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春天某日。

广州街道上，因昨宵一夜风雨，地上铺满了吹落的枯叶。岭南的气候正是如此。四季常青，深秋不见枯黄飞叶，春天却往往两三天内落叶满地，但枝梢之间，同时即有迅速冒出的嫩叶。它们的生长速度快得惊人。地面深绿发干的叶子还未腐烂，树木间已经燃烧般腾满了鲜绿。

一位在岭南人群中显得高大虚胖的男人（约一米七八，八十公斤重），蜡黄的脸上满是阴郁。他揪了揪自己已经多半花白的胡须，望着国子监外张贴的有中举弟子名字的榜文，狠狠地往地上吐了口唾沫，用广东（府）话骂了句：“丢佢老母黑！”接着，他又急速地用旁人难解的客家话骂了几句什么，愤然转身离开了。

这位看上去样貌平平、再普通不过的广东男子，其实刚刚三十岁，正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

自道光八年（1828年）开始，十六岁的洪秀全就开始应试，很想“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但现实极其“残酷”，经历了道光十六年、道光十七年的连续失败，一直到道光二十三年，他前后应试了四次。十五年间，他终日苦读，屡败屡试，屡试屡败。一股无名怨毒之火，窜腾于这位岭南士子的胸中。

洪秀全生于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14年1月1日），出生地是广东花县一个名叫“福源水”的地方，后迁至官禄埗村。此地距广州几十公里，现在的花县称为“花都”，已经并入广州市。洪秀全原先的名字叫“洪火秀”，依排行又名“洪仁坤”，后来的“秀全”是他为自己起的“号”。

这位“洪秀全”，出身绝非贫雇农，而是富裕中农。其父洪镜杨，是本分的种田汉，客家人，其祖籍是广东梅州（清时称嘉应州）石坑镇。洪秀全有兄弟姐妹五人，其排行第四。由于儿时聪颖好学，小火秀深得父亲喜爱，七岁时即被送入私塾念书。十六岁时，洪秀全首次参加科举考试，失败。名落孙山之余，家境也中落，加上父亲年高力衰，生活每况愈下。

第四次落第后，洪秀全怒火攻心，咬牙切齿，似得狂疾。回到家里，他终日困兽般在院子里疾行狂走，口中念叨不停：“再不考清朝试，再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怒狂之下，他手持锄头，把家中所供的孔圣人牌位砸得稀烂。

谁也没料到，这么一个花县落第青年，日后竟成为开挖清朝第一锨墓土的人。

潜“龙”在渊
落第穷酸的人生选择

四次落第，洪秀全怒火中烧，对清政府怨毒满胸，常常向族弟洪仁玕说：“我们以五万万汉人受制于数百万鞑妖，天下哪有如此之大耻！（其实，当时汉人连五万万也没有）如今，中国每年几千万金银又化为烟土，汉人膏血，皆成为百万满人之花粉钱，年复一年，至今二百余年，中国之民，富者安能不贫，贫者安能规矩忍耐！思此虎狼之世，真真让人拍案愤叹！”（洪仁玕《英杰归真》）

科举对旧时代读书人的影响真是巨大！屡考不中，落第连连，最终竟促成一个人思想上发生“质”的转变，由自身的“不遇”上升为民族情感方面二百多年的积怨宣泄。

确实，历史上的许多大事，总是源于某个个人的一些“细节”和“小事”，冥冥之中，个人际遇有时候竟成为一个时代的临界点。

但一定要讲明的是，洪秀全第四次落第后，并非当时就变成了一个“革命者”。即使在“金田起义”打响第一枪后也不是，一直到永安建制后，这位落第举子的“革命”目标才明晰起来。先前的种种事情，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如果没有“来土之争”的大形势，根本就不会发生“金田起义”。所以，时势造英雄，时势非常重要。

洪秀全所处时代，决定了“太平天国”日后能以星星之火烧遍原野的“机遇”。当时清朝统治下的中国，内忧外患，满目疮痍，各种社会矛盾极其尖锐，无法调和。抛开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的国际国内“大形势”不讲，仅就国内局势看，当时许多有识之士终日有岌岌可危之叹。

自嘉庆、道光以来，中国的土地兼并现象日趋严重，地租最高者甚至占佃农收成的80%。农民形同奴隶，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两极分化严重。而且，随着人口过剩现象的出现，人多地少，道光十三年（1833年），每人平均土地只有一点八六亩（约合一千二百四十平方米），比例严重失调，进而造成米价飞涨。

中国老百姓老实，无田农民为了活命，不少人自平原举家迁入蛮荒山区，开山布种，烧野种田，垦山刨食。江南、福建一带称这些人为“棚民”，广东称其为“寮民”。他们贫寒到骨，糊口而已。“太平天国”大名鼎鼎的杨秀清、李秀成两人即是这种人出身。

同时，由于鸦片战争后两千多万巨额赔款以及五大港口的“开放”，白银外泄，鸦片蜂拥入内，国内的银价高涨，钱价暴跌。清朝一直是银钱并行的双本位币制，但实际生活中都是以钱折银来计数，法定折率是一千文钱折一两银子。由于钱贱银贵，无形中使得乡村农民和小地主阶层的负担一下子加重了三倍多，更多的人破产破家。清政府不体恤民情，更加如狼似虎地催逼赋税，百姓与清政府的关系势同水火。

农民如此，东南一带许多市镇从业者也因“五口通商”丢掉饭碗，挑茶工、运输工、船工等“苦力”，人数达上百万人，纷纷失业。由于陆路交通都转为水港出口，原先的国内船商经受不住洋资本的冲击，纷纷歇业。加上英国、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棉布、棉纱，在棉布、棉纱成百倍的进口增长下，江南纺织业基本垮掉，无数从业工人及家庭作坊的生路断绝。

人祸有此，天灾并行。每个王朝发展到晚期，都会宿命般持续遭受天灾。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开始的五年间，黄河、长江流域各省水灾、旱灾连年不断。特别是1849年，长江大水灾覆盖六省，为百年罕见特大洪水，无数人丢掉性命，造成的损失极其惨重。咸丰元年（1851年），黄河在江苏溃堤，千里汪洋。而在“金田起义”的发起地广西，更是旱、涝、蝗、雹不断，饥民遍野，僵尸满路。在这种情况下，清朝官府仍旧敲骨吸髓般进行压榨，“仇恨的怒火”到处燃烧。

洪秀全创制“拜上帝会”，并非第四次落第后才忽然“皈依”的举措。早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他第二次赴广州赶考时，一日闲逛，在龙藏街的贡院门前得到一份免费派发的小册子《劝世良言》，作者乃中国的基督教徒梁发。梁发乃苏格兰长老会会员马礼逊的信徒，他在道光十二年（1832年）出版了《劝世良言》九本小册子，每册有50页，内容皆是他引摘《圣经》章句后自己发挥的“释义”。洪秀全对其中奇特的“教名”深感兴趣，并当“奇门小说”猛读了一番。

当然，过瘾之后，“教义”当不得功名，洪秀全又努力钻入经、史、子、集之中，转年复来广州考试，但仍旧落第不果。大刺激之下，洪秀全回家后病倒，连续四天高烧四十多度，眼前出现了不少“幻象”。

高烧甫退，先前一向温文尔雅的洪秀全提笔濡墨，作诗一首：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此诗显示，洪秀全已“反意”森然。

第四次科场失意后，绝望归绝望，肚子最要紧，洪秀全只得到他继母李氏的娘家莲花塘村去当塾师，挣点粮食糊口。穷极无聊之中，郁闷寡欢之下，他拿出道光十六年在广州街上获派的《劝世良言》。洪秀全一个表兄名叫李敬芳，粗通文墨，对这本小册子非常痴迷，称赞不已。

苦闷至极的洪秀全听表兄这么一说，如濒死人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赶忙再次仔细“研读”。之后，他才萌发了“罢黜诸神，独尊上帝”的“进步”思想，开始了他的“宗教”造神历程，即以宗教异端的形式，开始有组织地进行反封建活动。

此后，他与儿时玩伴冯云山、族弟洪仁玕一起，开始发展徒众，宣扬“教义”，结会礼拜。1846年前后，冯云山在紫荆山地区传教的效果明显，徒党日多，有了“拜上帝会”这个正式名称。手下有了几个信奉者，落魄的洪秀全胆气倍增，他用“教友”捐赠的银钱，立刻去找铁匠打制了一把“斩妖剑”，大吟歌诗以明志：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

