐援军主将之一——陈仕保。由此，北伐援军大溃，四处散逃。

5月5日，曾立昌率残卒千人自江苏丰县突围，准备由黄河北岸渡河。结果，由于岸边河泥淤住马足，太平军残兵成为清军枪炮和掷枪的靶子，基本全部被消灭掉。

北伐援军主将曾立昌虽然没有谋略，但很有血性，知事不可为，纵马跃入黄河中自杀。

最终，只有许宗扬一人在8月率少量残卒遁回南京。震怒之下，杨秀清把他下狱治罪。此人出狱后，划拨为韦昌辉手下。“天京事变”时，替北王韦昌辉攻入东王府杀杨秀清的，许宗扬算是一个得力干将。

当时，杨秀清还想派北王韦昌辉再次提军北上援救，但由于二人嫌隙日深，杨秀清怕韦昌辉北去后自立山头，便封秦日纲为“燕王”，鼓动他前往“燕”地北伐。

秦日纲非常勉强，率军行至凤阳、庐州（今安徽合肥）一带，就以兵少为由再不北行，而留在安徽磨蹭。二次北伐援军未能成行。

突围！突围！
太平军残部的垂死挣扎

由于消息不通，5月5日，被困于阜城的林凤祥、李开芳冒死突围，玩命南奔，遁至东光的连镇。连镇跨运河，分为东西两镇。林、李二人各守一镇，在运河上搭架浮桥，互相接应之余，与僧格林沁部清军相持。

僧格林沁王爷是个经验老到的武将，他将自己军队扎于河东，命托明阿部屯于河西。

胜保一部在击败太平军援军后，整齐人马回返，与两部清军会合，紧围连镇。

这个时候，林凤祥、李开芳仍然不知援军已败亡殆尽。在拼死突围与援军合军的精神鼓舞下，5月28日，李开芳率数千北伐军突围南驰，想到临清与南来援军接上头。林凤祥余部坚守连镇。(www.daowen.com)

李开芳确实能战，他自吴桥奔入山东，经德州、平原后，攻下恩县和高唐州。进入高唐州后，李开芳才得知北伐援军已经失败。无奈之下，他只得率军据高唐死守，与前来攻打的胜保展开较量。

从此以后，林、李二人军分势单，只得各自为战，能拖一天是一天。

西连镇方面，僧格林沁清军日夜炮轰枪击，太平军死伤惨重。危急之时，忽然冒出一位姓李的伙夫，声称自己乃耶稣附体，受天命来保护林凤祥突围。这位伙夫肯定见过杨秀清“表演”，如今也要过把瘾。

林凤祥大喜，忙为李伙夫设“军师府”，还为他派选一个副手，调拨数百人归其统管，天天操演“龙门”“八卦”等阵法，像模像样，短期内很是鼓舞了一把士气。

李伙夫常常立于高台之上高谈阔论，以带客家口音的官话“讲道理”，林凤祥等大小将卒皆在下跪听。迁延一个月，李伙夫指挥乖张，多次败绩，林凤祥忽悟其伪，一朝大怒，亲手把李师傅脑袋砍下，送他上了“天堂”。

