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自诞生以来所面临的第一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1]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段名言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生产是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而需要正是人类的第一欲望。

这一欲望在漫长的原始社会、旧石器时代仅仅表现为劳动而能有所获，能够生存即可，不敢企盼，准确地说根本不会产生“收获能有剩余，生活可以富裕”的想法。为了能够生存，人类不得不共同劳动，共同分享极端贫乏的成果——因为人类最初的生产力水平太低下了。

漫长的旧石器时代结束了，新石器时代到来了，人类的生产力水平有了缓慢的提高，农业的发展和定居聚落的出现，是世界上一切农业民族通向文明时代的共同起点。生产逐渐有了剩余，人类有了剩余生活资料。虽然还很少，但毕竟人类有了积累财富的可能。我们猜测这一阶段人类的欲望一定会有所变化——企盼衣食住更好！但不幸的是当母系氏族公社转变为父系氏族公社以后，发展到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内部发生了贫富分化，财富流向了贵族，阶级出现了，富则富矣，而共享难再了！

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奴隶阶级一无所有，一贫如洗，难以存活，又岂敢求富？奴隶主阶级拥有一切财富，却欲无止境，“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尚书·无逸》）他们可以“以酒为池，悬肉为林”，（《史记·殷本纪》）社会上的“富裕”现象前所未见，但绝无“共享”，更不会有“共同富裕”理念的出现。

奴隶主阶级的骄奢淫逸是建立在奴隶阶级和平民大众的贫穷困苦之上的，于是便有了奴隶和平民的反抗斗争。“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汝，莫我肯顾。逝将去汝，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所！”（《诗经·魏风·硕鼠》），“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尚书·汤誓》）。奴隶起义、平民暴动、种种形式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于是便有了夏商之际、商周之际以及进入封建社会周秦之际的社会剧烈动荡的局面。统治阶级不得不反思这种局面反复出现的原因。他们以天命解释王朝的更替，也不得不关注造成动荡兴亡的最直接因素——民心的向背。于是便有了最初的“民本”思想：必须顾及民生。“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诗经·大雅·民劳》）“敬天保民”“敬德保民”“明德慎罚”“怀保小民”“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尚书·洪范》载君王要建立至高无上的准则“皇建其有极”，要聚合五种福祉，普施予他的广大民众，“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这五种福祉即“寿”、“富”、“康宁”、“攸好德”（喜好美德）、“考终命”（老而善终）。《尚书·康诰》有“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用康保民”“若保赤子”，《尚书·梓材》有“欲至于万年，惟王子子孙孙永保民”。《诗经》《尚书》记述的这些思想——“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等等，可以说隐隐约约地显示了“共同”的意味，或许说是历史上“共富”理念的初级形态吧。

但是西周等级森严的礼乐制度、封建（分封）制度以及统治阶级内部的争权夺利、不可遏止的骄奢欲望，不可能真正地实践“共富”的承诺。

剧烈变动的春秋时代来了，“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翻天覆地的变化中，社会弊端暴露无遗。人们怀念“大同”之世，也思考着如何稳定秩序安抚人心，便有了儒家为代表的诸子百家对社会民生的深沉探索。“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大道既隐”，孔子喟然而叹。他不得不思考着退而求其次——“小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的治国时代（《礼记·礼运》）。为此，孔子提出了“仁”的主张，仁者当“爱人”（《论语·颜渊》）、“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的为政以德主张，他在发展着周初“保民”思想的内涵。他又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目的是“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让天下人安康，透露了共安共康的愿望。他的学生有若反对鲁国国君欲再增税负，而主张藏富于民：“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学而》）。

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更在战国时代提出了极具理想色彩的主张：“仁政必自经界始”——恢复西周的井田制，人人都有一块分地，使“民有恒产”，“有恒产，则有恒心”，天下安，国可治（《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将孔子、有若的天下安康理念发展到对经济制度——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革层面上，在那个时代实在是无法实现的空想，但毕竟引发了无数知识分子的论议和平民百姓的企盼。

老子认为“我无事而民自富”（《道德经·五十七章》），墨子提出了“兼相爱，交相利”“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老子的民富思想、墨子的“兼相爱”“交相利”主张与儒家的民本民富思想一样在春秋战国时代已被历史证明的确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美好幻想。

但先秦诸子关于民本主义的思想和带有“共富”色彩的理念，却深深影响了秦汉以后各代不少政治家和思想家。

从晁错的“重农贵栗”“薄赋敛，广畜（蓄）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汉书·食货志》），到司马迁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从唐太宗的“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贞观政要·君道》）、“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贞观政要·辨告》），到唐代杜佑的“富国安人”（《通典·总序》）；从南宋朱熹的“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本在人君正心术而立纪”（《宋史·道学传·朱熹传》），到朱元璋的发展生产，与民休息，要求各级官吏把“田野辟，户口增”作为头等大事来抓，鼓励垦荒，减免赋税^[2]的恤民政策，再到清代康熙的赈灾救荒，蠲免租税，停止圈地，爱惜民力的举措^[3]，我们能看到先秦以来民本民富思想的发展和一定程度的实践，有一些甚至带有一定的共富色彩，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促进了社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www.daowen.com)

但我们又清楚地看到了历代的兴衰更替。比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更清晰地提出了均富、同富主张的恰恰是地主阶级的对立面——农民阶级，他们在自己的旗帜上不断书写着“苟富贵，勿相忘”，“伐无道，诛暴秦”（陈胜吴广起义）、“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北宋王小波起义）、“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如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南宋钟相杨幺起义）、“均田免粮”（明末李自成起义），直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保暖”的种种理想。

农民起义的结局，历史已经留下了答案：或是被镇压，或是成为地主阶级改朝换代的工具，那些“均贫富、共富”的追求只能成为口号印在了历史的记忆里。

到了清代末期，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康有为著《大同书》主张人人平等、安居乐业，并力图通过维新变法以达到“大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更提出了“天下为公”的三民主义一系列主张：“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并为此奋斗了一生。

但无论是康有为的“大同”还是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没能得以实现。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先人对民本、民富、共富的设想和追求从未停止过，但也从未真正实现过，愿望不可不谓美好，一些实践不可不谓努力，何以无法实现呢？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根源有三：

1.生产力水平的低下。

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极端低下的生产力造就了人类原始时代社会生活的极端贫困，造就了不得不共同劳动、共同分配的社会关系，虽有共享的成分，却绝无共富的可能。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在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还远不能达到物质上丰富和精神上丰富的极大提高，还远不能满足整个社会及其成员的需要。如果说富裕也只能是占人口少数的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富裕。

2.由此而决定的生产方式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是奴隶主土地占有制、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些所有制决定了社会必是剥削阶级统治者的天堂，而带给多数劳动者、被剥削者的只能是贫困和灾难。

3.建立在这种统治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的专政政权，就只能是维护他们自身利益的工具。如果说他们的一些政治家、思想家也能提出民本、民富，甚至共富的主张和举措，那就只是在履行着国家缓和矛盾的职能，是一种防止“覆舟”的手段，是一种美好的幻想。但是应该说这对一定时期的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和发展还是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