擒尽妖邪归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

东南西北效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

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忙活数日，洪秀全、冯云山几个人在花县老家官禄埗、五马岭以及莲花塘等地确实吸收了不少“教徒”。“宣教”之余，洪秀全四处敲砸孔圣人牌位。此举引起轩然大波，广州附近人民虽然接受“新鲜事物”较多，但传统上仍对孔圣人抱有十分尊崇的心理，因而对洪秀全的举动很反感。这使他最终失去了塾师的饭碗。

精神的力量是巨大的。丢了工作后，洪秀全没有灰心，受《圣经》上一句话“从未有先知受人尊敬于本乡及家中的”（也就是“外来和尚会念经”之意）鼓励，他与冯云山以及村中几个年轻人离开老家，数十天内遍游广州、顺德、南海、从化、清远、曲江、阳山、连山等地，在珠江三角洲地区开始了他们游走布道的征途。

理想是美好的，现实是冷酷的。他们奔走两个多月，沿路倒弄些笔砚挣点小钱填饱肚子，传教的成绩并不理想，总共只有五十多人入教门，其间多数还是因贪小便宜少给钱买纸砚，口头表示入教的。在连山（今广西瑶族自治区）待了十多天，只有一个汉人入会。失望之下，洪秀全、冯云山决定去广西“发展”。

于是，洪秀全、冯云山沿贺江河谷而下，先到封川，自浔江西上，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夏天到了贵县赐谷村（今广西贵港长谷村）。之所以在此地落脚，是因为洪秀全有个表兄王盛均在这里居住。二人住下后，一面当塾师谋生，一面传教。由于教义“独尊上帝”，排斥当地人祭祀的“土神”，村人愤恨，仅仅待了几个月，洪、冯两个人就黯然离开赐谷村。

洪秀全恋家，回到花县。冯云山为人倔强，仍旧留在广西，在桂平一带边教书边传教。

洪秀全回到花县后，表面上“老实”许多，仍旧在当地以塾师身份挣饭吃，实际上他的头脑正处于“狂暴”期。他天天奋笔疾书，大半夜才睡，一清早就起，两年多时间写出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原道觉世训》《百正歌》《改邪归正》五篇文章，但文章均非明确指导“革命行动”的“革命理论”，而多是借基督教劝人“向善”的客家民歌体打油诗形式，以表明心迹。

洪秀全所撰写的《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和《原道觉世训》

在这些“革命”著作中，洪秀全只斥佛、道为“邪教”，一改昔日破孔圣牌位的张狂，反而说了孔孟之道的不少“好话”。正所谓吃一堑长一智，洪秀全深悟孔孟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不可动摇，故而从“痛批”转为“利用”（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才故态复萌，重刻这些文章时删去了所有对孔孟之道的“歌颂”）。

有了“宗教”的外衣，打扮起自己来就很得心应手。但是，由于对基督教真正的教义并不通，连旧约、新约都没读过（到了1847年，他才在广州传教士罗孝全那里看到这两本著作），洪秀全只能走“捷径”，从儒家典籍中“钩沉”，并首先找出与“天”这个词相匹配的“上帝”一词。虽说《诗经》中有“上帝临汝”，《周易》中有“荐之上帝”，《尚书》中有“唯皇上帝”，但其中的“上帝”与基督教的“上帝”之意并无关系。

找到了“上帝”这个古词，洪秀全“创造性”地认为：“历考中国史册，自盘古至三代，君臣一体，皆敬拜皇上帝。”同时，他大肆附会第三次赶考后发高烧、见幻象、说胡话的经历，声称自己那一次“死过去”，其实是上天见上帝，受命再次“下凡”，诛妖救世。这种伎俩，同历代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们假造“符瑞”“谶言”并无二致。他还编造出一个“上帝”的“对头”——阎罗妖，或东海龙妖——并随时把这个假想敌附会到任何反对者或反对派身上。

平心而论，“拜上帝教”的仪式一点也不复杂：众人集结于一室，男女分别列座，共唱赞美诗。然后，“主持人”宣扬上帝之仁或耶稣救赎之恩，劝诫信徒勿拜偶像，悔过改恶，一心崇服上帝。

只要有人愿意入会，马上施以“洗礼”——在一张“忏悔状”上写下自己的名字，面对神台跪下。“主持人”问：“愿不拜邪神否？愿不行恶事否？愿恪守王条否？”“申请人”随声答应，“主持人”从一大脸盆中取水一杯，浇于“受洗者”头上，语称：“洗净从前罪恶，除旧生新！”礼毕，焚化写有申请人姓名的“忏悔状”，饮尽神台前所供清茶三杯，仪式结束。

洪秀全的“拜上帝教”，看似基督教，其实也就仿个皮毛，甚至只是个名号而已，与真正的基督教有天壤之别。所以，英国人富礼赐在其《天京游记》中说过：“教皇如果有权惩治洪秀全，早就把他烧死了！”

当然，洪秀全所著“教义”，并非全部模仿基督教，也有很符合中国国情的说教，比如他劝世人戒鸦片戒饮酒，义正词严，在今天都具有“先进性”：“他若自驱陷阱者，炼食洋烟最癫狂；如今多少英雄汉，多被烟枪自打伤。即如好酒亦非正，成家宜戒败家汤；请观桀纣君天下，铁统江山为酒亡。”

可见，洪秀全只是以“宗教”为外衣组织“革命”，并不是真正想“拜上帝”。

至此，很有必要讲讲给予洪秀全“上帝”启蒙的《劝世良言》的作者梁发。

梁发是广东高明县人，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出生，本是一个很普通的雕版印刷工人，略识文字。1811年左右，他收受了英国传教士马礼逊数两银子，冒险替他刻印中文版的《圣经》，这在当时是“杀头之罪”。在大清国非法宣传“邪异”之教，后果极其严重。

马礼逊曾在印度公司（英国人所开）工作二十多年，本是个有冒险家精神的基督教传教士。在他的劝诱和“启发”下，梁发于1823年成为中国第一个“华人牧师”。从那时起，梁发再不用挥汗如雨搬雕版印东西，开始穿上半洋半土的衣服，暗中秘密宣教，并每年从伦敦新教教会支领薪水。

1832年，已经习教并上升了好几个层次的梁发写出《劝世良言》，由其恩师马礼逊亲自审核出版。当然，那时候的政治环境不利于梁发以真名出版这本宣传册子，当时他的署名是“学善者”（梁发还有“学善居士”之名）。

洪秀全所观的《劝世良言》，其实就是基督教新约、旧约的“编写本”，一半引原文，一半由梁发自己发挥。梁发所引原文只有《圣约》的九分之一左右，删掉了书中类似神话的故事情节，主要保留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可以说这个工厂学徒出身的中国人在中年以后确实深悟了许多基督教神学原理。

梁发的《劝世良言》没有丝毫“革命”的意思，主要是鼓励人们信仰上帝，顺从基督，安贫乐道，戒杀戒贪，并宣称“天国”在来世，死后能“永生”。梁发书中唯一稍显“激进”的，就是对佛教、道教大肆“批判”，对儒家学说稍有微词，其他方面没有什么“火药味”。

日后，洪秀全断章取义，逢佛灭佛，遇庙拆庙，焚烧经籍之余，甚至大声高叫要“杀妖杀有罪”，甚至丧心病狂到“读者斩！收者斩！买者卖者一同斩！”，这与梁发《劝世良言》的基本“精神”完全背道而驰。

革故鼎新
“金田起义”前后时机与运气

洪秀全在花县老家埋头搞“创作”，其“革命同志”冯云山一直踏踏实实在广西紫荆山地区做基础工作，时而打短工，时而做塾师，中心任务就是传播教义，拉信徒入伙。

这位洪秀全的“发小”冯云山，家乡距洪秀全的村子仅一公里，村名“禾落地”，出身也是殷实的小地主家庭。同洪秀全一样，冯云山也是屡试不第的秀才。科场失意，心肝冷却，热血却沸腾，加上又是实干家，他两年多忙个不停，而且他志向远大。这可从其当时的一首诗中窥见端倪：

穿天透地不辞劳，到底方知出处高。

溪涧焉能留得住，终须大海作波涛。

紫荆山地区是广西很落后的山区，距离最近的桂平县有近三十公里距离。岩壑深广，深山老林，近三百平方公里内，险山环列，从战略角度上讲确实是个打游击的好地方。

1847年秋，洪秀全第二次来到广西，发现老哥们冯云山已经发展了两千多徒众，十分欢喜。这些“拜上帝会”新入会者，包括石达开、杨秀清、萧朝贵等人，日后皆成为“太平天国”的开国功臣。

选择了易守难攻的高坑冲卢六（冯云山的表兄）家为栖身之所后，洪秀全和冯云山准备一试身手。

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先选择象州当地有名的“甘王庙”下手。在广西东南部，“甘王”是非常有名的民间祭祀对象。“甘王”，历史上确有其人，本为五代时期象州人，从征南汉立下战功，死后为乡人祭为土神，建有“甘王庙”。其庙宇建筑宏伟壮丽，香火旺盛。