延至1855年1月初，被围于西连镇的林凤祥一军粮食吃光，骡马吃光，皮箱刀鞘吃光，野菜榆树皮吃光，最后，只得把抓获的清军和己方逃兵杀掉当“干粮”。

清军展开“攻心战”，日日让太平军逃兵高举“投诚免死”牌在营垒外转悠，招降了数百太平军。

1月7日，清军猛攻西连镇，几乎杀尽坚守的太平军。

清军搜查俘虏的北伐军，见人人身上都揣有作为口粮的一方人肉，审问才知，这些肉皆是从他们本已掩埋的同伴尸体上割下的。由于实在饥饿难耐，林凤祥只得下令翻掘尸体当军粮。

彻搜连镇三昼夜，又在运河中下网捞寻，清军就是找不到林凤祥本人。

一直搜到第四天，清军终于在连镇内一处帐篷下查到一个地道入口。这个地道上盖石板，石板上又堆了大量砖瓦。僧格林沁闻报，立即亲自率人来看。

掘开洞口后，清军喊话，地洞中悄然无应。于是，昔日在北伐军中当过大厨的一位施姓降兵自告奋勇，只身一人入洞查看。

入洞之后，施大厨吓了一大跳。洞里面异常宽阔，其中有灯，有床帐，有桌椅，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再仔细看，他发现林凤祥与检点、指挥、总制等三十多名北伐军将领躲藏其中，壁间堆满粮食，看上去可供这些人消费月余有足。

众人见施大厨入洞，纷纷提刀要杀，被林凤祥喝止：“洞口已破，天意可知，杀他无益。”

由于林凤祥右臂左腿均受重伤，只得率众出洞。

僧格林沁粗略审讯后，立刻派人把林凤祥押上囚车送往北京。不久，这位北伐主将被凌迟于市。林凤祥受剐刑期间一直注视刽子手的刀法，临死不吭一声。他与李开芳是老乡，皆是广西武鸣的客家人，是最早加入拜上帝会的徒众。

太平军阵法夹河为营图

见僧格林沁大有战功，清廷怪罪围高唐久无战功的胜保，把他逮治入京，治罪后发往新疆。

于是，僧格林沁并胜保军，合力围攻高唐，并派人先携巨炮轰击。

听闻僧格林沁本人将来，又知林凤祥被擒，李开芳知道高唐守不住，连夜开城逃走。一行人奔至荏平县冯官屯后，凭借堡寨死守。

僧格林沁快马赶到，立刻指挥清军包围冯官屯，筑城于四周，围攻李开芳。

艰难困苦之中，李开芳仍然不气馁。僧格林沁有一门名曰“黑虎”的千斤巨炮，每次装药数十斤，开炮前必祭之以酒，轰隆声中，每次都打死不少太平军。仔细观察了巨炮炮台位置后，李开芳命人掘地道，直达炮台正下方，然后堆满炸药，牵长引信而出，点燃。一声巨响，炮台上的“黑虎”以及百十号炮兵全部被炸飞。

先前在连镇自告奋勇下地道察看情势的施大厨此时又来精神，他上献一计，劝僧格林沁向冯官屯内灌水。

僧王大喜，立刻找来地方官四处寻来民夫挖沟，一天给这些人发三百文工钱，昼夜不停干活，决运河水连夜灌营。

转天一大早，就有营中难民凫水逃出，报告说由于大水突涌，不仅把太平军在营内的地道灌塌、淹死多人，营中炸药也被水浸湿，成为废物。再仔细询问，僧王得知太平军已经挖通二十多条地道通往清营之中，正运送火药。如果没有运河水灌入，火药齐发之下，不知又会炸死多少清军士兵。僧王思及此，冷汗直冒。

过了十来天，穷愁之下的李开芳想出一计。他派人往营外送降书，表示投降。

僧格林沁深知李开芳有诈降之意，就派人牵两条巨绳，绳头放在冯官屯中，绳尾系于清营大树上，命令“投降”的太平军脚踏一绳，手牵一绳，一个一个过来。清军将士在营内严防，对过来的每个人登记造册后，皆一一捆缚，押往营后集中。

刚刚出来一百三十多人，冯官屯内的太平军在李开芳指挥下忽然以残存炸药点燃大炮，向外猛轰。僧格林沁早有防备，射程内根本无密集清兵，仅仅砂弹溅伤数人而已，太平军诈降突围失败。

最倒霉的是那一百多号诈降士兵，依次被清军斩首处决。其间，清军一个施刑的马兵见一名太平军手上有巨大金镯，见财起意，上前掠取。太平军士兵说：“这镯子戴得紧，反正我要死了，留此何用？你给我松绑，我自己取下，你再斩我，咱们两方便。”马兵很高兴，忙替太平军士兵松绑。说时迟那时快，太平军士兵忽然抽拔清军马兵的腰刀，挥手把对方砍成两段，夺马狂逃，沿途砍伤十多个清兵。由于天黑不辨方向，这位太平军最终不能逃出，为清军包围后杀掉。

