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早年鉴于市井不学之辈，稍识几味药性，略读几条歌诀，便公然为医，徒以搔不着痒之方，毫无治病功能之药，投诸病人，敷衍塞责，因而慨叹：“璜以为此乃当政之过失，地方社会不知慎重人命，创设医校，以为考究，坐令砥砆乱玉，死者接踵，夫复何言！”认为苟非及早提倡医学教育，培养后继人才，救死扶伤，济世利人，则祖国医学将难以取信图存。及汪精卫提出废医存药之议，引起海内外中医药界激烈反对，而在“三·一七”国医运动之后，伪行政当局虽被迫不得不取消原议，但先生高瞻远瞩，觉察当局决无振兴中医药事业之可能，乃邀同地方上热心公益事业之知名人士，如洪鸿儒、陈培锟等，创办医学传习所于厦门。越后，先生又乘兼任厦门国医馆馆长之便，报请当时之中央国医馆备案，创立厦门国医专门学校。先办业余研究班，后又扩充全日制本科班，大加培养中医后继人才。先生亲自为医校学员讲课，主讲教材多数自编自讲，所以登堂讲授时，左右逢源，融会贯通，对于古来之奥秘精义，以及繁讼纷纭，一经剖析，无不簇簇生新，明如日星。先生堂上讲到精彩得意之处，更是神采奕奕，每每卷袖指划，口若悬河，而听者则四座肃然，无不全神贯注。同学中有诗回忆先生讲课情景：“忆公讲课登堂日，神采奕奕跃如虎。卷袖指划口悬河，簇簇生新谈今古。于时四座肃无声，习习春风煦廊庑。”确是真实的写照。当时医校学员数百，遍及省内外各地，不少海外侨胞亦远道回国求学。无奈反动政府屡次干扰，伪教育当局三令五申，不准中医设立学校，先生坚决抵制，甚至构陷公庭，亦不为所屈。厦门国医专门学校当时在本省得以巍然独存，实有赖于先生苦心经营之力。至于筹备经费，延聘师资，主持教务等工作，更是备历艰辛，勇挑重担，从无怨言，其热心于祖国医药事业，兴学树人之精神，诚足令人敬佩。

先生又于厦门市筹建厦门国医图书馆，累积不少图书资料，甚至不惜献出家藏秘本。当时中医界以此为切磋钻研之基地，对提高理论认识起了促进作用。可惜抗日战争中厦门陷入敌手，书籍已毁于战火而散失无存。(www.daowen.com)

先生南渡星洲后，仍然不忘于中医教育事业，继续言传身教，为海外播下许多中医种子，其有功于祖国医学，殊非笔墨所能表达其万一。