十月间，洪秀全、冯云山、卢六等人手持利器，冲入象州甘王庙，砸毁了内塑的偶像金身和香炉等祭器，并在庙内白壁上四处题诗，宣示“甘王”为邪神。

象州当地人正要聚众找洪秀全等人“算账”，街头忽然摔倒一位十二三岁的当地男孩，口吐白沫，自称“甘王”附体，大嚷道：“这些打我的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你们不能伤害他们！”众人骇然，纷纷散去。事后，装神弄鬼的男孩得钱一大串，原来他早为洪秀全等人买通。

得意之余，几个人连连展开毁像活动，在紫荆山地区四处寻庙找像，予以捣毁拆除，破毁雷神庙和土地庙许多座。广西人好祀，特别崇信这些地方“神圣”，当他们发现捣庙者大肆破坏却没有任何“报应”时，心中逐渐信服起“上帝”来，不少人加入“拜上帝会”。

砸庙砸东西痛快，很快就砸出事来。

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年底，紫荆山地区石人村的士绅王作新带领家丁、团练，以毁庙、宣扬妖书为罪名，捕捉了冯云山。这下，他捅了马蜂窝。拜上帝会会众心很齐，会员卢六很快找了一些会众，把冯云山抢了回去。为此，王作新将此事告官，向桂平县衙投状，指称冯云山以村民曾玉珍家为窝点，非法集会，毁捣社稷神明，结盟惑众，违反清朝法律。

其实，王作新作为主控方有理有据，非法集会和捣毁公有建筑在当时确为犯法行为。但是，当时的清政府，自鸦片战争失败后，上上下下畏洋如畏虎，清廷应外国传教士之请，已经有公文派发到各地，明令地方政府不要干涉洋教活动。因此，桂平县的官员息事宁人，在押解冯云山和卢六到官衙的同时，发传票要王作新到庭，并声言他有诬告和捏造事实的嫌疑。

冯云山方面，他在监狱中不停申诉，辩称自己只是相信基督教，并无不法行事，坚称自己完全清白。

由于察觉到风向不对，事主王作新又怕教徒报复，屡不到庭对质，而卢六又在狱中得病而死。

押了几个月后，新上任的桂平知县索性小事化了，以“查无实情”为名，把冯云山从牢狱中放了，只是认定他“无业游荡”，派两个差役押送他回广东花县原籍。

一路上，冯云山循循善诱，说服两位差人也皈依了“拜上帝会”，三个人一起转回了紫荆山地区。

当然，冯云山得释，关键在于会门兄弟用集资捐款的“科炭”钱（拜上帝会多烧炭矿徒，集资敛钱称为“科炭”），四下在衙门中走关系打点。从中也可看出这些抱成一团的“拜上帝会”势力越来越大。这吓得王作新一家人都不敢再在石人村家中居住，很怕招惹这些事儿头。

冯云山刚刚被逮时，洪秀全又怕又急，匆忙离开紫荆山，赶至广州，准备亲自鸣鼓喊冤，向两广总督耆英告状，以图救出冯云山。因为清政府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经耆英上奏，已经明旨谕准对广东的礼拜堂弛禁。可巧耆英内调离开广东，冯云山得释，洪秀全就没有见到这位两广总督。

次年十月，洪、冯二人终于在花县老家会面，相拥久之，恍若隔世。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提。冯云山在桂平县被羁押期间，当年三月初三，拜上帝会会员中的骨干分子杨秀清自称“天父”附体，玩起降神把戏。他咣当一声当众晕倒，然后突然跃起，神情肃穆，自称代“天父上帝”来传言，把会中摇摆不定的黄姓家族成员驱逐出会。由于广西一带流行人神沟通与鬼神附体的风俗，会众们信以为真。杨秀清不仅获取了极高的威信，也稳定住了冯云山被捕后拜上帝会内部的恐慌情绪。

很快，杨秀清的烧炭同伴萧朝贵有样学样，咣当一声也倒地，鲤鱼打挺跃起后，自称“天兄”附体，与杨秀清演起了双簧。

所有这一切，洪秀全、冯云山两个人，当时一个在狱中，另一个在广州，皆不知情。事定之后，二人就此也产生过犹疑：如果承认杨秀清、萧朝贵的“天父”“天兄”代言权，就意味着这两个人日后在宗教上有超越洪、冯二人权威的可能；但是，如果拒绝承认，则可能会使会员产生内讧。思来想去，发现杨秀清、萧朝贵二人当时并没有野心，洪、冯二人就决定接受这一事实。

洪秀全声称自己是上帝之子、耶稣之弟，如此一来，天父、天兄二人的“代言人”地位，自然超越不了“上帝”的亲儿子。日后太平天国的“爷降节”“哥降节”，就是“纪念”杨秀清、萧朝贵这两个人的“下凡”。

杨秀清祖籍嘉应州（今广东梅州），其四世祖开始移居广西。他本人于1821年出生，五岁丧父，九岁丧母，孤苦出身，多亏伯父抚养成人。成人之后，杨秀清以烧炭为生，生活极其困苦。由于长期营养不良加上慢性疾病，杨秀清身材矮瘦，胡须稀疏，而且一只眼瞎，是个面有残疾而体格虚弱的人。但此人抱负远大，广结朋友，仗义施财，情商和智商都特别高。正因如此，他才能在“拜上帝会”危难之际脱颖而出，一装成名，取得了“代天父传言”的特权。

至于萧朝贵，则是杨秀清山中烧炭的老伙计，其人性情凶悍，相貌凶丑，但对会门与杨秀清等人忠心耿耿。

1850年左右，洪秀全在拜上帝会内的地位日益得到巩固，多次“预言”得验（无非是装神弄鬼说些某时某人要得病的“神言”），加之其本人知晓些治病偏方，他被会众渲染为“能令瞎者见物，能令哑者开口”的神人。同时，金田村的大财主韦昌辉家族也加入了会门，为拜上帝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不少学者讲韦昌辉是壮族人，完全是以其“韦”姓揣测。韦昌辉也是明末从广东迁到广西的客家人后代。太平天国的高层头目，基本都是客家人。至此，笔者简述一下“拜上帝会”重要成员中的“客家人”构成情况。

笔者十多年前从天津初到岭南，对“客家人”这个概念十分模糊，以为其是广东的一个少数民族，其实不是。客家人是中原汉族南迁后形成的一个特殊支系。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了南定百越，始皇帝派几十万大军进军岭南，修灵渠，灭蛮族，由此把汉族的文明之花散播于五岭以南。其后，每逢中原战乱，朝代更迭，就有大批民众扶家携口南迁，由黄河流域到江淮流域，由江淮再迁至赣闽粤的广大山区，与当地畲、瑶等少数民族打打杀杀，来来往往，最终形成了一个“客家”群体。

“客家”，取自“客而家焉”之意，最早出自晋元帝诏书。而实意的“客”是从少数民族口中而来的，相对于当地土著，这些外来汉自然是“客家”。

客家人一直保留着浓郁的中原文化传统，今天的客家话，词汇中仍旧保留了许多古汉语，可称是古汉语的“活化石”。客家人传统守礼重义，好学讲理，耐劳耐苦，坚忍不拔，确实具有中国古代河洛精神的遗风。明末清初之际，由于清军入关后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大批广东、福建地区的客家人西迁至广西，在武宣、桂平、平南、贵县、陆川、藤县等地区居住，或垦山，或开矿，努力求食，艰辛生存。

不仅来自广东花县的洪秀全、洪仁玕、冯云山是客家人，死于狱中的卢六是客家人，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秦日纲、赖文光、黄文金、曾天养、李秀成、陈玉成等，也都是客家人。特别让后人慨叹的是，派人把冯云山抓起来的王作新是客家人，镇压太平天国的曾国藩是湖南的客家人，一直作诗作文大骂太平天国的清末启蒙思想家黄遵宪也是客家人。

20世纪50年代，有学者“考证”说石达开、韦昌辉、林凤祥、李开芳（后两位是太平军“北伐”主将）皆是广西壮族人——此说完全是根据当代居村人员现状的“揣测”，如果石达开、韦昌辉是壮族人而非客家人，他们二人则不可能进入太平天国最高决策层。特别是韦昌辉，堂堂“六千岁”，仅居洪秀全、杨秀清、萧朝贵、冯云山之后，如果不是客家人，万万不能拥有这种地位。有学者总以他姓“韦”而误认其为壮族，实是犯了“经验性”错误。