一直坚持到5月30日，李开芳营内弹尽粮绝，只得亲笔写降表投降。

由于冯官屯内外水深数尺，僧格林沁命军士乘船而入，二十人一批，分批押送降兵出外；把这些生俘的太平军士兵一一绑缚后，分送各营处决，共处决两千多人。

至于太平军高级军将以及跟随李开芳的两名美貌娈童，均被清兵捆绑结实，齐跪于供案之前。僧格林沁下令把这些人生剖挖心，祭奠数日来在高唐州、连镇、冯官屯被太平军打死的八千多清军将士。

李开芳本人终于到达了北京，不过不是以胜利者姿态，而是以一个俘囚身份坐槛车而入，且在西市受剐刑而死。

太平军的“北伐”，至此画上句号。

南京方面，由于在北伐的同时又有更重要的“西征”，怕顾此失彼，所以洪、杨二人根本不敢分军对北伐施以更具实质性的援助。

由于石达开能干，太平军1855年初在湖口和九江取得两次大胜，扭转了西征危局。

附件一：清政府“厘金”等经济政策与太平天国

由于太平军占领南京，全国形势危急，浙江长兴一个名叫钱江的士人献计给政府生财，时在扬州帮办军务的刑部侍郎雷以瑊加以采纳，于1853年深秋在扬州附近地区试行“厘金”制度。而后，这种制度推广至湖南、湖北、江西、四川，乃至全国。

“厘金”是指对商人售卖的商品按1%抽税，按月征之。由于当时兵荒马乱，盐引停运，关税难征，地丁钱粮也因战乱中的蠲免措施收不上来。所以，“厘金”的抽取，保证了清政府短时期内的银两收入，可称是雪中送炭。

打仗其实就是打消耗。从1840年开始，帝国主义列强步步紧逼，国内矛盾也不可调和，清政府用于军事的款项，仅1851年一年，就近一千万两白银，占全国财政总支出的五分之一以上。到了1852年，用于军事行动的费用已达两千多万两白银。

清政府库银几空，开捐收入一年不如一年，各省之间东挪西凑，勉强应付。南京陷落之后，清政府更是元气大伤，全国的财政制度体系面临崩垮的境地。

病急乱投医。自1853年起，清政府想出各种各样的“新奇”方法增加收入。大臣们主意不少。以左副都御史花沙纳为代表，要求进行“币制改革”——发行银票，其实就是多印钞票“救国”。反对者认为此议是“恃此空虚之钞，为酌盈剂虚之术”，不仅“病民”，最终“病国”。

辩论许久，钱还是主要的，于是清政府只能用滥发通货的手段来“救急”。这种没有现货准备的“印钱”和滥铸新的铜钱、铁钱，只能使经济更加混乱，“通货”最后变成“壅滞”之货，造成“大钱出而旧钱稀，铁钱出而铜钱隐”，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更可笑者，清朝各地地方官员为救急，四处查矿，真所谓“临渴而掘井”。有人主张对鸦片开禁，征收高税以敛钱，实为荒唐短视至极。有人上书要求停发朝中官员的“养廉银”，开源节流，结果是碰个没趣。

更有翰林院的“文豪”上书，要求政府在四川锦江打捞明末张献忠埋藏的千万两金银。甭说，在清廷谕令下，四川总督裕瑞果真带人辛苦捞了几个月。江底寻宝，茫茫无功。

想钱想到疯。清政府便把从前临时性“捐纳”，改为长久性的政策。捐纳，说明白一点，就是花钱买官做。捐纳，本为“捐输”，是士大夫出钱向国家“做贡献”，政府发个奖状委任状一类的名誉鼓励。后来，“捐输”买官不好听，就都叫“捐纳”了。

