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历来是市场经济的重大问题。经济学围绕二者关系的探讨也从未中断。古典经济学主张自由放任的市场，认为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在“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下，个人利己行为的最终结果会自发促进社会公益，因此政府只需充当“守夜人”的角色，而无须干预市场的正常发展。然而，这种理论支配下的资本主义经济，表现为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和经济危机的频发，并导致社会贫富严重分化。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逐步由自由竞争转向垄断，生产的无计划性开始改变。恩格斯在晚年对此已有所察觉，他在《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指出，由于股份公司经营的资本主义生产，已经没有了“无计划性”，因此纲领草案中所讲的“‘根源于资本主义私人生产的本质的无计划性’这一句需要大加改进”^[1]。

20世纪30年代，面对经济危机的灾难性后果，主张扩大政府支出创造有效需求和通过政府干预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凯恩斯认为，市场经济难免失业和生产过剩，其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对此市场机制无能为力，唯有政府干预才能解决。这样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控被突显出来。凯恩斯主义在其产生之初受到青睐，在实践中收到明显成效，被誉为西方经济学的一场革命。凯恩斯主义虽缓解了资本主义矛盾，但却没有铲除危机的根源，而是使矛盾以新的形式累积起来。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经济陷入滞涨的怪圈，资本积累迟缓、高失业与高通胀共存，凯恩斯主义由此陷入危机。

根据凯恩斯的观点，过度储蓄会造成社会购买力的不足，并引发大量失业，须通过刺激消费以推动经济增长。这种理论在客观上推动了人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但也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超前消费、奢侈消费被推崇为时尚，消费方式也由基于生理需求的消费转变成基于欲望需求的消费。这种消费方式减缓了资本积累，导致无法抑制的通货膨胀，蕴含着金融危机的巨大风险，同时也造成了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消费逻辑的产物。在分配上，凯恩斯主义强调通过对税制改革来调节收入的再分配。在国家的干预下，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建立和实行了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保障了社会弱势群体，缩小了贫富差距；但对高福利的过分依赖，也影响了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减弱了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维持高福利给政府的财政带来巨大的压力。今日欧洲诸多国家政府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和美国的财政悬崖，不能不说与此有着密切的关系。

自凯恩斯主义产生以来，围绕市场有效还是政府有效、实行自由经济还是政府干预的争论从未中断。正是凯恩斯学说在经济政策上的失效，使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得以兴起，并逐步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新自由主义具有理论、实践和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人们对其理解和评价也存有分歧，我国较权威的看法是：“新自由主义是在继承资产阶级古典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基础上，以反对和抵制凯恩斯主义为主要特征，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要求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2]“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行，使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转变为一种经济范式和政治纲领，极力主张私有化、市场化，反对国家的过多干预和过高的福利制度。

西方经济学围绕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争论，说明处理好二者关系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至关重要。从学理上看二者关系的重要性在于：(www.daowen.com)

首先，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发展市场经济面临的基本问题。人们之所以要探究这种关系，归根到底是由于市场对经济的调节并非万能，否则政府的作用就无从谈起。市场失灵是政府干预的原因所在；反之，政府的作用也不是万能的，否则市场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依据。古典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强化市场作用，而弱化政府作用，认为“管得越少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但他们的“有限政府论”依然是把政府的作用看成是必要条件。而凯恩斯经济学则看到了市场的局限，力图以政府的作用来消除其负面效应，但并未否认市场的基本功能。

其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中自发调节与自觉调节的必要性。市场经济实现了经济发展的组织化、社会化和全球化，客观上要求社会生产“按比例”进行。市场是通过价格、供求和竞争机制来自发实现这一要求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初神化了这种自发调节，其理论依据来自斯密“看不见的手”的原则，而马克思、恩格斯则对这种自发性保持了批判的维度，而强调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自觉调节，即以“有计划地分配社会劳动”或“自觉地调节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来实现“按比例”的客观要求。但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企业内部有计划性，也使整个社会生产有了计划性，而现实社会主义在其实践中，也意识到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这样计划和市场就不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换言之，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不论是何种制度的国家都需要将经济发展的自发调节与自觉调节结合起来。

再次，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也涉及社会财富、社会资源和社会机会的分配问题。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仅涉及财富创造、资源利用问题，也涉及对它们的再分配问题。亚当·斯密把“富国裕民”作为经济发展的目标，但也看到了伴随财富积累而出现的贫困现象，他主张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来推进个人利益和社会福利的共同增长，以此来增进社会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但市场经济的发展表明，由于竞争和财富积累所产生的马太效应，任由市场对收入分配的自发调节只能产生贫富两极分化。面对这种情况，20世纪20年代产生的福利经济学主张政府通过对富人的税收来转移支付，建立涵盖失业、救济、养老、医疗、住房等方面的社会保障，实现社会财富的均等化。围绕社会保障理论，国家干预主义主张，政府是实施国民收入再分配和各种社会保障的主体；而经济自由主义主张市场是解决社会保障的有效途径，反对“从摇篮到坟墓”的过度福利化，坚持推行社会保障私有化的改革。

总之，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规律表明，市场和政府都不是万能的，二者都会表现出失灵，因此须将二者结合起来，处理好二者的“互补”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