即使在冯云山被逮前后，洪秀全也没有想过真的要起义，广西的“来土之争”，才是导致“金田起义”最直接的催化剂。

何谓“来土之争”呢？

金田起义前，在广西桂平、贵县、武宣、平南（浔州治内）等地，一直存在大规模的武装械斗。所谓“来人”，主要指从广东迁入广西的讲客家话和广府话（粤语、广东话）的人；所谓“土人”，主要指久居广西当地的土著居民（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主要是汉族）。由于广东客家话和广府话不同于广西当地的“土白话”，当地人也称“来人”为“讲客的”，称土著为“讲土的”。

“来土之争”绝非民族之争，因为广西本地的壮族、瑶族并无鲜明立场，有些人支持“来人”，有些人支持“土人”。广西这地方由于久在“化外”，民间械斗一直是流行的“民俗”现象。特别是道光末年土地兼并剧烈、内部矛盾激烈的情况下，大批广东、福建、湖南游民进入广西，造成了地少人多的局面，官府有时又暗中怂恿当地土著与游民争田，故而来土间的梁子越结越深。

为争一口井、一块田、一个媳妇，整村整村的人互相持械仇杀，有时一打便经年累月，你来我往：你杀光我半村人，我再拉人杀光你一村人；把成年人杀掉不说，还把对方的孩子抢走卖掉；把房屋付之一炬，整村烧成白地。成千上万的人死于这种大规模的仇杀之中。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桂平县金田村黄谭两姓械斗；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贵县北岸来土械斗；道光三十年（1850年），贵县赐谷村农民因争水源械斗。

不久，“来人”打死土人多，贵县奇石寺村数百土人来寻仇，双方开始互相仇杀；再后，教子岭一带的“来人”想强娶壮族美女为妻，壮人和土人联手与“来人”械斗。“来人”打不过土人，便又四处联络“来人”来帮忙。愈演愈烈之下，整个贵县地区爆发了上万人大规模械斗，双方互杀四十余天，导致尸横遍野，瘟疫肆虐。“来土之争”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金田起义”爆发了。起事之初，根本不是洪秀全等人要打“江山”，完全是应大部分落难的、无家可归的客家人之请，准备武装迁徙。教科书和历史研究者基本都宣称洪秀全是一位深谋远虑的“革命者”，一直策划推翻腐朽的清政府，起事之初就反帝反封建，那有点刻意拔高。不必看别的资料，仅看太平天国被清军生俘的两个重要人物李秀成与石达开的自述就可知，“来土之争”才是“金田起义”之最直接的原因：

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伙，团练与团练一伙，各争自气，各逞自强，因而逼起。（李秀成自述）

一个太平天国的礼拜堂

道光二十九年，因本县（贵县）土人赶逐客人，（客人）无家可归，同洪秀全、杨秀清、韦昌辉、萧朝贵、冯云山（和我）共六人聚众起事。（石达开自述）

而且，“来土之争”的结局，正应验了洪秀全早先的“预言”：“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自得之余，洪秀全很精明，提前让人把自己的家属从花县接到广西，并通知各地教徒到金田村集中。确切日期，应该是道光三十年五月间。冯云山就没那么精明，他没有及时去接家属。“金田起义”后，冯云山一家三族均被官府抓住，因大逆之罪基本都丢了性命，而冯、洪两家的祖坟也被刨开铲平。

自道光三十年七月开始，各地的拜上帝会信徒，特别是那些在“来土之争”中失利的客家人群，携家而来，奔向金田村。人流络绎之中，清朝的地方政府不以为意，没有想到这些人要造反，以为他们只是逃难。加上大黄江巡检带了几十官兵入山敲诈会众，更使得群情激愤。

韦昌辉一家本身就是金田富户，他一大家子人昼夜忙活，雇了不少人在家铸造武器，磨刀擦枪，而韦府也成为洪秀全的指挥中心。贵县人石达开率一千多生力军到达；陆川的赖九自玉林率众来投；博白会众和象州会众来投……

只有广东信宜的凌十八所率拜上帝会徒众倒霉，他带了数百人自信宜出发，但中途贪攻城池，攻玉林、博白等县城不果，失败后想掉头回广东，最终在罗定被清军全歼（凌十八及其数百随从全是客家人）。

眼看会众愈聚愈多，不第举子洪秀全满心欢喜，手拈须胡，又赋诗一首明志：

近世烟氛大不同，知天有意启英雄。

神州被陷从难陷，上帝当崇毕竟崇。

明主敲诗曾咏菊，汉皇置酒尚歌风。

古来事业由人做，黑雾收残一鉴中。

显然，洪秀全诗中已经暗隐自己要与朱元璋和刘邦比肩的意思。但从此诗中可见，洪秀全的文化修养确实一般，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精通经史子集。“汉皇置酒尚歌风”，是指刘邦做《大风歌》，虽是瞎押韵，还算看得懂。而“明主敲诗曾咏菊”让人费解，黄巢杀人八百万，曾经大咏“我花开后百花杀”。明太祖朱元璋，正史上却没有关于他的咏菊诗的记载。很有可能洪秀全也精通民间演义，民间演义传朱元璋做过一首仿效黄巢的《咏菊诗》：“百花发时我不发，我若发时都吓杀。要与西风战一场，遍身穿就黄金甲。”

实际上，“金田起义”不是一天的事情，而是指各地会众几个月来一路打杀到金田聚集的过程。最终，冯云山等人选定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给洪秀全做寿过生日这天当作纪念日，称之为“万寿起义”，所以后人一般把这一天当成金田起义的“纪念日”来对待。其实，太平天国真正的起事要早几个月，他们内部也一直没有专门纪念“金田起义”的节日。

在金田村韦昌辉的家里，洪秀全已经称当日为“太平天国元年”的起始，但他仍旧以“教主”名义宣布，还未敢表露与清政府完全对抗之心。这从当时拜上帝会所发的一份檄文中，仍可见出痕迹：

忖思未拜上帝以前，未尝扰害良民，既拜上帝以后，何尝劫掠城乡。不过志甘泉石，自成世外之逍遥，性乐烟霞，别有无名之天地，于是托迹颍水、箕山，聊效巢（父）、（许）由之洗耳，潜踪西山、北海，暂比（伯）夷、（叔）齐之采薇。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何乃尔等愚官劣宰，捉我同帮，押死公堂，轻如鼠蚁，讹诈不为痛心哉！（此指拜上帝会会员卢六、黄为正二人病死狱中之事。）故不得不纠集英雄，结盟豪杰，以为报仇之举。

尔乃复起官兵，联络团练，与我颉颃，相争上下，岂不谓我营中无人乎？（此指政府团练等武装与拜上帝会会员在新塘、紫荆等地的打杀。）抑知我文官二百，人人有安邦定国之才，武将千员，个个有擎天跨海之勇。雄兵三万（人数有夸大，只有两万不到），势若天丁，战士数千，威如猛虎，恰似一天星斗，固若铜城，恍犹四海洪波，坚如铁柱。

以此制敌，何敌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谅尔小小蛇儿，安能与蛟龙斗胜？微微犬子，何敢与虎豹争能？大师一出，望风而逃阵，官心惊而胆裂，壮士窜走似狼忙，抛盈城之戈甲，弃满地之刀枪，尸填巨港之岸，血满长城之窝，无面目见关中父老，何颜入将府之厅堂。倘能各安本分，息战停征，免苍生之涂炭。

至若执迷不悟，兴兵动将，使庶民遭殃，军威所至，定扫浔江为平壤，踏闾邑作丘荒。

从文笔上看，檄文应该出自冯云山或洪秀全之手。檄文《三国演义》味道极浓，可见他们的斗争目标是地方的“愚官劣宰”，他们的真实目的在于“息战停征，免苍生之涂炭”。即使面对地方政府的镇压，最大的威胁之语也仅仅是“扫浔江为平壤”，还未有什么大的“造反”野心。

这样做估计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明确反抗封建统治；二是尽量减少初创阶段的阻力。

但凡“造反”之事，开了头就不能收步。特别是广西平南县的拜上帝会信徒在向金田村进发的途中，与清政府地方武装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死伤不少。在花洲和思旺的战斗中，仅团练和瑶兵就被杀五十多人。

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杨秀清派蒙得恩率数千人马猛攻在思旺墟驻扎的浔州副将李殿元部清军，旗开得胜，并杀掉了清军一个巡检。这可是他们第一次真正同清朝正规军开战。此役得胜，拜上帝会会众人心思奋。