由于急需钱用，清政府准许官爵“卖价”打折。1854年与1826年相比，卖价实际上已经打了六折。自1857年起，一改从前“捐纳”“捐输”都用现银的规定，政府表示可以“半银半票”。“票”是指清政府发行的不值钱的“新钞”和“大钱”。想买官的人到投机钞贩手里低价购买银票和大钱，再去买官，自然便宜不少（千两银票，只花二百两多一点白银即可买到）。

后来，为了收取更多的钱，清政府又明示，除了可以花钱为本人买官爵外，限度再次放宽放阔，有钱人可以给自己亲戚“捐取”官爵。而且，政府简化办事程序，一手交钱一手交“官”（荣衔委任状），各省各军营粮台有北京发下的大叠大叠空白“部照”，收钱立填，顷刻而待，“当官”或让自己死去的老爹老妈姥爷姥姥“当官”，立等可取。

为了“竞争”，各省、各粮台竞相削价“处理”官职，卖货一样“招待”前来买官的“顾客”。好事者多，中国人又爱过“官瘾”，政府确实捞了不少钱。

政府官职一般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二十千钱，九品；四十千钱，八品；六十千钱，七品；八十千钱，六品。想当时二千文换折一两银子，就是说花四十两银子就可当个“知州”（六品）这类“地市级”大员了，不可谓不便宜。如果“捐”银上万上十万的，“顾客”对政府的举人头衔、盐运使头衔，可以“自由”选择。州县上交捐银多的，清廷也加以鼓励，增加文学、武学定额以及中试名额。

此外，在太平天国活跃的江苏、浙江等地，清政府还想出新的名目：“罚捐”。也就是说，那些被迫为太平军服务、做过“伪官”的人，依“官职”大小，捐银当罚，可免“从逆”之罪。

到太平天国后期，清政府为扩大财源，规定“捐输”不再局限于“银两”，银钱米面、豆草粮食、驼马驴骡、鸡鸭鱼肉，统统可以收纳，折银给官。也就是说，卖豆腐的石老二，只要天天给衙门送一车豆腐，连送一年下来，最后很有可能让他儿子石跃、石高兴弄个九品官当当，名义上也是政府的“公务员”啦。

也甭说，积少成多，几年下来，“捐输”收入占每年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

至于“厘金”这种商业税，本来从米开始抽税，日后越来越“普及”，又有盐厘、茶厘、洋药厘、土药厘（洋药是进口鸦片，土药是国产鸦片）等，最终形成了百货厘金。只要是货物，肯定要被抽“厘金”，政府还设有专门机构收取，名为“厘局”。所有厘金收入，悉充兵饷。

总之，内忧外患之下的清政府出台了各种苛捐杂税，除了增加田赋、借取外债和开放东北、内蒙古以及热河等“禁地”外，各地方滥行抽税和派捐，借捐、当捐、炮捐、油坊捐、饷捐、堤工捐、船捐、花捐（妓女捐），捐种混淆，名目诡奇，真是“大清国万税”！其情其景，极似明朝末期。

而在大搜刮年代中，从中自肥渔利的，多是地方胥吏、军中武将以及各种各样的投机商人。老百姓的身家元气，凋耗于无形之中。特别是那些“一线”稽征人员，巧取豪夺，未充公府，先饷私囊，最终造成了社会财富的更大不平均，引致更深的矛盾。

附件二：《天津剿寇纪略》

说明：《天津剿寇纪略》乃吴惠元著，载于张焘《津门杂记》卷上。

此文记载了太平天国北伐军抵天津，因夏历八月初一半夜大风雨，天津城西北芥园河堤决口。天津军民再筑再决。结果，由于芥园堤高与天津城齐，天津地势东凹于西，水不东流，反灌西南。所以，静海、沧州一带汪洋一片，诸路道都为水没，仅余大道。天津城西南一带，也为水没。北伐军因水淹道路，迷途误至天津，而天津西南又为水没，一时间进不得天津。所以，此文可作为北伐军进攻天津的参考记述。