由于当时洪秀全和冯云山在思旺指挥平南拜上帝会，杨秀清派来的这支得胜队伍与平南会众会师，迎洪秀全从思旺回金田，所以，思旺墟之战，被太平天国称为“迎主之战”。当时情况确实很危急，由于清军在思旺墟驻防，洪秀全被困于山人村内，倘若杨秀清不派人来救，事不成，洪秀全就会被官府捉住杀头。

可笑的是，尽管官军有多人被杀，清政府仍然以为这是广西的“天地会”（三合会）所为，不知道有新组织“拜上帝会”的存在，更不知有洪秀全这个人。洪秀全的“大名”，思旺墟之战半年多后才为清政府所知。

当然，李殿元当时率军在思旺墟驻扎，绝非想抓住贼头“洪秀全”。当时，李殿元根本不知道有洪秀全这么个人物，他在那里驻军，只是因为当地是连控平南、桂平的交通隘口，一切仅仅出于军事常识。

日后，太平天国自己极力渲染的清军大部队围困以及“天王”智能双全、福大命大，皆是为了“造神”而用的宣传。广西僻地的一股“乱众”，当时还真入不了清政府的法眼。

思旺墟之战后，清朝地方政府确实着慌，贵州清江副将伊克坦布和松桃副将清长、浔州知府刘继祖、桂平知县李孟群等人纷纷汇聚，各带正规军和壮勇团练，分成两路向金田村进攻。恰在此时，博白县的会众、贵县龙山矿徒以及各地在“来土之争”中失败的客家人纷纷奔至金田。

特别是洪秀全的安然返归，使得拜上帝会会众信心大增，未等清军攻进金田，会众们蜂拥四出，头领们个个披发持剑，口中念咒，狂舞大旗，奋死杀向清军。(www.daowen.com)

由于“壮勇”（当地“天地会”投靠清政府后被武装成的民兵组织）身上装束与拜上帝会人员的衣服相仿（均头缠红巾），这些人率先惊溃。清军正规军很少见过这么不要命的“贼”，个个腿软，争相奔跑，向后退却。清将伊克坦布提剑督阵，被自己手下溃退的士兵撞倒。拜上帝会会员冲上，一刀就结果了他的性命（也有说他是骑马逃跑时跌落蔡村江桥下后被杀的）。

这一战，清军损失三百多人，加上伊克坦布这样的一员副将，可谓是大败。

洪秀全信心更增，在庆祝自己生日的同时，发布五条军令：

第一，恪遵条命（树立绝对权威）。

第二，别男行女行（分男营女营）。

第三，秋毫莫犯（严肃纪律）。

第四，公心和摊，各遵头目约束（公库制度，“战时共产主义”）。

第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

在冯云山帮助下，洪秀全依照《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依据，自创军制，即一“伍长”管四人，一“司马”管五个“伍长”，一“卒长”管四个“司马”，“一旅帅”管五个“卒长”，一“师帅”管五个“旅帅”，一“军帅”管五个“师帅”。而“军帅”之上，又有“将军”“总制”“监军”加以节制。

在“将军”之上，有“检点”，也分殿左“检点”和殿右“检点”，共三十六人。“检点”之上有“丞相”，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种，共二十四人。“丞相”之上有“前、后、左、右、中”五军“主将”。此外还有“御林侍卫”，官名皆以天干和节气命名。金田一地，至此共集会众两万多人。

拜上帝会会众人心非常齐，不少人在参加金田起义前就把所有地产房屋和财宝变卖，全部换成银子后缴纳入“圣库”，所有会员上下平等，同吃同住，一切支出皆由“圣库”支出。同时，拜上帝会人员严格禁欲，女营、男营各分一处，夫妻亦不得见。这种“战时共产主义”和清教徒式的禁欲，对于拜上帝会起事初期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同时，为了独树一帜，拜上帝会会员遵洪秀全之命，开始蓄发，此后他们便被清政府及人们称为“长毛”。

对于广西山区的“大动静”，清政府很着急。早在当年（道光三十年）春正月，道光皇帝本人就已经“崩”了，庙号“宣宗”。其四子奕继位，第二年改元“咸丰”，是为清文宗。

道光帝在位三十年，恭俭宽仁，是一位勤快节约的苦心皇帝，但“有君无臣”，在其统治后期，鸦片战争失败，《南京条约》签订，大清王朝一天不如一天，这位仁德皇帝可称是愤懑而死。所以，道光帝当时并未知晓有“拜上帝会”的大患。

帝国广大，新君咸丰初立，内忧外患，摆在他眼前的是一个烂摊子。广西“贼”虽然在当时不是什么大事，但也得正视。

早在道光三十年七月，广西提督闵正凤已经因办事不力被革职，不久广西巡抚郑祖琛也丢官。湖南提督向荣和云南提督张必禄分别带领楚兵和黔兵被调至广西解决问题。在虎门销烟中倒大霉的林则徐也被起用，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兼广西巡抚，但他刚走到潮州就病死。随后，云南提督张必禄也病死，镇远总兵周凤岐代领其军。

到咸丰元年（1851年）初，已有两广、云贵、湖北、福建六省正规军一万多人开至广西，接替林则徐的是前两江总督李星沅。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这一天，清政府辖下广西浔州紫荆山地区金田村出现了“太平天国”，而“天王”早在1837年就已经“存在”。因为洪秀全称他生病发烧时上过“天堂”，“天父上主皇上帝”当时已经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王全”。

其实“太平”二字，早在东汉何休对《公羊传》作解诂时已经使用过；汉末的造反者张角也曾称他所组织的“宗教”为“太平道”；元末江南农民造反也称“杀尽不平方太平”；明末有几个农民军头目也自称“太平天“……”太平”一词相同，意义到了洪秀全时代却大有不同之处。

由于会众日多，已有三万多人，金田村再也盛不下这么多人，粮食也成问题，于是在建“天国”后的第三天，即1851年1月13日，会众们沿大湟江而上，直杀江口墟。此次行动并非多么有目的性，因为“大湟”二字的客家话和广府话读音类同“大王”，“出大湟”意即“出大王”，如同“拜金田”等同“拜金殿”音声一样，所以这群已经痴迷于“拜上帝教”的人，拥“大王”浩浩荡荡而出。

由于清政府正规军越来越多，拜上帝会会众顶不住，便于三月间撤出江口墟，奔向武宣。

力争上游
东乡称王与永安建制

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1851年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的东乡正式对外称“天王”，并封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由此，太平天国领袖机制初立，五军主将制度成型。

由于李星沅、周天爵、向荣等将帅不和，广西高层内部大乱，需要一位威望高的能臣来当地镇服诸人，统一指挥。故咸丰皇帝派赛尚阿为钦差大臣，前往广西督师。

赛尚阿是蒙古正蓝旗人，字鹤汀，嘉庆年间中举，道光时代做过军机大臣，官至理藩院尚书。此人人品不错，又是满蒙贵族血统，在道光末期以协办大学士兼九门提督，时人以“宰相”目之。

咸丰帝继统后，非常重视这位前朝贵臣，封他为文华殿大学士，委以首辅重任。见广西乱起，忧心之余，咸丰帝就想以赛尚阿领头，浇灭“太平天国”这把“邪火”。

出发之前，咸丰帝不仅赏赐赛尚阿“尚方宝刀”，又加军费白银二百万两，还派京兵京将随行，直奔广西。由于相爷带头，皇帝撑腰，朝中不少玩命想往上爬的中下级官吏纷纷随同赛尚阿前往广西“平贼”。他们心中小算盘打得好，自认为此行肯定马到成功，旅游一样跑一圈回来，得胜还朝，加官晋爵。

当然也有清醒的人，满族宗室遐龄在其笔记中记载，当时其外祖父、时任翰林院侍讲的铁林就说：“（赛尚阿）此去必不成功，然天下之兵灾自此始矣！”

赛尚阿为人清慎廉洁，擅长审案办公，军事方面却是个庸才。而且，他出京时排场极大，时任礼部侍郎的曾国藩对此很是不屑，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赛中堂视事广西，带小钦差七十五人，京兵二百四十名，京炮八十八尊，抬枪四十杆，铅子万余斤，火药数千斤。沿途办差，实为不易。”

而赛尚阿本人，表面硬撑，内心却很惶惑，临行与武英殿大学士卓秉恬揖别流涕，深恐此去凶多吉少。

洪秀全东乡称“天王”后，杨秀清指挥前锋军占领县城东南三十里的三里圩。1851年4月2日，向荣、周天爵率六千多清军向太平军展开攻势，反被对方杀得大败，损失无数辎重，黔兵被杀几十人，掉头奔逃。

此战胜后，洪、杨等人并未被胜利冲昏头脑，深知清军会大集，眼前形势不容乐观。于是，4月15日夜徒众召开“总结会”时，杨秀清咣当一声又摔倒在地，开始“天父”下凡；4月19日，萧朝贵也咣当一声倒地，开始“天兄”下凡。装神弄鬼的主要目的，均是代“天父”“天兄”传言，要众人共扶洪秀全这个“真主”，拼死战斗。

挨打受挫之后，向荣、周天爵不敢再主动进攻，开始采取“坐战法”，与太平军相抗。此种战法，即首先设立一个大营，下设炮眼两座，以守代攻。由此，“贼一无所见，一炮不能伤。我军更番迭打，一人不能走。其一人不能走者，四面皆厚墙深壕，死即同死，生则俱生，盖即淮阴（韩信）背水（之战）之遗意也”。后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发展其成为“长围坐战法”，取得显著成效。

延至5月15日，太平军由于缺衣少食，冒死从东乡突围，直趋象州，周天爵的“坐战法”最终未在广西成功。

清军很着急，乌兰泰和向荣两军闻讯即急行军赶至，准备围攻太平军。独鳌岭一战，清军本来已占先机，但太平军关键时刻选出七个敢死勇士，攀绝壁突入清军大营，高喊冲杀。正在附近山岭激战的清军以为大营被破，顿时泄气，四处狂逃，摔死的就有一百多人，最终被杀的三百多，最终散溃大败。

7月，太平军从中坪奔往桂平的新墟，在双髻山又遇到向荣、周天爵等人的拦截。由于有赛尚阿派来的生力军到来，清军战斗力增强，打得太平军有些招架不住。交战十多天，杨秀清、萧朝贵不得不三次“咣当”下凡，鼓舞士气，向会众施以精神胜利法。由于众寡相差太大，太平军死伤无数，“天父”“天兄”下凡也帮不上忙，只得集体败走双髻山。

洪秀全在茶地“下诏”，明确了杨秀清的第一军事指挥权。杨秀清有勇有谋，整顿纪律，严令太平军为“天国”死拼。连清朝的官员都曾说过：“初洪逆（洪秀全）至金田传教，志在蓄财致富，无反乱之心；自杨秀清入党，怂恿洪逆聚众谋叛，教以战守之计，洪逆积财渐裕，结党亦多，且见土寇蜂起，官兵懦弱，遂从杨秀清之语，始怀异志，诸事听杨调度……”（半窝居士《粤寇起事纪实》）

所以，金田初起，杨秀清绝对是个关键性人物。

9月11日，太平军趁夜从新墟遁走，在五峒山跋涉后，东出平南。向荣、乌兰泰（当时周天爵奉谕至北京复命）闻讯，立刻率清军在官村扎营，准备消灭太平军。

结果，清军没料到这些先前被追得到处逃跑的太平军会反扑劫营，萧朝贵等人连夜劫营，杀死不少清军，其中包括一名千总，并夺得几乎所有军械物资。向荣此次输得极惨，率残军奔回平南县城，称病不敢再出。他在与友人的信函中承认：“（我）生长兵间数十年，未尝见此贼；自办此贼，大小亦数十战，未尝有此败。”

官村之战得胜后，太平军乘锐水陆共进，直杀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途中，太平军发展了许多新徒众，力量增强，其中包括时年十四岁的“娃娃兵”陈玉成。

1851年9月25日，罗大纲率太平军前锋攻克永安。永安之战意义重大，这是太平军第一次占领“大城市”。此时的太平军，已有近四万之众。

乌兰泰率清军随后赶到，逡巡不进，在城南屯兵观望；向荣在距永安城二十里开外的古苏冲中了太平军某部的埋伏，被抢走大批军资，士兵死伤惨重。

赛尚阿方面，出京后走走停停，两个多月才到桂林。永安沦陷的消息传来，赛中堂心中惊惶，忙把军营移往阳朔，因为这里靠近山区，兵败后容易躲逃。太平军对赛尚阿本人没有丝毫惧意，他们在永安城张贴赏格，向荣脑袋值千两白银，赛尚阿脑袋才值五钱银子，完全是拿赛中堂开涮。此外，赛尚阿文官出身，对驾驭武将之道根本不通。乌兰泰百战猛将，达洪阿有功名将（曾在台湾平“贼”），向荣依违称病，这位赛中堂均无可奈何。

清军将领手下士兵有不少来自平原地区，他们只习陆战，穿靴持矛在平原上打仗是好手，而在广西跋涉崇山峻岭，个个累得虚脱，未战已经软成一摊泥。

而太平军中多炸山凿矿的矿徒，擅长使用火药，对枪炮等热兵器得心应手，接战即开火，轰毙不少清军。双方对阵，清军楚豫籍兵士持矛抡刀奋勇冲杀，往往被太平军抬炮一轰，死伤一大片。

至于赛尚阿所带的那些京兵京将更不用提，这些人一直住于高堂广厦之中，出入奴仆相随，根本吃不了任何苦。风吹雨淋数日，他们不是拉肚子就是感冒，根本没有战斗力可言。

所以，太平军占据永安城后，跟随赛中堂出来的那些本想博个封妻荫子的众官员个个后悔，纷纷想从前线溜回京城。

太平军盘踞永安城，清军各部严重受挫，只能深壕高垒，在城外隔山结营，双方进行了数月的相持。

咸丰元年十月二十五日（1851年12月17日），洪秀全酬功，下诏封五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四王“俱受东王节制”。同时，秦日纲（原名秦日昌，因为他要避北王韦昌辉的“讳”，改名秦日纲）受封为天官丞相，胡以晄为春官丞相，众将士均加官晋级，上下欢心。

过了一个多月，太平天国自颁“天历”，即冯云山1848年于狱中琢磨出来的“历法”。天历规定每年实日为366天，单月31日，双月30日，用干支纪年纪月纪日，但“天历”以干支纪日相比当时农历干支纪日要早一天，所以太平天国的“礼拜日”比当时阳历礼拜日要早一天。

洪秀全等人把金田起义那年定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而颁历的当年就顺推为“壬子二年”。

占领永安后，太平天国大打宣传攻势，刻印了《天父下凡诏书》《天命诏旨书》《太平诏书》《天条书》《太平礼制》等多种宣传品，广为散发。同时，太平军将儒教、道教、佛教一概放入打倒之列，不管什么孔庙、关圣庙、道观，一概砸烂摧毁，原先的场地统统当作兵营来使用。

为加强纪律，他们发布《太平条规》，其中包含有《行营规矩》与《定营规条十要》，明令太平军军士早晚礼拜、恪守“天条”、男女别营，严禁私藏财物，并着重申明内外官卒见天王及各王要“避道呼万岁、万福、千岁”，从人“不得杂入御舆宫妃马轿之间”。

太平军作战图

由于客家人有讲卫生的习惯，《行营规矩》中还有“不得出恭在路并民房”的规定。为确保后勤供给，太平军在永安周围严格查田，在打击地主的同时，下令收获的粮食一半归农民，另一半归太平军。这种“土改”政策很有成效，佃农们立刻行动起来，秋收大忙，把财主们的庄稼割个干净，留下“自己”的一半后，将另一半送给太平军。如此，太平军粮食充足。

在进行各路“建设”的同时，太平军不忘“肃反”工作，诛杀了内部与清军有联系的周锡能等。杀人也不是直接杀，杨秀清佯装“天父”下凡，自称有“天眼”，辨识二奸。这对会众的心理产生了更大的震慑作用。

自1851年9月至1852年4月，太平军在永安城内封王建制，整肃队伍，一待就是大半年。太平军此时军纪严明，声势日大。

赛尚阿又惊又慌，硬着头皮前往“前线”督战，严令乌兰泰与向荣两军发动进攻。由于清军使用长围战术，太平军饷道被断，再窝在永安只能坐以待毙。于是，洪秀全与五王仔细商议后，抓住贵县银矿矿工数千人来援的机会，在1852年4月5日，趁夜间大雨之际突围。

太平军杀出永安城，奔向古苏冲。清军乌兰泰部勇悍，挥军尾追，杀掉两千多太平军，并俘获了“洪大全”（此人乃湖南人焦亮，“三合会”成员，本来为洪秀全软禁，赛尚阿谎称此人是与洪秀全地位相当的“一字并肩王”）。

太平军虽受挫败，并不慌乱，逃跑中设下伏兵，在龙寮口大洞山把乘锐而进的乌兰泰部打得大败，杀掉清军四个总兵级高级将领（郧阳总兵邵鹤龄、凉州总兵长寿、河北总兵董兴甲、天津总兵长瑞），一千多清军或伤或亡，一片混乱。由此，太平军主力得以突围。