咸丰三年（1853年），粤逆（太平军）北犯，运使杨公需以防御计，捐廉倡率制造抬枪五百杆，招募壮勇，逐日在署教演，名曰“芦团”。嗣奉旨：“前任浙江巡抚梁宝常、前任湖南郴州知州吴士俊、前任良乡县教谕汪澎，协同天津地方官办理团练。”

宝常等公约禀生王镛与阖邑绅民铺户立义民局二十八处，每局募勇五六十名，按期训练，自春徂秋，屡奉廷寄，佥知寇窜渐近，防守愈严。

八月朔日，风雨大作，城西北芥园河堤决口。天津道张公督率官弁堵筑，河神恍现，再筑再决。芥园堤高与城齐，津邑地势东凹于西，乃水不东趋，反灌西南，夜间红灯隐约，奔流随之。于是静海、沧州一带弥望汪洋，歧途皆为水没，仅余大道，津城西南亦然，众皆惊异。

九月二十六日戌刻，督见城东闸口迤西之南洼中，隐隐似木筏停泊，谛视若有人潜伏，急报义民局，洪然鸣锣，立聚千余人，而筏倏不见。

时探报寇已窜至静海县属之谭官屯，盐政文公谦传令：“二十七日黎明阖郡文武齐赴教场。”

届期官绅兵勇咸集，将出探，众曰：“谁带队者？”邑侯谢公子澄奋然曰：“我何如？”

众勇跃曰：“听命。”

公即去长袍持枪上马，民要遮之，曰：“公民之父母，不可轻身，我等愿为前趋。”

行至城西小园，前途无耗，遂暂休息。

先是邑人贾庆堂献策，恐贼于水浅处凫渡，城北八里宜兴堡弋凫之雁户善于水中用佛郎机，技艺精熟，百发百中，宜扼要设伏，以备不虞。

梁君宝常等皆以为然，乃招集之。是日甫募齐，即令庆堂率往伏于得胜口之东南，而炮台浮桥濠沟亦均于是日毕工。

适邑绅张锦文、前湖北都司倪虎榜各募勇三千，不期而合，赴小园操演，维时寇已麇聚于距城五十里之良王庄各村，而我众不知也。

二十八日巳刻，突有老人报信云：“寇已在城西黄家坟造饭矣。”言讫不知所往。随登炮台瞭望，寇果蜂拥而来。

邑侯谢公率众迎剿，运使杨公亲率芦团堵截，邑人数万持械相助，即童稚亦制挺以随。

贼首名“小秃子”者矫健绝伦，贼中呼为开山王，手握黄旗，左右指挥，奋迅剽疾，锋锐甚。我军以火枪击之，击上则鼠伏，击下则翻空，枪甫住则随烟而进。有大沽老卒诧曰：“是贼狡猾，非巧取不可。”乃以两枪上下交击之，立毙。

贼气夺犹豕突而前，至伏处呼渡，且诱以利，号锣一鸣，雁户枪排轰发，贼纷纷倒地，惊以为水雷，遂大溃。

是役也，毙贼五百余，而我兵勇无一伤者。自逆匪犯顺以来，纵横数省，至此而凶锋始大挫焉。

时援军未到，贼众我寡，不敢跟追。贼先遁于杨柳青，旋踞静海之独流镇，闻贼败后惫甚，沿路枕藉僵卧，识者云倘有追兵一鼓而歼矣，惜哉。

十月七日，督兵大臣胜保始由深州至津，旋赴独流剿贼，邑侯谢公随之。

十一月二十三日，公闻副都统佟公鉴被围，带勇驰救，身受重伤，赴水而亡。越日有阵亡役余鹏龙者负公尸而出，面如生。

次年正月十日，贼乘大雪回窜山东茌平县属之冯官屯，钦差参赞大臣亲王僧格林沁筑长围困之，生擒伪丞相林凤祥等解京伏诛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