从此之后，对清政府来讲，太平军从广西地方之乱变成了全国范围的大乱。

自永安突围后，太平军向北进发，直扑桂林。杨秀清有勇有谋，派一股太平军穿上在大洞山缴获的清军号衣，化装成向荣部清军，想骗开桂林城。幸亏向荣本人早几个时辰已经在桂林城内，闻讯大惊，立刻下令封门，这才避免了桂林的失陷。

太平军攻城不成，就在文昌门外象鼻山下扎营，准备攻克桂林。由于桂林城坚，清军各路援军赶至，太平军打了一个多月，难以攻入，于是，他们撤围杀向兴安。

在桂林攻城战中，清朝大将乌兰泰中炮，伤重身死。

赛尚阿依旧躲在阳朔不敢出战。清廷闻之震怒，先把他削官四级，然后派两广总督徐广缙代替他为钦差大臣。很快，清廷以“调度无方，劳师费饷”的罪名把赛尚阿逮回京城治罪，并抄其家。仅仅一年多时间，赛尚阿便从“中堂”沦为“有罪犯官”。

回京之后，清廷会审，论成“大辟”，但咸丰帝念赛尚阿在先朝有功绩，定为“斩监候”。咸丰三年（1853年），太平军的北伐部队攻开封时，赛尚阿被放出来，与僧格林沁一起协防京师。赛尚阿与僧格林沁同为蒙古人，互相“照顾”回护，先前的失败罪责，咸丰帝不再追问。

日后太平天国败亡，同治“中兴”时，赛尚阿之子崇绮得中同治四年（1865年）乙丑科状元。依理，满蒙贵族一般不会点状元，因为清朝有“汉不选妃，满（蒙）不点元”之说。如此“破天荒”之举，实是安慰赛尚阿这位老臣之心。同治十一年（1872年），同治帝大婚，皇后正是崇绮之女，即赛尚阿的孙女。夫妇二人感情不错，但慈禧不喜欢这个儿媳。同治帝逝后，这位皇后吞毒殉夫。赛中堂本人身子骨硬朗，光绪元年（1875年）病逝。

“太平天国”之所以能崛起于广西，从更远的历史因素考虑，还可溯源如下：

其一，明末清初之际，南明的永历帝最终在云南被杀，广西仍旧有散落于乡间山林的李定国等南明将领的不少手下，也有于此避难的南明湖广籍旧部。他们被当地人称为“山湖广”。他们与壮族、瑶族山民杂居，势必把反清复明的思想播植于其间。

其二，对历朝历代封建朝廷来讲，广西一直是“穷山恶水”“烟瘴之地”，属于流放犯人的特别区域之一，军流杂配，遍布全区。这些人本性犯上，又遭流放，自然对政府怨毒满胸，蠢蠢欲动，自清初就不断有人造反，经久不息。连著名的“黑旗军”（以刘永福为首），原先也是造反的人犯队伍，日后才被招安，成为在越南等处抗击法国入侵的军事武装。

其三，乾隆末年，清政府为了帮安南（越南）国王打仗，派大军自广西等处进攻，结果损失惨重。清朝的军事行动不仅造成广西当地人民巨大的人力、财力消耗，清政府还把米谷、银饷等开支算在当地人身上，加上地方官员贪黩，虚报增垦数字，巧取豪夺，致使广西农民不断被开科加赋，民不聊生，埋下无数动荡的种子。

洪秀全的“拜上帝会”已经成为“太平天国”。

当太平军在永安封王建制大施拳脚时，东躲西逃的王作新忧心忡忡，作诗曰：

治乱循环古有言，多因执事惮其烦。

积薪厝火终为患，蝼蚁穿堤久不论。

破贼如期为众一，争功时见久徒繁。

连年巨寇于何靖，坐使英雄手击樽。

作为大清王朝的顺民和知识分子，王作新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其一家子侄辈四人均在与太平军作战中阵亡。可称幸的是，王作新在有生之年终于看到了太平天国的覆亡，他本人逝于同治庚午年（1870年）。光绪年间，清朝政府只按照“积劳病故”的惯例准许王作新的牌位进入桂平县的祠坊，并未特别褒奖他当初“料事如神”的预见性。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本书虽多处使用“太平军”这个概念，但是，拜上帝会和后来的太平天国从来没有自称“太平军”，他们自称“天军”“天兵”，当时的老百姓叫他们“长毛”，清政府则称其为“粤匪”“粤寇”“发逆”“粤贼”。

一直到20世纪初，清朝灭亡，中华民国乍兴，在各种著作中才逐渐有“太平军”之称。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当局正式下文，要求日后记述太平天国历史的作品不能再用“粤贼”等“诬蔑”称呼。这是因为国民党好多主力干将都来自广东，对于“粤寇”“粤贼”这样的词汇十分敏感。

附件：《太平天国起义记》（节选）

说明：此书原名《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源》（英文版），1854年香港出版。此书关于洪秀全早年生涯的叙述，是驻香港的瑞典传教士韩山文有关洪秀全“异梦”的早期记述，是根据洪仁玕讲述所写，对洪秀全多有渲染和美化。

洪秀全本乡的全部人口仅约四百人，大部分系洪姓族人。村落的前面仅有六间房屋，其后则有另两排房屋，有一条小径将此相接，第三排房屋的西边便是洪秀全父母的简陋住宅。在该村房屋的前面，有一个满是泥水的大水塘，全村所有的污秽物和垃圾均被雨水冲到此处，成为灌溉施肥的丰富的水利资源。

尽管对于不熟悉中国农村经济的人而言，它所散发的气味实在难闻。但在该村左边紧挨着水塘处有一书塾，这是村童们念书的地方。他们和全国各地的书童一样攻读中国的古典著作，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从目前卑微的地位一跃而为帝国的高官显爵。

洪秀全于1813年降生在这个村庄，取名“火秀”；成年时又得一名，以表明他在洪氏家族中的辈分；后来，他自行给自己取了一个学名，叫“秀全”。秀全的两个哥哥帮助其父耕耘稻田和种植一些常见的蔬菜，他们的食物主要赖此供给。其家境较为贫寒，除了一些猪、狗和家禽外，仅有一两头耕牛，这些都是中国农户通常所拥有的东西。

儿时的秀全很快就表现出非凡的学习能力，七岁时被送去上学。在五六年间，他已能熟诵“四书”“五经”和《古文观止》《孝经》等书，后又自行阅读了中国历史以及中国文学中一些较为奇异的书籍。所有这些书，他在初次细读后都能很轻易地领会其含义。

于是，他很快便赢得了他的塾师和族人的称道，人们为他非凡的才华而感到骄傲，对他的前程抱有很大的信心，认为他有朝一日会高中进士，甚或会进入皇帝遴选最高级官员的翰林院，从而因其身居高位而光宗耀祖。有几个塾师自愿不收任何酬金而教他念书。

尽管他就读的有些私塾离家很远，他的家境也不很宽裕，但为了他能够继续求学，他的家人仍然乐于供其所需，有几位族人也为此而送给他衣服。他的老父亲在同朋友们聊天时，特别喜欢谈论其幼子才华非凡的话题。每当听别人夸他的儿子，他便会眉飞色舞，并因此而邀请此人来家中饮茶或吃饭，继续悠然自得地谈论他最喜欢的话题。

秀全约十六岁时，他的家庭已贫困到无法继续供他念书的地步。于是，和村中辍学的其他少年一样，他在家帮着干些农活，或到山野放牛。在中国，这是那些因年龄太小无法干重体力活的人通常做的事。但人人都为秀全在家务农不能继续求学而感到惋惜。

次年，和他同岁的一个朋友邀他伴读一年，希望通过和天分如此之高的人同窗共读而能够从中受益。

伴读期满后，他的族人和朋友不忍其天资白白荒废在田间农活上，便聘请他担任本村的塾师，他因此有机会继续安然地研读古书和修身养性。

中国塾师的收入取决于入学学童的人数。通常的人数介于10~20人之间。少于十人，塾师的束修将不足以维持生计；多于二十人，塾师授课时就较显吃力，因为他必须对每个学童单独施教，在书童牢记课文后一一听其背诵。每一名学生每年必须向塾师缴纳以下物品：五十磅（约二十三公斤）米，充抵额外食物的三百文现金，灯油、猪油、盐、茶各一斤；此外，按照学童的年龄和智能，每人尚需交纳1.5~4元的修金。

在花县地区，私塾授课全年从不间断，仅在过年时间歇约一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塾师聘期已满，必须订立新的聘约，而改聘塾师一事时有发生……

县考时，秀全总是名列前茅，但他一直未能考中秀才。1836年，23岁的秀全再度赴广州应试。就在布政司衙门前，他见有一人身穿明朝服装，长袍宽袖，结髻于顶。此人不会讲中国话，所以请了一个本地人当翻译。这名外国人的周围聚集了许多人，他声称可以满足众人的愿望。他说话时滔滔不绝，甚至不等别人发问。

秀全挨到此人身边，打算询问自己是否能博取功名，但此人不等他开口就说道：“你将会赢得最高的功名，但不要悲伤，因为悲伤会使你生病。我给你德行高尚的父亲道喜了。”

第二天，秀全在龙藏街又遇见了两个人。其中一人手持一部共分九册的小书，书名为《劝世良言》，他将全书赠给了秀全。秀全在考完试后将此书带回家，稍稍浏览其目录后便放到书架上，当时并不认为它有什么不同寻常的重要之处。

次年，即1837年，他又赴广东省城应试。初考时他的名字高列榜上，但最终依旧名落孙山。他陷入深深的悲伤和不满之中，被迫再次带着无限的失意返乡。就在这时，他觉得身体极为不适，便雇了一顶轿子，由两个健壮的轿夫抬送回家。

他于阴历三月初一回到家中，身体非常虚弱，只好暂时卧床不起。在此期间，他产生了一连串的梦幻或异象。他最初梦见一大群人一一向他表示欢迎，便以为这预示着他行将死去，将去见阎罗王。于是，他就将他的父母亲和其他亲属喊到自己的床边，告诉他们说：“我的余日已经不多了，我的生命很快就会结束了。父母啊，我羞于未能报答你们对我的恩泽！我再也不能赢得功名来光宗耀祖了。”他的两个兄长在他说话间已将他扶坐在床上。

秀全说过这些话后便闭上了眼睛，全身气力全无，不能动弹。所有在场的人都以为他将不久于人世，他的两个兄长静静地将他放卧在床上。秀全一时失去了知觉，全然不知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他的五官失去了作用，他的身体看上去同死人一样躺在床上。

但是，他的灵魂被一种奇特的力量所驱使着，因此，他不仅能感受到一种性质迥异的经历，而且事后还能回忆起所发生的一切。

一开始，当闭上双眼后，他看见一龙、一虎、一雄鸡进了他的屋，随即又看到许多人奏着音乐抬着一顶美丽的轿子走上前来，邀请他坐进轿中，然后肩舆而去。秀全对自己所受到的荣宠极为惊讶，不知如何是好。他们很快就来到一个美丽而又熠熠生辉的地方，许多容貌悦人的男女聚集在两旁向秀全敬礼，表现出极大的欣喜。

当秀全离轿后，一位老妪将他领到河边，对他说道：“你这污秽的人啊，为什么和那边的人们为友，以致弄脏你自己呢？现在我必须替你洗干净。”

洗毕，秀全和一群年高德劭的人一起走进一座大的建筑，他注意到这群人当中有许多是古代的圣贤。在该建筑中，他们用刀剖开秀全的身体，取出了他的心肝五脏，另以殷红的新器官放入。随后，伤口顷刻间愈合，切口处没有留下任何疤痕。

秀全注意到这座建筑四周的墙壁上有许多刻有劝善诫恶之言的木牌，遂一一阅读。后来，他们进入了一个其富丽堂皇难以描绘的大厅。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老人留着金髯，身穿黑色长袍，正仪表堂堂地坐在最高的位置上。他一看见秀全就开始流泪，并说道：“世间的人无一不是我所生所养，他们吃我的饭，穿我的衣，但没有一个人有心记住我和尊敬我；更有甚者，他们居然拿我所赠的东西来敬奉魔鬼；他们有意识地背叛我，惹我发怒。你千万不要效仿他们。”

随后，他授予秀全一柄剑，命令他斩除魔鬼，但慎勿伤害兄弟姐妹；另授一块印，用以降服邪神；又赐一枚黄色的果品，秀全吃后觉得其味甚甘。

当秀全从这位老人手中接过这些皇室的徽志后，他便随即开始劝诫聚集在大厅里的那些人重新对坐在高位的令人尊敬的老人恪尽义务。有些人就此回答说：“我们的确已忘却了对这位长老的义务。”另一些人则说：“我们为什么要尊敬他呢？我们还是只管与朋友们饮酒作乐吧。”秀全见人们如此铁石心肠，便继续声泪俱下地进行劝诫。老人又对他说：“放胆去干这件事，每当你遇到困难，我会出手相助。”

说完，他转过身对在场的年高德劭者说：“秀全堪当此任。”随后将秀全领了出去，令他从上往下看，说道：“看那世上的人啊！尽是些怙恶不悛之人。”秀全鸟瞰世间，见到如此堕落和邪恶的情景，不禁觉得目不忍睹，口不忍言。

接着，他便从昏迷状态中醒来，但精神状态仍未摆脱其梦境的影响，只感到怒发冲冠，骤然间义愤填膺，竟忘记了自己的身体还很虚弱，径自穿上衣服走出寝室，走到他父亲的面前鞠躬长揖，然后说道：“天上令人尊敬的老人已经下令，世间之人尽归我统辖，世间之财宝尽归我所有。”其父见他出了屋，并且听到他如此说话，感到既喜又忧，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秀全的病状和异象持续了约四十天，在这些异象中，他经常遇见一位他称之为长兄的中年人，此人教他如何行动，不辞鞍马之劳地陪伴他四处搜寻邪神，并且帮助他杀死和消灭他们。秀全还听见那位身穿黑袍的老人斥责孔子，因为孔子在其书中明显地疏于阐明真理。孔子似乎深感羞愧，自认有罪。

在秀全患病期间，每当神志处于漫游状态时，他常常在屋内四处跑动，像战场上的士兵那样做跳跃搏杀状，并不断地大声喊道：“斩妖！斩妖！斩呀！斩呀！”“杀死这些魔鬼！杀死这些魔鬼！斩！斩！这里有一个，那里有一个。再多的魔鬼也不能抵挡我宝剑的一斩！”

其父对他的神志状态大为忧虑，认为眼下的这些不幸都是风水先生误择了不吉利的地点作为其先人的坟地而引起的。于是，他便请来了借巫术驱逐妖魔鬼怪的术士。但秀全说道：“这些妖魔怎么敢与我作对呢？我一定要杀死它们！我一定要杀死它们！再多的魔鬼也抵挡不了我。”

当他在迷幻中追逐魔鬼时，这些魔鬼似乎变化多端，一会儿化作飞鸟，一会儿又变为狮子。假如他不能制服它们，他就拿出那块印玺与之交手，魔鬼一看见它便立刻逃遁。他幻觉自己追杀群魔到天涯海角，每到一地，必与它们交战，直到将其消灭。

每当获胜，他总是开怀大笑地说道：“它们抵挡不了我。”他还常常吟唱旧歌中的一段歌词：“有德青年云游河海，拯救群友杀其敌人。”当他劝诫时，他经常涕泪纵横地说道：“你们无心敬奉年老的父亲，却同妖魔沆瀣一气；你们实在没好心肠，一点良心也没有。”

秀全的两个哥哥常常关上他卧室的门，在一旁看守他，以防止他跑出屋子。

当秀全因四处跳跃搏杀、唱歌和劝诫而精疲力竭后，他就重新躺到自己的床上。在他入睡时，许多人不时地来看他，不久，全村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疯子。

他经常告诉别人自己已被敕封为中国皇帝，每当有人如此称呼他时，他便非常高兴；但是，若有人称他为疯子，他就常常反唇相讥道：“你自己才是真正的疯子，你还叫我疯子？”每当品性恶劣的人来看他时，他往往斥责他们，称其为魔鬼。

他整天都极为虔诚地反复唱歌、哭泣和劝善惩恶。在患病期间，他写了下面这首诗：

太平天国玉玺

手握乾坤杀伐权，斩邪留正解民悬。

眼通西北江山外，声震东南日月边。

展爪似嫌云路小，腾身何怕汉程偏。

风雷鼓舞三千浪，易象飞龙定在天。

有一天清晨，秀全正打算起身下床，忽然听见春鸟在村边的树上鸣唱，遂吟诗一首：

鸟向飞兮必如我，我今为王事事可。

身照金鸟灾尽灭，龙虎将军都辅佐。

秀全的亲属曾求救于几位医生，这些医生试图借助药物来治疗他的病，但都未能奏效。有一天，其父发现门柱的缝隙中塞有一张纸条，上面用朱笔写着“天王大道君王全”数字。他便将此纸条拿给家中的其他人看，但谁也不明白这七个字的含义。

从此以后，秀全逐渐恢复了健康。他的许多朋友和亲戚便来看望他，希望听他亲口讲述卧病期间所经历的事情。秀全毫不隐讳地讲述了他能记忆起来的所有异象。众亲友只是说这一切的确很奇异，当时并不认为其中有什么真实的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